生于天下承平的时代，战争之于我们，似乎相当遥远。只有翻开卷帙浩繁的史料，方能瞥见彼时的烽火硝烟——或许你对“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旋律耳熟能详，那是劲旅雄师外驱敌寇的激昂号角；又或许，你读过长津湖那令人不忍卒读的烈士绝笔：“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的耸立在我的阵地上！”那是冰雕连强大的战斗意志，纵是冷冽的寒风也无法击倒的信仰力量。那是缩影，也是群像；是军人的荣耀，也是国人的骄傲。我们不应遗忘，更不能遗忘。
那就镌刻在光影里吧，让一座座伟岸的丰碑矗立在鸭绿江、在清川江、在上甘岭……在忠魂埋骨的高山大川，永远为人铭记。
一、自身经历缔造的传奇
《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小说《团圆》，讲述了“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战士王成阵亡后，妹妹王芳在政委王文清的帮助下坚持战斗，最终和养父王复标，亲生父亲王文清在朝鲜战场上团圆的故事。”
夏衍认为：要使电影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形式，改编者和导演必须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当他指示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团圆》改编为电影搬上荧幕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部电影从编剧、导演乃至演员，都在紧扣这一理念。
巴金在抗美援朝期间，曾两次赴朝，与志愿军战士共同生活，为艺术创作积攒了大量素材。导演武兆堤，更于1951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共赴朝鲜。编剧毛烽，在朝鲜战场战斗生活多年，其间多次深入前线。而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更是在战火洗礼中成长的真正的战士。
与其说他们是塑造者，不如说他们是亲历者。其内心的情感发端于自身的经历，再借由对白、配乐和影像的交汇倾泻而出，故而其表现手段不必过于繁杂，人物对白不必过多堆砌，却足以引发情感共鸣，创造不朽经典。
二、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
电影情节按线性时间娓娓道来，整部电影所占比重最大的，是王芳这个角色。但她是绝对的主角吗？是，也不是。在电影后半部分，王芳救人负伤，王政委和她的对话，昭示了电影的主角：
王芳：“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王政委：“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抬着担架送你过河的金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难道你不认为他们是英雄吗？”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部影片中，英雄有许多形象。“饭香菜美手艺巧，战场上也逞英豪。”炊事兵可为英雄，文艺兵可为英雄，参与填弹坑的人民也可为英雄，这种崇高的精神贯穿始终，成就了凝聚人民的力量。
同时，以英勇顽强、勇于献身、乐观主义为表现的革命英雄主义也是本片的基调。当王成和妹妹王芳偶遇，在玩笑间传递着珍贵的家书时；当王成和警卫员小刘因为请求上前线而未获批准，只得郁郁寡欢地坐于树下，无比渴望地遥望着战前动员时，年轻的眼眸中涌动着的，是炙热的火焰，那是能照亮世间黑暗的光明，使人暂时忘却了战场的阴霾。他们是战士，是英雄，是敌人闻之丧胆的钢刃，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有志青年抛家舍业，千军万马枕戈待旦，他们毫不怀疑这场战役的胜利，哪怕为此付出的，可能是自己年轻的生命。
三、电影中所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
导演罗姆曾说：“摄影机是一位新来的剧中人，它不是机械的录像器，而是具有自己的见解的共同参加者。”
《英雄儿女》诞生于57年前，彼时技术手段不似现今这般发达多样。但它绝不是对故事平铺直叙的诉说，而是加入了艺术化的表达手法，赋予了镜头以镜头之外的涵义。比如蒙太奇的运用，就巧妙地突显了电影所要表达的情感。
当王成高喊着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与敌同归于尽之后，镜头转为傲然挺立的青松，通过对王成、青松两组镜头的交替呈现，表达了英雄的不朽，这即是“象征蒙太奇”的运用。
音乐在电影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它可以巧妙地成为剧情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加深观众的艺术感受。在这部电影中，对“音乐蒙太奇”的运用，成为了连接镜头、表达情感的纽带。在尾声部分，电影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宏大的场面：志愿军的队伍肃立于长空之下，一面写有“王成排”的旗帜飘扬在风中，他们正为了胜利，为了和平而宣誓，口中的誓言和背景的歌词对应了起来，触动心弦。随后，激昂的旋律在继续，战斗也依旧继续，当歌词唱到“我们永远朝着硝烟乘胜前进”的时候，画面也恰是迎着硝烟无畏前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乐曲与镜头在此刻交融在一起，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回响在银幕内外。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曾经，我们在战场烽烟里歌颂前赴后继的英雄；而今，我们在疫情前线歌颂逆行而上的勇士，在暴雨洪灾里歌颂抗洪救灾的战士……
历史正渐渐远去，英雄赞歌仍传唱不止，他们拱卫安定，守护和平，正如巴金笔下所写的那样：“在祖国的城市里该是万家灯火的时候，孩子安宁地睡在床上，母亲静静地在灯下工作，劳动了一天的人们都甜蜜地休息了。是谁在这遥远的寒冷的国土上保卫着他们的和平生活呢？祖国的孩子们是知道的，祖国的母亲们是知道的，全中国的人民都是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