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西方电影中呈现的“个人英雄主义”，华语电影对于人物的塑造更注重个体形象与群体形象之间的关系，在谍战题材作品中更是如此。我们很难看到华语电影中有如《碟中谍》、《007》一般孤胆英雄式的人物形象，更多的还是相对平凡、真实的个体，以及他们共同构成的人物群像。本文以电影《悬崖之上》为例，浅析该片对于人物个体与群像的塑造。
一、群像中的个体角色特点
在西方电影中，他们的“特工”形象通常是孤身一人，这一点在经典谍战影片《谍中谍》和《007》里均有体现。而在电影《悬崖之上》中，我们看到导演塑造了一支由四个个性鲜明的人物组成的小分队，四个个体人物分别代表了一个人的不同性格、不同状态，以及在面对矛盾时的不同选择。
张宪臣的犹豫。电影开篇，导演塑造了一个精明、老练的地下工作者形象，但却在之后的情节中，展现出老张的“犹豫”。在拿到密码书后，他没有选择和小兰一起完成后续任务，而是在二组被捕的情况下返身寻找他的孩子，最终不幸落入敌人手中，也导致任务中断；因为不愿放弃二组，拒绝将小兰的联系方式告诉老周，错失优先完成任务的时机。
王郁的机警。与老张的犹豫不同，影片中的王郁展现出的是她巾帼不让须眉的机警。在火车上，王郁识破被篡改的暗号并意识到危险；小兰身份即将暴露之际，命令几人下车并阻止鲁明回去通风报信，为小兰的逃脱争取了时间；二组被捕后，一边周旋一边设计逃脱。
楚良的冲动。四人组相遇时，目光多次在恋人小兰的身上停留，导致小兰被特务盯上；关心之下直接挑明小兰的身份，陷小兰于险境之中；被特务识破轻易发现密码书，导致老张身处危险。
小兰的坚强。在数次与特务的搏斗中帮助队友反转局势；陷入包围之后惊险脱身；与老周接头时险些被发现最终蒙混过关。
在这四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导演分别赋予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点：面对任务与亲情两难的犹豫、面对危机和困境的机警、面对突发状况的冲动、面对压力和恐惧的坚强。导演将“特工”这一特殊的角色拆分开来，让人物处于带有特工标签的特殊矛盾中，从而催生出不同的性格和抉择。单独来看，他们是四个个性鲜明的个体，整体来看，他们的组合是一个有血有肉、优劣参半的特工形象。而正是加入了这样的“缺点”和“不足”，才使得人物身上具备足够的真实性。
二、个体角色上的群像象征
如果说四人组中的每个人对应着一名特工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性格面，那么这个拥有不同性格面的综合的特工形象则是片中的周乙。从影片中来看，不难察觉周乙是一个复杂，或者说是丰富的人，导演通过让周乙数次面对同志的死亡，使得周乙这一个体角色身上带上了独特的象征意义。
与楚良追击巷战时，周乙忍痛开枪打伤楚良；在楚良为了保护自己身份不暴露而吞下毒药时，周乙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去。面对这一次的死亡，周乙与自己内心中冲动、浮躁的自己告别。
为保全大局，张宪臣将任务托付于周乙，自己拖着残破的身躯冲向敌人，周乙只能隐忍在一旁；张宪臣被执行枪决时，周乙看似平静地点烟，不断颤抖的手却透露出他此时的情绪。面对这一次的死亡，象征着周乙与自己内心中犹豫、纠结的自己告别。
他无疑也体现着机警、坚强的一面，在敌军之中忍辱负重，面对特务头领的猜忌巧妙周旋，遇到任务中断的情况坚定向前，最终完成任务。
导演以面对死亡这一方式，使得周乙这一个体角色身上带上了群像的象征意义，也重现了周乙这一角色的成长历史——或许在曾经，他也像张宪臣一般犹豫，如楚良一般冲动，但无数次的面对死亡，最终让他藏起了性格中的懦弱面，以机警和坚强背负信念前行，只为寻找那黑暗背后的一抹黎明。
三、由个体到群像
前文提到，相比于西方电影中呈现的“个人英雄主义”，华语电影对于人物的塑造更注重个体形象与群像之间的关系，许多的影视作品中均可看到群像的塑造。在电影《风声》中，我们看到吴志国和顾晓梦相互配合、为对方牺牲，最终完成了任务；在电影《流浪地球》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饱和式救援”，无数和CN171-11救援队一样的小队不惜一切代价只为完成任务。而在《悬崖之上》中也是如此。
四人组分为两队，最大程度上确保任务的顺利进行；一支小组完成任务后迅速撤离，另一支小队可以舍弃。在那个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黑暗年代，这或许就是无数地下工作者最真实的写照。
新中国成立前，无数革命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许多同志只能隐姓埋名，如同片中的周乙一样，冠以“周吴郑王”姓，缀以“甲乙丙丁”名，最终在不为人知处英勇就义。而正是这些无名英雄们的热血，擦亮了黑暗笼罩的天际，让光明重返大地。
导演以“周乙”这个名字，代指所有如同周乙一般的地下工作者们，以片中单一的个体角色为缩影，映照出历史中无数的群像，以小见大，将历史呈现在观众的眼前。
在常见的影视作品中，对于人物形象大多是专注于个体角色的塑造或是人物群像的描写。西方电影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擅长打磨个体角色；华语电影讲究“集体无畏精神”，更擅长塑造人物群像。二者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只要能将其中一个做到深刻，都能成就一部经典。而在电影《悬崖之上》中，导演兼顾了对于个体角色的塑造和人物群像的描写两种手法，使得影片中的人物层次分明、结构立体。同时，导演将“群像”的象征意义赋予“个体”，从“小”的个体出发，探寻“大”的群像，做到了个体与群像的兼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