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政发[1980]30号
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杜长绪同志，共产党员，原是财政部财经出版社“前进报”社办事员，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以“现行反革命”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一九七○年四月十八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当众恶毒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还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的罪名，判处杜长绪同志以死刑，立即执行，终年三十六岁。现已查明，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杜长绪同志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立场坚定，是非分明，无私无畏，对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深刻揭露，作了坚决斗争。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纯属诬蔑诽谤，应统统推倒，恢复名誉，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杜长绪同志的父亲，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烈士的后代杜长绪，对党无限热爱，对社会主义无比忠诚。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四人帮”一伙在上海刮起了反革命的一月黑风，向无产阶级夺权。当时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一月夺权的反革命动员令――“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杜长绪同志向印传单的红卫兵指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大毒草。并始终坚持“不管是谁批的，是毒草就是毒草”。
杜长绪同志在被拘留审查期间，虽身体受到摧残，精神受到折磨，但是他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淫威，坚贞不屈。经多次审讯，他坚持观点不变，并尖锐地指出：“他们(指上海文革小组)把生产、革命对立起来了，他们没有按照群众的要求去指导革命”，“上海文革小组就是使群众离开工作岗位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审讯中，他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宣称：“现在掌权的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现在赶下去的是无产阶级”。“公安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但文化大革命中有多次反复，被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篡夺了领导权，在这里扣着许多共产党员、工人、学生。他们是革命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抓起来的”，“你们把革命说成反革命，这是资产阶级逻辑。我甘当这个反革命，我感到光荣，我感到高兴”。“你们说我是资产阶级的，正好说明我是无产阶级的，我这个反革命当到底！”“受审判的不是我，而是你们！”“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杜长绪同志在狱中，还向同屋人宣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观点。他认为：“一九六七年元月，在中国的领土上重新出现了乌云，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夺了权，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专政了”。“有人利用群众对毛主席的威望蒙蔽群众，打着红旗反红旗”。“北京旧市委是好的，彭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众是受蒙蔽的”。“刘少奇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列主义者，他一直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将证明刘少奇是对的，不会被人民抛弃的”。“《论修养》不是黑修养，不是毒草，是中国共产党修养，是一篇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书，我不出去则已，出去就一定学好修养”。他还说：“现在的干部全被揪出来了，难道全错了吗？”“邓小平、陶铸、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刘仁……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此同时，他指出“林彪自称是上级，太骄傲了，目前应该把他看作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现在应该把他们看作是执行资产阶级专政的”。
历史已经证明，杜长绪同志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观点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他具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无比的革命坚定性；他在国家危难之秋，挺身而出，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夺，真正具有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无产阶级的铮铮铁骨；他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模范和思想解放的先驱。我们为我们的党有杜长绪同志这样优秀的共产党员而骄傲。我们首都的全体干部和广大人民要向杜长绪烈士学习，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同心同德，为加速首都的四化建设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