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牵头组织“月圆京城 情系中华”中秋节活动。郭玲摄
▲每周三，南锣商会组织商户开展志愿南锣活动，在主街上打扫卫生。宣树青摄
2016年南锣整治过程中，商会工作小组一家一家做商户工作。前排右二为南锣商会会长徐岩。宣树青摄
图为李信老人和他家屋顶的团龙。和冠欣摄
北京老城的中轴线，北端是钟鼓楼。站在鼓楼上南眺，西边是什刹海，东边是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全长786米，1267年和元大都同期建成，是我国唯一完整保存元代胡同院落肌理的传统民居区。
近20年里，商居混杂，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这里激烈交锋。东城区交道口街道通过“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商会前置、商户自律、居民参与”的多元共治，在保护和发展间寻找平衡。
发展难题
房屋破旧、人口超载、业态低端、人口老龄化……二环里的胡同平房区，环境状况相对落后，居民生活亟待改善。
也许是中央戏剧学院坐落其中，也许是紧邻商业气息浓郁的什刹海，1990年代末，南锣鼓巷陆续出现了一些文艺小店，酒吧、咖啡馆等，把现代气息注入古老的胡同。
看到这种苗头，地方政府悉心呵护：拆违建、拓宽主街、实施架空线入地工程……南锣鼓巷商业街渐渐兴起。
2009年，南锣鼓巷入选美国《时代周刊》亚洲25片“最佳风情区”，给人气爆棚的南锣又加了把火。“五一”期间单日客流达到十几万人次。
发展过快弊端凸显：商业同质化过度，低端业态过剩；开墙打洞门脸增多，违规牌匾挡住了主街两侧建筑的风貌；除部分房东外，大部分居民没有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却饱受道路拥挤、噪音扰民、油烟污染等困扰。
政府职能部门偏重完成招商引资和税收任务，商户专注经营利润，居民讲究居住环境……在自发式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目标、利益之间，缺乏沟通协调。
这也是那个时期社会治理水平的反映。
查阅史料，1998年，党的文件里出现“社会管理”一词，“社会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写入文件。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参与权是人民群众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人性需求的组成部分。物质匮乏的社会阶段，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尚不突出。但是到了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生成的今天，马斯洛需求层次规律开始应验，人民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愿望日益凸显。因此，党和政府要为人民群众参与治理创造条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说。
搭建平台
如何为人民群众创造参与治理的条件？
在今天，这样的实践层出。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创新了“东四南历史文化精华区治理创新平台”。把所有想在这个区域干事、能来这个区域干事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在地机构、志愿者等资源整合起来，更好地和需求对接。
西城区形成了一整套的“民生工作民意立项”工作机制。政府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如德胜街道每处腾退空间具体用来做什么、怎么做，都进行广泛的民意征集，“为群众需求立项、用群众眼光选择、以群众标准衡量，真正实现惠民利民。”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和来自清华同衡的责任规划师团队联手，组织了“发现学院路：2018城市设计节”，通过实地走访、学术沙龙、方案进社区等活动，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为接下来的城市更新做好思想动员和意见征集。
当初，南锣也从搭建协商平台开始。南锣鼓巷地区有四个社区，为了统筹协调社区、商户、居民、在地机构等各方利益，交道口街道牵头成立联合党委。
“宏观上，通过召开党委会的方式对事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微观层面，在经济发展、业态调整、社会建设、环境治理、安全维稳等各项具体工作中，先期介入、中期协调、后期监督，协调各方利益。”交道口街道办事处南锣管委会专职副主任轩拥军介绍。
“基层共治首先必须构建共治平台，培育共治价值，秉承公共精神，并在规章制度的框架内，在社会组织的引导下，为共同利益开展共同行动。”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金成波说。
2012年9月，南锣鼓巷胡同节又开幕了。
之前，联合党委以“开放空间”的形式，把相关各方叫到一起，鼓励大家就环境卫生、交通管理、经营秩序、惠民措施、历史文化保护等“和谐南锣”发展问题建言献策。经过几轮讨论，形成《南锣公约》。
胡同节上，南锣商会会长徐岩作为代表进行宣读：爱国守法，保护风貌，诚信经营；价格公道，服务优质，顾客至上；坚持原创，行业自律，公平竞争；店容整洁，门前三包，干净卫生；规范经营，证照齐全，接受监督……
“对于共治，通俗的理解就是，各大主体通过沟通、协商、调和、合作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硬碰硬的办法来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妥善解决矛盾纷争，进而达成一致性意见、采取一致性行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夏锦文表示。
《南锣公约》让南锣多元共治有了初步成果。
商会前置
“火箭式”发展的南锣鼓巷靠“公约”已经勒不住缰绳了。
“数量太多。临街的房子几乎全是商铺。倚门售货，占用公共空间，人都挤到大街上了。商家之间恶意竞争，互相‘撬房’，一个房东几十个人追。”徐岩回忆。房租高了，早期的特色文创店难以支撑而逐渐离去，回报率高的低端业态却迅速膨胀。2013年，南锣主街上光卖肉串的店就有80家。经营氛围、环境状况不断恶化。
2016年，东城区主动摘下南锣鼓巷3A旅游景区的牌子，降低商气。那一年的区党代会上提出，未来5年东城区将重点打造南锣鼓巷等6片“历史文化精华区”，实现“保护风貌、改善民生、提升环境、文化复兴”。
“要实施五大工程，包括公共空间、风貌恢复、业态提升、安全提升、交通治理等。”时任交道口街道工委办公室主任吕帅帅道明目标。施工要封街，至少半年，意味着商户们半年没有收入，一些大户将损失数千万元。商户对立情绪严重。
怎么办？街道推动商会走上前台。
日本政府为了促进商业街事业的活性化，就分别建立了“商业街振兴协会”“事业共同协会”等法人组织，以强化商业街各店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提高其组织化程度。
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也有这样的组织。人员由商业街上的业主组成，其会长是一位在大街上经营酒吧多年的老板，各个品牌在同一大街上都是合作者，将“香榭丽舍”推广出去甚至比推广自家品牌更重要。
而在中国的商业发展史上，同行业、同区域的商户组织起来，成立行会、公会的历史，要早于西方的商会。不管叫什么名字，作用都是调整同业关系、解决同业矛盾、保护同行利益、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商会领袖往往都是由行业内最有影响力的商人担任，能够协商于政商两界。商会的属性决定了其在做商户工作时的天然优势，同时也是商街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徐岩的个人经历也带有传奇色彩：他曾是政府部门从事政策研究的处长，担任过媒体总编，下海后历任多家企业的CEO。2007年，他因看好南锣的发展而落户，并创办了“咂摸”餐厅。当徐岩把简历递交到南锣商会后，换届时他毫无争议的当选会长。
“这条街如果倒了，最倒霉的是商户。这是生死存亡的时刻。”徐岩说。商会召开全体会议，分析形势，讲清利害，发动商户自行整改。2016年“十一”，南锣顺利封街启动整治。
商会如何发动商户自行整改？
街道和商会一起，把南锣主街分成三段，每段安排一位街道科室科长任段长，再配一名商会副会长，责任到人，逐户做商户的宣传动员工作。
作为会长，徐岩先拿自己开刀。那时，他已将雨儿胡同2号改造成小吃城，装修好了，大厨已经就位，就等着开业大赚一笔了。但为了响应业态升级的改造要求，徐岩主动叫停了小吃城，改为非遗博物馆。
在商会的动员之下，在外立面整治过程中，商户们没有要政府一分钱，主动按照南锣风貌管控导则的要求，对自家的外立面进行改造，并全部通过了政府验收。
2017年“五一”，南锣重新开街。此时，商户减少了87家，倚门售货全部改为进店经营，34%的餐饮店都升级为文创店，低端业态基本淘汰。
共治共享
经过7个月封街整治，南锣呈现出向好的气象。
如何防止反弹？“经验表明，单纯依靠传统行政手段不但效果并不明显，而且容易出现‘反复管，管反复’的乱象。”轩拥军说。
据中山大学教授、欧博企业研究所所长曾伟的学术观察，“无论是哪种模式的外国商会，它们的权威性都远远比我国商会的权威性大，表现在对待行业的规范管理具有权威性。这是因为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发达，而中国则是官本位思想浓厚。”
但交道口街道大胆改革，主动放权，鼓励商会参与日常管理。比如，把风貌和业态把控的第一关交给商会。
改造后，南锣商户已由235家减少到154家。但作为热门商街，这里的商铺换手率很高。商铺转手后，经营内容、店面装修，都会对整个商街的业态和风貌产生影响。
南锣出台规定：“商户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申请业态变更、立面修缮，将由管委会受理，但要先征询商会意见，由商会出具初审意见，再通过联审会进行审核、批准。”
南锣还建立了商户诚信经营管理体系，设立量化考核体系，授予商会一定的监督权，根据各执法部门法律法规和商会自律公约规定的内容，如果商户出现问题，由商会扣除相应分数，当分数达到相应数值后，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并由管委会实施约谈店主、停业整顿、永久关停等三级惩戒。
“有位才能有为。政府把不该管、管不好的交给商会，既可以减轻政府负担，还能提高管理效率。”徐岩说。
为在居住和商业间取得平衡，街道又提出“共建共治，共享反哺”的治理理念，继续开展“南锣开放空间”讨论活动，让在居商矛盾中相对弱势的居民有了话语权。同时，引导商会开展公益活动，反哺地区发展，改进街区环境，改善居民生活。居商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一种样本
全国开在历史文化街区里的商业街不止南锣鼓巷。如成都的宽窄巷子、上海的田子坊。
宽窄巷子在前期规划时，就定位为“老成都底片 新都市客厅”，因此在规划设计方面，对入驻商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从外立面设计到商业外摆，统一规划和个体管理相结合，保证了风貌的整体性。而且，宽窄巷子是由成都国资委旗下的成都文旅集团负责进行公司化运营。
田子坊发展早期，石库门原住民自行改造自己的住房后出租，他们自发组织了“田子坊石库门业主管理委员会”，住户出租事宜需经业委会办理，以保留该区特色为优先。后来，上海市黄浦区在区级层面成立了田子坊地区管理机构，全面协调整个区域的建设发展管理工作。
和宽窄巷子的公司化运营、田子坊的区级管委会体制不同，南锣鼓巷通过多元共治，实现商业街的管理运营。
在二环里，还有大片大片的胡同平房区，亟须解决保护与发展、改善民生问题。而特殊的地理位置又给发展预设了重重限制条件。如何在保护风貌、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南锣鼓巷提供了样本。
起初，南锣商街的兴起是自发式的，政府发现苗头后是鼓励的。但南锣的发展速度之快，超出预期。当发展过快导致矛盾激化时，政府采取补救措施，成立联合党委、组织“开放空间”进行讨论、封街改造提升、商会前置加强后续管理……一系列的多元共治举措，及时给南锣刹车，才有今天风貌得到一定保护、商业欣欣向荣、文化味儿更足的南锣。
五道营胡同、国子监、前门西打磨厂街、鲜鱼口、杨梅竹斜街、草厂地区……老城范围内，还有一片一片的胡同，在保护中寻求发展，希冀为古老的街区注入新的活力。如何在发展中少走弯路，南锣或可镜鉴。
胡同生机
编者按：胡同四合院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民居，更是古都风貌中独具特色的景致。今天，在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四合院里，仍生活着一代代老北京人、新北京人，他们与城市发展同呼吸、共命运，本报开设小专栏，给您讲讲新时代胡同里的那些人和事儿。
屋顶的团龙
80岁的李信家住东四三条35号。老人身体硬朗，就有一样，吸烟，一天10根。可不管酷暑严寒，从不在屋里吸。
“这棚顶有团龙，烟熏不行。”老人说。
棚顶哪来的团龙？又有什么珍贵的？
这还得从35号院说起。经专家考证，这里原是清代的车郡王府，2013年挂牌区级文保单位。
“蒙古郡王车林巴布的院子，1730年重建的，四进，从三条一直到四条。汪精卫住过，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文化委员会在这儿办公。二进院的正房是会客厅，周恩来总理在这儿接见过越南总理范文同，就我住的这屋子。”老人如数家珍。
1975年，为照顾父母，李信一家搬进35号院。二进院的三间正房，进深比较深，面积也比普通的三间房都大，产权单位就把中间一间隔成南北两间，李信一家住东边的一间半。
“当时也不懂，一看这棚顶挺特色，被木枋打成井字格，每个格子中间画的都是龙，小时候在故宫看过，老百姓家肯定不会有这个，这主人身份低不了。”李信说。
“晚上睡不着，就盯着这龙看。看多了，一条一个样儿。”老伴儿李保贤笑说。这套院第三进最气派，正房是5间。听院里老人说，原来棚顶也都是龙，“文革”时被拿洋灰抹了。二进院的正房当时是仓库，棚顶的龙才免于被毁。
老人打开手电筒照着，记者细看，这棚顶真好看啊！底色是绿色的，木枋的边框是金色的。团龙图案外方内圆，方框四角有五彩的祥云，圆圈里是暗蓝底色，龙的全身是明蓝色的。虽然历经近三百年，依旧色彩艳丽、栩栩如生。四周的梁柱上还绘有二龙戏珠、花鸟、人物等图案，惟妙惟肖。
老人说棚顶的隔板是活动的，龙先画在纸上，再贴到木板上，最后放到木枋上。维修屋顶时，工人顶开隔板就上去了。
挂牌文保单位时，专家说，这不是普通的四爪龙，是五爪龙，规格很高。李信一家更是加倍爱护。
因为当年是大殿，层高近5米，有点儿热乎气都跑上面去了，住在里面特别冷。尽管装了暖气，开着油汀，在屋里李信还穿着羽绒服，整个冬天都是。记者看到墙上的温度计，室温只有15℃。
李信的姑爷是搞建筑的，给岳父做好了设计：把房间隔成两层，阁楼上掀开南向的屋瓦，做成阳光房。这样光照也好了，室温也上来了。但这会破坏棚顶。老两口没答应。
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外孙女做文玩行的同学家长听说了李家棚顶的宝贝，光看了看照片就表示，3万元一块，有多少收多少！如果怕被发现了不好，他们可以做好仿制品给替换上。一间半房，一共60块，加起来可就是180万元！
这，李信更不能答应！
又冷又黑这么苦守着，值得吗？
“我刚搬来时，这院还有抄手游廊、上马石什么的，这些年都破坏了。”李信说，“好几百年传下来这点儿东西，不能再糟蹋了。”（于丽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