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善“骑射”

　　乾隆皇帝射猎图（局部）郎世宁等 绘

　　乾隆皇帝大阅图 郎世宁 绘

　　“骑射”是清朝（尤其是道光朝以前）最重视，也是最普遍的一个军事训练项目，不少典籍均有记载。读过《红楼梦》的人，大概还记得第七十五回说到贾宝玉等人“习射”，连一向迂腐的贾政也称赞道：“这才是正理。文既误了，武也当习，况在武荫之属。”“骑”指骑马，“射”指射箭，“骑射”即在策马疾驰中飞箭中的，这是女真人在长年狩猎中练就的绝技。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鄂温克人、鄂伦春人和赫哲人融入后金，深得努尔哈赤的喜爱，因为他们都善射，尤以赫哲人为最，还专门设有箭队，用小弩射紫貂的眼睛（因紫貂皮十分贵重，射眼可保护皮毛的完整）。努尔哈赤提倡女真人向赫哲人等学习射箭绝技，后金入主中原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当得益于此。

　　后金入关建立清王朝后，更加重视骑射。根据《清太宗实录》的记载，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就将金世宗完颜雍提倡的“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之法归结为“国语骑射”，拒绝朝臣效法汉人服饰的建议，主张保持骑射制度，入关后更是规定武举要试骑射，八旗官兵考核科目中第一重要的也是骑射。不仅皇帝本人和满洲八旗官兵要能骑射，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官兵也要掌握这项技能，而后还扩大到所有八旗成员和子弟，包括国子监的监生和官学的学生，所以在《红楼梦》第二十六回贾兰说：“这会子不念书，闲着做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这是非常真实的描述。皇子自六岁起就要练习骑射，《听雨丛谈》记：“每日皇子于卯初入学，未正二刻散学，散学后习步射。在圆明园，五日一习马射，寒暑无间。”亲王、贝勒以下，年满六十岁，才可免去骑射练习和考试。而从赏罚标准来看，是极为严格的，《旗军志》载：朝廷“命兵部尚书于春二月，角射而赏罚之。前期，都统、副都统率其属及部卒，习射于国郊。日一往。数日，兵部尚书监视，而第其上下：一卒步射十矢，马射五矢，步射中七，马射中三，为上等，赏以弓一矢十，白金、布帛各七。步射中五、马射中二，为中等，赏白金、布帛各五，无弓矢。步射中三，马射中一，为下等，无所赏。马步射或一不中，或两俱不中，则笞之。一佐领受笞之卒过十人，则佐领有不善教练之罚，至夺俸。一旗满六百人，则都统、副都统之罚亦如之。护军、先锋营阅射亦如马军之制”。

　　清朝鼎盛时期的几位皇帝都重视骑射，其中最身体力行者当数乾隆帝。《乾隆御制诗五集》卷廿五中有《骑诗》一诗，在注中提到他十二岁即陪康熙帝“临门骑射，每因射中，荷蒙天语褒嘉”。乾隆帝每年要举行围猎骑射，亲自倡导，在他八十岁时还亲临木兰打围。据《清朝野史大观》，每年夏季接见完武官之后，乾隆帝即率百官至宫门外“较射”，如官员较射三箭不中，立刻予以斥责；秋岁出塞时他也要较射，每次都是三矢三中。乾隆十四年（1749）十月，他于南苑大西门外连射九矢，竟无虚发，可见射术之高。乾隆帝认为：“本朝以弧矢得天下，岂可忘本？”为了保持武士的“尚武”传统，他不仅身体力行，还制定了各种规章，特别强调八旗子弟自幼就要学习骑射。

　　旗人家的男孩降生后，要在大门上悬挂弓箭，预示将来有弓马前程。弓箭是旗人家幼童的玩具，以柳木为弓、荆蒿为矢、鸟类为羽，幼童携自制小箭，每人出两枝竖立一堆，距三十步远，依次射中得箭，“孤矢之利，童而习之”。正因为自幼练习，旗人十几岁时，便已善于骑射了。

　　清朝选定皇位继承人，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善骑射”，有记载即与此有关：在继承皇位这个问题上，道光帝在皇四子奕詝与皇六子奕訢之间犹豫不决。他几次考察两个儿子，最后一次是在木兰秋狩时比试骑射，奕詝自知骑射比不过奕訢，恐慌之下请教老师杜受田，杜密示其“藏拙示仁”之策。待比试之日，奕訢驰马弯弓射杀了不少走兽，而奕詝却持弓不射，道光帝询之，答：“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这番话引得道光帝大赞：“此真帝者之言！”始密诏立储，奕詝成为后来的咸丰帝。其实，咸丰帝不仅骑射不如后来被封为恭亲王的弟弟，连资质也远逊之。这是有关骑射的趣事，不仅如《清朝野史大观》这类野史将其收入，正史里也是有记载的。

　　自康熙二十年（1681）至道光元年（1821），清帝每年都要巡幸塞外行围，即所谓“非以从禽，实以习武”的“讲武之典”，目的在于提倡骑射以“肄武绥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木兰行围”（“木兰”是满语“哨鹿”的意思），地点在承德以北，一百四十年中从未间断。道光帝是最后一位重视骑射的清帝，他曾画习射像，并在画像上题诗：“几闲弧矢每操持，家法勤修志莫移。”看来他将骑射视为“家法”，勤于练习。而后，骑射之习逐渐没落，同治年间曾于北京南苑进行过一次行围骑射，参阅的八旗成员竟然预先买好野鸡、野兔之类，交差时“临时插矢献之”。至清末，八旗士兵迫于生计，无心习武，已不识弓箭为何物了；凡遇校阅，干脆雇人冒名顶替，逢战事，便依靠汉人的绿营（后来连绿营也腐败了，只能依靠曾国藩等人训练的民团）。昔日骁勇善战、体魄强健的八旗子弟都变成游手好闲之人，而骑射这一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训练项目，也走向末路。

　　当然，在清末的北京依然可以看见骑射遗风，北京的旗人流行“以射为博”，《红楼梦》中有相关描述。当局严厉禁赌时，唯独对旗人射箭赌博不加以禁止。射箭后来演变成民间游戏，如清人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中有一首咏《射鼓》：“熊虎为俟此滥觞，连环绣革试穿杨。太平脱剑军鼙息，却忆昆仑狄武襄。”诗前小序道：“以皮为的，连环数重，如鼓形，在于命中，儒射也。”还有一种射戏名为“引腹受骲”，李声振也有诗咏：“画腹为正君莫疑，便便引受了无奇。骲头休倚雕弓劲，礼射原来不主皮。”诗前小序道：“健儿戏也。人以骲镞箭射，辄引腹受。了无所损，以示其勇。”那句“太平脱剑军鼙息”，成了骑射制度没落的尖锐讽刺和生动写照。

　　如今，北京仍留有不少与骑射有关的遗迹。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所立《乾隆上谕学习骑射国语碑》：“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较猎，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操演技勇谅切训诲”，“俾我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毋或稍有怠惰”，“冀亿万世子孙，共享无疆之庥焉”。可见乾隆帝用心之良苦。还有景山公园东门内北侧有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射坛，是明、清两代帝王观大臣射箭之处。再比如安定门内国子监西路北有箭厂胡同，原是清代国子监的监生练习骑马射箭之地，曾修建供监生习武的射圃、箭亭，而今均已拆除。

　　至于北京保留下来的与骑射有关的地名，今北五环路上有“箭亭桥”——当年圆明园护军营的每个旗中均设有箭亭，供士兵习射之用。今地安门以东有北箭亭胡同，也应是旗营习射之地。东四一带原来有一条小胡同叫弓箭大院，是清代制造弓箭的处所，冯友兰先生曾在此地收集到上百支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至于早年间旗人有若干与骑射习俗有关的谚语，比如“弓箭师傅数弓码——一五一十”等，现在没有多少人说了。（朱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