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各界送別戲劇理論家劉厚生 戲劇是他的生命，也是他的使命
2019年5月18日，天氣於初夏而言偏冷，天空中不時落下小雨。5月14日在京逝世、享年99歲的中國文聯榮譽委員、戲劇理論家劉厚生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
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李屹，中國文聯副主席趙實、董偉等領導，以及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劇協主席濮存昕，中國劇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陳彥等戲劇界、文藝界人士到場送別劉厚生。
告別廳外，一副輓聯上書“磊落一生，於人於事於心無怨；誠愛一世，對親對友對己不悔”。廳內，各地劇協、戲劇院團、高校、研究機構和戲劇界、文藝界人士敬獻的花圈滿載人們的哀思。大家緩慢步入告別廳，在“長亭外，古道邊”的曲聲中，向劉厚生作最後的道別。他生前對戲劇工作者的諄諄教誨、拳拳囑託，言猶在耳。
劉厚生在北京人藝建院6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發言，令濮存昕記憶猶新。濮存昕説：“當時他談到市場對戲劇的影響，還有戲劇人才的修養，為此感到憂慮，這兩個方面，一是戲劇生態的問題，一是戲劇‘種子’的問題。他的思路敏捷、清晰，觀點準確，那篇文章我每每回看，都有所收穫。他對戲劇的把握站位很高，但看問題又非常具體，這種境界我們無法抵達，只能學習。他的去世，是我們的遺憾，也是戲劇事業的損失。”
5月17日夜裏，中國劇協副主席、越劇表演藝術家茅威濤從杭州乘當天最後一趟高鐵趕到北京。“此前聽説劉老住院，我已經約好來看他，我知道見了面，他又會説很多鼓勵我的話。”茅威濤説，劉厚生早年在上海工作期間就和越劇結緣，在雪聲劇團參與了《祝福》《梁山伯與祝英臺》《紅樓夢》等越劇劇目的創排。浙江小百花越劇團於20世紀80年代初創立，劉厚生一直看著“小百花”成長。“他對越劇、對‘小百花’有着一份舐犢之情。在‘小百花’創立30周年時，他寫來賀詞，對我們的囑託非常厚重。”
“劉老是最懂我的。他曾説茅威濤在藝術上師承尹桂芳，在思想上師承袁雪芬，並不是説尹先生沒有思想，而是以袁雪芬為代表的那一代改革家的精神，在這個時代需要繼承。我非常感動，因為他知道我在做什麼樣的事。”茅威濤説，“曾經越劇這樣一個小劇種，從地方來到大上海，在袁雪芬等藝術家的努力下仰起頭來迎接新文化，於是有了百年越劇的歷史，今天越劇要如何堅定自信地仰起頭來，迎接網際網路時代，我們的確需要那樣一種改革精神。劉老也給我寫過許多信，信中希望我能把這種精神延續下去。”
有許多劉厚生的同齡人、當年的“戰友”不顧年事已高趕來送別。中國劇協原書記處書記顏振奮今年90歲高齡，據他回憶，20世紀60年代，劉厚生從上海調到北京。“我們在中國劇協共事，他在刊物《戲劇報》（今《中國戲劇》），我在刊物《劇本》，後來我們又在同一個領導班子，共同參與中國劇協工作和戲劇工作。我們這個班子共同做了幾件好事，創立了中國戲劇梅花獎、曹禺劇本獎、中國戲劇節，推出了許多優秀演員、劇本和劇目。”
顏振奮説，在為人上，劉厚生平易，提攜後進，注重培養年輕人。他生活清苦、淡泊，對同事、同行情意十分深厚，“厚生經常請我們到家裏小聚，請他的愛人做幾個小菜招待我們，有外地來京演出的劇團、演員，他也會請到家裏相聚。”“厚生寫過一篇文章《我的心啊在戲曲》，字裏行間都是他對戲曲的熱愛。只要身體情況允許，他一年要看幾十台戲，經常給一些劇目出點子、提建議、寫評論，對許多劇目都起到了促進作用。”顏振奮説，劉厚生一生為戲劇工作，奉獻了全部。
“我們這一輩人一參加工作就和他共事，他是領導，也是長輩，當時我們都叫他‘厚生’。”中國劇協分黨組成員、秘書長崔偉回憶道，“他待人溫和，從不讓你感覺到他和你在年齡或身份上有隔閡，他後來成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戲劇理論大家，但當時他就讓我們由衷地尊敬，對他的人格由衷地嚮往，回想起來，他的為人、對戲劇的熱愛深深影響了我們。”
崔偉説，劉厚生把戲劇藝術當作他的生命，戲劇幾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內容、情感的全部維繫。他也把戲劇當成使命，他時刻惦念、憂慮着戲劇的發展。他對戲劇家的親切關懷和嚴厲要求是一致的，鼓勵和批評都是建立在促進戲劇整體健康發展的責任心之上，很多時候，他會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到了晚年，發言就更加直率，即使周圍一片讚揚之聲，他也能一針見血地提出問題。隨着年齡的增長，他對戲劇的關注有增無減，從來沒有因為觀念來不及更新、接觸創作一線較少、思考力不足等原因而落後、疏離於時下發展，對於戲劇現狀，他總是能敏銳地把握、準確地發聲。
“他生前曾一再囑咐我們一定要學習，一定要看書，他捐贈給中國劇協的50萬元和許多書籍，都明確叮囑是供大家學習之用，如今他離開了，我們當繼續學習，繼續完成他的工作，不負他的期望。”崔偉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