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市政協委員赴北京市琺瑯廠、西城區非遺中心調研非遺保護與傳承。
自2018年8月啟動《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産條例》立法協商以來，北京市政協組建專業、法律專家組。相關委員先後4次走進北京市琺瑯廠、西城區非遺中心等地,了解非遺傳承現狀，與非遺傳承人面對面交流座談，提出意見建議超過400條，最終形成的立法建議將報送市委，並批轉市人大常委會辦理。
據悉，《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産條例》立法協商，不但是2018年市政協年度協商工作計劃中的一項重點議題，形成的立法建議也將成為立法的重要參考。
現狀
12000多非遺項目需立法保護
來自北京市文化局的統計數據顯示，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産資源豐富，據普查全市非物質文化遺産資源有12000多項，截至目前北京市已有11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作名錄”項目，126個國家級代表性項目，273個市級代表性項目，909個區級代表性項目。
項目眾多，傳承人年齡偏大，個別項目已經無力傳承，分類保護原則為核心的保護方式有待明確等問題凸顯。數據顯示：僅市級代表性傳承人中，70周歲以上的就佔了40%左右。
通過立法協商，儘快出臺相應的保護條例，構建傳承體系、提高保護和生存活力的工作已迫在眉睫。
現場
直面非遺傳承人
委員提出立法建議400多條
口技、京西太平鼓、泥人張（北京支）彩塑、京作硬木傢具、北京鬃人、彩塑京劇臉譜……今年9月的一個下午，北京市政協禮堂的一間會議室內氣氛熱烈。在京部分國家、市、區三級的非遺項目傳承人代表，與20多位立法協商專家組的委員共商立法保護和傳承。
“2015年，我們排練了一個月，就演了4場，2016年又用半年排演，也只演了兩場。是觀眾不喜歡嗎？不是。演出後，觀眾都不走，等着返場。可為何一提口技就認為沒有市場呢？主要是缺乏商業運作的能力，這已是非遺項目共同的困境……”説到這兒，耄耋之年的口技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牛玉亮已有些哽咽。
“我們出去演出，機場安檢就覺得我帶的笙很怪異，反覆打開安檢……”笙管製作技藝國家級傳承人吳景馨説，“大家太不了解傳統的笙管了。為此，我們開發了‘玩具笙’，小孩能拼裝，也能吹奏，可光是申請專利的流程就讓人頭大。”
“即便要掌握最簡單的非遺技藝，也要苦練多年，要把它當作謀生的手段，就太難了。所以年輕人不願學。我是學外語的，本來可選的職業很多。只是不想看到家傳斷在我手上，才把責任擔下來，可像我這樣的非遺‘二代’已很少了。”北京鬃人區級傳承人白霖説。
“北京該是到了立法保護非遺的時候了……”傳承人紛紛述説着面臨的困境，委員們認真地記錄着，不時提出一些問題……
市政協相關負責人介紹，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市政協非遺立法協商組的委員們多次走訪調研，幾乎對《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産條例》（草案）的每一條都提出了建議。
協商
認定標準：70多條建議寫入立法建議
9月的北京，秋風送爽，市政協委員們來到北京市琺瑯廠，了解景泰藍技藝帶徒、傳承現狀……
“有個由盲人組成的藝術團，沒列入非遺項目和確定非遺傳承人之前，發展得挺好，可代表性人物被認定為國家級非遺項目傳承人後，資助和榮譽集於一人，反而造成了內部矛盾，藝術團還解散了，這個問題在集體項目很典型，類似的問題北京也有。”座談中市政協委員、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師楊利慧的發言引起了委員們的熱議。
“要避免出現有了代表性傳承人，反而影響非遺存續力的問題，就要解決保護等級化的問題。”楊利慧説，對集體的項目，應把資助代表性傳承人，改為集體資助方式。
“在西城調研時，發現了非常好的解決方法。”市政協委員、北京雷傑展達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張偉説，西城把非遺項目分成了四類，一類是瀕危的，確實已經沒有或傳承人少於3人的非遺項目，應採取特殊保護，比如錄製視頻，或給予傳承人最大力度的資助，而二、三、四類保護力度依次遞減。
此外，當前我國的分類方式僅限於代表作名錄項目，很局限。在這方面可借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非遺的認定和保護分類方法。即按照非遺瀕危程度分為急需保護項目、代表作名錄項目、優秀實踐和國際援助。
共識
“劃分瀕危、瀕絕、保護名錄；對傳承人的支援與鼓勵，要以其傳承實踐為認定標準……”經過委員們反覆論證、討論和調研，北京應率先提出對非遺的分類認定和保護，細化認定標準，70多條建議寫進了非遺立法的保護與傳承部分。
協商
商業適度：保護開發不應危及存續力
在西城區非遺中心，委員們走訪了非遺項目《天橋中幡》、《穆派戲法》，觀看了演出，並與北京評書、北京內畫鼻煙壺、面塑、雕漆等非遺技藝傳承人就其商業化趨勢交流座談。
曾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評審的楊利慧委員回憶，2016年，某國提交的一個非遺項目申請被全票否決，特別典型。問題就出在過度商業化，反而缺失了非遺最核心的精神。
但通過商業運作實現對非遺項目的保護，又是大家普通採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保護中防止過度，怎樣才是“適度”的問題擺在委員們面前。
孔繁峙委員認為，非遺本身是在市場中産生、成熟，並曾被市場認可的技藝，所以不存在商業化的概念。比如四大名旦，像梅派唱腔就是市場形成的，如果沒有市場，哪來的梅蘭芳？
市政協委員劉凝建議，“像同仁堂的中藥技藝，仍是現今市場的選擇，且供不應求，根本不需要特意的保護。保護只應針對那些在現有市場上難以生存的項目。”
市政協委員、北方崑曲劇院演員魏春榮也建議，那些確實與現實生活非常脫節的非遺項目，在“進入”博物館的同時，還要搭建商業平臺，創造活化的存續條件。像以大戲院、非遺項目展示等來保護口技、戲曲等，都屬於“適度”的市場行為，應當寫入建議中。
共識
通過立法協商，市政協建議在第二十條“不得擅自改變傳統工藝流程和核心技藝”的基礎上增加“採取體驗加銷售等方式，使之適應市場的變化，在傳承非遺的同時提高經濟效益”以及“保護和開發活動不應危及非遺存續力”的表述。這個表述在參考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的基礎上，突出北京特點、特徵、特色的項目，給予充足經費，鼓勵非遺傳播與商業機構合作等。
協商
社區推動：禁用“原汁原味”的概念
今年十一期間，豐臺怪村的非遺項目太平鼓亮相怪村農事體驗園，不僅引來了城內外的市民和游客，也引起了政協委員們的關注。
怪村的太平鼓本來就是農民在農閒和過年時的一種娛樂方式，最輝煌的時候曾出現在1984年春節聯歡晚會上，也曾在人民大會堂中展示。世紀之交，太平鼓隨着社會環境的變化一度衰落。2007年，在重新挖掘太平鼓時，村裏能打鼓的只剩下幾位老太太。在村裏的推動下，經過十餘年的保護與傳承，不但在原有空白的桑皮紙鼓面上增加了圖案，年輕人還參與表演，吸引着城內外的游客，太平鼓又重新成為節日的保留節目。
“原汁原味”的化石化提法早已是非遺保護中被禁止使用的概念。楊利慧委員認為，非遺是一個群體在自身、自然、社會生活相適應的過程中不斷調整演變中形成的。而現代社會的社區、團體、個人，正是傳承非遺最重要的場所和力量，並貫穿在非遺保護的全過程中。怪村太平鼓的重新發掘和保護印證了社區的重要性，應在立法建議中重點考慮。
共識
《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産條例》第三條被重新調整了，“應當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寫入了立法建議中。這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以及《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倫理原則》提出的倡導“將社區、群體或個人置於所有保護措施和計劃的中心”的主張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一致性。
權威點評
立法協商助推科學民主立法
市政協社法委主任閆滿成表示，2014年12月，北京市委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在市政協開展立法協商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重要地方性法規、市政府年度立法計劃和重要政府規章在市政協進行立法協商。
到《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産條例》立法協商為止，5年來，北京政協已為9部地方法開展立法協商。
他説，市政協開展的立法協商都是涉及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的、社會影響比較大、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法規。立法協商是更大程度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的一條途徑，也是助推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好辦法。高品質的立法協商還代表大眾提出意見建議，在科學立法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例如，2013年市政協首次開展立法協商《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700多名市政協委員共提出立法意見998條，送達市人大常委會後經過相關專門委員會認真研究，對《條例(草案)》中的61條內容進行了83處修改。（孫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