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抗擊疫情刻不容緩，全國上下勠力同心，共克時艱。歷史上，北京地區也曾多次發生疫情，每次都是採取各種措施積極應對，渡過難關。
金 五百里內醫者均被徵
金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完顏亮為了遷都，對中都進行擴建，從各地徵調了幾十萬人參與施工。這幾十萬人負責營造宮殿、修築城墻，並增建城門十三座，左丞相張浩與燕京留守劉筈、大名尹盧彥倫負責工程的組織實施。
北京地區土質含沙量大，故而修築城墻用土均來自涿州。由於缺乏運輸工具，全靠人力運輸。據元末熊夢祥《析津志》載：“金朝築燕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定，自涿至燕傳遞，空筐除，實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由於工期緊，被徵調的民工承受着極艱苦的勞役，時逢夏季暑熱，生活條件又差，導致患病者增多，最終爆發瘟疫，“工役多疾疫”。
面對嚴重的疫情，海陵王一邊讓宮廷內的醫藥機構禦藥院和尚藥局積極救治，一邊下詔，命中都周邊五百里內的醫者都趕來支援。據《金史·張浩傳》載：“詔發燕京五百里內醫者，使治療，官給藥物。全活多者與官，其次給賞，下者轉運司舉察以聞。”從這個記載可以看出，海陵王推出了一系列獎懲措施。由於防疫得當，疫情終於被控制住，中都城的建設也如期完成。
元 “醫戶”發揮積極作用
元代北京地區也發生過非常嚴重的疫情。元朝建立之初，河北、河南、山東境內烽火連連，兵荒馬亂。為避戰亂，大批民眾扶老攜幼涌向京城，這是造成大疾疫流行的重要原因。據《元史》載：皇慶二年（1313年）冬，“京師（大都）大疫”。
元時設立了民間的醫戶制度，“醫戶”是政府許可從事醫療活動的民戶，戶籍由太醫院管理。瘟疫發生後，朝廷積極組織醫戶參與疫病的治療，大大提高了救治效率。政府官員還到疫區巡視，安撫百姓，開倉賑濟，分派醫生發放藥物。地方官府辦的惠民藥局也在抗瘟疫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明 皇帝親自創制防疫處方
明代北京地區，疫情也是時有發生。據《明實錄》載，明成化七年（1471年）五月，北京“荒旱之餘，大疫流行，軍民死者枕藉於路……特詔順天府五城兵馬司於京城崇文、宣武、安定、東直、西直、阜城六門郭外，各置漏澤園一所，收瘞遺屍”。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都城內外大疫”，朝廷“令太醫院發藥，戶部與錦衣衛宮以米五千石煮粥療濟”。
萬曆、崇禎年間，旱災越來越頻繁，更為嚴重的是爆發了波及山西等華北數省的大鼠疫。萬曆十年（1582年），鼠疫傳到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區，再傳入北京。據光緒《順天府志》卷六九《災祥》載：“人腫勁，一二日即死，名大頭瘟，冬傳至北京，明年傳南方。”“萬曆十年春夏大頭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京師疫，通州、東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頭瘟症死者枕藉，苦傳染，雖至親不敢問吊。”
大頭瘟病其實就是頸項腫大。萬曆十五年（1587年）五月，“天時亢陽，雨澤鮮少”“京城內外災疫盛行，小民無錢可備醫藥”，政府採取措施，“命選太醫院精醫，分撥五城地方診視給藥，仍每家給與銀六分，錢十文，俱於房號內太倉動支。仍令五城御史給散，不許兵番人等作弊及無病平人混冒重支。”據太醫院奏報：“自五月十五日開局以來，抱病就醫，問病給藥，日計千百，旬月之外，疫氣已解。五城共醫過男女19590人，共用過藥料14668斤8兩。”
明末崇禎十四年起，北京連續三年發生大疫，史載“死亡晝夜相繼，闔城驚悼”。特別是崇禎十六年（1643年）二月至七月間，鼠疫再次傳入北京城，而且病毒發生變異，造成死亡者劇增，“死亡日以萬計”“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史載：“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數人並死。”
“疙瘩”就是現在所説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清代檔案也記載了這次疫情：“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郊區的疫情也很嚴重。在通州，“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
疫病流行時，明政府派遣醫官巡視病情，並由惠民藥局發給藥物。嘉靖、萬曆時期，這方面措施更為具體。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禮部左侍郎孫承恩會京師疫癘請給散藥物以救民困苦。上曰：頃聞疫氣流行，民多札瘥，朕甚憫焉。其令太醫院差官順天府措置藥物，設法給惠。上又親檢方書制為‘濟疫小飲子’方頒下所遵用，仍命禮部刊行”。皇帝親自檢方創制防疫處方，這在古代流行病防治史上還是第一次，這也看出嘉靖皇帝對控制疫情的重視。
萬曆時控制疫情的措施也較為得力。萬曆十五年（1587年）六月禮部題，“奉聖諭施藥救京師災疫，即於五城開局，按病依方散藥，復差委祠祭司署員外郎高桂等五員分城監督，設法給散。隨於五月三十日據中城等兵馬司造冊呈報。五城地方郎鄧璋仍發本處予備倉及兩淮、兩浙鹽價銀十萬兩給之。”同時，朝廷對疫情較重的京城地區還實行了更為寬鬆的免稅政策，也對抗擊疫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清 未出痘者暫不得升用
清代北京城內外有十五個年份發生了瘟疫。據《清實錄》記載，順治三年（1646年）正月，“京城痘疹盛行”。六年（1649年）正月：“上避痘，免朝賀。”九年（1652年）正月，“上避痘南苑，免行慶賀禮。”康熙《通州志》載：康熙十九年（1680年），“自春至夏，通州無雨，瘟疫大行”。二十一年（1682年），“京城痘疹盛行”。
痘疹又叫天花，是一種烈性傳染病，清定都北京後開始採取隔離痘患者的措施。順治二年（1645年）二月，曾令：凡城中之民出痘者，即行驅逐。城外四十里東西南北各定一個村，使其居住。到了康熙年間有了人痘接種術。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命內務府廣儲司郎中徐定弼求痘醫，得朱純嘏和陳添祥二醫，為皇子皇孫種痘皆痊癒。此後，人痘接種術得到進一步普及，痘疹得到了控制。乾隆時期，一方面推行人痘接種術，一方面積極採取措施實行隔離避免感染。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甚至還規定在補任官職時，未出痘者暫不得升用。
除了天花，清代時其他的疫情也是多有發生。對於這些瘟疫的出現，清政府十分重視，也採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康熙十三年至十六年，“疫癘盛行，廣施藥餌”。康熙二十年（1681年），又在五城設藥廠15處，為百姓免費治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值大疫，設局施藥施瘞……”同時，朝廷還在賑濟、醫療、稅收等方面出臺政策，終於得以渡過難關。（劉永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