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會牽頭組織“月圓京城 情係中華”中秋節活動。郭玲攝
▲每週三，南鑼商會組織商戶開展志願南鑼活動，在主街上打掃衛生。宣樹青攝
2016年南鑼整治過程中，商會工作小組一家一家做商戶工作。前排右二為南鑼商會會長徐岩。宣樹青攝
圖為李信老人和他家屋頂的團龍。和冠欣攝
北京老城的中軸線，北端是鐘鼓樓。站在鼓樓上南眺，西邊是什剎海，東邊是南鑼鼓巷。
南鑼鼓巷全長786米，1267年和元大都同期建成，是我國唯一完整保存元代衚同院落肌理的傳統民居區。
近20年裏，商居混雜，不同的利益訴求在這裡激烈交鋒。東城區交道口街道通過“黨建引領、政府主導、商會前置、商戶自律、居民參與”的多元共治，在保護和發展間尋找平衡。
發展難題
房屋破舊、人口超載、業態低端、人口老齡化……二環裏的衚同平房區，環境狀況相對落後，居民生活亟待改善。
也許是中央戲劇學院坐落其中，也許是緊鄰商業氣息濃郁的什剎海，1990年代末，南鑼鼓巷陸續出現了一些文藝小店，酒吧、咖啡館等，把現代氣息注入古老的衚同。
看到這種苗頭，地方政府悉心呵護：拆違建、拓寬主街、實施架空線入地工程……南鑼鼓巷商業街漸漸興起。
2009年，南鑼鼓巷入選美國《時代周刊》亞洲25片“最佳風情區”，給人氣爆棚的南鑼又加了把火。“五一”期間單日客流達到十幾萬人次。
發展過快弊端凸顯：商業同質化過度，低端業態過剩；開墻打洞門臉增多，違規牌匾擋住了主街兩側建築的風貌；除部分房東外，大部分居民沒有享受到發展的成果，卻飽受道路擁擠、噪音擾民、油煙污染等困擾。
政府職能部門偏重完成招商引資和稅收任務，商戶專注經營利潤，居民講究居住環境……在自髮式發展過程中，不同的目標、利益之間，缺乏溝通協調。
這也是那個時期社會治理水準的反映。
查閱史料，1998年，黨的文件裏出現“社會管理”一詞，“社會治理”十八屆三中全會寫入文件。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慧化、專業化水準。”
“參與權是人民群眾的一項重要權利，也是人性需求的組成部分。物質匱乏的社會階段，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動力尚不突出。但是到了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生成的今天，馬斯洛需求層次規律開始應驗，人民對於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和個人價值實現的願望日益凸顯。因此，黨和政府要為人民群眾參與治理創造條件。”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馬慶鈺説。
搭建平臺
如何為人民群眾創造參與治理的條件？
在今天，這樣的實踐層出。東城區朝陽門街道創新了“東四南歷史文化精華區治理創新平臺”。把所有想在這個區域幹事、能來這個區域幹事的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在地機構、志願者等資源整合起來，更好地和需求對接。
西城區形成了一整套的“民生工作民意立項”工作機制。政府不是“剃頭挑子一頭熱”，如德勝街道每處騰退空間具體用來做什麼、怎麼做，都進行廣泛的民意徵集，“為群眾需求立項、用群眾眼光選擇、以群眾標準衡量，真正實現惠民利民。”
海淀區學院路街道和來自清華同衡的責任規劃師團隊聯手，組織了“發現學院路：2018城市設計節”，通過實地走訪、學術沙龍、方案進社區等活動，進行最廣泛的社會動員，為接下來的城市更新做好思想動員和意見徵集。
當初，南鑼也從搭建協商平臺開始。南鑼鼓巷地區有四個社區，為了統籌協調社區、商戶、居民、在地機構等各方利益，交道口街道牽頭成立聯合黨委。
“宏觀上，通過召開黨委會的方式對事關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事項進行決策；微觀層面，在經濟發展、業態調整、社會建設、環境治理、安全維穩等各項具體工作中，先期介入、中期協調、後期監督，協調各方利益。”交道口街道辦事處南鑼管委會專職副主任軒擁軍介紹。
“基層共治首先必須構建共治平臺，培育共治價值，秉承公共精神，並在規章制度的框架內，在社會組織的引導下，為共同利益開展共同行動。”中央黨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金成波説。
2012年9月，南鑼鼓巷衚同節又開幕了。
之前，聯合黨委以“開放空間”的形式，把相關各方叫到一起，鼓勵大家就環境衛生、交通管理、經營秩序、惠民措施、歷史文化保護等“和諧南鑼”發展問題建言獻策。經過幾輪討論，形成《南鑼公約》。
衚同節上，南鑼商會會長徐岩作為代表進行宣讀：愛國守法，保護風貌，誠信經營；價格公道，服務優質，顧客至上；堅持原創，行業自律，公平競爭；店容整潔，門前三包，乾淨衛生；規範經營，證照齊全，接受監督……
“對於共治，通俗的理解就是，各大主體通過溝通、協商、調和、合作的方式，而不是簡單的硬碰硬的辦法來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治理，妥善解決矛盾紛爭，進而達成一致性意見、採取一致性行動。”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教授夏錦文表示。
《南鑼公約》讓南鑼多元共治有了初步成果。
商會前置
“火箭式”發展的南鑼鼓巷靠“公約”已經勒不住韁繩了。
“數量太多。臨街的房子幾乎全是商鋪。倚門售貨，佔用公共空間，人都擠到大街上了。商家之間惡意競爭，互相‘撬房’，一個房東幾十個人追。”徐岩回憶。房租高了，早期的特色文創店難以支撐而逐漸離去，回報率高的低端業態卻迅速膨脹。2013年，南鑼主街上光賣肉串的店就有80家。經營氛圍、環境狀況不斷惡化。
2016年，東城區主動摘下南鑼鼓巷3A旅游景區的牌子，降低商氣。那一年的區黨代會上提出，未來5年東城區將重點打造南鑼鼓巷等6片“歷史文化精華區”，實現“保護風貌、改善民生、提升環境、文化復興”。
“要實施五大工程，包括公共空間、風貌恢復、業態提升、安全提升、交通治理等。”時任交道口街道工委辦公室主任呂帥帥道明目標。施工要封街，至少半年，意味着商戶們半年沒有收入，一些大戶將損失數千萬元。商戶對立情緒嚴重。
怎麼辦？街道推動商會走上前臺。
日本政府為了促進商業街事業的活性化，就分別建立了“商業街振興協會”“事業共同協會”等法人組織，以強化商業街各店舖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提高其組織化程度。
法國的香榭麗舍大街，也有這樣的組織。人員由商業街上的業主組成，其會長是一位在大街上經營酒吧多年的老闆，各個品牌在同一大街上都是合作者，將“香榭麗舍”推廣出去甚至比推廣自家品牌更重要。
而在中國的商業發展史上，同行業、同區域的商戶組織起來，成立行會、公會的歷史，要早於西方的商會。不管叫什麼名字，作用都是調整同業關係、解決同業矛盾、保護同行利益、協調與政府的關係。商會領袖往往都是由行業內最有影響力的商人擔任，能夠協商於政商兩界。商會的屬性決定了其在做商戶工作時的天然優勢，同時也是商街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徐岩的個人經歷也帶有傳奇色彩：他曾是政府部門從事政策研究的處長，擔任過媒體總編，下海後歷任多家企業的CEO。2007年，他因看好南鑼的發展而落戶，並創辦了“咂摸”餐廳。當徐岩把簡歷遞交到南鑼商會後，換屆時他毫無爭議的當選會長。
“這條街如果倒了，最倒楣的是商戶。這是生死存亡的時刻。”徐岩説。商會召開全體會議，分析形勢，講清利害，發動商戶自行整改。2016年“十一”，南鑼順利封街啟動整治。
商會如何發動商戶自行整改？
街道和商會一起，把南鑼主街分成三段，每段安排一位街道科室科長任段長，再配一名商會副會長，責任到人，逐戶做商戶的宣傳動員工作。
作為會長，徐岩先拿自己開刀。那時，他已將雨兒衚同2號改造成小吃城，裝修好了，大廚已經就位，就等着開業大賺一筆了。但為了響應業態升級的改造要求，徐岩主動叫停了小吃城，改為非遺博物館。
在商會的動員之下，在外立面整治過程中，商戶們沒有要政府一分錢，主動按照南鑼風貌管控導則的要求，對自家的外立面進行改造，並全部通過了政府驗收。
2017年“五一”，南鑼重新開街。此時，商戶減少了87家，倚門售貨全部改為進店經營，34%的餐飲店都升級為文創店，低端業態基本淘汰。
共治共用
經過7個月封街整治，南鑼呈現出向好的氣象。
如何防止反彈？“經驗表明，單純依靠傳統行政手段不但效果並不明顯，而且容易出現‘反覆管，管反覆’的亂象。”軒擁軍説。
據中山大學教授、歐博企業研究所所長曾偉的學術觀察，“無論是哪種模式的外國商會，它們的權威性都遠遠比我國商會的權威性大，表現在對待行業的規範管理具有權威性。這是因為國外的非政府組織力量發達，而中國則是官本位思想濃厚。”
但交道口街道大膽改革，主動放權，鼓勵商會參與日常管理。比如，把風貌和業態把控的第一關交給商會。
改造後，南鑼商戶已由235家減少到154家。但作為熱門商街，這裡的商鋪換手率很高。商鋪轉手後，經營內容、店面裝修，都會對整個商街的業態和風貌産生影響。
南鑼出臺規定：“商戶在日常經營過程中申請業態變更、立面修繕，將由管委會受理，但要先徵詢商會意見，由商會出具初審意見，再通過聯審會進行審核、批准。”
南鑼還建立了商戶誠信經營管理體系，設立量化考核體系，授予商會一定的監督權，根據各執法部門法律法規和商會自律公約規定的內容，如果商戶出現問題，由商會扣除相應分數，當分數達到相應數值後，在一定範圍內公示，並由管委會實施約談店主、停業整頓、永久關停等三級懲戒。
“有位才能有為。政府把不該管、管不好的交給商會，既可以減輕政府負擔，還能提高管理效率。”徐岩説。
為在居住和商業間取得平衡，街道又提出“共建共治，共用反哺”的治理理念，繼續開展“南鑼開放空間”討論活動，讓在居商矛盾中相對弱勢的居民有了話語權。同時，引導商會開展公益活動，反哺地區發展，改進街區環境，改善居民生活。居商共建、共用的發展格局正在形成。
一種樣本
全國開在歷史文化街區裏的商業街不止南鑼鼓巷。如成都的寬窄巷子、上海的田子坊。
寬窄巷子在前期規劃時，就定位為“老成都底片 新都市客廳”，因此在規劃設計方面，對入駐商家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從外立面設計到商業外擺，統一規劃和個體管理相結合，保證了風貌的整體性。而且，寬窄巷子是由成都國資委旗下的成都文旅集團負責進行公司化運營。
田子坊發展早期，石庫門原住民自行改造自己的住房後出租，他們自發組織了“田子坊石庫門業主管理委員會”，住戶出租事宜需經業委會辦理，以保留該區特色為優先。後來，上海市黃浦區在區級層面成立了田子坊地區管理機構，全面協調整個區域的建設發展管理工作。
和寬窄巷子的公司化運營、田子坊的區級管委會體制不同，南鑼鼓巷通過多元共治，實現商業街的管理運營。
在二環裏，還有大片大片的衚同平房區，亟須解決保護與發展、改善民生問題。而特殊的地理位置又給發展預設了重重限制條件。如何在保護風貌、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南鑼鼓巷提供了樣本。
起初，南鑼商街的興起是自髮式的，政府發現苗頭後是鼓勵的。但南鑼的發展速度之快，超出預期。當發展過快導致矛盾激化時，政府採取補救措施，成立聯合黨委、組織“開放空間”進行討論、封街改造提升、商會前置加強後續管理……一系列的多元共治舉措，及時給南鑼剎車，才有今天風貌得到一定保護、商業欣欣向榮、文化味兒更足的南鑼。
五道營衚同、國子監、前門西打磨廠街、鮮魚口、楊梅竹斜街、草廠地區……老城範圍內，還有一片一片的衚同，在保護中尋求發展，希冀為古老的街區注入新的活力。如何在發展中少走彎路，南鑼或可鏡鑒。
衚同生機
編者按：衚同四合院是歷史悠久的傳統民居，更是古都風貌中獨具特色的景致。今天，在有着上百年曆史的四合院裏，仍生活着一代代老北京人、新北京人，他們與城市發展同呼吸、共命運，本報開設小專欄，給您講講新時代衚同裏的那些人和事兒。
屋頂的團龍
80歲的李信家住東四三條35號。老人身體硬朗，就有一樣，吸煙，一天10根。可不管酷暑嚴寒，從不在屋裏吸。
“這棚頂有團龍，煙熏不行。”老人説。
棚頂哪來的團龍？又有什麼珍貴的？
這還得從35號院説起。經專家考證，這裡原是清代的車郡王府，2013年掛牌區級文保單位。
“蒙古郡王車林巴布的院子，1730年重建的，四進，從三條一直到四條。汪精衛住過，新中國成立後對外文化委員會在這兒辦公。二進院的正房是會客廳，周恩來總理在這兒接見過越南總理範文同，就我住的這屋子。”老人如數家珍。
1975年，為照顧父母，李信一家搬進35號院。二進院的三間正房，進深比較深，面積也比普通的三間房都大，産權單位就把中間一間隔成南北兩間，李信一家住東邊的一間半。
“當時也不懂，一看這棚頂挺特色，被木枋打成井字格，每個格子中間畫的都是龍，小時候在故宮看過，老百姓家肯定不會有這個，這主人身份低不了。”李信説。
“晚上睡不着，就盯着這龍看。看多了，一條一個樣兒。”老伴兒李保賢笑説。這套院第三進最氣派，正房是5間。聽院裏老人説，原來棚頂也都是龍，“文革”時被拿洋灰抹了。二進院的正房當時是倉庫，棚頂的龍才免於被毀。
老人打開手電筒照着，記者細看，這棚頂真好看啊！底色是綠色的，木枋的邊框是金色的。團龍圖案外方內圓，方框四角有五彩的祥雲，圓圈裏是暗藍底色，龍的全身是明藍色的。雖然歷經近三百年，依舊色彩艷麗、栩栩如生。四週的梁柱上還繪有二龍戲珠、花鳥、人物等圖案，惟妙惟肖。
老人説棚頂的隔板是活動的，龍先畫在紙上，再貼到木板上，最後放到木枋上。維修屋頂時，工人頂開隔板就上去了。
掛牌文保單位時，專家説，這不是普通的四爪龍，是五爪龍，規格很高。李信一家更是加倍愛護。
因為當年是大殿，層高近5米，有點兒熱乎氣都跑上面去了，住在裏面特別冷。儘管裝了暖氣，開着油汀，在屋裏李信還穿着羽絨服，整個冬天都是。記者看到墻上的溫度計，室溫只有15℃。
李信的姑爺是搞建築的，給岳父做好了設計：把房間隔成兩層，閣樓上掀開南向的屋瓦，做成陽光房。這樣光照也好了，室溫也上來了。但這會破壞棚頂。老兩口沒答應。
2014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外孫女做文玩行的同學家長聽説了李家棚頂的寶貝，光看了看照片就表示，3萬元一塊，有多少收多少！如果怕被發現了不好，他們可以做好仿製品給替換上。一間半房，一共60塊，加起來可就是180萬元！
這，李信更不能答應！
又冷又黑這麼苦守着，值得嗎？
“我剛搬來時，這院還有抄手游廊、開工石什麼的，這些年都破壞了。”李信説，“好幾百年傳下來這點兒東西，不能再糟蹋了。”（於麗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