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希與《北京城：中國歷代都城的最後結晶》
北京內城西北城墻為什麼缺一個角？北京城有幾條中軸線？北京的母親河到底是永定河還是琉璃河？北京外城為什麼有那麼多斜街？
這些北京建城史上的謎團，人們或熟視無睹，或以訛傳訛，很少有人能説清楚。新近出版的《北京城：中國歷代都城的最後結晶》一書，結合史料與考古發現，為讀者道盡北京城的來龍去脈。這本書的作者是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的學生、北京歷史地理研究專家朱祖希。
致敬老師侯仁之
有一年，侯仁之先生生病住院，一位台灣學者前去探望。交談中，這位學者感慨道：“侯先生您在學術上成就很大，著作也不少，就是沒有學生。”聽了這話，侯先生很不高興，指着侍奉在側的朱祖希説：“我怎麼沒有學生，這不是我的學生嗎？”每每説到這一幕，朱祖希都不禁動容，侯仁之先生不但是他的授業恩師，更將他領入北京地理歷史研究的學術天地中。
1955年，從小熱愛遠足的朱祖希，如願考上北京大學經濟地理專業。那年經濟地理專業第一次招生，他也不知道這個專業要學什麼，只感覺似乎與遠足有關。
開學第一課，系主任侯仁之為新生們講了一堂關於北京起源和變遷的課。侯仁之素有“北京通”之稱，他不但開創了北京歷史地理研究的先河，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鼻祖。“侯先生的口才好極了，我從沒聽過這麼生動有趣、深入淺出的課。”侯仁之的學識和風采令朱祖希傾倒，有着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北京，更令他着迷。
開學一週後，侯仁之第一次帶着新生去西山做原野考察。“出北大西校門，到挂甲屯、圓明園、青龍橋、金山寺、臥佛寺，最後到櫻桃溝，侯先生一路走一路講。”沒想到，北京有這麼多文物古跡和歷史典故，朱祖希覺得自己的專業報對了。就這樣，“侯仁之”三個字便和“北京城”一起，深深植進了朱祖希的心田，並影響、引導了他一生。
與老師一樣，朱祖希一生也只做了一件事——研究北京。最近，常有人問朱祖希，新書《北京城：中國歷代都城的最後結晶》寫了多久？他説：“寫這本書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而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是我一生研究北京的總結，更是對侯仁之先生學術觀點的繼承和補充。”
到昨天，侯仁之先生已經離開我們整整五年了。這本書何嘗不是一種紀念。
歷代都城的最後結晶
新書的副標題是“中國歷代都城的最後結晶”，這也是朱祖希對北京城營城建設的總結。
《周禮·考工記》有雲：“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
中國古代對理想國都的規劃非常具體，但在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的、大大小小兩百多個都城中，只有元大都是按照這個藍本設計建造的。元大都是一座南北略長，呈長方形的城。城裏街道縱橫，南北和東西幹道各有九條。
當然，元大都也不是百分之百符合《周禮·考工記》中的營國制度。受風水理論的制約，從隋朝開始中國的城市北面就只開兩道門。因此，元大都東南西三個方向各有三座城門，唯獨北面城墻只開了兩座城門，即安貞門、健德門。明代，北城墻向南縮進5里，重新修建城墻，仍然只設置了兩座城門，即德勝門、安定門。
明成祖通過靖難之役登上皇帝寶座後，決定將國都從南京遷到北京。一來，北京是明成祖勢力的大本營，二來也是為了鞏固邊防，防止北方草原民族威脅中原。朱祖希説，政治條件當然是北京成為中國封建時代最後一個都城的主要原因，但是北京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也是必要條件。北京背靠燕山山脈，南俯中原，左環滄海，右擁太行，軍事上固若金湯。
永樂五年（1407年），明成祖下令大規模營建北京城。永樂十八年（1420年），紫禁城和北京內城城墻完工。明嘉靖年間，北京外城城墻修築完成。朱祖希説，外城原本也要像內城一樣圍成一圈以成“四週之制”，無奈因為資金短缺，最終只能匆匆合攏。於是，北京城形成了獨一無二的“凸字形”輪廓。
清朝統治者入關後，對佈局嚴整、金碧輝煌的北京城大為讚嘆。他們全盤承襲了明朝北京城，連紫禁城內也只是做了一些局部的改擴建，且將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開發西北部園林風景區上。
通過梳理歷史不難發現，北京城當之無愧是“中國歷代都城的最後結晶”。
以訛傳訛的東西太多
近年來，傳統文化回歸，北京史研究也紅火起來，市面上關於北京地理歷史的書籍很多，但朱祖希發現有些研究者缺乏嚴謹的學術作風，不注重挖掘史料和運用考古發掘成果，致使許多説法以訛傳訛。
“比如‘北京內城城墻西北為什麼會缺一個角’的問題，有些人想當然地説是因為風水問題。這就很荒謬。”朱祖希説。
明洪武元年（1368年），大將徐達、常遇春佔領元大都後，元軍一直唸唸不忘收複元大都。為了守住這座城，徐達等人決定放棄當時比較荒涼的北部城區，將城墻向南縮進。當時，什剎海附近有一條天然河流——壩河，營城者決定以此河為護城河，在河的南岸重新修築城墻。新城墻向西修建時遇到了一大片水域，也就是後來的太平湖。由於水面闊大，將它圍進城墻內，工程太大。鋻於軍情緊急，營城者決定將這片水域讓到城墻之外。因此北京內城西北就缺了一個角。
上世紀70年代，對元大都的勘察和發掘，正好印證了這一觀點。“考古發掘中，發現新街口附近的城墻地基裏埋着很多石碑、傢具、用品，甚至是圍棋子。什麼佔地方就往裏堆什麼，顯然是要儘快將城墻修建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徐達怎麼有時間請風水先生看風水呢？”朱祖希説。
侯仁之先生經常告誡學生，要好好看文獻，看到有價值的部分隨時抄錄在卡片上，做好註釋。直到今天，朱祖希仍隨身帶着卡片，他的註釋也做得一絲不茍。他希望，年輕學人也要將這種嚴謹的作風帶到學術研究中。這樣才對得起北京城，對得起北京文化和熱愛北京的讀者們。
專業書從小眾到大眾
愛逛書店，熱愛老北京文化的人，都聽説過正陽書局。這是一家專營北京歷史文獻的特色書店。
2009年，北京小夥子崔勇憑着對北京文化的熱愛，辭掉工作，在大柵欄廊房二條開起了書店。在實體書店被網上書店擠兌得退到墻角的時代，在寸土寸金的大柵欄開書店，很多人都不看好正陽書局的前途。可是，八九年過去了，正陽書局不但活了，而且越辦越紅火。特別是2014年，正陽書局應西城區政府之邀搬到萬松老人塔小院後，這裡更成為人們了解北京文化、派遣鄉愁的文化聖地。
由於政府扶持，免了店面租金，正陽書局的經濟狀況寬裕起來。崔勇決定將這部分盈利所得，拿出來做出版。經過兩年的努力，“正陽文庫”終於跟讀者見面了。他們推出的第一本書就是朱祖希老師的《北京城——中國歷代都城的最後結晶》。
崔勇説，“做出版”是開書店之後才逐漸形成的一個想法。由於經營正陽書局，他結識了很多研究北京文化的專家學者。這些老學者一輩子只做一件事——研究北京。可是，凝結他們畢生學術研究所著的書，卻無人願意出版，有的老先生甚至帶着這份遺憾離世了。崔勇覺得，這不僅是老學者們的遺憾，更是讀者的遺憾，社會的遺憾。
出版業利潤不高，許多過去專注做北京文史研究的出版社，為了生存紛紛轉向做發行量更大的生活、健康類選題。有的出版社只有拿到政府扶持基金後，才會出版專業的北京史研究著作。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個別出版社在拿到扶持基金後，把書印完了就往庫房一堆，根本不投入人力、物力去做推廣。什麼時候庫房堆不下了，就把這些書當廢品處理掉。這些年，崔勇目睹過很多這樣的事。“作者最大的心願是有更多人能讀到自己的作品。個別出版社的做法既辜負了作者，也辜負了讀者。”崔勇感慨。
經營書店這幾年，崔勇發現，隨着傳統文化的復蘇，北京歷史文化類圖書逐漸從小眾向大眾化發展。今年“正陽文庫”還相繼出版了什剎海地區史地見聞錄《銀錠橋畔》，講述北京清代王府生活禮俗的科普讀物《喵王府的生活》，1924年由瑞典漢學家喜仁龍教授撰寫的《北京的城墻和城門》，以及反映北京近50年來發展變遷的珍貴影像資料《兩代攝影師和一座北京城》，均得到廣大讀者的高度好評。還經常有讀者向他詢問，有沒有系統介紹北京歷史地理的英文書。那些簡單的中英文對照畫冊，內容過於淺顯，有的外國讀者表示：自己即便不認識漢字，也知道哪個是故宮，哪個是北海。崔勇悟到，北京作為全國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需要更加深入、系統的介紹北京歷史、地理、文化的英文讀物。《北京城：中國歷代都城的最後結晶》正是一本這樣的書。下一步，他打算把這本書翻譯成英文。崔勇相信，這對北京文化傳承和傳播都意義非凡。2019年“正陽文庫”還將陸續推出日本文化學者岩本工夫先生的專著《中國門礅》，與非遺傳承人合作重刻清代北京風俗讀物《燕京歲時記》，以及《北京官式琉璃賞析》《門風·家訓·繼世長》和老北京題材兒童繪本等專題圖書。
崔勇希望把“正陽文庫”做成一個堅持走學術路線、專業路線的圖書品牌。讓讀者通過“正陽文庫”觸摸到真正的北京城和北京文化，通過閱讀擦亮北京歷史文化的“金名片”！（黃加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