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門是明清時期北京內城九門之一。明代大運河終點從積水潭改到通州之後，崇文門成為經由水路到達北京城的重要通道。明初崇文門即設有徵稅宣課司，到明中期成為京城總稅關，並一直沿用到清朝。明清時期北京作為都城，龐大的皇室以及各級官僚衙署、文人士子等聚集在北京，這裡也成為全國範圍內最大的消費中心。來自全國各地的商人攜帶各式商品紛至遝來，以滿足北京城的日用所需。這些客旅商貨都需在崇文門登記報稅，故崇文門關也有了“天下第一關”之譽。
“鬼門關”難過
明清時期的北京，每日往來行旅眾多，有回京述職的官員、進京趕考的士子、販賣貨物的商人等等。不同身份、不同目的的客旅，每日穿梭在京城內外，作為京城總稅關的崇文門關便尤其顯得忙碌擁滯。如何區分商貨還是尋常行李，對於崇關胥吏來説是個巨大的難題。這一方面增加了客販偷稅漏稅的可能，同時也給管關人員剋扣行旅提供了便利，故崇文門關又有“鬼門關”之稱。
乾隆二十九年，御史汪新因攜帶箱子進城被崇文門關胥役勒索錢300文。嘉慶五年二月，一監生進京過盧溝橋時被訛索，到了廣寧門又被攔阻勒索，該監生因所攜錢款已在盧溝橋用盡無可給予，所以無法正常進城。他只好繞道，最後守候兩晝夜才得以進京。即使是權重一方的封疆大吏，通過崇文門關也並非易事。據記載，左宗棠回京述職時亦曾被崇文門管關人員勒索四萬兩白銀，屢經溝通才被放行。
真假海巡，招搖撞騙
京城道路四通八達，為嚴防進城貨商偷漏稅款，崇文門關還委派了一支特殊的巡查隊伍——海巡。然而這支行動靈活的稽查隊伍，也是崇關弊政的一個縮影。嘉慶十七年八月十九，崇文門稅務監督吉綸奏報：因稽查透漏責在海巡正副監督，所派家人不過數名，所以不得不雇人幫同巡查。然而近畿地方遼闊，究屬鞭長莫及。因此有“市井無籍匪徒散佈四方冒稱海巡，多至百數十人，名為稽查，藉以索詐，俗謂之圖人白役，甚或勾通不肖胥役私收私放”，進而導致崇文門稅課“遽形短絀”。
道光十年，因稅局巡役過多，又有這些巡役的親戚及熟識的閒雜人等向該管委員“請討諭帖”，借此與商販等人勾結偷稅漏稅及勒索商旅，導致往來官民人等將崇文門關視為畏途。如遇有裝載行李車輛到門，每一個衣箱索取銀四兩至八兩、十兩不等；有奸商私販違禁等物夾帶進城，胥吏等收受賄賂然後私自放行。道光十九年時，連皇帝也認為崇文門宣課司設立海巡，原以“訪拏偷漏為慎重稅課起見”，然而近來所派海巡並不親赴稽查，“以跟役私人為耳目，以致招集市井無賴訛詐客商擾害行旅，種種不法情殊可惡”。
防止偷漏，增設稅口
為防止貨物私運進城，崇文門關在進城的主要通道均設置了分稅口或者稽查機構。清代崇文門關的總稅口位於崇文門外大街，同時又在盧溝橋、板橋、東壩等地設了多處分稅口。商貨走水路經運河至通州上岸，再由朝陽門外大道入朝陽門，至崇文門納稅。盧溝橋至廣安門是西路進城的主要陸路通道，因將盧溝橋設為分稅口，在此設役巡查。
“崇文門所過一切官辦物料、客商貨物及行李，車馱如從陸路進京者，俱由盧溝橋稅局查明件數，送廣寧門轉押，崇文門稅署查驗有無輸稅，分別放行，此向來辦理之章程也。”其中板橋和東壩兩處稅口的設置，則是因其為貨物偷漏的主要道路。史書記載：板橋為盧溝橋繞道，客商貨物多由板橋走漏，在此設置稽查口。東壩“原非通州、張家灣大路，因有土人將進京貨物繞道至東壩私卸隱藏，再逐日暗運”，故在此設役巡查。
延用重臣，嚴懲積弊
為進一步清除崇文門關稅務之弊，清廷通過不斷調整懲治措施及委派親信官員管理崇關兩大方式來應對。雍正二年發佈“剔弊四條、便商四條、設口二條”，其中剔弊四條分別是緞紗、綾、大羢等物按丈尺納稅，獺皮按照價值納稅。清朝歷代皇帝也多次強調對於稅關弊政應嚴加懲處，“如有需索情弊……從重懲辦”。同時，在監督選拔和任用上，“崇文門稅差多蒙皇上特簡大員管理”。乾隆朝因“崇文門稅務殷繁，不無滋弊，恐胥役從中需索有累商民”，所以“特派親信大臣”進行管理。因此，崇文門關監督任職名單中不乏鼎鼎大名的大臣，乾隆朝時“目今即係阿裏袞，上任則係舒赫德，溯此而上則為大學士傅恒”，可見朝廷對於崇文門稅務之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在崇文門關被勒索的人員，除了一般客商行旅之外，也多有各地的官員及士子。後者在崇關的遭遇往往會被上奏皇帝或者書寫下來，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崇文門關弊政的傳播。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七，御史汪新彈劾崇文門弊政，後經查明則僅為“巡役要去飯錢三百文”，雖有需索之事，但決不至於如御史所言崇文門關管理“橫行無忌，全無過問者”。實際上，明清時期的北京作為“天下總匯之區”，每日進城貨物及行旅往來眾多，作為徵收進城貨物關稅的總稅關，崇文門關每日驗視的商貨種類繁多、數量巨大，可能正是它在稅收過程中出現問題較多且被詬病的重要原因。
民國以後，崇文門關稅成為北洋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一度是北方軍閥間相互搶奪的軍費來源。1928年都城南遷之後，北平各界認為崇文門關的存在阻礙了城市工商業的繁榮，請願廢除崇文門關，並最終於1930年正式撤銷。從此，存在了四百多年的“天下第一稅關”——崇文門關成為歷史。（高福美 作者單位：北京市社科院歷史所）
有此一説
“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管崇文門”
《郎潛紀聞三筆》載：“天下榷稅之關，以京師崇文門胥吏為最侈且暴。言官屢劾，諭旨屢誡，而積習如故也。”曾有吳江陸中丞以山東布政使陛見，經過崇文門時關吏所索過奢，陸姓官員實在無力承擔，只好將他的行李都寄存在城外，隻身帶領一個僕人進城，這樣才能免於被稅之困擾。他説：“我有身耳，何稅為。既入，從故人借衾褥，事竣還之而去。”
乾隆五十一年，御史曹錫寶上奏，有和珅家人劉禿子，本為和家一名車夫，但是日常生活“服用奢侈，器具完美”，懷疑因其“一向派在崇文門稅務上照管一切……代理稅務有年”，借徵稅之名擅自加增稅課才有如此奢華的生活。雖然證據並未坐實，但經理崇文門人員的優渥收益確實屢載史冊。另外當時有很多不法商人與崇文門官吏相互勾結以侵吞稅課。如酒稅是崇文門關徵稅的主要來源，酒也就成為商人偷漏稅款的主要商品之一。據道光二十八年奏報，近年來“販運私酒愈出愈奇逐隊成群，背負肩挑明目張膽，動即拒捕。雖經緝獲多起，仍復依然走私，其餘賣放包私之弊，更不一而足”。當年有人戲言“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管崇文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