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河“金口”難開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親河，然而這條母親河古時候經常“發脾氣”，洪水氾濫，恣肆不羈，讓母親河溫順，造福百姓，一直是古人的夢想。

　　金首次開河引水宣告失敗

　　西元1153年，金主完顏亮將都城由東北阿城遷到燕京，立為中都。金中都人口眾多，每年需要運入上百萬石的糧食。當時山東、河北的糧食可以由運河運到通州，為解決通州至京師最後五十里的運輸問題，金朝疏通了高良河至通州的河道。但是，北京平原西高東低，“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勢易淺，舟膠不行”（據《金史·河渠志》），於是金朝人想到打盧溝河水的主意。

　　盧溝河即今天的永定河。盧，是黑色的意思，因水中裹挾大量泥沙，盧溝河又稱渾河、小黃河。大定十年，金朝的大臣們議定：“決盧溝以通京師漕運。”金世宗一聽非常高興：“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

　　大定十二年，金朝人在石景山北麓、今石景山發電廠院內，將盧溝河扒開了一個口子，並設置水閘，將河水引向北邊的麻峪村，利用一段車箱渠故道東行，在半壁店附近脫離故道流向東南，經玉淵潭南折入金中都的北護城河，再向東流經今天的人民大會堂南、北京站南，再向東接今天的通惠河至通州。這條河因為是金朝人開挖的，後人稱其為“金口河”。

　　水是通了，卻不能行船，因為河床“地勢高峻，水性渾濁。峻則奔流漩洄、嚙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滓成淺，不能勝舟”。這次引水工程“役眾數年，竟無成功”。糧食貨物，仍然“但以車輓”。金世宗嘆息道：“若果能行，南路諸貨皆至京師，而價賤矣！”（《金史·河渠志》）

　　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三月，宰臣説：金口牐下視都城高一百二十尺，一旦河水暴漲，“人或為姦”，其害不小。金世宗認為説得對，就派人將扒開的“金口”堵上了。

　　再次開金口仍以失敗告終

　　西元1215年春天，蒙古軍攻陷金中都。1259年11月，忽必烈抵燕京。由於此時的金中都已毀，於是位於琼華島前的萬寧宮成了忽必烈的臨時皇宮。西元1266年，忽必烈向全國徵調工匠；1267年，任命官員負責修建宮室。新都城在以琼華島為中心的水域周圍開始孕育。

　　要重新建造一座新的都城，需要大量的建築材料。為解決運輸問題，1268年，“鑿金口，導盧溝水，以漕西山木石”——金河口再次被開啟，此時負責河渠事務的官員就是郭守敬。

　　二次開掘的金口河，使用了三十年，為大都城的建造作出了貢獻。但盧溝河並不因改朝換代而變得安分。1298年，盧溝水漲，金口閘被迫關閉。三年後，盧溝水勢不減。郭守敬怕洪水失控危及大都城，將金口以上河身盡行封堵，不敢再用。

　　後郭守敬找到白浮泉，修了一條堰，成功地把北山和西山的部分泉水經甕山泊引進積水潭，為通惠河提供了足夠的水源。最後五十里的運輸問題得到了解決。

　　元朝三開金口兩名官員殞命

　　圍在西山腳下的白浮堰，每年都要面臨洪水的考驗。能不能甩開白浮堰，尋找個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呢？元至正二年，孛羅帖木兒、傅佐兩位官員提出：挖一條新河，從通州南邊的高麗莊到西山盧溝河金口，以把通州的糧食直接運到大都城。左丞相許有壬提出激烈反對，説這個建議絕不可行：“此水性本湍急”，夏秋雨季來臨，“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於萬一？若一時成功，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由於地勢高下不同，不置水閘則水留不住；置水閘則水中大量泥沙必致淤塞，每年每月設專人清淤沒有窮盡之時。他反問道：如果此水可用，當初郭守敬何必遠取白浮之水？

　　儘管有許多大臣反對，但是由於右丞相脫脫支援，這個建議得到了皇帝的批准。新河於正月動工，四月初挖成。打開金口閘一放水，“流湍勢急，泥沙擁塞，船不可行”，工程以失敗告終。為挖新河，“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眾，又費用不資”，真可謂勞民傷財。“御史糾劾建言者”於是孛羅帖木兒、傅佐二人“俱伏誅”（據《元史·河渠志》）。這件事之後，沒有人敢再打金口的主意。

　　杜絕永定河水患，利用永定河的水資源造福人民，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才得以實現。（ 宗春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