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國寶工程——巨型翡翠“卅二萬種”與“四大國寶”
《岱岳奇觀》
主創者：王樹森、陳長海、張志平
《群芳攬勝》主創者：高祥
《含香聚瑞》主創者：蔚長海
《四海騰歡》 主創者：郭石林
1989年，四件精美絕倫的翡翠巨作在北京問世，經權威專家團隊評審，被定為“四大國寶”。這“四大國寶”又稱“86工程”，是新中國玉雕史上唯一一項國家工程，其原料是國庫裏秘藏的翡翠，40余位大師為此耗費8年心血，立項、驗收均為國務院。
更神奇的是，這“四大國寶”，都出自同一塊翡翠原石——“卅二萬種”。這塊上千公斤的高翠玉石，消失多年，卻又突然現世，經周恩來多次指示才保存下來。
2006年以來，這四件寶物藏于庫中，極少展覽，但關於它們的傳説卻越傳越邪乎。其實，不用添油加醋，“卅二萬種”的故事也堪稱傳奇。
“小諸葛”尋玉
1980年6月5日，《北京晚報》破天荒地刊登了一則“尋玉啟事”——《寶玉何在》。這篇文章要找的不是賈寶玉，而是一塊叫作“卅二萬種”的石頭。文章向社會呼籲，請知情者提供線索，讓這塊被老藝人王樹森唸唸不忘的寶玉，早日重見天日。
那時的《北京晚報》一天只有四個版面，能在頭版用四分之一版面來尋玉，自然是了不得的大事，而這篇文章能夠見報，全賴王樹森的一哭。
王樹森出生於北京一個玉雕世家，13歲隨父學藝，20多歲已成為玉器行中的佼佼者。解放初，京城玉雕行業群星閃耀，頻出絕活。四位有名人物，即潘秉衡、何榮、劉德瀛、王樹森，也被稱為“四怪”，意為各懷獨特技藝的怪傑人物。
他們還都有綽號，潘秉衡因從不攢錢，總是借錢生活被稱為“臭要飯的”，何榮因打著瞌睡都能設計作品被稱為“馬馬虎虎”，劉德瀛因訓徒嚴厲、為人倔強被稱作“小辣椒”，王樹森因生性聰慧且腦袋似鬥被稱為“大腦袋”或“小諸葛”。
“十年動亂”後，“二怪”離世，“一怪”癱倒，只有王樹森還能繼續工作。他在歇手十多年後，做了兩件翠活，一件獲全國“金盃獎”；另一件“群仙祝壽”高翠玉佩，只有一個半火柴盒大，在香港賣了180萬元人民幣。
此事在玉器行業中傳為美談，但王樹森卻並未挂心，反而常常帶著遺憾的心情對徒弟們説：“有塊寶石，叫‘卅二萬種’，如能找到，做出珍品，我這輩子也就算沒白活了！你們給我到處問問，找找。”
“卅二萬種”究竟何等模樣，不但誰都沒見過，連聽也沒聽説過，叫徒弟們到哪兒去問？何處去找？
1980年，北京市人大開會，已63歲的王樹森代表又念叨起他的“卅二萬種”。他説：“國家百廢待興，玉雕行藝人也要報效祖國，我年事已高，想在有生之年，施展才藝，希望尋找那塊不知下落的翡翠大料。”説到動情之處，王樹森聲淚俱下。
這一哭，有磨玉人的辛酸。20世紀30年代，是玉雕的鼎盛時期，但再好的匠人也只是匠人，只能處於社會底層。京味作家劉一達《故都子民》的原型，就來源於對劉德瀛、王樹森“二怪”的採訪。書中講述了磨玉人被權貴欺壓，一對玉碗搭進幾條人命的故事。解放初，北京玉器廠作為經濟封鎖中的創匯大戶，曾輝煌一時，有2000多人從業，藝術品出口到100多個國家。可好日子沒多久，偏又趕上“文革”。
這一哭，也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遺憾。年輕時，王樹森技藝未熟，“卅二萬種”再好，也不敢接活兒。如今他的技藝爐火純青，手底下高徒輩出，卻奇石難覓，“文革”中壓抑已久的才情無處施展。
人大常委會辦公室的一位同志，把老藝人這一哭擱在了心上。一天，他碰到《北京晚報》記者王增翔，就用手比劃著十二英吋的電視機的大小説：“三十年了，這塊玉都沒見天日。老藝人想把它找到，琢成珍品，這個建議很好，但對我們來説是大海撈針，你是記者，你給想想辦法。”
王增翔當下去找王樹森，讓他詫異的是，這位玉器行裏的宗師級人物，個頭不高，咖啡色臉龐，上邊深深地印著皺紋，看上去就像一位淳樸的老農。
王樹森之所以對那塊叫“卅二萬種”的美玉日思夜想，原來大有淵源：
14歲那年，他去街上買磨玉的砂子，看見一個作坊在做活兒，那玉料塊頭不小，冰種，菠葉綠，水頭足，無綹裂。如此成色和質地，加上體量之大，是他未曾見過的。
正在幹活的工匠説：“小兄弟，沒見過吧？告訴你，這算不了什麼，這只是從一塊大料上切下來的小邊角，要是讓你看看幾百斤的大料，肯定嚇死你，那才真的是驚世絕品呢。”
王樹森將信將疑：“還有一塊更大的料？”工匠説：“對。聽説在那大料上還標有‘卅二萬種’幾個字，多年來，還沒有一個人能説清楚這幾字是什麼意思。”
這是王樹森第一次聽説“卅二萬種”。
解放初，文化部召集老藝人座談，王樹森又提起“卅二萬種”來。雲南的一位老藝人説：某行家曾在“卅二萬種”的一角噴灑火酒，點火燃燒，再潑上冷水一激，發現翡翠的深處透出一泓“水地”，色澤深綠，猶如雨後的冬青春葉，鮮潤嬌嫩，品第極高，而且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翡翠，其價值無法估計。遺憾的是這位老藝人也是道聽途説，自己並未目睹“卅二萬種”的風采。
不過，這位雲南老藝人還披露了一個重要資訊，據説這塊體積巨大無比的玉料早已不在雲南，曾被運到上海，因為要價太高，很長時間難以出手，後為貸款抵給一家外國洋行。上海解放時石頭被國家沒收，再後來就不知所蹤了。
一次偶然的“邂逅”，讓王樹森覺得自己幾乎是找到了“卅二萬種”，可最終還是竹籃打水。
1955年的某天夜裏，一位不相識的人拐彎抹角托關係找到王樹森，請他去鑒定一塊玉石。在東單北大街遂安伯衚同的一個小院裏，他見到一塊200多公斤的高翠原石，從切割面看，材質細密，晶瑩靈透，翠色濃艷，而且呈絲絮狀分佈均勻，種水均屬上乘。王樹森頭腦中閃出的第一反應是：莫非這就是傳説中的“卅二萬種”？
但是，他仔細察看石料的每一處，用專業手電細細檢查石質皮層那些不容易看清的模糊地方，都未發現有“卅二萬種”的標記。
他問請他來的人：“這是哪來的料？”對方三十歲不到，卻顯得老成持重，只答道：“哪來的我也不清楚，是一位朋友托我找專家看看。”
王樹森不便再問，但世間既然能有遂安伯衚同那樣的美玉，為何不會有“卅二萬種”？他信心滿滿地認為，新中國公私合營，玉器作坊也劃歸國家統一經營管理，“卅二萬種”作為玉器原料，很可能會現於人們的視野之中。
但25年過去，有關這塊巨型翡翠的事，王樹森再未聽到任何音訊。歲月匆匆，人之老矣，尋找“卅二萬種”甚至成了王樹森的一塊心病。
磨玉人對玉的癡迷，感染了記者，於是便有了《寶玉何在》一文。然而，記者心裏也覺得渺茫，不知道老藝人何時才能得償所願。
守玉人現身
尋玉啟事登報才4天，北京玉器廠廠長室就來了位50歲開外，幹部裝束的客人。他掏出介紹信，説是來提供寶石下落的。王樹森和他照面時，不由一愣。雖説這面孔由一個俊朗青年轉變為鬢角花白的壯年，但王樹森還是認出了他——25年前遂安伯衚同的那位“神秘人物”。
王樹森欣喜若狂，緊緊握住對方的手，迫不及待地問，“寶石呢？”來訪幹部笑瞇瞇地説：“王老先生，翠寶安妥！”
原來，這位幹部叫翟維禮，是國家計委物資儲備局的處長。
1955年，上海某軍用倉庫清查庫存物資時，在一個角落，翻騰出來四塊石頭。有人認出這不是一般的石頭，而是名貴的翡翠。清查人員發現其中一塊翡翠上還有一個特殊標記：“卅二萬種”。發現翡翠之事上報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陳毅很重視，馬上報告國務院。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報告，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的重視，他當即批示：將翡翠轉運北京。
1955年4月23日，翟維禮接到指示：翌日帶一支精幹人馬，去北京火車站，接從上海開來的14次列車。這趟列車挂有一節軍用車皮，要把車皮裏的東西，安全迅速運到指定地點。領導鄭重叮囑：這是周恩來總理交辦的任務，務必做到萬無一失，務必嚴格保密。
24日清晨，翟維禮和他帶的人登上了指定車皮，偌大車廂裏，除了幾個荷槍實彈的押運人員外，只有三個舊木箱和一個臟兮兮的大帆布袋子，全封閉的車廂中還瀰漫著一股刺鼻的氣味。原來，為了做到寸步不離，押運人員連大小便都是在車廂裏解決的。
翟維禮斷定所接的不是一般貨物，一乾人立即將木箱和帆布袋子裝上汽車，快速運到了指定地點——一座戒備森嚴的儲藏軍需品的倉庫。
為了與其他物品隔絕，大庫房內，專門修建了一個小房間，成了一個“房中之房”和“庫中之庫”，木箱和帆布袋就被秘密地存放在這個“庫中之庫”裏。到了這個時候，翟維禮等極少數人才知道，周總理讓他們接收保管的是四大塊價值連城的巨型翡翠。周總理指示，對於“卅二萬種”要嚴格保守秘密，要有人專職看守，沒有國務院指令，任何人不得動用。
沒過幾天，他們又接到總理辦公室的來電，要他們取出其中的一塊，設法找一位玉石專家進行評估，於是就有了翟維禮與王樹森在遂安伯衚同見面的那一幕。
“可是你讓我看的那塊石頭上，並沒有‘卅二萬種’的標記呀。”王樹森問出許久以來的疑問，翟維禮笑道：“‘卅二萬種’不是每塊上都有標記，你看過的那塊上就沒有。”王樹森吃驚：“怎麼，‘卅二萬種’不是一塊石頭，是兩塊？”翟維禮説：“還不止兩塊，是這個數！”他伸出了四個手指頭。啊！王樹森又驚又喜，如此寶玉竟然有四塊。
寶玉最危險的時候，是“文革”初期。當時北京的紅衛兵到處抄家掃“四舊”，翟維禮擔心，雖説保存在軍用倉庫，一般情況下紅衛兵難以進入，但誰能保證不會有意外情況發生？讓他沒想到的是，日理萬機的周總理竟然也想到了這一層，他讓秘書傳話，一定要有預案。
經過秘密偵查，翟維禮他們在河南某地發現了一個非常秘密的山洞，擬作為儲藏“卅二萬種”的地方，並向總理辦公室做了彙報。就這樣，“卅二萬種”被運出北京，仍像上次那樣，乾淨利落、不露風聲、不留痕跡。
原以為這次安排是萬無一失了。但是，幾年之後，有關人員發現，附近的山頭上有些黑影來回走動，形跡非常可疑。根據這個可疑情況，他們加強了佈防。過了一段時間，在另外一個山頭上也發現了類似情況。種種跡象提示，此地也非絕對安全。當時已是“文革”後期，北京的情況好轉了許多，於是“卅二萬種”又回了北京的“故地”。
有關周總理關注巨翠、巨翠輾轉于河南、北京兩地之間的情景，在北京頤和園辦公室主任、作家徐鳳桐的《一塊巨型翡翠的跨世紀傳奇》一文中，有著精彩的描述。現在有些微信公眾號上，信口開河，説這塊翡翠一直藏在山洞，顯然是從河南這段經歷中杜撰出來的。
整整25年的守玉歲月，翟維禮已經由一名普通幹部升為副科長、科長，後來又由科長升為副處長、處長，雖然職務屢經變動，但“卅二萬種”卻從始至終由他負責看管。眼看自己快退休了，這塊玉也成了他的一塊心病—— “過去，總理讓我守著這塊玉。現在，周總理不在了，讓我請示哪位領導去？”
“86工程”
“卅二萬種”有了音信，“神秘人物”的身份也得以確認，可是該怎麼將這塊寶玉從倉庫裏請出來呢？
1980年8月2日，《北京晚報》刊發《寶玉完好無損 藝人願獻技藝》一文。王樹森通過報道呼籲，希望儘早見到寶玉，並願意竭盡全力，把它琢成傳世之作。
同時，北京市工藝美術總公司、北京市玉器廠也逐級呈報，申請用翠材製成大型工藝美術珍品。報告文件到了國務院，萬里、張勁夫等幾位副總理簽署、批准此議，並指示輕工業部全權負責。
又經過層層審批，直到秋天，王樹森才第一次走進了那間“庫中之庫”。在幾隻大燈的照射下，四塊石頭呈現在人們眼前，最小的一塊重77.8公斤，最大的一塊用桔紅色的漆標著重量：363.8公斤。它們塊大、綠多、地子靈、水頭足，還有一塊寶石上赫然寫著幾個黑色小字：“卅二萬種”！
數十年的追尋終成正果，王樹森俯下身，面頰緊緊貼著標有“卅二萬種”漢字的那塊石料，欣慰的淚水奪眶而出。
此後，輕工部用紅頭文件對北京玉器廠下達了創作任務，因該任務擬定於1986年完成，故有“86工程”之稱。
為什麼這四塊翠材會牽動了國家最高行政機構——國務院，其實理由很簡單，因其是國家資産並存于國庫，如果想動用它必須經國務院批准。而且，那時候是計劃經濟，這幾塊玉要雕成國寶由國家珍藏而不是外貿産品，因而是國家工程。
將製作大型翡翠工藝品列為國家工程，這不僅在新中國，在歷朝歷代也是頭一遭。
晚清以前，翡翠在中國的玉文化中並不顯山露水。雲南督府曾將翡翠貢進內廷，但乾隆帝對雕工不甚滿意，大多都被駁回而未收留。慈禧當政後，因為其喜愛翡翠首飾，才帶動了當時的流行風潮，使得價錢水漲船高。比如，宮裏曾為慈禧太后造翡翠鐲子、耳挖勺、鉗子等4種17件器物，共耗銀39994兩，每件合2352.59兩，在當時來説可謂天價。
玉器史上堪稱“國家工程”的遺存，並不多見。從元朝的《瀆山大玉海》（1265）至清乾隆年間的《大禹治水圖玉山》（1788），相隔了523年，才出了幾件敕造的大型玉器，無不是集全國巧匠、用數年之工完成，但它們都不是翡翠製品。
翡翠四寶既然要作為新中國的國家工程，與歷史上的《瀆山大玉海》《大禹治水圖玉山》比肩，自然需要慎之又慎。
1982年11月9日，四塊巨翠從國庫武裝運抵北京市玉器廠一座三層小樓內。從此，這裡自成一統，封閉管理，24小時都有人輪班值守。
為了不留遺憾，輕工部先是在全國徵集方案，上海、揚州的老藝人紛紛出謀劃策，圖紙就畫了幾百張。不過，在第一輪評審中，北京玉器廠的想法最多也最為具體。這不光因為王樹森與巨翠有著特殊淵源，還因為這裡大師雲集、人才薈萃。
北京市玉器廠坐落于龍潭湖畔，這裡曾是京城手工業聚集地。新中國一建立，政府就將失散的個體玉作藝人組織起來，建廠建社，從業人員達千人。1958年，在此基礎上建起的北京市玉器廠，不光擁有“四怪”，還有王仲元、夏長馨、高祥、張雲等一批大師。
良工得美玉,那是三生有幸修來的造化。這四塊巨翠猶如潛龍在淵，久隱於世，如今近在眼前，哪個玉雕人願意錯過這百年一遇的機會？
第二輪評審中，僅玉器廠廠內就收到題材設計方案39個，設計圖紙78張。此後又經過39選16，16選8，8選4幾輪篩選，最後按照傳統的“量料取材、因材施藝”八字原則，初步議定一號料做泰山、二號料做香薰、三號料做花籃、四號料做插屏。
既然是國家工程，為什麼“86工程”拖到1989年才完工？參與“四大國寶”設計製作的郭石林大師、蔚長海大師異口同聲地告訴《北京日報》記者，卡在題材上了。
查閱“86工程”的檔案，研討題材的專門會議，先後竟達42次之多，這其中還不包括設計人員聽專家授課、外出考察和實地采風。有的方案認為四塊大料應分別雕琢，有的認為四料應合一雕琢一件整體巨制，而具體內容則有名勝古跡、革命領袖組像、著名工程、花鳥花薰、五穀豐登、太平景象等，可謂百花齊放。
1985年4月，輕工業部才將最終方案與圖紙正式呈報國務院，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張勁夫、田紀雲等批示：同意方案並組織施工。顯然，到1986年完工已經不可能，新的通知要求：作品在1989年完成，作為新中國成立40週年的獻禮。
“86工程”正式啟動後，由王樹森大師領銜，5位玉雕大師分別擔任4件作品的主創人。他們是：一號料陳長海、張志平，二號料蔚長海，三號料高祥，四號料郭石林。此外，還有50多位玉器廠的精英參與，涵蓋老中青三代。即便是技藝超群的高手，在開工前已培訓了兩年半之久，相當於讀了個大專。
為題材把關、參與出謀劃策的藝術顧問團隊更是令人驚嘆：美協副主席劉開渠、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伯達、國家文物局專家王世襄、雕塑家錢紹武、畫家李可染、李苦禪、黃胄、華君武、徐北汀、黃永玉、鬱風，書法家啟功、曹辛之、祝緬，雕塑家傅天仇、劉煥章、鄒佩珠，紅學專家周汝昌，金石學家朱家晉，工藝美術家鄭可、唐克美、張臣傑、郭效儒，玉器收藏大家馬北辰，電影文學教授陳山，作家王名時，知名記者韓笑鵬……
如此龐大高端的專家陣容，足以説明“86工程”牽動了整個中國藝術界。
玉磨人，人磨玉
翡翠四寶之前，中國玉雕史上，工期最長的當屬乾隆朝的《大禹治水圖玉山》，用時6年。而“86工程”，自1982年國務院批准開工，到1990年6月30日在中國工藝美術館首次展出，整整用了8年。
這8年，人磨玉，玉磨人，從郭石林給記者講述的4號料的故事中，就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