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建永定門

　　近期，國家文物局黨組已經研究確定，推薦“北京中軸線”作為我國2024年世界文化遺産申報項目。

　　巍峨聳立的永定門是明清北京中軸線南端起點。

　　上世紀50年代，永定門因城市化建設被拆除。時隔近半個世紀後，多位專家學者呼籲，永定門城樓應在原位置按原形制、原尺寸、原工藝復建，得到高度重視，使延續了700餘年的古都中軸線變得完整。它拆而復建的曲折經歷，讓人們重新意識到古都原有城市形態和中軸線在城市中的意義。正如古建專家王世仁所説：“城市失去歷史標誌，等於失去了記憶。保護好這條中軸線，就是使後人不至於看到一個失去記憶的城市。”

雨過天晴後，永定門城樓在藍天白雲下煥發光彩。（鄧偉 攝）

　　第0536號提案引起共鳴

　　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節，天高雲淡，溫度宜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燦熾喜歡在這個季節，騎着他的“二八”自行車，從鐘樓灣衚同的家中出發，沿着中軸線一路南下，走走停停，直至永定門附近。

　　那是1998年，永定門巍峨的城樓、箭樓已消失在歷史雲煙中，附近是南二環路的車水馬龍和靜靜流淌的南護城河。王燦熾停下自行車，在護城河畔徘徊瞻眺，想像明清北京中軸線的萬千氣象。

　　這條肇始於元大都、貫穿老城南北、全長7.8公里的中軸線，被譽為古都之脊。古建築專家梁思成曾盛讚它是全世界最長、最偉大的南北中軸線，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線的建立而産生。

　　但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隨着北京的城市化建設，這條承載古都記憶的中軸線已發生了諸多變化。尤其是1957年，北京外城七門中最大、最重要的城門——永定門被徹底拆除，使這條有700多年曆史的中軸線失去了南端起點，出現失衡。

　　“北京中軸線像一根斷了的琴弦，再也彈奏不出美妙的旋律了。”多年致力於北京史研究的王燦熾對此憂心忡忡。他一次次騎車前往永定門附近踏勘，向周邊居民詢問舊址的蛛絲馬跡。

　　在永定門舊址，王燦熾發現，當時並沒有大型的建築，而且周圍環境也沒有遭到嚴重破壞。“能不能在舊址上復建永定門，使北京中軸線變得完整？”這一想法，開始縈繞在王燦熾心頭。

　　為了找到復建依據，王燦熾翻閱了大量史志文獻，整理了厚厚一沓資料。1999年3月，政協北京市第九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王燦熾以北京市政協常委的身份，提交了第0536號提案——《重建永定門，完善北京中軸線文物建築案》。

　　這份提案一經公開，就引起一些專家學者的共鳴。“有六位委員簽名附議，提案還獲得了北京市政協當年的優秀提案獎。”如今84歲的王燦熾至今仍記得，時任北京市副市長汪光燾對他説，“王委員，你的重建永定門提案很好，我記着呢，只要條件允許，我們一定去辦。”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央對首都城市建設總體規劃的批復，就明確提出首都城市發展要注意保護古都中軸線、皇城、文物建築、古都格局等。但由於北京文物古跡比比皆是，當時的修繕經費又往往不過百萬元，文物修繕只能是搶險，花每一分錢都得精打細算。很多文物古建都處於年久失修的狀態，又何談復建。

　　因此，王燦熾的提案並沒有很快得到相關部門的積極回應。但它如同投入湖中的一粒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漣漪。

　　有反對者認為，復建永定門是修“假古董”，沒有多大意義，既然已經拆了，還不如把資金用在真正的文物上；也有支援者表示，永定門在中軸線上有重要意義，復建永定門就使中軸線有了完整性。爭論曠日持久，莫衷一是。

　　古建築復建是世界歷史文化遺産保護中的焦點問題，歷來飽受爭議。

　　按照1964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頒佈的《國際古跡保護與修復憲章》，保護、修復古跡時必須保存它們現存的真實性，絕對禁止復原重建。但在遺址保護過程中，一些學者發現，這個準則對歐洲以磚石結構建築適用，運用到中國、日本、朝鮮等以木結構建築為主的國家時，不可避免地出現尷尬：哪個年代、什麼狀態的算是原來的“真實性”？多次改建、重建的史跡是不是就失去了“真實性”？

　　為此，1994年，多個國家的古建修繕專家在日本奈良通過了著名的《奈良真實性文件》。這份文件在強調保護文化遺産真實性的同時肯定保護方法的多樣性，指出文化遺産的“真實性”不僅指現存的實物形式是真實的，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載的文化內容是真實的。由此，國際原有的標準被修改完善了。

　　《奈良真實性文件》公佈後，引發不少國家通過復建已經消失的古跡再現其歷史價值的潮流。例如，法國卡爾卡松城堡、琉球王國時期的首裏城、德國德累斯頓易北河谷文化景觀等都進行了不同程度地重建後，均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

　　永定門作為明清中軸線的南端起點，其歷史價值不言而喻。2000年，北京市文物古跡保護委員會委員王世仁、清華大學吳良鏞院士、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委員會副主任鄭孝燮、中國考古學會會長徐蘋芳等專家紛紛呼籲：復建永定門。

　　鄭孝燮説，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華沙重建時，整個城市都是廢墟，按照原樣把它建起來。歷史是根、文化是魂，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保留恢復這些重要的歷史文化遺存，就是保留根、保留靈魂。

　　王世仁強調，建築不是“古董”，是公共産品，是見證歷史的載體，它們的真與假首先要看所承載的歷史是真是假。他認為，古都的“復興”離不開古跡重建，復建永定門是重現歷史載體、傳承歷史資訊和展現歷史風貌的工程。

　　於是，王世仁和幾位專家給北京市文物局寫了一封《關於重建永定門的建議書》，其中寫道：“中軸線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審美理念，也代表了北京的歷史文脈，記載着首都的歷史變遷。城市失去歷史標誌，等於失去了記憶，保護好這條中軸線，也就是使後人不至於看到一個失去記憶的城市。為此，我建議將永定門重建起來，恢復它作為古都中軸線南端起點的標誌功能，將喪失了41%的中軸線重新連接貫通。”

　　收到這封《建議書》後，時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長的梅寧華對此非常重視。“專家的提議非常有道理，重建永定門‘很有必要’。”

　　梅寧華立即把這份《建議書》提交到市委市政府。“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得到了市領導批示：同意專家們的建議，要在時機合適、條件成熟時把永定門復建起來。”

2004年，復建中的永定門。（孫戉 攝）

　　時機終於來了

　　為迎接2008年北京奧運會，保護古都風貌，北京啟動連續5年共投入6億元的“人文奧運文物保護工程”。2003年起，北京每年拿出1.2億元財政專項撥款用於修繕文物建築，其數額大體相當於國家文物局每年用在全國文物保護上的專項經費。

　　“這在北京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梅寧華説，“這還不包括中央財政在這5年中，投資數億元對故宮、恭王府、北大紅樓等全國重點文物的維修保護，也不包括區縣和社會配套資金的投入。”

　　北京市對文物保護的力度空前提高，復建永定門也由此被提上議程，列入“人文奧運文物保護工程”的重點項目，成為北京城中軸線景觀整治工程中最重要的一點。

　　但消失近半個世紀的永定門，究竟該如何復建？尋找永定門舊基址，成為擺在大家面前的首要問題。

　　2003年3月，京城春寒料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基建考古室原主任朱志剛帶領考古隊，進駐交通繁忙的南中軸路，對永定門舊址進行考古發掘。

　　“變化太大了。”對於找到永定門舊址，朱志剛和考古隊員心裏並沒有太大把握。考古隊參考1949年北京市地圖、1965年北京市房管局測量隊對舊城中軸線的測繪圖，並根據天壇、先農壇和永定門的位置關係推測，試挖了幾條探溝。

　　結果出乎考古隊的意料。朱志剛説，“經過勘探，我們找到了永定門北側的基址，比較完整。”於是，考古隊用了近一個月時間，先後共挖出7條長度不一、深約1.5米的探溝。“北側和東、西兩側的基址都找到了，東西有35.4米寬。”

　　但令人遺憾的是，永定門南側的基址遭到了破壞，具體位置已經不可考證。根據《永定門城址考古發掘報告》的記載，永定門南北進深方向，只有北半部分殘長11.4米的基址。

　　考古隊根據探溝內出土的夯土層，推測永定門城址周圍是用寬3.7米的夯土築成底部基礎。“夯土內用素土夯實做成的地基，上面的磚石結構已破壞無存。”朱志剛分析，永定門城址的基礎打得比較淺。

　　這些考古發現，與永定門一波三折的建設過程不無關係。

　　明嘉靖年間，蒙古騎兵屢屢在京劫掠。明朝政府為鞏固城防，決定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內城的週邊修築外城城垣。但由於連年大興土木、國力不濟，外城建成“包京城南一面”的“凸”字形格局後，匆匆收尾。外城南城垣共有七門，其形制比內城城門小很多。永定門居中而立，使北京中軸線南端從正陽門延長至此，寄意“永遠安定”。

　　永定門初建時，只建了城門樓。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永定門補建甕城。當時的甕城上，只開闢了直對城門的券洞，沒有箭樓。據王佳桓《北京的橋》一書記載，1553年修永定門時，還在護城河上建了一座窎橋。1564年補建甕城後，原護城河改道繞甕城而過，於是將窎橋移建於甕城南面。

　　清乾隆皇帝對永定門非常重視，頒詔要求提高其規制。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擴建永定門城樓為面闊七間、進深三間，成為北京外城七門中最大一座城門，同時增築箭樓。至此，永定門形成城樓、甕城、箭樓的完整形制，矗立中軸線最南端。直至1957年被徹底拆除。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永定門護城河改河道，北京市建設局市政工程處綜合技術工程隊原隊長孔慶普參與了這項工程。據他回憶，在挖新河道時，挖出了明嘉靖三十二年的舊窎橋的根基部分。也就是説，“現在永定門護城河河道正是明嘉靖四十三年以前的老河道，河道正好從城門腳下通過。”

　　歷史兜兜轉轉，似乎又回到了原點。但時過境遷，根據考古隊的勘探結果，除了永定門城樓，其箭樓和甕城舊址已是南二環路和南護城河河道，已不具備復建條件。

1920年代，瑞典學者喜龍仁拍攝的永定門城樓、箭樓和甕城。

　　原址，還是易址復建？

　　永定門舊址的考古結果令人唏噓。一場新的爭論，隨之而來。

　　有人指出，既然要復建就要城樓與箭樓、甕城一起復建。如果只復建城樓，後期永定門四週會規劃很大的開放空間，從景觀的角度來論證，其尺度很難與整體環境相協調，不如易址復建。

　　另有一批專家則認為，如此重要的地標建築，假如不是原址，其復建的原真性要大打折扣。王世仁旗幟鮮明地説，“哪怕挪了一寸，都不是原址了。地方都不對了，你做得再像它也不是這個地方，那不行。”

　　爭論非常激烈，反映到了市文物局。梅寧華和文物局的相關領導對此極為慎重，“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還沒有復建過如此重要的建築。”

　　按照2000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中國國家委員會通過的《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有特殊紀念功能的文物古跡”可以考慮重建，“重建應在原址”。據此，大家反覆商討後一致認為，永定門作為北京的地標式建築，應該恢復歷史的原貌。

　　梅寧華説，“我們把這些意見反映到市政府，得到了市政府的同意。”最終，北京市政府決定，在原址上復建永定門城樓。

　　2003年，復建永定門城樓的設計工作交到北京市古代建築研究所後，設計團隊立即成立。由於項目意義重大，時任所長的韓揚親自擔綱設計主持人。

　　設計一座傳統樣式的城門，對經驗豐富的韓揚來説，不算一項很複雜的工程。但復建的永定門必須在原位置，規格和形制都不能走樣兒，就會出現很多新的挑戰。

　　首先，永定門城樓舊址，正堵在當時永定門跨河橋的橋頭。在原址上復建，就必須另建新橋，在跨河橋兩側各建一座橋梁，分流車輛。同時，還需要在北側設置地下通道，成為東西馬路的連線，解決後期如何上城樓的問題。

　　其次，按照考古隊的勘探結果，永定門城樓舊址有一部分正好壓在南護城河的巡河道路上。若是堅持原址復建，就需要河湖管護部門同意，佔用些許巡河道路。韓揚找到永定門護城河河湖管護單位的相關負責人協商。“一開始，出於防汛安全，他們堅決不同意。後來經過反覆協調，相關部門同意讓了一米多。”

　　但問題仍沒有解決。由於永定門城樓南側緊鄰護城河，北側又距離即將修建下挖式的北濱河路僅0.3米，“相當於前後都是深溝，這就需要更牢固、更深的基礎。”韓揚説。

　　如何讓城樓既保證在原址上不移動位置，又兼顧安全？按照永定門城樓傳統的基礎結構，顯然已不能滿足現在的需求。韓揚和設計組多次論證，決定在城樓的基礎部分採取現代材料做法，以保證建築安全。

　　由於復建永定門，一開始定性為“城市標誌性建築”，不是文物修復。所以，是用鋼筋混凝土復建一座倣古建築，還是用原形制恢復永定門的歷史舊貌，設計團隊和政府部門也進行了一番對比和思考。

　　從設計難易程度來説，採用中國傳統工藝建一座樓閣式建築，且一分一毫都不能走樣，要比用鋼筋混凝土復建難很多。但從建築壽命上來説，鋼筋混凝土結構的理論壽命或可以達到幾百年，而中國傳統的木結構建築，實例已存在千年之久。

　　韓揚舉例説，“山西的佛光寺和南禪寺都是唐代木構建築，已經存在上千年了，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中國傳統的木結構建築，在抗震方面有一定優勢。”經過綜合考量和分析，設計組最終決定按照原形制、原尺寸、傳統木結構的材料做法進行設計和復建。

　　這些設計理念都得到了評審專家的認可。但一個新的問題隨之而來：浩瀚卷帙中，能找到歷史上永定門城樓形制、尺寸的詳細資料嗎？

2003年3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隊對永定門舊址進行發掘，找到了舊基址的磚石基礎。

　　設計方案三易其稿

　　上世紀20年代，住在京城的老百姓，經常可以看到一個身着棕色或是黑色西裝、戴着無框眼鏡的外國人，隨身帶着照相機、筆電和測量工具，穿梭於北京的城墻與城門之間。

　　他是瑞典學者喜龍仁。出於對中國藝術的熱愛，1920年起，喜龍仁多次來到北京。他癡迷於這座城市古老的建築，陶醉於那些“土石寫就的編年史”。

　　喜龍仁把北京城比作一個巨人，“城門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説話皆經由城門這張嘴。凡出入於城的萬事萬物，都必須經過這些狹窄通道。因此，全城的生活脈搏都在城門處集中，通過這個通道的，不僅僅有眾多的車輛、牲畜和行人，還有人們的思想和慾望、希望和失望，同時還有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生老病死。通過城門，人們不但能夠感受到生活的脈搏，還能夠看到城市生命和意志的流動。這種流動給予這座城市極其複雜的生命和節奏。”

　　對老北京城墻和城門藝術特徵的興趣，激發了喜龍仁研究其歷史的想法。在中國建築師的協助下，他先後花了五年時間，勘測丈量了每一段城墻、每一座城樓的尺寸，觀察記錄城墻、城門及周邊街市鄉野的現狀，並用相機拍攝了大量珍貴的照片，精細繪製城門各種角度的建築細節圖。

　　1924年，喜龍仁把他用鏡頭和文字悉心捕捉的這些壯麗景觀匯整合冊，在英國倫敦出版了一本《北京的城墻和城門》。這本書當時印行僅800余冊，並沒有引起太多反響。

　　但喜龍仁或許不曾想到，時隔近80年後，為復建永定門提供了重要依據。

　　2003年，韓揚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找到一本1924年英文版的《北京的城墻與城門》，書中對永定門有詳細的記載和實測圖。據記載，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改建後的永定門，“樓臺基寬28.3米，深13.7米，高7.8米，下辟券門，門洞寬、高各5.2米……城樓為灰筒瓦綠剪邊飾脊獸、重檐歇山三滴水樓閣式建築。面闊連廊七間，通寬24米；進深三間，通進10.8米；城樓連城臺通高26米。”

　　這些詳細的數據和圖紙，成為永定門復建設計方案最初的依據。但在考證史料的過程中，韓揚卻發現，《北京的城門與城墻》一書中的圖紙也存在一些出入。例如，在清代官式建築中，在圓形斷面的檐椽上，還要加挑出檐椽以外的方形斷面的椽子，叫“飛椽”。韓揚説，“永定門城樓的屋頂應該既有檐椽也有飛椽，但喜龍仁的圖只畫了檐椽。”

　　僅憑藉這一本書的測繪資料就進行復建設計，顯然不夠嚴謹。因此，韓揚還需要找到更多、更詳細的資料。他跑遍了京城各大文物機構、圖書館，收穫頗豐。在當時的中國文物研究所（現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找到了1937年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員會對永定門城樓的實測圖、1957年拆除永定門時繪製的建築結構圖，還在故宮博物院等機構蒐集到了永定門建成以來的文字和圖片資料。

　　儘管這些圖紙資料和文字、照片經過相互對比、考證，已經足夠翔實，卻只能給永定門城樓畫一張“模糊的面孔”。具體到設計環節，城樓究竟由多少塊木料組成？每一道梁到底有多大？鬥拱上下壘疊、環環緊扣、嚴絲合縫，但具體到“鬥”和“拱”是什麼尺寸？這些在書中並沒有記載，誰也説不清楚。

　　按照中國傳統建築的研究方法，設計組可以根據同時期同類型的建築，推敲每一件木結構之間的比例關係，然後按照清代營造的基本規則，考證這些比例關係是否合理。設計組為此下了很大功夫，但令韓揚仍舊苦惱的是，“推算出來的一些數據存在‘相互打架’的情況。”

　　為此，設計要做到永定門城樓的原形制、原結構，除了歷史文獻和演算法則例外，還需要對現存清代乾隆時期建築進行測繪調查。

　　“北京有很多乾隆時期帶鬥拱的古跡遺存，我們搭着腳手架，爬上去測量每一個鬥和拱具體是什麼尺寸。”通過測量，韓揚發現，“過去木匠師傅們建造時，在遵循清代營造法式的基礎上，也會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非常靈活。”

　　歷史上的永定門不止有城樓，還有甕城、箭樓以及城墻連接。但復建只有一座城樓，很多部分就需要重新設計。因此，復建設計既要充分尊重歷史原貌，還要兼顧城樓建成後的一些展示、利用、管理的現代功能。

　　“原來貼內側墻面設有馬道，可以盤上城樓去，但現在用地限制不能建登城馬道了，歷史上從城墻內側登樓的條件就沒有了。那我們只能另想辦法，設計城樓內的豎向樓梯，以方便游人登樓游覽。”韓揚介紹，在設計過程中，永定門不能恢復的部分都儘量做了標示設計。“比如，城樓、城墻和甕城是在哪銜接的、怎麼銜接的，歷史上登樓馬道位置在哪兒等，這些痕跡都設計到了墻上；城樓兩邊的值房不能復建了，我們就在廣場上做了標誌等。”

　　師古而不泥古。歷時近一年時間，經過不斷分析、反覆考證，設計組的方案三易其稿，最後繪製了近40張建築圖紙。

航拍北京南中軸線，南端為永定門城樓。

2004年9月1日，93歲的侯仁之（左二）和王世仁（左一）第一次登上復建總體竣工的永定門城樓。

　　12根鐵力木做“金柱”

　　2003年，復建永定門城樓工程，向社會公開招投標。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總經理李彥成至今仍記得，在招標會上開標時的緊張心情。

　　“有七八個古建公司競標，其中有一個古建公司在競標前，專門做了一個永定門城樓的模型，看起來胸有成竹的樣子。”李彥成當時雖然緊張，但也做了充分的準備。

　　在招標之前，李彥成就開始四處打聽，尋找復建永定門城樓的建築材料。老北京城樓主要採用中國木結構營造方法，梁與柱一橫一豎的結構組成大木屋架，支撐起建築的重量。其中，立柱起到主要的承重作用，對材質有很高的要求。

　　1989年至1991年期間，李彥成在承接修繕前門樓子的工程時，聽一位叫劉文忠的大木師傅説，“老北京城樓的立柱大多數都是鐵力木。這種木料‘立木為劍’，入水即沉，十分堅硬，是做金柱最好的材料。”

　　“金柱”是清式建築中的稱謂，也就是古代建築中的內柱。鐵力木又叫鐵梨木，是一種熱帶亞熱帶珍稀樹種，因材質特別堅硬沉重而得名。明代以來，人們常用鐵力木造船、造橋等。由於鐵力木樹種珍貴，是中國二級保護植物，産量稀少。

　　據孔慶普在《城：我與北京城的八十年》一書中記載，1951年，安定門城樓修繕時需要“托梁換柱”，中標商天順營造廠四處尋找鐵力木，一根都沒找到，最終用黃松木代替。而根據史料分析，永定門城樓有12根“金柱”，且直徑應該不小於52釐米，長度不小於13.66米。尋找12根符合尺寸要求的鐵力木，難度可想而知。

　　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員，走遍全國各地，跑了各大港口，也沒有找到夠粗夠長夠多的鐵力木。李彥成陷入苦惱，“實在沒辦法，我們就考慮用俄羅斯進口的白楊代替，可惜長度只有12米，比要求的短了一米多。”

　　就在絕望之際，一個電話的到來，讓李彥成興奮不已。“一個木材商打電話説，在張家港港口正好有12根從南非進口的鐵力木。”李彥成聽到消息後，立刻就買下了。

　　這12根鐵力木讓李彥成充滿信心，也讓他在招標會上得到評審委員會幾位專家的認可。李彥成記得，“當時80多歲的杜先洲點頭稱善。他是著名的古建專家、國家文物局的老工程師，在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當工程師的時候，曾測量過永定門、正陽門等城樓，清楚永定門的城樓的用材是鐵力木。因此，我們一下就中了標。”

　　除了木料，李彥成在一磚一瓦上也費了不少心思。

　　清代對不同等級的建築，所用琉璃瓦有嚴格規定，絕對不許僭越。按照史料記載，永定門城樓為灰筒瓦綠剪邊飾脊獸、重檐歇山三滴水樓閣式建築，屋頂檐邊四週用的都是琉璃瓦，中間用的是削割瓦。

　　削割瓦就是不施釉彩的琉璃瓦胎，在色彩上接近青瓦，但其燒制工藝也頗為精細講究。削割瓦由幹土和黃土按照一定比例配製而成，燒制時要將燒好的瓦胎重新回窯。由於技術非常複雜，破損率很高，成品率僅有6成左右。

　　但為了盡可能恢復永定門城樓歷史風貌，李彥成找到位於北京海淀的北安河琉璃瓦廠。但在廠裏一打聽，由於製作削割瓦的工藝已經多年沒有使用過，廠裏沒人知道燒制削割瓦到底有哪些工序。

　　在古建修繕行業幹了十多年，李彥成結識不少古建專家。製作削割瓦，他想到了70多歲的瓦作專家樸學林。樸先生是過去營造廠家“興隆木廠”瓦作第十五代傳人、故宮博物院高級工程師。興隆木廠是明清兩代紫禁城及皇家建築建設與修繕的主要參建廠商之一。

　　李彥成去樸先生家登門拜訪，樸先生得知是為了復建永定門後，非常支援。“老先生把製作削割瓦的配方交給琉璃瓦廠，並親自指導廠裏的技工如何用火、回窯等，經過幾次實驗以後，終於成功制出合格的削割瓦。”李彥成介紹，後來復建永定門大概用了2.3萬塊削割瓦，這在北京古建築修復修繕工程中是絕無僅有的。

　　除了削割瓦，復建工程所需的磚，也是樸學林親自考察了北京、河北等地十幾家磚瓦廠後，對比挑選了河北易縣的磚瓦廠生産。工程所需的石料，則按照明清兩代建造城門時所用的材料，來自房山大石窩的青白石。

　　從春到夏，李彥成為找材料而到處奔走。8月的一天，他向古建博物館原行政科長多吉祥説起尋找復建永定門材料的事情。

　　在博物館工作多年的多吉祥，突然回憶起1990年前後，博物館去地壇公園徵集文物時，收集到了一塊城門的石匾額並拉回博物館，但具體是哪個城門的不清楚了。

　　當時，為避免石匾額遭受風吹雨淋的破壞，工作人員就將這塊匾額扣放到了博物館院內的一棵古柏樹下面。為保險起見，還在上面還蓋了一層浮土。這塊石匾額，會不會就是永定門城樓的石匾額呢？

　　“我和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趕緊到院裏找到那棵古柏，然後把石匾挖出來一看，正好是永定門城樓上的石匾額。而且已放置了十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李彥成至今對這件事情仍津津樂道，“真是無巧不成書！”

　　這塊石匾額，長2米，高0.78米，厚0.28米，鐫刻“永定門”三個字，遒勁雄健。有一説是明嘉靖三十二年始建永定門時的原件。清朝建都北京後，曾將北京各城門上用漢文題寫的明代匾額撤下，改用滿、漢兩種文字題寫的匾額。時移世易，明代的石匾額，大多失落無存。

　　也有一説是民國初年之物。當時，北京城門石匾額又由滿、漢兩種文字換為漢文，內務總長朱啟鈐請書法家邵章題寫。後來隨着城門陸續拆除，邵章先生題寫的匾額也多散佚，唯存正陽門箭樓那塊。

　　不管怎樣，永定門石匾額“重現”，帶給人們太多驚喜。有人建議，把這塊匾額嵌入復建的新城樓上，也算是歸全反真。但文物部門考慮到，這塊石匾額已屬於文物，就按照原樣複製了一塊，嵌入復建的永定門城樓。

2004年8月18日，永定門城樓大脊最後一塊瓦“合龍”。左一為馬繼友、左二為李彥成、左三為徐雄鷹。

2004年，文物古建專家羅哲文（右）和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委員會副主任鄭孝燮（左）在研究原高懸於永定門城樓上的石匾額。

　　重現南中軸神韻

　　2004年3月10日，寒風凜冽，南二環外卻是一片熱火朝天。

　　永定門復建工程終於正式開工，王世仁和鄭孝燮在奠基禮上，用手撫摸着奠基石激動不已。羅哲文拿出自己1953年給永定門拍的照片，高興地説：“復建永定門的重要性，就在於再現北京古城中軸線的重要標誌，是北京城‘凸’字形格局中不可缺少的標誌。”

　　不止專家學者，很多老北京人都期待昔日氣勢宏偉的城樓，能夠重新屹立在北京中軸線的南端。

　　時年82歲的王麗君老人，在天壇南大街150號住了60多年，她動情地説：“永定門城樓沒拆之前，坐在家裏一抬頭就能看到，以後也有盼頭了。”

　　北京三台山危險品倉庫的主任聽説永定門復建開工，輾轉找到李彥成。他説，終於可以“物歸原主”，把4000多塊舊城磚送回去。

　　上世紀50年代，北京建設大型化工危險品倉庫——三台山危險品倉庫。當時，倉庫已建得差不多了，就差找磚砌圍墻，正趕上拆除永定門，倉庫負責人就派車拉了許多城磚回來，舊物利用，為倉庫砌起了圍墻。

　　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風雨，這些舊城磚悉數重回永定門城樓的北立面上。李彥成感慨不已，想起1996年承辦明城墻修復工程時，北京市民就曾夜以繼日地捐了40多萬塊舊城墻磚，使北京現存最長的一段明城墻“如獲新生”。這次舊城磚重回永定門，仿佛與過往的握手言歡。人們在日新月異的城市化進程中，重新意識到歷史古跡的價值。

　　為此，復建永定門盡可能做到尊重歷史原貌。位置、大小、形制上保持原樣，在用料和工藝上也力求“原汁原味”。“木工的鬥拱加工、淌白糙砌的手法等都是傳統工藝，刷桐油也跟古代一樣，用牛尾蘸油往立柱上甩。”李彥成説。

　　2004年8月18日，永定門城樓大脊最後一塊瓦“合龍”。

　　中國傳統建築屋頂正脊形如龍，正脊當中的一塊瓦筒為“龍口”。明清時期盛行在龍口處放置鎮物，有“瓦匠不合空龍口”的説法。據樸學林回憶，“故宮所有大殿原來起脊的門樓都會放置‘鎮物’。有放金銀銅鐵錫五個元寶的，有放金銀五個錢的，還有放五穀雜糧的，以祈求吉祥喜慶、國泰年豐。”

　　在“合龍”儀式上，李彥成和施工人員鄭重地將金、銀、銅、鐵、錫五色錢，連同紅黃藍白黑5色絲線，一起壓到城樓正脊的中間部位。然後再在上面和上麻刀灰，砌上最後一塊瓦。

　　飛檐翹角，古色古韻，復建的城樓竣工在即。正在施工現場的李彥成接到一個電話，是侯仁之夫人張瑋瑛打來的。

　　原來，歷史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侯仁之老先生一直關注着永定門復建工程的進度，得知工程即將竣工後，按捺不住，想要來現場親眼看一看。

　　一輩子都在研究北京的侯仁之，被北京人稱之為“北京通”。他耗盡畢生心血，在逝去的歲月中尋找北京古城的生命印記。永定門是北京中軸線上獨特的“印記”，時隔近半個世紀後重現，讓侯仁之興奮不已。

　　93歲高齡的侯仁之，已有兩年沒出家門了。施工現場又到處都是磚瓦水泥，李彥成為此又高興又擔心。他雇了一輛麵包車，將坐著輪椅的侯仁之從燕南園的家中接出。

　　一路上，侯仁之並沒有太多言語。快到現場時，望著車窗外藍天下的永定門城樓，老先生拍手連呼“好極了！”

　　當時，永定門城樓還未徹底完工，9米高的斜坡上，施工架還沒有撤。侯仁之到達現場後，執意要下輪椅親自登樓眺望。眾人力勸後，侯仁之才同意讓人抬上永定門。李彥成後來回憶説：“老先生上樓之後，往北看著北京的中軸線，口裏一個勁地讚嘆着‘這下好了這下好了’。”

　　侯仁之在城樓上流連良久。他自豪地説，“從這個城門開始，一直向北去，到鐘鼓樓，南北之間形成一條中軸線，在世界上沒有哪個城市可以跟北京比。”下了城樓，侯仁之還參觀了永定門城樓北側100米處的禦道遺存。

　　這段南北延伸長約200余米的禦道遺存，全部為花崗岩石鋪就。李彥成告訴侯仁之，復建永定門城樓的同時，北京對南中軸路進行了改造，施工過程中發現了這條石砌路面。

　　禦道遺存被發現時，上面覆蓋着瀝青路面，路面石條排列長短不一。李彥成對侯仁之説，南中軸路改造過程中，禦道上殘留的條石都被原狀保留下來。侯仁之聽後點頭稱是，連稱“用心良苦”。

　　從下午兩點多一直到太陽落山，侯老在永定門城樓下流連忘返。老伴兒下了命令，“天晚了該回家了”，這才把侯老勸回了家。李彥成至今難忘，“老爺子那麼大年紀了，還關心着北京城的一舉一動，這種真摯的感情真是讓人感動。”

　　2005年9月，一座嶄新的永定門城樓正式亮相於北京中軸路的南端。復建的永定門城樓，城台東西長31.41米，南北寬16.96米，高8米，城樓總高26.04米，為歇山式三滴水原樣式，古樸典雅。

　　很多人望著城樓，如見故人，感慨良多。但也有不少老北京人疑惑：重建的永定門是不是比原來小了，沒有了昔日的巍峨？

　　“環境大了，你看環境中的東西就小了。環境小了，你看環境中的東西就大了。”韓揚用空間關係解釋説，“復建的永定門是嚴格按照原位置、原形制、原尺寸，其設計經得起嚴謹的考證和推敲。”之所以有“比原來小”的錯覺，是因為永定門城樓周邊的環境變了。

　　復建永定門城樓時，北京南中軸路兩邊雜亂的平房都拆了，露出了古老的天壇西墻和先農壇東墻。永定門至先農壇東門的路被改造成街心公園，綠樹成蔭，四週空曠。城樓南邊的“燕墩”周邊雜亂的民居拆除，其與永定門城樓、天壇祈年殿和先農壇的太歲殿等建築群遙相輝映，喚醒了南中軸神韻。

　　儘管存在爭議，但羅哲文認為，説永定門仍然是文物並非沒有根據。這是因為永定門復建堅持了五個“原來”，即建在原來位置、按照原來形制、遵照原來的結構、使用原級別材料、使用原來的工藝，這五點都得到了完全再現。

　　鄭孝燮對此也表示，永定門復建工程的最大意義就是使中軸線完善了。“在世界範圍內，復建並不是件新鮮事，因為復建與改建是不一樣的，事實上永定門是在完全尊重歷史的情況下進行的，它並沒有改變歷史。”（張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