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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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莊科冶鐵遺址發掘現場
高梁橋
西元907年，大唐覆亡，中國歷史進入了五代十國亂世。在這段亂象紛呈的歷史中，最著名的一幕醜劇：石敬瑭為稱帝賣身契丹，成了遺臭萬年的“兒皇帝”。幽雲十六州被當做酬謝，割讓給了契丹。
遼據有幽雲十六州之後，升幽州為南京，建為陪都。
此後，宋遼圍繞幽雲十六州幾番征戰，幽州更是首當其衝的戰略要地。民間典故、曲藝演繹中，滿門忠烈的楊家將、七郎八虎闖幽州……似乎都為宋遼史作了戰火連年的注腳。其實，宋遼戰爭主要集中在宋初，自澶淵之盟後，宋遼維持了一百多年的安定。
宋代中國，宋、遼、西夏三個王朝鼎立，這一時期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為此後中國多民族的長久統一奠定了基礎。
也是在這一時期，北京從中原王朝的邊疆重鎮升格為北方遊牧民族王朝的陪都。遼南京不止是陪都，還是當仁不讓的經濟和文化中心。金滅遼之後，在遼南京的基礎上擴建金中都，北京的八百年建都史由此開始。可以説，遼南京的一百八十年陪都史，開啟了北京成為全國政治中心的序幕。
冶鐵爐全景
大莊科冶鐵遺址發掘現場
“鑌鐵”之族的冶鐵遺跡
有遼一代，其國號在“契丹”和“遼”之間反覆多次，甚至有“九複國號”之説。習慣上，多以“契丹”稱族，以“遼”稱國。
契丹的本意是“鑌鐵”，也就是堅固的意思。《金史》記載：“遼以鑌鐵為號，取其堅也。鑌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説這話的是率領女真族滅遼的完顏阿骨打，所以女真定國號為“金”。不過，“金”其實還沒有“鐵”牢固。1234年，金在南宋和蒙古南北夾擊下覆亡，享國119年，只是遼國的一半。
契丹也被稱為“馬背上的鑌鐵之族”，他們在北京留下的最鮮明的歷史印記，恰恰就是鐵。
2014年度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中，北京延慶大莊科遼代礦冶遺址群赫然在列。上一次北京的考古成果入選“十大”，還是1990年的金中都水關遺址。
“大莊科冶鐵遺址剛開始考古發掘的時候，媒體給它起了很多別名，比如遼代‘首鋼’，嚴格説不太準確，但是很形象。”北京市文物局第二研究室主任劉乃濤對記者説。“這裡是一處集冶鐵和制鋼工藝于一身的鋼鐵生産遺址，遺址類型比較系統、豐富，發現了採礦、冶煉、炒鋼、居住、運輸等遺跡，獲取了整個冶鐵制鋼工藝流程和生産組織管理方面的資訊，是宋遼時期中國冶鐵遺址的典範，是揭示遼代冶鐵業發達的最完整的實物證據，為完善中國古代冶鐵技術體系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考古依據。”
大莊科遼代冶鐵遺址獲評的是2014年度的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但它被發現其實是在2006年。像很多重大考古成果起始於意外發現一樣，大莊科遼代礦冶遺址的發現也帶著偶然因素。
2006年9月的一天，延慶縣文化委員會研究館員范學新和朋友到大莊科水泉溝村的懷九河大峽谷遊玩，中午在農家樂吃飯。席間，農家樂的老闆聽説這群人裏有搞考古的，就説他們家蓋房子的時候曾發現過一座“窯”，不知道算不算文物。
范學新參加過很多考古工作，在延慶也見過不少古窯，但眼前這座窯和以往的都不一樣。這個窯有2米多高，只剩個剖面，整體呈不規則圓柱形。窯壁的燒結痕跡非常明顯，質地極為堅硬。出於多年考古工作的經驗，范學新把水泉溝村裏村外轉了個遍，又發現了七八座窯。村裏的老人説，建村的時候就有這些窯，不知是做什麼的。
考古研究的是古物，卻經常像打開一個新世界一樣充滿未知。水泉溝的這些古窯就正好打在范學新的知識盲區。匆匆返回後，他多方搜尋資料，根據窯的形狀、燒結特徵等，很快判斷出這不是“窯”，而是冶鐵的高爐。
給這些冶鐵爐斷代，范學新卻犯了個想當然的錯誤。他從網上買了本《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想惡補一下相關知識，可是這樣的書太過專業艱澀，看得如墮雲霧。最後他還是根據大莊科地區已有的歷史資料，特別是這裡距離長城只有兩公里，推測這些遺跡可能是專門為明代修長城鍛造鐵器的高爐。
范學新是《北京日報》通訊員，平時就負責延慶的考古報道。於是，他寫了一篇《延慶發現8座明代冶鐵高爐遺址》，刊發在《北京日報》上。
這下，大莊科冶鐵遺址引起了專家關注。范學新很快接到了北京科技大學李延祥教授的電話。李延祥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冶金史與冶金考古，大莊科冶鐵遺址有了真正的“識貨人”。
隨後，北京科技大學和北京大學等單位對遺址開展田野調查和實驗室分析工作，確定了水泉溝村的冶鐵爐是遼代遺跡，而且還在大莊科鄉其他地區發現了不少冶鐵遺跡和礦産遺跡。
大莊科鄉有個村子，村名就叫“鐵爐”。歷史早已用這樣的方式，給大莊科冶鐵遺址留下了提示。專家們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候，也確實是依著“鐵爐村”的村名按圖索驥，果然找到了兩處冶鐵遺跡。
專家們認定，大莊科冶鐵遺址是燕山地區規模較大、保存最為完整的遼代冶鐵遺址，這樣一處遺址應當通過發掘來進一步研究。2010年，該遺址群被列為國家文物局重大文化專項“指南針”計劃研究課題。
2011年至201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聯合北京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對整個遺址群進行了多次調查與三次發掘工作，成果豐碩：發現礦山5處，冶鐵遺跡4處，居住及作坊遺址3處。這其中，水泉溝的生産鏈條較為齊備，在遺址群中居於核心的位置。
水泉溝遺址中還發現了炒鋼爐。
劉乃濤介紹，炒鋼就是把生鐵加熱融化後，在炒鋼爐中反覆攪拌，借助空氣中的氧，使碳氧化，降低鐵的含碳量，從而成為鋼。這個過程非常像炒菜，所以叫“炒鋼”。炒鋼爐也可以説是個“大鍋”。
水泉溝遺址的3號冶鐵爐旁就有一個炒鋼爐，也就是説，這座冶鐵爐産出的生鐵直接進入了煉鋼環節——鋼鐵聯合生産。在水泉溝的這項考古發現之前，這种先進生産模式在明末《天工開物》中才有記載。這一發現從實物角度將中國的鋼鐵聯合生産至少提前了約500年。
劉乃濤幾乎參加了近二十年來北京所有類型的考古發掘，而冶鐵遺址考古還是第一次，“很有新鮮感”。大莊科遼代冶鐵遺址考古發掘的一大亮點，是多學科合作，科技考古和田野考古並重。大量科幻感十足的科技名詞和考古專業詞彙結合在了一起，三維鐳射掃描爐型復原、冶鐵實驗考古、爐內冶煉工藝數值模擬、地層孢粉分析等等。
水泉溝遺址的3號冶鐵爐就通過三維鐳射掃描復原了爐型，不止是數字，技術人員真的復建了一座冶鐵爐，真刀真槍煉了幾把鐵，得到了遼代冶鐵工藝的詳實數據。
根據這些結果推測，3號爐一天大約可産鐵1.2噸。而大莊科遺址中保存相對完整的冶鐵爐就有10座，遺跡分佈幾乎遍及大莊科鄉。試想，一千多年前，在遼代的大莊科地區高爐林立，人們繁忙地拉著風箱，冶煉出一爐爐鐵水，再運到別的地方，鑄造出一批批的兵器和馬具，維繫著遼王朝統治。
即便是現在，鋼鐵也是關乎國家戰略的工業之基，冷兵器時代，鐵更是國家命脈。這樣一座大型鋼鐵生産基地，為什麼會選址大莊科？劉乃濤説，首先當然是具備良好的冶煉條件，這裡有鐵礦原料，有充足水源和燃料。
《遼史·食貨志》中記載：“太祖徵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礦。命置冶。”這段話大意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攻打幽州、薊州，在回程的山中發現了銀礦、鐵礦，下令設置鐵冶。《遼史》素以簡略著稱，如此寥寥數語，不能確認《遼史》上的記載就一定是大莊科，但大莊科的冶鐵業應該也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遼在大莊科設置鐵冶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應該是這裡的戰略位置。”劉乃濤説，“遺址位於遼南京附近，屬於京畿地區。歷史上是宋遼之間戰場前沿地帶，大莊科遺址可能是距離前線最近的‘兵工廠’。”
高梁河畔定歸屬
宋太平興國四年（西元979年），宋軍為奪取幽州，與遼軍在高梁河畔激戰，史稱“高梁河之戰”。
高梁河就在現在的西直門外，只是河名已成歷史，河道併入元代開挖的長河之後，高梁河變成了長河，現在則叫南長河。
前塵往事已千年。高梁河之戰三百年後，元大都的西墻修到了河畔，河上架起高梁橋。又過了七百年，現如今，這裡緊鄰西直門商圈，高樓林立，交通繁忙。高梁橋猶在，卻已不復通行之用，作為文保單位被兩座公路橋左右合抱。那一番金戈鐵馬，那一陣刀光劍影，早已湮沒在歷史風塵中……
這裡就是距離大莊科遼代冶鐵遺址最近的宋遼戰場，直線距離大約60公里。北京北站坐落在高梁橋東側，從這裡搭乘高鐵，到延慶只需要二十多分鐘。
高梁河之戰，也是大宋實現奪回幽州夙願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努力。
石敬瑭割讓幽雲十六州是在西元936年。彼時，遼國國號還叫契丹，立國剛剛20年。938年，契丹升幽州為陪都，稱南京。自此，幽州從中原的北方鎖鑰一下子變成北方民族繼續向中原進擊的前哨。北方遊牧民族襲掠中原的戰線，自秦漢以來第一次跨越到了長城以南。契丹鐵騎，成了中原王朝寢食難安的心頭之患。
在宋朝建立之前，第一個試圖收復幽雲十六州的帝王是後周世宗柴榮。
後周顯德六年（959年），柴榮率軍攻遼，一個多月收復瀛、莫、寧三州，以及益津關、瓦橋關、淤口關三關。惜乎至此因病班師，不久病故。
大宋正是得國于後周。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時是後周宋州節度使，柴榮剛剛去世一年。
和柴榮一樣，趙匡胤也把奪回幽州當作戰略目標，只因南方統一中原的戰事未了，政權又需穩定，不敢貿然發兵北上。他曾建立了一個“封椿庫”，準備存錢把燕雲失地贖買回來，如果買賣談不成，就用作軍費強攻。
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趙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趙光義出兵太原，滅掉五代十國中最後的一個割據政權北漢，打算乘勝伐遼，收復幽燕地區。只是宋軍未得休整，且尚未封賞，將士多不願往。文臣趙昌言附和説：“自此取幽州，猶熱熬翻餅爾。”大將呼延讚反駁：“書生之言不足盡信，此餅難翻。”
宋太宗這時正是信心爆棚，遂決意北伐。
從太原到幽州的一路，宋軍確實勢不可擋，所向披靡，但是到了幽州，也就是遼南京的城下，宋軍終於碰上了啃不動的硬骨頭。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宋軍四面圍城卻攻城不下。這時，遼將耶律休哥率領的南下援軍到了。宋遼兩軍決戰高粱河。
當時的高梁河，不像元明清時緊鄰城墻，它離南京城的北墻還有好幾裏路。遼南京城的城址在今天西城區的西南部，主要是利用蓮花池水源。
宋軍先與遼南府宰相耶律沙的軍隊接仗，勝而追之。時近黃昏，耶律休哥突然率大軍前來，宋軍毫無準備，只得停止追擊，在高梁河畔快速列陣。
耶律休哥與耶律斜軫率軍從左、右翼合擊宋軍，耶律學古也率部從南京城北上參戰。宋軍三面受敵，全線潰敗，死者萬餘人，鮮血染紅了高梁河……遼軍追擊宋軍三十多裏，宋太宗逃至涿州，腿上中了兩箭，“竊乘驢車遁去”，才保住了性命。
高粱河之戰，是宋大規模主動伐遼的第一戰，卻以失敗告終，其影響甚為深遠。
對遼來説，他們用軍事上的勝利確保了幽雲之地的歸屬，而且，遼自此後在軍事上輕視宋人，以雄踞北方、威壓北宋的姿態肆意南侵。
對宋朝來説，這一戰對宋軍的自信構成了巨大打擊。此後，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乘遼年幼的新君初立之機，派三路大軍北伐。懾于遼軍戰力，命東路大軍“持重緩行”。結果，這次宋軍只打到涿州，旋即敗回。
宋對遼的戰略關係從此由進攻轉為防禦，而且“終宋不振”。
北方第一城
938年，契丹升幽州為陪都，稱南京，又稱燕京，府名幽都（後改稱析津府）。同年，遼太宗耶律德光來到了南京城。由於是“和平割讓”，加之契丹人對漢族地區的生産生活比較熟悉，所以沒有什麼殺戮，而是效倣中原，在燕京舊有宮殿中行“入閣禮”，接見漢族臣僚。
契丹對幽州政策溫和，但同樣是耶律德光帶隊，打到東京汴梁時就完全是另一種景象。
後晉“兒皇帝”石敬瑭死後，侄子石重貴繼位。石重貴還算有點骨氣，傳書契丹説“稱孫不稱臣”。意思是他自己可以按照父輩的排輩，當耶律德光的孫子，但是後晉與契丹只能是兄弟之國，不能稱臣。耶律德光大怒，在遼南京集結兵力，大舉南下，一下子剪滅後晉。
947年，耶律德光到了汴京，著“中國冠服”，受百官參拜，他對左右侍臣説：“漢家儀物，其威如此。我得與此殿坐，豈非真天子耶！”在汴梁，耶律德光改契丹國號為大遼，遼國的稱號實際是從這時開始的。
但是耶律德光在汴梁坐皇位沒幾天，就因中原軍民的頑強抵抗而被迫撤走，結果死在北歸路上。時值夏日，耶律德光被開膛破肚，用香料和鹹鹽腌了送往草原，稱為“帝粑”。
為什麼耶律德光一度佔據中原王朝的首都，卻沒能像幽州那樣長期佔領下去？他自己在北歸路上也有反思，“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所謂“打草穀”，實際上是那時候草原遊牧民族軍隊慣有的“供給”方式。《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一》就有記載：“胡兵人馬不給糧草，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為‘打草穀’。”而“諸道括錢”，意思是地方官搜刮民財，同樣是自古以來草原遊牧民族襲擾中原的最主要目的。
其實，契丹人已經有了經營中原城市的成功經驗，卻放著不用，耶律德光的“三失”可謂咎由自取。
得到幽雲十六州之後，契丹推行“胡漢分治”，“以國制待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實行“南北面官”制度，以漢官治漢人，管理稅收、科舉等；以契丹治北方民族，管理畜牧、部族和軍事。這樣，就避免了由於北方民族入主而經常造成的農業破壞和社會倒退，從而使遼南京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制度一直延續併發展。
遼對南京城的營建基本延續了幽州城的格局，沒有大拆大建，但遼統治者不可能對這座城池沒有任何作為。比如《遼史·興宗紀》載：“重熙五年壬戌,詔修南京宮闕附署。”作為陪都，遼南京還建立了不少館舍以接待宋、西夏、高麗等國使者。如燕京城南桑幹河畔有城南亭，城內皇城之南有永平館，城東北有望京館和孫侯館等。
可惜的是，北京現在留存的遼代建築已經很少了，京城之內，只剩西二環外的一座天寧寺塔。不過，正因為遼南京對幽州城沒有大的改變，幽州又由古老的薊城發展而來，從東漢到魏、晉、隋、唐、遼，跨越千年的史料，足以斷定南京城的城垣方位。
天寧寺塔
遼南京城
門頭溝龍泉務窯遺址出土的赑屃枕
門頭溝龍泉務窯遺址出土的遼代三彩菩薩像
考古專家們基本確認：遼南京的東城墻在今宣武門稍西校場五條、爛縵衚同一線，南城墻在今白紙坊西街至東街一線，西城墻在白雲觀西土城臺至小紅廟村一線，北城墻在今白雲觀的北面、頭髮衚同一線。
“蕭峰進得城來，見南京城街道寬闊，市肆繁華，遠勝上京，來來往往的都是南朝百姓，所聽到的也都是中原言論，恍如回到了中土一般。蕭峰和阿紫都很喜歡，次日輕車簡從，在市街各處遊觀。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共有八門……南院大王的王府在城之西南。蕭峰和阿紫遊得半日，但見坊市、廨舍、寺觀、官衙，密布四城，一時觀之不盡。”
這是金庸先生名作《天龍八部》中的一段描寫，蕭峰、阿紫雖是虛構，遼南京的盛景卻符合史實。只是其中有兩處疏漏，一是“燕京城方三十六里”，雖然《遼史·地理志》也有這樣的記載，但是根據實際考古成果和宋代相關記載，遼南京四至“二十五里”相對可靠。
另外一點，就是蕭峰被任命的“南院大王”是遼朝廷的中樞官職，王府不在遼南京，而是在遼國首都上京。
遼共有五京，首都為上京，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是遼太祖創業之地；東京在今遼寧遼陽，遼太宗滅渤海國後所設，初名“南京”，契丹得到幽州後，升其為南京，遼陽改稱“東京”；西京在今山西大同，遼興宗時征西夏失利後所設；中京城在今內蒙古寧城西大名城，遼聖宗命燕薊漢人工匠倣上京城制建造。
遼南京雖非首都，但無論城市規模、繁華程度，還是對遼國的重要程度，都在五京之中首屈一指。這座城市始終是遼第一大城市，也是北方唯一能與東京汴梁匹敵的繁華之地。號稱“兵戎冠天下之雄，與賦當域中之半”。
即便是從政治上的重要性來説，遼國把上京作為首都，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象徵意義。遼國皇帝並不常居上京、中京，他與北、南面臣僚和皇族一起，隨寒暑、逐水草，巡行于四時捺缽之中。
捺缽，契丹語的譯音，意為行營，後被引申為帝王的四季漁獵活動。契丹皇室四時捺缽可不止是遊獵，還包括拜天射柳、祭山祀祖、商討國事、處理政務、接見外國使臣、接納附屬國和附屬部族（落）的貢品等政治內容。遼國的政治中心也隨著皇帝的行蹤轉移。
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德源認為：“幽州城在遼代成為五京之一,且時間長達近200年,城市的性質逐漸發生了變化,從唐代城內‘家家自有軍人’的軍事重鎮,演變成作為遼南京的區域政治中心。可以説，北京在遼代已初步具備了作為京師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
澶淵之盟興百年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遼承天皇太后和遼聖宗進駐遼南京，閏九月起兵二十萬，大舉攻宋。僅僅兩個多月，遼軍前鋒已兵至黃河岸邊的軍事重鎮澶州城下，宋廷為之大震。
宋真宗急召群臣百官商議對策。很多宋廷官員已經被嚇破了膽，有説“請幸金陵”的，有説“請幸成都”的，總之就是趕緊跑。
好在此時宋廷中還有“剛而使氣”的新任宰相寇準。他指出“畫此策（逃跑）者罪可斬也”，更明確告誡宋真宗“棄宗廟遠之楚蜀”行不通。在寇準一番連蒙帶嚇的鼓動中，宋真宗和重臣只能“車駕北巡”，抵達澶州。
澶州之戰，也是宋遼戰爭史上最高規格的一次戰爭，雙方都是“御駕親徵”，都是傾全國之力。但這時候，雙方也都發現，打不動了。
遼國一方，主將蕭撻凜在澶州城下中弩身亡，而且遼軍長驅直入，為求速度，甚至攻定州、瀛洲未果的情況下就繞路前行。結果把自己置入了腹背受敵的險境。澶州攻城遇阻，進退兩難。
宋國一方，在戰場上似乎已有優勢，但是苦心經營多年的防線已經崩潰，而且此時的宋軍，有力守城，卻無力也無心與遼軍進行大兵團決戰。
打不動了，就只能談判。
宋真宗派遣閣門祗候、崇儀副使曹利用作為談判代表，前往遼營。
曹利用動身前，宋真宗再三叮囑他：“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曹利用問，那最多可以答應給遼人多少錢？真宗説：“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但曹利用出發前，被寇準叫到帳內，寇準警告他：“雖有旨許百萬，若過三十萬，將斬汝！”
曹利用到了遼營，少不了一番唇槍舌劍、討價還價。和談既成，曹利用回澶州向宋真宗復命。當時真宗正在進食，便叫內侍出來問曹利用到底談了多少錢。曹利用“以三指加頰”。內侍入內報告真宗：“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真宗失聲説：“太多！”既而又説：“姑了事，亦可耳。”
待真宗用餐完畢，召曹利用進見。曹利用再三稱罪，説：“臣許之銀絹過多。”真宗問：“幾何？”曹利用説：“三十萬。”宋真宗“不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
從這段出自《續資治通鑒長編》的記載，可以看出宋真宗求和的迫切心態。後人也多以“城下之盟”“喪權辱國”之類的詞彙來定義澶淵之盟。
其實，澶淵之盟真沒有什麼“喪權辱國”的條款：宋遼約為兄弟之邦；北宋每年向遼輸送“歲幣”“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兩國以白溝河為界河。其主旨規定的是宋遼雙方息兵言和，各守原有疆界，互不侵犯。
在此前幽雲十六州的領土爭端中，宋視之為中原之失地，遼則把後周世宗柴榮收復的關南之地也視為失地，雙方二十餘年的征伐，都有“收複國土”的名義。這次兩國以實際控制區域劃分國界，而不是之前各自聲明的領土主張，不能説哪一方是“割地求和”。
但站在大宋視角，看待澶淵之盟確實心態複雜，一方面，明明軍事態勢已經佔優卻求和，“歲幣”有賠款或納貢的色彩，因而多有屈辱之感。另一方面大宋經濟為同時代諸國之冠，歲入高達一億兩，但是因為與遼國征戰，每年軍費就要消耗一半，每年被遼軍劫掠的資財也遠不止三十萬之數。所以，“歲幣”又是極為“划算”的。更何況由於宋對遼的貿易是絕對的“順差”，每年的歲幣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裏。宋人自己也曾做過一番計算，結論是“雖每歲贈送，較于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真宗自澶淵之役卻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
如果把視角放得更高，從中華民族發展史考量，澶淵之盟無疑為歷史進步創造了條件。
澶淵之盟之後，北宋與遼和平共處了近一百二十年之久，這在我國古代邊疆少數民族與中原漢族關係史上是罕見的，使宋遼共存時期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進步、發展與繁榮的重要時期，從而為日後中國實現統一和中華民族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而澶淵之盟對遼來説，無論哪個方面都是獲利者。遼朝統治者自澶淵之盟後，實行休養生息、安業利農政策，使境內的社會生産得到較快發展，進入鼎盛時期。史稱當時的遼聖宗耶律隆緒為“遼朝盛主”，其實真正的遼代中興開創者應該是他的母親蕭太后。
蕭太后名蕭綽，小名燕燕。遼代歷朝皇后絕大多數都姓蕭。因為蕭綽能力太強，影響力太大，以至於提到蕭太后一般都默認為蕭綽。
蕭綽16歲即被遼景宗立為皇后。景宗多病，史載:“燕燕皇后，以女主臨朝，國事一決於其手。”遼景宗三十五歲去世，遺詔年僅12歲的長子耶律隆緒即位，是為遼聖宗，“軍國大事聽皇后命”，蕭綽遂開始攝政。直到去世（1009年）前一個月，才將皇權交還于聖宗。
蕭太后在遼景宗、遼聖宗兩朝理政四十餘年，促成了大遼中興。
澶淵之戰和澶淵之盟是蕭綽軍政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筆。她發兵南征本就帶著以戰促和的目的，為皇權交接創造一個和平環境。《宋史》記載，“時契丹母（蕭太后）老，有厭兵意……且緻密奏一封，願速達闕下，詞甚懇激。”“惟後（蕭太后）願固盟好”。作為遼朝的統治者，也是主動進攻的一方，澶淵之盟的締結與蕭綽的主觀願望和努力是分不開的，甚至有可能這一切都在她的計劃之中。
蕭太后也是在北京城市史上留下最多印記的遼代人物。比如通州的蕭太后河。這是北京境內唯一以人物命名的河流，曾經擔負遼南京城的物資輸送功能，是北京歷史上早期運河的代表。雖然簡略的《遼史》中沒有這條河的任何記載，僅民間相傳為蕭太后主持開鑿而得名，但從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上來看，傳説屬實的可能性還是非常大的。
契丹人在遼南京城所需的糧食及各種物資，只能從遼東等地調集，走海路運輸。具體就是從天津寧河的薊運河入海口靠岸，換載河船後再循今薊運河、北運河等，進入遼南京城。蕭太后河很可能就在這時候出現，利用當時殘留的古永定河河道、經人工疏通整理後，形成了上承薊水、中連遼南京護城河、下接今北運河（時稱潞水）的重要河運通道，承擔了遼南京地區與外界的物資運輸功能。
有明確記載的蕭太后歷史遺跡也在通州。
遼代時候，今通州南部漷縣附近有一處湖沼濕地，名延芳淀。《遼史》中，遼帝幸延芳淀的記載有六次，均集中于遼聖宗一代，亦即蕭太后攝政之時。聖宗統和十三年（995年）九月丁卯“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也就是在統和十三年的時候，在延芳淀附近安放了遼景宗及蕭太后的石像。難得的是，這一活動在千年以後被考古工作證實——人們在今通州于家務鄉吳寺村南發現了遼景宗石像，但耳、足殘毀；可惜蕭太后像毀於戰火。
奉遼使錄記風華
澶淵之盟奠定了宋遼百年和好之基石，兩國使臣的往來變得非常頻繁，宋遼交聘往來的一百多年中，有據可查的北宋先後向遼國遣使130次。使臣名單列出來可謂是“星光閃耀”，有唐宋八大家中的歐陽修、王安石、蘇轍，有寫《夢溪筆談》的沈括，後期還有大奸臣童貫、蔡京……
北宋的使者在完成出使遼國的任務之後，都要向朝廷遞交一份出使報告，即奉遼使錄。這些使臣飽讀詩書，基本都是進士出身，很多人在出使途中詩興大發，留下了大量創作。比如蘇轍，出使遼國一次就寫了二十八首詩。
遼南京是他們出使的重要一站，又是他們眼中的中原故地，因而格外留心注意，也極易觸動心懷。在他們的筆下，我們能看到一幅生動鮮活的南京風華圖景。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路振以賀契丹國主生辰使的身份出使遼國。他所著《乘軺錄》是最詳盡的奉遼使錄之一。其中記載遼南京“幅員二十五里”“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門摟，大署其額，有靨賓、肅慎、盧龍等坊，並唐舊時坊名也。”
相對應的是，《遼史·地理志》記載“南京地方三十六里”，根據現代的實際考古成果，路振的記載更為可靠。
除此之外，有鋻於宋遼由戰爭到和議的過程，宋使們所過之處，大多會有相關的軍事見解。沈括的《熙寧使虜圖抄》提及遼南京：“而幽為大府，襟帶八州，提控中會，將家所保也。”到了京北古北口，軍事分析更為明顯：“古北之險，雖可守，而南有潮裏平磧百餘，可以方車連騎……”
除了這些，路振的《乘軺錄》還記載了一個“大八卦”：“蕭後幼時，嘗許嫁韓氏，即韓德讓也，行有日矣，而耶律氏求婦于蕭氏，蕭氏奪韓氏婦以納之，生隆緒，即今虜主也……蕭後少寡，韓氏世典軍政，權在其手，恐不利於孺子，乃私謂德讓曰：‘吾嘗許嫁子，願諧舊好，則幼主當國，亦汝子也。’自是德讓出入帷幕，無間然矣。”
關於蕭太后和遼國名相韓德讓的私情，這是最早的文字記載。前段時間以蕭太后為主角演繹的電視劇《燕雲臺》，故事架構基本就是這個版本。
路振獲知蕭太后和韓德讓的特殊關係，想必是來自道聽途説，但他將其寫進出使報告，不是探聽風流韻事，而是作為遼國政權核心人物的關係的情報。
路振出使遼國較早，當時的遼南京中居民以漢人為多，民心多南望。路振就記錄了這樣一件事：“近有邊民，舊為虜所掠者，逃歸至燕，民為斂資給導，以入漢界，因謂曰：‘汝歸矣，他年南朝官家來收幽州，慎無殺吾漢兒也。’其燕薊民心向化如此。”
他還觀察到，遼南京城中“俗皆漢服，中有胡服者，蓋雜契丹、渤海婦女。”但是八十年之後，同樣在遼南京城，作為宋使的蘇轍在詩作《其七燕山》中卻這樣寫道：“哀哉漢唐余，左衽今已半。”
左衽、右衽是辨別民族的一個顯見因素，漢民族中服飾一般為右衽，契丹民族多會穿著左衽的服裝。顯然，蘇轍看到南京城中已經有一半人穿著契丹服飾。
同樣的感慨也流露在蘇轍的《其十齣山》中：“漢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漸變存語言。”在遼國生活的漢人，很明顯已經深受契丹影響。
不過，更明顯的是契丹人的漢化。遼國官員百姓，都對中原漢儒文化及著名文學人士，表現出強烈的崇拜心理。
蘇轍出使前，哥哥蘇軾寫了《送子由使契丹》，最後一句“單于若問君家事，莫道中朝第一人”，是叮囑蘇轍：遼國國主若是問起你的家世，可別説朝中第一等人物只在蘇家門庭。殊不知，“三蘇”之名在遼國早已聞名遐邇。
蘇轍出使契丹的這一年，蘇軾的詩集《眉山集》剛剛刊印不久，結果在奉使途中，蘇轍看到了契丹人翻刻的《眉山集》，這種速度，不亞於當代人的盜版！
聽説宋朝來的使臣竟然是蘇軾的親弟弟，契丹人紛紛上前來打聽蘇軾的情況。這也就是蘇轍《十三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中的：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
從蘇轍的《奉使契丹詩二十八首》，可以清楚看到思想活動的變化。初入遼境，充滿了對異鄉異族的陌生感，也表現出對遼的輕視和拒斥。在進入遼地後，蘇轍對異族民眾有了切身的接觸和了解，開始以欣賞的眼光看待異鄉的景物與習俗，並開始讚揚“久安和好”。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遼國事物都被蘇轍接受，比如飲食。直到出使返回宋境，蘇轍作了一首《渡桑幹》，仍在抱怨“腥膻酸薄不可食”，只有“羊修乳粥差便人”。這大概是不少宋使的同感，即便不像蘇轍一樣寫出來，也留下了在遼境四下尋找豬肉、或者剛回國就找飯店大快朵頤的逸聞。
路振在遼南京城內曾受到盛宴款待，他詳細記載了宴會上的飲食，口味如何未表，倒是食具印象深刻：“大閹具饌，盞斝皆頗璃，黃金扣器。”頗璃也就是玻璃，玻璃器皿在今天是司空見慣之物，然而在當時則是十分罕有和珍貴之物。據考古發現，遼代的玻璃器皿大多來自西方伊斯蘭世界。王欽臣出使遼朝，也目睹了未曾見過的精美玉杯。“昔使契丹，戎主觴客，悉以玉杯，其精妙，殆未嘗見也。”可見，遼國貴族的奢華生活，只怕比北宋有過之而無不及。
“倒戈名將”獻燕京
宋與遼雖然和好百年，但是宋對收復幽雲十六州的夙願其實從未斷絕，只是有心無力。畢竟一紙盟約的安全感，遠比不上虎視華北平原的契丹鐵騎帶來的威脅感。
北宋末年，長期受遼朝統治的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接著便以摧枯拉朽之勢向遼展開了進攻。這下讓北宋朝廷看到了機會。
宋徽宗在宣和二年（1120年），派人從海路與女真聯繫，訂立海上之盟：兩國合兵攻遼，金人攻中京大定府，宋取南京析津府。事成之後，幽雲十六州之地歸宋朝，宋則把每年輸遼的“歲幣”給金。
這個引虎拒狼之策的最終結果眾所週知，遼為金、宋所滅，隨後金又滅了北宋。可嘆的是，宋代統治者一點兒不長記性，到了南宋末年，又如法炮製，與更兇狠的元合作滅了金，自己又被元所滅。
于燕京這座城市而言，在宋、金、遼三國角力的過程中，確實短暫地被宋收回過，被改為燕山府，只是僅僅只有兩年時光。
在這個過程中，著名的“倒戈名將”郭藥師，成了決定燕京歸屬的關鍵力量。
郭藥師渤海鐵州（今遼寧省蓋州市）人。遼末年，女真崛起，遼國內也是叛亂叢生，天祚帝募集遼東饑民為兵，取“報怨女真”之義稱之為“怨軍”，後來又改名“常勝軍”。郭藥師是“常勝軍”首領。
宋、金南北攻遼之時，郭藥師率“常勝軍”駐守涿州。這時候的宋軍，很符合現代網路上評價戰鬥力低下的流行詞——“戰五渣”。北方的金軍勢如破竹，一路風卷殘雲；南方的宋軍面對風雨飄搖之際的遼軍，居然在白溝邊境就一戰即潰。
但是，不久之後，郭藥師因為與遼當權統治者生隙，率部以涿、易兩州降宋。這是郭藥師的第一次倒戈，對新主大宋很是賣力。
宋遼兩軍主力在永定河對峙之時，郭藥師率奇兵繞道固安、安次，化粧混在進入南京城的草車行列裏，奪迎春門而攻入南京。
只是，郭藥師的“常勝軍”毫無軍紀，縱兵搶掠，且揚言殺盡南京城內契丹人，因而遭到了堅決抵抗，血戰三日。遼軍主力回援又至，郭藥師僅與少數人得脫。
這次奇襲南京的計謀不可謂不高，但還是功敗垂成。宋軍主將劉延慶不但沒有提供必要的支援，聽到郭藥師敗訊後更是燒營自潰。遼軍進擊，宋軍再次大敗。最後，還是金軍自居庸關南下，攻入南京城。
以宋軍拿不上臺面的“戰果”，金人絕不肯按照海上之盟的約定交付幽雲十六州，只給了南京及薊、景、檀、順、涿、易等山前六州。非但如此，金人還索要遼降將郭藥師及所部“常勝軍”。
“常勝軍”雖然歸降不久，卻是宋朝為數不多的能與遼軍一戰的軍隊，宋朝怎能割捨，於是主動提出，凡幽州境內家財在一百五十萬貫以上的富裕人家，都可以交給金人遷到關外，以此交換“常勝軍”。
於是，金人徹底破壞了南京城的城墻、樓宇，席捲所有財物，又擄掠了三萬餘戶人口北去。留給大宋的，不過一座空城，“城市坵墟，狐狸穴處”。
宋朝把南京改稱為燕山府，設廣陽郡。對郭藥師更是恩寵有加，封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宋徽宗還親賜他兩個金盆及一件禦珠袍，命其率領常勝軍鎮守燕山府。
宋金的海上之盟只是基於夾攻遼的短暫同盟，一旦遼亡，宋金直接交界，戰爭也就不可避免。宋收回燕京僅僅兩年後，1125年，金兵分東西兩路大舉攻宋。
金東路軍直奔燕山府而來，與郭藥師“常勝軍”在三十里的漫長戰線上一場鏖戰。“常勝軍”慘敗，燕山府再無軍力可守。
郭藥師敗回燕京城，再次倒戈。他扣押了不願投降的燕山知府蔡靖，出城向金人投降，簇擁金兵進入燕京。這之後，郭藥師又“盡職盡責”地充當起金攻宋的嚮導和參謀，幫著金軍一直打到汴京。
“郭藥師者，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為三國之禍福，如是其不侔也”。正如《金史》的這段論述，郭藥師以一人之身而仕三朝，屢屢為變，對三個朝代的興亡都産生了重要的影響，可謂時代的特殊産物。不過，這位“功臣”最終也沒有得到金的信任。《大金國志》載：“大金雖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並器甲鞍馬散之，繼奪其家財沒入之，藥師得不死幸矣。”
在宋、金、遼三國逐鹿、生死搏殺的亂世中，燕京的歸屬和郭藥師幾乎同步，他也在燕京的兩次易主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實，即便沒有郭藥師反覆無常的臨陣倒戈，燕京也註定會被金人所據，甚至可能更早、更方便地歸屬金國。
從幽州，到遼南京，這座城市由北方軍事重鎮晉陞為王朝陪都。到了金國，這座城市成了金中都，八百年的建都史由此開始。（董少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