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國子學如何建成

原標題：元代國子學如何建成

　　新一年的開學季到來，關於教育的話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重視教育是中國的傳統。在古代，國子監往往是一個朝代最高學府以及最高教育管理機構，只不過在不同朝代，其名稱以及形式都有不同。如今，位於東城區的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就是元明清時國子監和孔廟的所在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元代，除了國子監之外，還有國子學，它也是當時的“最高學府”，而且國子學的設立時間比國子監更早，元代皇帝通過任命漢人大學者作為“國子祭酒”（國子學的主管官員），通過多種形式的教育，為元代培養了大批人才。

　　許衡“奠基”元代國子學

　　1206年即元太祖元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元太祖十年（1215），蒙古軍隊攻佔金中都即燕京。元太宗五年（1233），窩闊台下令，在金中都建立國子學。國子學的校舍，仍在金代國子學的舊址。

　　起初，國子學很簡陋，被派到燕京國子學來學習的蒙古族子弟只有18人，再加上陪讀的漢族子弟等，總共才50個學生。這一時期，國子學授課的內容分兩部分：一部分是蒙古貴族子弟的學習內容，另一部分是漢族官僚子弟的學習內容。蒙古貴族子弟重點學習漢語，而漢族子弟除了完成陪讀任務，所要學的則是騎馬射箭。

　　儘管簡陋，蒙古帝國對國子學還是很重視，給學校教師和學生提供的待遇很高。元太宗五年（1233）下詔規定，在校的教師和學生，可以從政府“每人日支米、面各一斤，肉一斤”，而他們的家屬也可以“日支米一升”。如此待遇，在當時條件下，可謂很豐厚了。

　　中統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在開平即汗位，建元中統，開始按中國傳統的王朝年號紀年。至元八年（1271），他改“大蒙古”國號為“元”，這一年，忽必烈任命大學者許衡（1209-1281）為國子祭酒，並在大都重建國子學，與此同時還對國子學做了一些改革，“增置司業、博士、助教各一員，選隨朝百官近侍蒙古、漢人子孫及俊秀者充生徒。”

　　此時的國子學，教師以及學生規模都有所增加。國子學地點也發生了變化，根據《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許文正公》（許文正公即許衡）記載，“（至元）八年，授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即令南城之舊樞密院設學。”也就是説，當時的國子學設在了金中都的舊樞密院內。因為當時大都城還未建成，而金中都被毀，國子學的校舍條件一般，“時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寓居民屋”，老師和學生只得寄居在百姓家中，其狀況可見一斑。

　　儘管當時存在著諸多問題，但是在國子祭酒許衡的帶領下，元初的國子學在教學方法、教學內容、教學規則上都形成了比較成熟的體系。可以説，許衡就是元代國子學的奠基人。

　　鋻於元代政權的民族多元性，元世祖曾下令，讓許衡專門負責培養一批蒙古貴族子弟。許衡採用了“伴讀法”進行輔助教學，此後“伴讀制”也被元代國子學一直沿用。伴讀制，就是由皇帝下詔，徵集賢能之人到國子學，給蒙古貴族子弟做伴讀。許衡為何這樣做呢？他對蒙古學生做過這樣的評價，“蒙古生質樸未散，視聽專一，茍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

　　在教學過程中，許衡針對蒙古學生的特點，講課時，“章數不務多，唯懇款週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也就是説教的時候不圖多，只求學透學明白。

　　在教學中，許衡還根據學生年齡及其基礎，將教學內容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以《小學》、《四書》為主要教材。在第二階段，則以《詩》、《書》、《易》、《春秋》為主要教材，進一步學習修己和治人之道。許衡這套教學計劃影響了整個元朝國子學的教學。《元史》的《選舉志一·學校》記載，元朝國子學的教學內容是“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

　　有趣的是，許衡還給蒙古生開設了算術課，“先生欲以蒙古生習學算術，遂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為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許衡將歷史書的年表編成數學書，也算是獨創。同時，國子學還開設有書法課。後來，數學以及書法都成為元代國子學的傳統內容。元代人曾評價“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並非虛言。

　　新國子學歷經多年修成

　　當然，元代作為少數民族當政的政權，在尊崇儒術的同時，也會注重保留自己民族原有的文化習俗。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忽必烈命國師八思巴創制蒙古新字，制詔頒行天下。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設立國子學的同一年，下詔設立蒙古國子學。至元十四年（1277）設立蒙古國子監，作為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構專門管理蒙古國子學。後來還設立了回回國子學以及相應的回回國子監。

　　這也導致儒學在元初發展的曲折。至元二十三年，南宋降臣、集賢直學士程鉅夫向忽必烈進諫曰：“臣愚，慾望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地，尤當興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為國人矜式，優以廩餼，隆以禮貌，庶四方觀感有所興起。”他提出了興建最高教育機構，對於統治的重要性，再加上一些蒙古貴族的建議，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設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學官博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札、飲食，仍隸集賢院”。忽必烈設立了國子監，專門管理國子學，並擴大了規模，元朝的國子監及國子學開始步入正軌。

　　此時，正好元大都基本建成。元世祖在新城皇宮的一側與孔廟相鄰之處，給國子學留下了一塊地，準備興建新的國子學校舍。與此同時，還議定按廟學之制，打算修建文廟一所。

　　第二年十一月，國子學正式動工，但是其間因種種原因，國子學建設很不順利，一直處於停滯狀態，孔廟也近乎停滯。

　　直到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五月，御史臺上奏：“成宗朝建國子監學，迄今未成，皇太子請畢其功。”這個奏折得到了元武宗的認可，又經過了兩年的時間，直到至大三年（1310），國子學各項設施才建成，佔地約40畝，共建有房屋167間。包括國子學教師上課、辦公以及休息場所，還有供學生們上課的齋室。

　　元代著名理學家、至大元年的國子監丞吳澄（1249-1333）在《賈侯修廟學頌》中記載了國子監及國子學的規模，“乃營國學于廟之西，中之堂為監，前以公聚，後以燕處，旁有東西夾，夾之東西各一堂，以居博士。東堂之東、西堂之西有室，東室之東、西室之西有庫，庫之前為六館，東西向以居弟子員。一館七室，助教居中以蒞之。館南而東而西為兩塾，以屬於門屋，四週通百間，踰年而成。”從這裡也可看到，國子學在孔廟西側，中間就是國子監，周圍就是校舍，供師生學習。後來明清時期的國子監就是以此為基礎。

　　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元廷又決定在國子學辦公室後面新建一座大型的圖書館，直到六年後才建成，命名為“崇文閣”，高四丈多，寬約十丈，進深約有五丈，“雄偉壯麗，燁然增監學之輝”。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元大都的國子學各項設施日益完備，作為大都城裏的中央最高學府，已經能夠容納更多的學生，成為元朝培養人才最重要的場所。

　　國子學生員做官相對容易

　　至元八年（1271），重建國子學的時候，學校的學生人數沒有限額規定。到了至元二十四年（1287）國子監正式設立後，學生人數才有了定額，按照規定，應有學生200人，而實際入學的學生只有100人，在這100人中，蒙古貴族子弟50人，其他少數民族和漢族官員的子弟各為25人，另外再加上陪讀生20人。

　　到了元仁宗至大四年（1311），原來規定的200學生名額已經滿員，不能適應更多求學者的要求。元政府將學生名額增加到了300人，沒過幾年，再將其名額增加到400人，卻仍然不能滿足眾多求學者的需要，到了元後期的元惠宗至正元年（1341），加上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學，三所學校的學生人數已經增加到1000余人。

　　國子學生員來源選自七品以上朝官子孫，另有隨朝三品以上官舉薦的“民之俊秀者”入學，作為陪堂生和伴讀生。國子生、伴讀生以及陪堂生構成了元代國子學的重要組成形式。不過，根據史料，陪堂生在待遇上與國子生和伴讀生有區別，不享受國家供給的“衣食住行”。

　　因為元代政權的特殊組成，元朝國子學生員有著優渥的從政條件：一是取得歲貢生員的資格，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始定國子生，蒙古、色目、漢人三歲各貢一人。”也就是每年從國子學的學生中，蒙古人、色目人以及漢人每三年各選一人獲得貢員的資格。大德十年，“國子學定蒙古、色目、漢人三歲各貢二人”。此後，國子學歲貢額形成定制。這些貢員，會授予一定的品級，“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漢人從七品”。

　　第二條途徑便是伴讀入吏，就是從伴讀生中挑選一部分做官。經過元代多位帝王的調整，伴讀名額固定為四十名，歲貢八名。

　　除此之外，國子學生員還可以參加科舉考試。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科舉中斷後曾恢復一次，當時除考試內容外，其中較大的調整是將國子學納入科舉中，《都省奏準科舉條畫》載：“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例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通與科舉總一百名。”也就是從國子學生員裏選取十八人，通過科舉取士八十二名，共一百名。

　　不過，後來科舉被廢除。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科舉考試重新開始，國子學生員可以繼續參加科舉考試。

　　國子學集中了全國最為優秀的教師，使得國子學教學水準領先全國，國子學生員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優異成績，成為常態。泰定丁卯（即1327年）的一次考試中，左右榜狀元皆出自國子學日新齋（六齋之一，當時六齋分為三個等級，生員根據表現可以依次遞升），他們同為國子監祭酒歐陽玄的學生，那一屆的榜眼、探花也曾師從歐陽玄。

　　除此之外，國子學生員如不參加科舉，仍然可以保留歲貢和伴讀入吏的出路，這也使得元代國子學吸引了大批讀書人，為元朝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劉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