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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西安城西附近发掘了隋代李静训墓，墓中不仅出土了石棺椁、墓志、陶俑，还出土了瓷器、铜镜等各类日用器物，更有闹蛾金钗、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镶金白玉杯等举世无双的珍品。这些珍贵的物品向世人展现了李静训生前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更是当时生产、文化交流的宝贵物证。1959年，李静训墓出土文物中的绝大部分调拨至北京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国博展示隋唐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藏品部分。
李静训墓出土位置为隋代大兴城内的休祥坊，位于大兴城朱雀街西第四街。此墓出土时保存完好，除墓志放置在石椁南侧外，其余随葬品均放置在石椁和里面的石棺中。
“李静训和她的时代”特展在前期筹备阶段，国博文保团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文物修复工作，将出土时残损严重的闹蛾金钗、高足银杯、银匕等文物做了修复。展览依托李静训墓出土文物，以这位小姑娘为切入点，以小见大地展现了隋代的历史发展、生产工艺、文化风貌等内容。
李静训墓发掘时发现此墓埋在一座夯土台基下面，与墓志所载“即于坟上构造重阁”相佐证。陶俑、陶动物等多放置在石质棺椁之间，可知此类器物均为墓葬专用；石棺内出土的首饰、金银饮食器具、各类瓷器、铜器等，制作精良，有的还能看到佩戴的位置，可知这些精美的器物应为李静训生前所用之物。展览根据发掘报告提供的材料，在“永藏金地”部分，通过互动屏让观众对隋代大兴城、李静训墓出土位置有了空间概念；再将李静训石棺复制品、墓志、各类陶俑等，利用展板、多媒体互动等手段展示，让观众更切实地了解李静训墓各种文物的出土情况。
20世纪50年代李静训墓考古发现后，由于墓葬的完整性、墓主身份的特殊性、出土器物所关联的学术热点等原因，吸引了学界和公众的目光。此次展览首次将国博馆藏李静训墓出土文物较为完整地向公众展示。闹蛾金钗经过修复后，首次公开展示，呈现极富巧思的闹蛾扑花场景，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镶嵌、锤揲等工艺。金钗与嵌珍珠宝石金项链、嵌珍珠宝石金手镯、金指环、玉指环等共同彰显了李静训极为华贵的身份。
展览完整地展示了李静训墓出土的17件青釉和白釉器，能够看到这时期传统瓷器的延续和发展，也能够看到西域传入的金银器对瓷器造型、装饰工艺的影响。展览还将墓中出土的24件玻璃器完整地展示出来。隋代是玻璃器发展的关键节点，西域传入的玻璃器陆续被发现；北朝以来由于匠人和技术的交流，本地生产的玻璃制作水平有了较大进步。
一方面，东汉以来本土的高铅玻璃继续生产，绿玻璃盖罐检测出高铅的成分，其表面也有冷磨加工的痕迹。另一方面，中亚传入的使用顶底铁棒技术的钠钙玻璃制作工艺被本地工匠掌握，绿玻璃扁壶底部能够看到明显的铁棒接触痕迹，器型又是国内常见的扁壶形制。两件具有典型差异的玻璃器，由于丰富的文化技术内涵等原因，列入永久禁止出境名单。作为这时期重要的奢侈品，李静训墓出土了玻璃珠、玻璃管等，还有器型极为罕见、功用尚不明确的绿玻璃卵形器。
为了展示李静训墓熏笼的演变和使用，展览团队分别向河南安阳博物馆借展了2008年河南安阳北齐贾进墓出土的绿釉熏笼，向河南安阳文物考古研究院借展了1986年河南安阳航空运动学校隋墓出土的青釉暗花带盖熏笼和2008年河南安阳置度村8号隋墓出土的持熏笼侍女俑，并通过河南隋代张盛墓出土的捧熏笼女俑作辅助展示。
为展示李静训墓出土的鸡首壶的发展演变，展览团队向河南洛阳博物馆借展了1991年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出土的鸡首壶；向山西太原博物馆借展了山西太原王家峰村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青釉螭柄鸡首壶。
为展示李静训墓出土的白釉兽面纹双系扁壶器型的演变和特点，展览团队专门从国博“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将河南安阳范粹墓出土的相同形制的黄釉乐舞图扁壶调剂过来共同展示。白釉龙柄传瓶是白瓷发展早期阶段较为少见的器型，李静训墓出土的白釉龙柄传瓶有明确的出土信息和出土位置，为其使用年代、功用等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信息，在天津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下，另一件瓶底刻有“传瓶”铭文的白釉龙柄传瓶也在李静训展上共同展示，交相辉映。天博借展的此件白釉龙柄传瓶为禁止出境文物，仅在国博展出一个月。在整个展厅中，基于这种筹备逻辑的展品组织和展示不一而足。
李静训展在展示北周至隋这一历史阶段时，以独孤家族为纽带，串联起北周宇文家族、隋代杨氏家族和李氏家族，结合各家族成员的考古发现，比较直观地展示了家族脉络和发展。同时，1983年宁夏固原李贤夫妇墓出土的考古发现，将李静训直系家族更加直观地展示出来。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嵌宝石金指环与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银器、玻璃器，共同展现了北朝到隋代，中华文化强大的内化能力和生命力。
将“李静训和她的时代”作为展览的名称，一方面是因为展览首次将李静训墓出土文物比较完整地展示出来。李静训墓的考古发现，能够较为立体地折射出隋代的社会文化风貌。另一方面，李静训本人虽然年仅九岁便辞世，在当代史学叙事框架下，与帝王将相成就历史伟业的宏大叙事相比，个体与家族命运的曲折对于当下的观众和学术界，更具有感染力。不仅如此，通过墓志和《周书》《北史》《隋书》等文献梳理出来的李静训身后几大家族交织的关系，既丰富了公众和学界对李静训和她的时代的认识，也是展览结构策划的重要支撑。展览结构从个人到家族，逐渐拓宽视野，以个体视角去呈现历史发展大的脉络和浪潮。（赵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