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被高度懷疑與野生動物食用和交易有關，由此引發人們對野生動物保護的關注。查閱史籍，歷史上有關北京地區野生動物保護的記載並不少見。
早在元代，對野生動物的保護已採取了嚴厲措施。有史料顯示：整個元代有關保護野生動物的聖旨、詔書、命令、法律等頒布了五十多次。其中世祖忽必烈頒行23次，成宗鐵穆耳頒行8次，武宗海山頒行9次，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頒行4次，泰定帝也孫鐵木兒頒行2次。
據《馬可·波羅遊記》載，忽必烈大帝曾經頒布法令，禁止所屬各國臣民在每年三月到十月間狩獵旱獺、黃羊、野馬等。嚴禁撲殺騎用或馱用家畜，不許用騎行、重荷、絆腳繩和打獵使其疲憊不堪，不許撲殺懷胎、幼小、交媾和哺乳期動物。
《元典章》記載，元朝諸帝曾下令劃定禁獵區，限定狩獵期，規定禁殺動物種類等事項。據《鴻雪錄》稱：“大都八百里以內……捕兔有禁。以天鵝、仙鶴、鴉鶻私賣者，即以其家婦子給捕獲之人。有于禁地圍獵為奴婢首出者，斷奴婢為良民。收住兔鶻向就近官司送納，喂以新羊肉，無則殺雞喂之。自正月初一日至七月二十日，禁打捕，著之令甲。”意思是説，誰敢私下裏買賣天鵝、仙鶴、鴉鶻等野生動物，不論買方還是賣方都要被治罪。如果被人抓到，一經查實，便將其妻兒判給抓獲者。
到了明代，朝廷曾發詔禁止在北京周圍狩獵。據《天府廣記》載：“永樂十四年（1416年）正月諭：凡牧養栽種地，東至白河（今潮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今屬天津市），北至居庸（關），西南至渾河（永定河），一應人不許于內圍獵，有犯禁者每人罰馬九匹，鞍九副，鷹九連，狗九隻，銀一百兩，鈔一萬貫，仍治罪。雖親王勳戚犯者亦同。”由此可見，明永樂年間朝廷對違禁圍獵者的處罰之嚴厲，即使是皇親國戚也不例外。弘治年間，朝廷還多次放生野生虎、鷹、猴等，並禁止各屬國進獻珍禽異獸。
《明史·食貨志》載：“仁宗初，光祿卿井泉奏，歲例遣正官往南京採玉面狸，帝斥之曰：‘小人不達政大體，朕方下詔，盡罷不急之務以息民，豈以口腹細故，失大信耶！’”玉面狸又稱牛尾狸、果子狸，是一種珍稀野生動物，卻被當作皇宮饌食，仁宗皇帝得知後厲言訓斥，嚴禁撲殺食用。
洪熙元年（1425年）閏七月，居庸關都督僉事沈清遣人向仁宗進貢黃鼠，皇帝訓斥道：“卿受命守關，當練士卒，利器械，而獻鼠何邪？”宣德八年（1433年），宛平縣令差人到西山撲捉松鼠數十隻，獻與大內，“以為皇子之戲樂”。宣宗聞之，斥曰：“鼠山之生靈，本當躍于山中，怎可為宮中之戲物？速還于山林，不可任意撲之，違者不赦。”當即令人將這些松鼠放歸西山。明朝設虞衡清吏司管山澤採捕、陶冶之事。明朝規定：“冬春之交，罝（捕鳥獸之網)罛（捕魚之網）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
清代對京畿野生動物的保護也有禁令，雖然每年皇帝要進行狩獵活動，謂之“木蘭秋獮”，但有固定的獵場（位於承德木蘭圍場），獵場之外嚴禁捕殺野生動物。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皇帝免去了關外獵戶向皇宮進貢鷹的“指標”，意在保護被滿族人視為動物神靈之首的“鷹神”。此後雍正、乾隆、嘉慶皇帝都頒旨，禁止駐防于京畿的八旗官兵于附近林地、山野狩獵。
據《清世宗實錄》載：雍正皇帝看到各地特別是廣東進貢到宮裏的象牙製品日盛，甚感不悅，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諭旨大學士等：“朕與一切器具，但取樸素實用，不尚華麗工巧，屢降諭旨甚明。從前廣東曾進象牙蓆，朕甚不取，以為不過偶然之進獻，未降諭旨切戒，今者獻者日多，大非朕意。”隨即禁止各省進貢象牙製品，以示對野生動物的關護。
據《香山史話》載：乾隆十年（1745年）建成的香山靜宜園，為清代“三山五園”之一，以自然景觀為主，具有濃郁的山林野趣，野生動物較多，僅鳥類就有數十種。乾隆皇帝非常喜愛這裡的山色，時有駐蹕。有一年秋日，皇帝幸駕香山，見路邊有不少出售山雀、野兔、松鼠、山雞的商販，頓感不悅，駐蹕靜宜園後便讓隨行的太監到街上買回十幾隻，有山斑鳩、紅嘴山雀、朱雀（靠山紅）、錫嘴雀（老西兒）等。乾隆勃然大怒：“山林野趣盡在翠鳥而鳴，捕入籠中，山趣何有？”遂將籠中之鳥放掉，並傳香山健銳雲梯營掌印大臣覲見，令左右兩翼各旗兵丁巡山，查辦撲殺山中鳥獸之徒。（戶力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