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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克勤
高克勤，1975—1978年长春地质学院地质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78—1981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古生物学硕士学位；1985—1992年博士就读于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地质系与动物系，获得地质学与动物学博士学位。
1981—198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3—1995年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生物学系博士后兼学期讲师（Session Instructor）。1995—1998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脊椎动物学系博士后（Frick Research Fellow）。1998—2002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生物与脊椎动物学部研究员（Research Scientist）。 2002年5月至今，北京大学地质科学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专业及研究领域：古脊椎动物学。
高克勤：周口店是养育我成长的家园
我是如何来到周口店的
我们当时是在周口店中学读书。上到第三年考试的时候，还没考完，就通知我们各个班里抽调一些人到学校里去开个会。古脊椎所去了几个人，其中三个人记得是李全刚、沈文龙和文本初，他们去等于是面试我们。大家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念完之后聊了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干什么，回来以后才听说是周口店龙骨山在招工。我们参加面试的一共是十个人，我们一班是去的最多的，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刚到周口店参加工作时，我觉得跟自己的理想差得有点远。十个人中我一看，没有喜好体育运动的伙伴。我小时候喜欢运动，篮球、乒乓球什么的，我都喜欢。我当时的愿望是去做邮递员，因为我们前面的一批同学去了邮政局，我觉得挺酷的。骑一个墨绿的自行车，后面带着两个墨绿色的袋子，装着报纸、信件什么的，挺帅的。
到古脊椎所培训了三个月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一点了，逐渐有了一些交流。回到周口店以后便开始忙着做展览，各种各样的活儿都做。裱糊、木匠木工所有这些活儿都做，还有恐龙的装架，骨骼的修理装架这些也做，在这一过程中学了一点东西，觉得工作起来还挺不错的。周口店这个地方环境不错，也比较安静，主要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一批人到那儿去轮流蹲点，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我们进了古脊椎所以后，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老工作人员。我记得是刘后一，现他已经去世了。中科院有个编译局，杨钟健做过编译局的局长，刘后一是编译局重要的工作人员，编译过好多国外的科技文献。他是很有文才的人，欢迎我们的仪式上，全所一百多人在那里，他就念诗：“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你们是刚下水的船，准备去迎接大风大浪。”还有耿业印象很深。耿业是延安的老干部了，她老公是演穆仁智的，和田华演对手戏的那个人。我们中午吃面条时，她就在那儿帮我们一碗一碗地端面条，我觉得很热情。
后来我们就开始了三个月的集训。贾兰坡贾老，还有袁振新都给我们上过课，培训一些最基本的知识。最好的是我们的英文老师，她叫吴文玉，字写得特别好。我们当时学英文，她给我们每个人的本上都写上样本，大写、小写各写一排，让大家回去练。古脊椎所里她是英语发音最准的人。她给我们上的课，当时觉得受益匪浅。
回到周口店以后我们就参加了展览馆的布展、讨论等活动。贾兰坡、吴汝康这些人都会参加讨论，怎么展览，展览什么内容，如何设计，都是讨论的内容。完了以后就开始实际操作，所有的字都是有机玻璃贴面，锯下来一点一点磨平，一个字一个字地排上去。裱糊的师傅都是山西大同拨过来的，木匠有不少，然后开始做这些活儿，大概做了三五个月的时间。
我们所里这些人很不习惯的就是当时社会上时兴叫师傅，不管什么人路上见面都是师傅，男的女的都是师傅。但这些科研人员喊名字是不合适的，叫他们师傅呢，他们心里有点接受不了。一开始他们就说干脆叫我老张、老李吧。我们当时十六七岁，这么叫人家是不合适的，所以还是叫师傅，慢慢他们也听惯了。现在我回到古脊椎所，有些老人还叫我高师傅逗着玩。所里这些人慢慢熟悉了，去周口店蹲点的人在那待的最长的待过三个月，一般就是一两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左右就开始轮换。当时作为任务派到周口店去驻守，每个研究室都会有人轮班到那里。
我在周口店工作的那些日子
当时周口店人员设置很简单，一个讲解组十个人，清洁工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的活儿就是来了以后打扫卫生，把展柜擦干净，灯都打开，准备迎接参观的人。当时零散的参观者是比较少的，一般都是单位组织的，因为当时正是学习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自然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时期。中央党校的学习班，一班一班地去，一天去好几千人，馆里老是满满的。因此讲解的任务很重，展览的三个部分，一个讲解员讲解下来要四五十分钟。后来大家就包干，一人负责一个部分，这样大家稍微轻松一点。
先参观博物馆里面的，然后就到第1地点，所谓的猿人洞。下去大概十分钟至半个小时，就上来回到山顶洞，其他的地方就没有了。
当时国内的人去的比较多，很多老先生也去过。朱德去过，中午在外宾接待室睡一觉，他有睡午觉的习惯，然后下午就带他转一转。郭沫若对周口店也很关注，当时虽然离开科学院了，但他还是去过两次。他第一次去我们不在，第二次去的时候在，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字画。
因为当时年岁比较小，也就十六七岁，对接待的一些重要来宾，只知道个大概。他们一去就闭馆了，然后警卫开始在山上布防。我们出来进去都要拿着工作证，有一道一道的检查。当时我们面对这些领导时，也没有太紧张，因为接触的人多了，慢慢就习惯这种工作了，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儿介绍好，不管他是谁。当然有很多的外国人，更多的是亚非拉的朋友，还有朝鲜的。当时不是作为政治任务，没那么大压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因为都是这一套的东西，熟悉了以后，按照不同人的口味给他讲解即可。亚非拉的朋友来了，他可能关心的是周口店是哪一年发现的，这儿为什么重要，跟非洲的人类化石的发现有什么关系。国内的观众来就想知道更详细一点，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他们也关注周口店头盖骨去哪里了，我们问过研究所里的科研人员，他们也给我们讲过这一段历史。当然这个谜现在还没破解。
我们在讲解的时候也没有固定的文字讲解稿，完全是自己学习。比如说第一部分生命起源，几个主要的步骤，什么是草履虫，专业人员给我们讲了以后，至于我们怎么给观众讲，得靠自己琢磨了，没有现成的东西。当时讲到生命起源，涉及到中国一个重要的科研成果，就是人工合成胰岛素。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胰岛素，就向科研人员请教它的功能是什么，是哪一年由什么单位什么科研人员合成的。了解了以后，我们再根据自己的理解给观众讲。
天长日久，我们把自己知道的这些慢慢积累起来，去做一点笔记。观众问的最多的，这些化石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发现化石的。于是我们就有一个愿望，想去野外看看化石怎么发现的，怎么挖掘的。我们就跟当时从军队上下来的一个叫张力彬的干部聊这个事。晚上他把我们十几个人组织起来开个会，问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说的。我们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化石怎么发现的，怎么挖出来的，这也是我们现在遇到的观众问的最多的问题。但是当时别说去周口店了，就是跟个野外考察队看一下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就跟他争来争去，结果他心脏病都犯了。我们据理力争，说到最后他没话说了，很快就回到所里把这个事情安排下来了。从那开始古脊椎所的野外队外出都会安排我们讲解组的一个讲解员跟着一起去。我第一次外出是去广东南雄，跟着一个十几人的野外考察队跑了三个月。
在周口店蹲点最长的政工干部就是崔憨德，他好像是前几年去世的。他很好学，当时给我们讲好多事。比如说1800年到底是十九世纪还是十八世纪，各个国家的国旗、国名。他问我们英国的全名是什么，我们当然都不知道。他就告诉我们说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总之我们从他那儿也学到不少东西。因为那个地方小，我们十个人再加上所里留守在那儿蹲点的人，再加上什么烧水的、做饭的，都算起来也就是二三十人。
那个时候是供给制，买菜就到菜站里去。冬天就是萝卜、大白菜，没别的东西。现在自由市场什么东西都有，当时就比较困难。只有过年的时候，所里照顾我们才拉两扇猪去，到那儿去大家分，切开，一个人十斤或十五斤，能吃一顿好的东西。平常都是采购员到周口店下面的菜站去买点菜回来，我还跟过几天。当时是刘振扬在山上做主管，他就说，我们山上就需要一个比较全面的人，什么事都能做的。刘振扬是水电工，砖瓦这些事情都是他管。我们需要一个比如展览上、业务上比较过硬的人，对周口店的历史了解也是比较多的人，当时说需要这么一个人在这儿长期留守。过去有一个刁乐斋老先生，他的墓在展览馆后面，他是最早在那儿长期留守的。因为当时不对外开放，他就留守这儿。对外开放了以后，他们说看好我，说我应该向这方面发展。但是第一个事，就得先干一段时间采买，于是我就骑着自行车去下面买菜。好的时候就给我三五块钱，有的时候自己要花钱买，买完了拿个纸条报销。这种工作我干了一两个礼拜。当时大家都是什么都干，那些树都是我们自己栽的。那会儿一般上午是政治学习，下午就是种树，包括掏厕所，还有山上所有的事，甚至还要打扫山上一个一个的阶梯。当时没有清洁工，大家三五个人一组，就开始清理垃圾。后来人多了，周口店的家属开始招工做这些事，管卫生什么的才开始慢慢走入正规了。
说起打扫卫生我还想起来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我们有个天井，玻璃也是需要擦的。我们有个女讲解员一个人就坐在门上面的雨搭上擦玻璃，边擦边晃着腿在那儿唱《白毛女》。后来大家就说没事吧，疯疯癫癫的不会自杀吧。展览馆的建筑是比较高的，也没有人上过房顶。有一次我太累了就在里面中间的小房间睡着了，大家下班了，卫生也打扫完了，这帮人稀里糊涂就走了，把大门也反锁了。我不能在里面睡一夜吧。后来我就想起有人在雨搭那儿唱歌，那个地方能上到屋顶，所以我找了一个梯子，爬上雨搭，然后从雨搭那儿想上房顶，踩在下水道的水管、雨道上。上去之后到墙角上有一个横担，是通电线的。从上面看是不高，从房顶上下来差不多一个人高。上到那儿以后，因为是夜里差不多九点，天黑了，结果下来的时候扒住上房顶瓦片，离这个横担差了一两米远，就是够不着，那怎么办呢？上是上不去了，下去可能一松手就摔残了。后来就想起码能让脚沾一下那个横担，就踩着旁边的电线下去了。第二天我就着急了，然后就找张丽芬他们几个人问，到底谁最后走的，把我锁里面了。他们说，我们都嚷嚷过了，有人没有人，你也不说话。这件事想起来挺逗的。
当时每周休息一个星期天，但是休息大家基本都不回家。都是在山上吃，在山上住，下面有宿舍。老的展览馆是女宿舍，男生就我们四个，所以就在下面老食堂那个地方。我们住的屋子只有一个小窗口，就是过去卖饭的窗口，窗口开开给饭票就可以买饭，有时候晚了在床上就可以买到饭，端过来就吃。再过去就是一个水房，大锅炉烧水的，主要供水给山上的工作人员。每天烧两次，早晨烧一次，下午烧一次，晚上基本就没有了。
中国古脊椎动物研究那些年代一个挺大的突破就是华南红层的发现，原来说是中国没有古新世化石，红层里面没化石。50年代开始发现红层，但没有人对那儿做过正式的太多的研究。我第一次出野外到广东南雄，有大批的化石在那儿发现，包括古新世的哺乳动物，还有白垩纪的恐龙蛋。我们那年是在华南第一次发现了比较完整的恐龙骨架。我和王存义老先生一起出野外。老先生当时61岁，我是19岁。我们一老一少住在一个房间里，主要考虑让我跟他多学习一点，生活上让我多照顾他一点，其实他身体很好，根本不需要我照顾。
王老先生打呼噜打得厉害，所以我基本睡不着觉。大家就给我出主意，说他八点钟准时睡觉，让我要不然就早睡，先睡着了，他打呼噜也就算了。要不然就特别晚地睡，等到他睡过那劲了，呼噜过了我再睡。当时年轻，七八点钟让我睡我也睡不着，熬夜也熬不了，所以他打呼噜我就敲敲床。当时大家出野外很艰苦，中午就是喝点水，吃点饼干什么的就完了。下来走的时候，老先生告诉我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有化石，什么地方没有化石。他说你看这儿好看吧，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真好，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你看那儿乱七八糟的，看着又不舒服，这儿一个小山包，那儿一个沟，有沟又有坎的，这个地方就得注意了。
我们从坡上下来，下面是一片稻田，稻田那边就是路，路边停着车。大家几个队聚合在一块儿，马上就准备收队了。老先生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他走的慢，下坡走的更慢，我就走他前面去了。他一边跟我叨叨，我就走过去了。刚走过去他就把我叫回来了。他指给我看，我一看石板上有一块白白的骨头暴露出来了，然后把那些人全叫来了。后来在那儿整整挖了两个月。韶关的电视台上那儿去每天录像，挖到哪一步了，好像最后是一个两三吨重的大化石，十三个人抬都抬不动。那是华南第一次发现比较完整的恐龙，之前那个地方发现比较多的是恐龙蛋，没有恐龙。一般认为是有恐龙蛋的地方没恐龙，有恐龙的地方没恐龙蛋。
当时能够到周口店工作对我们而言一个最有意义的东西就是学到了自然科学的东西，因为我以前想做服务性的工作。我比较喜欢轻松自由，出去骑个自行车上哪儿都行，转来转去的。我不喜欢坐下来，蹲办公室，喜欢出野外。到了周口店以后慢慢讲解这些东西，学习这些东西才觉得有意思了。我自己到山上去，猿人洞的上面有一个碎石层，我就到那儿去看看、敲敲。他们都能发现石器，我为什么不能发现石器呢？我自己找找吧。当时就有一个好奇心，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特别是第一次出野外到了南雄，三个多月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在那儿每天出去跑，当然很累，但是找到第一件化石的时候特别兴奋。
周口店是我学习的开端
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杨钟健杨老就说，想在古脊椎所工作的话，至少要会一两门外语，不然就没办法在这儿混。还对我们说要懂点解剖、生物学的东西，要懂点地质，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们说化石这东西都是地质东西，凭啥学生物啊， 非常不解。当然我们当初的眼界跟他的眼界是没法比了，到最后这些道理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跟学生上课也是强调这些东西，生物演化是生命科学，化石保存在地质年代久远的地层里面，涉及地质学，所以生物科学和地质科学这两方面都涉及到了。但是过去都认为化石证明唯物主义，证明客观，证明了不可逆。
我们在周口店学英文当时是没有老师的，三个月培训的时候有老师，到周口店的时候应该是1971年末左右，中央广播电台二套节目就开始播英语讲座。我骑着自行车到房山的新华书店买了十本英语课本回来发给大家，一人一本，但光有课本不行啊，还得买收音机。收音机不像现在十块钱八块钱就买一个，那时候一个收音机要五六十块钱，我们两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个收音机。后来跟山上商量，把山上一个老的牡丹牌收音机修理一下，然后打开就可以听。每天早晨起来到时间就听广播，半个小时的广播大家拿着书本一起学。听了半年多以后，再听他们那些翻译讲解的时候就开始知道些语句了。英语翻译讲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恐龙，什么是化石，那些来的翻译都是工厂的，工厂技术方面的他熟悉，但非常专业的东西他们根本不知道。让他说什么历史唯物主义、草履虫，包括我们说的十二指肠、人工合成的胰岛素是什么，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就得我们自己慢慢去找，跟所里去的蹲点人员学。后来我记得好像是孙艾玲，她的英文很好，她就给我们弄了一个跟展览馆有关的英文词汇表，比如说化石、恐龙、恐龙蛋、胰岛素这些东西。当时油印了几页发给大家。
最后的时候地科院有十几个人到周口店实习，他们是英文翻译，是我们地质系统里涉及中外沟通比较多的人。这些东西他们翻译的比较多，能够接触到国内外的比较新的科学理念，经常发一些翻译手册之类的。我们慢慢接触上面好多词汇，慢慢就对英文这东西感兴趣了。后来所里给周口店派来了专职的科技人员常驻，他带我们去山上看地质、开英文课，就是他那个英文广东话口音太重了。
我觉得古脊椎所的人，跟我们接触的社会上的人完全不一样，当然有些人是比较有个性的。林一朴是最特殊的人，他的故事最多，我们接触的也比较多。在培训这三个月里面，我们住他的隔壁，是一个大房子，用三合板隔起来的。大家晚上睡觉都早，开始我就开一个灯，为了省电，宿舍里也不需要什么灯光。我们当时有军代表进驻的，有一个团政委，忘了他姓什么了。他到我们那儿去，说你们这么年轻，多学习一点，你们现在学有机会，我们打仗的时候哪有这样的机会，成天行军打仗，想写字根本没机会。我说，这怎么学啊，这么点亮，我们天天学几个小时很快我们的眼睛就完了。后来没办法了，我们找到吴侬，过去做过中央中南海警卫处的处长，他身高马大的，声音非常洪亮。他直接找到电工说，那几个小家伙晚上怎么看东西，让他们这么学习把眼睛搞坏了，你为什么不给换灯泡？然后电工下来就说，你们几个小师傅，这么点事找我就行了，你们还去找吴侬，后来就给我们换了灯泡，大家学英文就方便多了。
晚上有灯了我们就比较闹，四个人晚上就说说笑笑的。林一朴自己在隔壁一个人，慢慢就接触多了。有时候古脊椎所发梨，一个人一抽屉梨，他们吃不了，我们几个人都是能吃的。然后他就把梨搬过来给我们吃。他是做解剖人类学的，当时鼓励我们多学点本事。
我是到所里比较多的，因为研究所在祁家豁子那儿，图书馆也在那儿，我经常是差不多一个月要去一次。去图书馆借书拿回去看，借杨老的《演化的实证与过程》，《生命起源》等书。但《生命起源》当时根本看不懂，也就是翻一翻。
1975年我是作为工农兵学员保送的，我们所里有两个名额，一个去北大，一个去长春。当时人家来古脊椎所招生，那时候不叫人事处，管人事的人把档案拿出来给来招生的人，也没有跟我们见面就定了。后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下来了，是到单位的。研究所通知我们两个人，我们就一个去了北大，一个去了长春。当时北大离家近点，但是我想走远一点。长春没去过，一点印象都没有。去了以后发现是跟北京大不一样，树比较多，冬天雪多，整个城市都是树，包括斯大林大街都是林荫大道，挺好的。当时更没有空气污染问题，就是吃的太差了。这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
我在那上了三年学，到了“文革”后期就开始“科学的春天”了。郭沫若写的那篇《科学的春天》一发表，全国形势就不一样了。1978年第一次招考研究生，当时我准备回到古脊椎所的，但是回到古脊椎所还是回周口店呢，那就得听从所里安排了。我们学校的老师是非常鼓励我考研究生的，因为我在学校里英语比较好，能自己写一点东西。我们班同学也特别鼓励我。当时我们一分钱没有，只发给我们十五块钱的餐。那个时候买东西特别不方便，买个牙膏买个本都舍不得，好几个同学给我送信纸让我复习考试用。说考就考吧，考区在长春，早晨八点半考试，我老早去了，第一次看到在考区的地方有鸡蛋卖，还有好几种点心卖，市场上不可能有的，有这个特殊供应挺好的。考了两次，一次外语课，一次专业课，考完了就完了，然后就开始等通知。毕业分配把我分配到地质所了，在地质所跟张文佑先生。因为我在长春地院的时候学过遥感，就是航空照片解译。遥感的两次考试我都得了一百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对那个也感兴趣，而且会有被送到澳大利亚参加一两年培训的可能。
到地质所后没房子住，我就暂时住在张文佑先生的办公室里。后来，地质所我们研究室的主任就问，听说你考了研究生？我说考了，但是不知结果怎么样。他说如果古脊椎所录取你了，你怎么办？我说我服从组织安排。他说研究生录取是不能转的，如果你要上研究生，你就只能回古脊椎所去上研究生。我说那就回去吧，于是1978年又回古脊椎所了，古脊椎所我们第一批研究生十个人。
最初的时候周口店是很重要的地方，因为发现了“北京人”化石，全世界都知道“北京人”。后来发现了“蓝田人”，慢慢的人类化石逐渐多了一点，“巫山人”这些东西都开始有了。但是“北京人”作为最早的发现，确实有它的历史意义，在人类进化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但是后来在东非发现了那么多更早的，现在发现到六七百万年了，于是大家关于人类演化的焦点都聚焦到非洲去了，周口店这个地方受的关注就比较少了。但作为直立人阶段，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化石记录。我们当初曾经有一个设想，把这儿盖成一个封闭的，像我们体育馆似的，下大雨时就盖起来，然后晴天了大家参观的时候就打开。山神庙还应该留着，因为魏敦瑞、杨钟健他们那些人早年就住在那儿，周口店的发掘史就是从那儿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