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苗：我的一生都在周口店工作

王志苗

　　王志苗，1971年9月—1979年9月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任讲解员。1979年10月任遗址博物馆讲解组组长。1986年2月聘为文博助理馆员。1989年5月聘为文博馆员。1983年3月任遗址博物馆社教部主任。

　　2002年市院共建后，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移交房山区管理，继续任博物馆社教陈列部主任。2005年遗址博物馆成立“寻找北京人”办公室，任馆员，开展寻找1941年丢失的北京人化石的工作。

　　2009年10月退休。

　　王志苗：我的一生都在周口店工作

　　从周口店中学到周口店遗址

　　1971年我们从周口店中学毕业就分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猿人遗址管理处，那时候还叫工作站。我们来了以后就先到所里集中培训了一段时间，当时研究所还在德胜门的祁家豁子。裴老、黄万波、尤玉柱先生等所里的很多老先生都给我们授课。裴老先讲到了北京猿人，听起来这个词不陌生，因为我是在周口店长大的，经常到猿人遗址去玩儿，可是真正理解起来就非常难。他还给我们讲人类的历史，从五十万年开始讲，然后讲到了山顶洞，还讲早期的。那时我们学英语就死记硬背，不过后来在工作当中还是有用的。

　　我们集中培训了3个月，后来就回到了周口店边参加整改工作，边学习讲解词，在这当中还有老师还不断给我们上课。我们还会参加不同的学习班，所里对我们这方面的培养也是挺重视的，像地质学、古生物啊，我们都是轮着去听课，因为当时有观众，我们还得讲解。听课回来得消化一下，有一些东西可能当时对讲解工作用不上，但是对以后的工作会有帮助的。

　　我们原来的展厅叫作中国猿人陈列室，后来扩展到了遗址里面的老馆。但那时是新建的，回字形的。我们就在那里面重新布置内容，比如说做布景箱，我们一边干活，一边互相监督背讲解词，所以那时候挺有意思的。我们当时的讲解词，第一是讲人类的孕育，从地球有50亿年的历史慢慢开始讲，从单细胞、多细胞，讲到了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后来讲到人类，一步一步讲起。

　　1972年开始，预展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这些同学基本上就都能讲得很熟练了。那时参观的人挺多，有时一天就来两千人，我们讲的口干舌燥。那时候就是单纯的背讲解词，然后根据观众的类型讲，恨不得把我所知道的东西都灌输给观众。观众最感兴趣的就是北京猿人，那时候也叫中国猿人，周口店还有一些什么发现，他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等。也有人问丢失的头盖骨到底到哪里了，对一些敏感的客人、观众，我们可能不讲，但是对我们的国人，我们一般都把这段历史告诉他。我们就讲，这个叫“北京人”化石，当时是在几个美国人手中被弄丢的，下落不明。当时也有人就问，你们怎么没找啊？我们说找了，没找到，当时我们只能这样回答的。

　　70年代后期，有一位外国客人来参观，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就给他介绍周口店的重大意义，什么国宝单位啊，“北京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啊，“北京人”的行为特征和体质特征啊，还有他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如何生存下去，等等。后来他就给我来了一封信，从他的信中我知道他是英国大使馆的费恩先生。他说周口店是中国人的遗产，也是全人类的遗产之一。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后，我们就看到周口店遗址的重要性了。不光我们重视，国外的好多同行也很重视这个地方。

　　除了部队的观众以外，还有很多观众是学生。因为他们考大学的时候，历史部分有四道小题是关于周口店的，所以大部分学生在高考之前，会抽出点时间来周口店看一看。学生和普通的游客问的问题也不一样。比如小学生，他们就想看看周口店是什么，我就告诉他们，周口店有北京猿人化石发现，有山顶洞人的化石发现，还有多少个地点，带他们去看一下，他们就看着玩。但面对大学生，你要是那么系统地给他讲就不行，给大学生讲主要突出50万年前的人在人类发展历史的长河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当时人的行为特征是什么，体制特征是什么；它们与我们现代人相比变化是什么。再到后来1994年又做过一次整改，所里研究留下的边边角角的小东西，我们就放在一张桌子上，让孩子们看一看，动手摸一摸，感受一下石头和化石的区别，孩子们对这些很感兴趣。

　　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是周一休息，周二政治学习。但是周一休息的时候，我们也都得学习。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对知识掌握得不够，观众提的问题又是五花八门，不学不行，我们就利用周一的休息时间去听课或者跑跑周边的地形，看看什么石灰岩、花岗岩之类的。周三到周日我们正常接待观众。因为我们的家都在周口店附近，所以我们有时候回家，有时候就在遗址住。

　　到了1982年我生孩子以后，开始做社教部主任，但是我还继续从事讲解工作，因为我们那时候讲解员少了，还要参加整改工作，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到2002年周口店市院共建以后，我才不做讲解工作了，我们那批同学陆陆续续就离开了。因为当时人们都觉得博物馆的工作既寂寞又清贫，所以有的同学到工厂去了，有的念书走了，干什么的都有，都出去了。现在就是高克勤还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在北大教书，他在我们这里面是最有才华的一个。

　　因为我们所是做研究工作的，基本上就没有讲解词，要想把研究成果变成口里能讲出的东西，就要把它研究透，实在不明白的就去请教老师，搞清楚了研究再回来给观众讲就好讲了。不光是我有不明白的问题，其他的同事们也有不明白的，大家就互相交流，把这问题解决了。讲解员更替得特别快，有一段时间有些学生在没有参加工作之前，也会来这儿参加一些讲解工作。讲解员更替的时候，我在前边讲，他在后边边听边记，慢慢也就能讲了。到了后期，我们把图版上的内容都消化了，也就形成了固定的讲解词，新来的讲解员就照着讲。博物馆事业应该是深入浅出，常讲常新，可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特别难。深入浅出的前提是要对讲解的东西了解透彻，其次还要不断深入，才会常讲常新。

　　到了后期我还培训新的讲解员。培训他们的时候就要求他们，首先要有良好的仪态，站要有个站相，眼睛平视，面带微笑，不能绷着脸给观众，也不能死盯着一个观众讲，更不能盯着一个角落讲。新讲解员胆小，别看词他都会了，可一站在那儿就心慌。我就得告诉他，一回生，两回熟，慢慢他就会讲了。

　　和周口店有关的那些人和事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周口店正在整改，还没开馆呢，预展时有郭老，有竺可桢副院长，好像还有杨老在。原来的老馆，路是在一个坡上，那坡上刚弄完水泥，车又不能压，那怎么办？后来我们领导就说，把那儿铺上草垫子，再浇上水，我们那时候也年轻，我们就用推车把这几个老先生从下边推到上边去。1955年的时候，朱德同志也来参观过，我们还有照片。

　　我们那时候给很多领导人和名人都讲解过，像小布什、杨振宁都来过，经常是刚开始讲的时候不知道他是谁，等他走了陪同的人员告诉我们，刚才是给谁谁谁在讲解。

　　我们还去过杨钟健先生家，我们跟自然博物馆的张宝堃、韩兆宽凑在一起去看杨老。杨老家在地安门。杨老特别健谈。杨老还教导我们科学要实事求是。杨老当时还说了一句话，“鸡鸣好，好鸡鸣”。我们都不懂其中的意思，后来杨老的儿媳妇任葆薏到所里头，我们就问她杨老说的“鸡鸣好，好鸡鸣”是什么意思。她说，杨老是属鸡的，他这一辈子就跟鸡一样，要不断地重申自己的观点。现在回想起来杨老那时候跟我们讲的这话也挺有意思的。

　　贾老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也特别深。1978年我们参加整改的时候住在所里头，那时候贾老家住北郊的图书馆。我们晚上出去看电影，回来后发现门锁上了，我们进不去就叫门，叫好半天，把贾老从他的房间里叫出来了，都11点多了。贾老说你们干什么去了？我们说看电影去了。最后是贾老给我们开的门。我们经常去贾老家，大家都叫他贾爷爷。贾老说，我家的资料随便看，随便找，你用完了给我放回原地就完了。他的儿子贾彰跟我们关系也非常好。我在贾老家看到一张照片就问，这是什么啊?贾老说，这是我早期在周口店时候的照片。我说，贾老你那么年轻啊？贾老说，现在老吗?我说，不老，不老。贾老有一张照片，就是贾老最后一次来周口店，他要找一棵银杏树，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在那里看过那棵银杏树，现在还想去看一下，我们就带他在那儿留一张影。照完那张照片，贾老2001年就去世了。

　　还有一次综合研究的时候，所里的科技处长王世阶跟我说，要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保证完成好。我说，你说说看我能不能完成?他说，你带着裴老去泥河湾吧。我说，带裴老上泥河湾怎么带呀，裴老有病，在路上可怎么办呀?他说，没事，我把你送上火车，你到宣化下火车，咱们所里好多人在那儿接你，开车接你去泥河湾。他说，从北京到宣化这段没有人去，人家都坐汽车去会晚几天。你是搞综合研究的人，你得先走。我说，行。他说，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裴老有病。我说，是啊，裴老有糖尿病等好多病呢，这怎么办呀?他说，没事儿，咱先上裴老他们家吧。我那时候胆儿特大，就跟着王世阶到裴老家了。裴太太说的一句话我印象挺深的，她跟裴老说，你呀，就坐火车去吧，别坐汽车，你现在就看风景，走一路能看一路，你要坐汽车一下就闪过去了，什么都看不见。现在我年龄也偏大点了，我现在出去也坐火车，走一路观一路风景是挺有意思的。那时候一起去的也有贾老，贾老那时候算年轻的。我把裴老的行李、贾老的行李都背着。到了宣化以后，火车上人特别多，我们根本就下不来，咱们所里好多师傅，还有好多科研人员就跟保护首长似的，挤在车厢的两边，把裴老从上边往下给挤下来的。虽说北京到宣化时间没多长，可是我感觉这段时间可太长了。到了泥河湾我们就每天陪着裴老。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比较深，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样布景箱，反映山顶洞人时期的生活状况的。我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要一边背词，一边做模型。我跟张丽芬我们两个一起做模型，做到小松树的时候就遇到了麻烦。模型师傅就说了，咱们弄一点锯末，弄上点清漆，拿个扫帚往上面一蘸，再往锯末里头一滚，就是一棵小松树了。结果这锯末可难找了，一个同学说他们村有一个厂那里有锯末。我和张丽芬两个跑到四公里以外的工厂终于弄了一麻袋锯末回来。那个浙江美院的美工老师说他要做雕塑，让我做他的模特儿，山顶洞人缝的是兽皮，我们也没有，就给我拿一件大褂。我就这样一只手拿着一件大褂，另一只手拿一根针，跟这师傅干了一天，连中午饭也忘吃了，虽然累，但那时候觉得工作特有意思。

　　2002年市院共建周口店后，我就到了地方上。11月30日，当时的文委副主任邢景旺跟我说科学院的人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了，让我值夜班。我晚上在遗址监测办公室的小房间里面，房子天花板有一截暖气的管子，晚上刚睡着，我就感觉头顶上有东西轻轻地挠。我吓得头皮都直发颤就嗖一下坐起来，一开灯看到一只大老鼠。我被吓得一夜没睡，坐着到天亮！邢主任交给我的任务是真难完成。

　　现在周口店基本上没有怎么变，只不过公路加宽了，植被越来越好。特别是我们单位，年年种树，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年年都绿化。我这个手指头就是在山上猿人洞门口绿化的时候砸伤的。

　　我们对“北京人”的寻找

　　从我接手社教部主任的工作以后，我就把这些化石注册登记了。因为我在刚做综合研究的时候，就在所里头北郊祁家豁子的标本馆整理过化石。我就想怎样多补充一点周口店的化石材料，让观众多认识一些。我把那化石分门别类，一个一个地做出来，记录在上面。所以，有一次与所里交接化石就有一个化石错了，他们还不信，我拿出我做的记录，他们也无话可说了。市院共建以后，我们的确是忙起来了，工作量加大了，那时我还在社教，也兼着陈列这部分工作，我们发现了第27地点，就是田园洞，还要做展览，还要去找资料。我们那时候跟搞开发的主任，一晚上一晚上都不睡觉，就在那办展览。第二天该开馆了，我们的展览有一点小问题都要把它整理改正过来，所以这时候效率高了是真的。

　　2005年，遗址成立了寻找办公室以后，我就开始做寻找“北京人”的工作。因为我们当时的线索很多，全国各地哪儿都有打来电话的。当时有一条信息我们觉得价值挺大的，都希望它是真的。就是天津的医学院，因为以前那是个美国兵营，“北京人”头盖骨在那里中转过。天津的一个人写了一封信，而且他还多次打电话，让我们到那儿去找。等我们去寻找时，人家就说放头盖骨的那个地方，早就盖了新的实验楼。当时我们抱了很大希望，我们想着地下室里会不会有，结果也没有，就把这条线索给否了。

　　后来河北白洋淀又有人提供线索了。于是我们与中国地质大学科学院的地质所联合起来又去了河北的白洋淀，在麦田里面进行了两次搜寻工作。就像给人做CT一样，我们给大地做了CT。把一米一个方的格用线拉上，用仪器来测。结果勘探了好长时间，最后也是没有希望，我们就回来了。

　　周口店对我影响很大，刚到周口店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小孩，在周口店不断学习，也不断成长。现在我退休了，我觉得我们遗址会越做越好。首先从我们的管理上看，在国家的资助下原来我们有周口店的老馆—1971年建的“回”字形馆，现在又建了新馆。国家越重视博物馆的建设，资助力度也会越大。咱这新馆变化也挺大，我们增加了大量的化石，这就是直观的东西。其次我们的讲解员比以前多了，而且比以前漂亮了，服装也挺美的，比我们那时的白上衣、灰裤子强多了。我们那时候做讲解员，一边讲解一边收票，还兼职做了导游工作，现在讲解员的工作环境好多了。不过我们那时候的工作环境虽然不好，但是跟整个当时社会环境来比就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