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炳溪：我人生一大半的时间都在周口店

蔡炳溪

　　蔡炳溪，1971年9月—1977年2月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任讲解员。

　　1977年3月—1980年2月在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1980年3月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实习。1981年5月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任实习研究员。

　　1985年11月任周口店遗址管理处副主任。1986年2月聘任为助理研究员。1994年11月任管理处第一副主任，主持工作。1996年11月任常务副主任（正处级）。1997年10月聘为副研究馆员。2000年10月任周口店遗址博物馆馆长。

　　2002年12月调回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历任所物业主管、安保主管、副处长。2015年10月退休。

　　蔡炳溪：我人生一大半的时间都在周口店

　　我是周口店的一名讲解员

　　1971年，正好在建周口店遗址的新馆，研究所正好要搞这个展览，就从我们学校招了十个讲解员，我就是这样被选到科学院的研究所来工作的。我们参加工作以后到研究所有一个岗前培训。1971年的时候“文革”最乱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从我们的老所长杨钟健一直到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这几个院士都给我们讲过课。当然给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学生讲这些，老先生们都是深入浅出地讲。然后，还有一些年轻的，包括当时刚进所的实习研究员他们带着我们，包括周国兴都给我们讲过课。我学外语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从ABC开始，上学的时候没有学过外语。从1972年年初北京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基础英语开始，正好大家有一个收音机，我们边工作边听着学习。国家当时的政策开始促生产了，因为前几年很乱。大家开始学习业务，学习科学知识。我们十个人都在学习，但能够坚持下来把整个基础英语学完了的，实际上可能就高克勤和我。我们从一开始到最后坚持每天至少听一次吧，然后也背单词。从1971年一直到1976年，我在这里做了五年的讲解员。1976年我到干校去了一年，正好9月份的时候南京大学招生，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王友琴被所里面送去学习，等于是最后一批的工农兵学员。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的大门就开始对外开放了，那个时候外宾就比较多了。在那个时期大概统计了一下，来房山区的90%以上的外宾都是周口店接待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接待的宾努亲王，就是柬埔寨的副首相，西哈努克亲王是首相。我全程接待并陪同他，然后他在我们周口店吃的午餐。那五年是周口店接待的观众数量比较多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毛主席有一个叫作学习哲学、学习无产业专政的理论，我们周口店的陈列正好是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当时的政治活动结合得比较好，所以很多观众来这里参观，包括工人、农民，还有部队军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每天要接待十几二十次，一批一批的观众进来，然后我们就是照本宣科，就是讲周口店的“北京人”的情况。

　　那个时期啊，从观众的角度来讲，尤其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对于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的发展过程的东西了解得比较少，他们到这儿来愿意听讲解，也愿意了解整个人类的起源和人类发展的过程。当时我们的陈列实际是一个生物史的陈列，从生命的起源然后到整个生命的演化，从鱼、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发展到哺乳动物到人类的过程。所以观众感兴趣的点也不同，比如有的喜欢生物进化这一块，鱼怎么上的陆地，两栖动怎么变爬行，然后哺乳动物怎么出现，最后古猿到人类的出现，侧重点不一样，所以他们问的问题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个时期有工农兵学员，也有很多大学生来周口店参观，尤其是学历史的、学地质的，他们也希望来这里学习来补充课堂里学不到的知识。我们接待外宾讲解时有时候也会用到简单的英语单词和对话，说实在的，我的语言天赋并不是很好，读和看书包括笔记这些方面能力可能还可以，但是我的口语差一些。一些专有名词，外宾是不懂的，我们就给他们提醒一下。

　　我最早到周口店是在1961年前后，因为我父亲到这儿附近的一个煤矿工作，1966年我们家就搬到这个地方，当时我才11岁。那个时期周口店叫中国猿人陈列室，我的印象不深。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到这里来玩，当时的环境应该说还是很不错的。我记得最早上山的时候，进了停车场以后是台阶，上了台阶以后再进去，两边都是树，路不是直的，是弯的，斜着上去就到了接待室，接待室的前边有一个水池，然后再拐弯才能再上台阶到陈列馆。所以当时我记得我们老乡说过“曲径通幽处”，就是这个感觉，一步一个景，你不走到跟前你是看不到其他地方的。但是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把那个路给打开了，台阶变成了搓板路，一下就看到顶了，反而没有那种意境了。当时遗址的保护情况还是不错的，因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除了种树，整个遗址就基本上没有怎么动，环境还是不错的。附近的一些水泥厂、采石场、石灰厂的规模都很小，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后来袁振新先生还打过报告，批了之后才把这些厂子关闭了。

　　从讲解员到管理者

　　我从南京大学地质系的古生物学专业毕业之后，又回到所里。我们原来的老所长要求新毕业的学生在所标本馆、图书馆都要进行实习，实习一段时间以后再分到各个单位工作。我又回到周口店是1981年的5月。从1978年开始周口店为了1979年“北京人”发现50周年的纪念做了一个综合研究。综合研究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实际上是在我上学期间就开始发掘，到了1979年做出了一些工作。我回来以后首先协助袁振新先生在周口店继续“北京人”遗址东部的发掘工作。因为第四纪地质尤其是洞穴的发掘，和我在学校里面学到的那些还不完全一样，所以我跟袁先生在这里又进行了差不多一两年的野外发掘。博物馆开放时我还负责一些重要的外宾、领导人的接待工作和一些针对比较专业的参观者的讲解工作。然后对当时周口店的讲解员还要做一些辅导工作。

　　在遗址东部的发掘时发现了灰烬，还找到了灵长类的一个小头骨（后来修出来的），找到一些类似石器的石制品，但没有找到人类的化石。1982年结束的时候就把东部的堆积给暴露出来了。发现东西倒不是说很重要，我们当时主要的目的是把东部打开。到了1985年年底，所里任命我担任这里的副主任，作为袁主任的副手。1994年以后我担任常务副主任，这时袁主任就回到所里了，我们这里就没有主任了，所以我开始主持工作了。2000年所里搞聘任制的时候，我当了馆长。我在周口店实际上工作了三十几年。我在1985年之前作为这个业务副手，主要在袁主任的领导下进行周口店当时的发掘工作，还有就是整个周口店的接待工作，而且那个时期正好赶上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所以我所做的工作里面主要还是旅游方面，后来才做了博物馆方面的工作。真正在博物馆工作实际上是从80年代以后才开展起来。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提出来的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宗旨，总结出来就是：第一点是遗址的保护，因为1987年周口店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了，所以它的保护应该是我们首要的工作，把遗址原貌保持好，减少它的风化这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把周口店出土的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包括石器还有大量的动物化石等文化遗物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让他们了解我们人类的历史，这是第二方面的工作。第三点是促进我们研究所的这个学科和国际上的交流。

　　1987年周口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第一批包括故宫、敦煌莫高窟、兵马俑、周口店、泰山和长城。在这个过程中世界遗产委员会组织的专家，包括国内外的很多专家都来周口店考察，来认证这个地方。当时所里面把我们那些老的院士全都请来了，为他们来解说。

　　1994年我就开始主持博物馆的工作，世界文化遗产的牌子给周口店的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个时期国家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在经济方面。我和袁先生一起为了保护遗址，向北京市政府写了一封信甚至一直给到当时的总书记。为了遗址的保护要把水泥厂搬迁是一个很费力的工作。因为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大多要靠这个企业，所以来自各方的压力也很大。但不管怎样水泥厂是有污染的，山上很多植被到夏天的时候叶子上都是一层灰，污染很厉害，这个我确实是切身感受到的。开始老百姓是非常反对我们关水泥厂的，但是到了90年代的时候老百姓也感觉到污染严重了，因为院子里洗了衣服都不敢晒，晒了以后就一层灰，所以到最后老百姓自己也要求关闭水泥厂。

　　周口店作为一个遗址来说，保持原貌应该是最好的。从我们研究所建国以后建立工作站开始逐步盖了办公用房，当时是贾兰坡贾先生一直任工作站的站长。后来在1953年由中科院出资，建了一个三百平方米的陈列馆，叫陈列室，开始对外开放，接待观众，而且当时观众是很多的。因为那个时候刚解放，老百姓对这个也非常感兴趣，好多人到这儿来看，了解些简单的知识。然后在“文革”期间停了几年，后来建了新馆，叫北京猿人展览馆，为了博物馆的工作需要又建了一些办公用房。但是我们的老所长杨老建议在遗址周边修一条小的柏油路，把整个遗址给它围起来，保护遗址。贾兰坡院士生前也说过把周口店变成五十万年前的样子，让人一进去仿佛回到那个时期。当时因为我们研究所地方很大，但在基本建设方面我们几乎上没有做什么东西，1998年、1999年的时候院里面专门拨下来钱，让我们对接待室进行了翻修和加固。在陈列方面我们也做了几次改陈，最后一次是在2001年，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展示了一些新的成果。遗址外貌基本上保持原来的样子，但是当时我的想法是应该把博物馆迁出来，把遗址恢复到原始面貌。

　　值得一提的还有1970年的陈列。1970年因为是“文革”期间，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在搞“文革”，这些科研人员搞了几年以后都已经很疲惫了，每天要写大字报。因为我们这门学科和辩证唯物论有关联，都是很好的教材。研究所就提出在这儿办一个从鱼到猿，从猿到人的个生物史的陈列，然后跟我们学校借讲解员，我们学校当时是6个班（当时叫排），以六排为主，然后其他班的一般抽两个学生去讲解。去了以后给我们培训，发讲解词，背下来就行了。我和高克勤那时就到周口店来讲解，讲了一周时间，然后就回学校了。讲解那几天郭沫若院长来了，军代表也来了很多。

　　为了让遗址博物馆有更好的发展空间，2002年跟北京市政府达成共识共建，房山区政府和我们研究所一起来洽谈具体的事情，主要是登记标本哪些转到地方，哪些收回所里，还有就是我们职工去留问题。所里面当时的党委书记跟我谈把我和一个硕士生留在所里面，剩下的13个人留在地方政府。

　　交接过程中很多业务的开展地方政府不太清楚，我们所还继续帮助他们。首先是博物馆的展览，陈列这些标本，因为陈列我们也是刚刚做完一年，所以把这些东西都登记以后全盘交给当时是房山区文化委员会一个副局长过来接手的。正常的工作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每天正常开馆，接待观众。当时我们还是有几个职工在这儿，后来又补充进新的职工和我们一起把工作慢慢理顺，最后都磨合好了。

　　当时周口店没有自己的标本库，标本都是属于所的，博物馆陈列需要什么标本，双方确认在登记本登记好了，现在使用权交给房山区，交给咱们新的博物馆就行了。因为我原来就在这里工作，跟地方干部比较熟悉，包括后来的馆长杨海峰，我们都很熟的，有什么问题大家说一说就基本解决了。

　　留在地方的十几个职工，他们原来是中科院的人员，突然让他们把编制回到地方，他们从心里面是有落差的。但他们照常工作，坚守岗位。所以说留在这里的职工保证了博物馆的正常运行，也才有了今天的发展。

　　我对老先生们的印象

　　应该说我最早接触这些老先生就是参加工作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从我们入所，杨钟健所长就给我们详细介绍了研究所。后来包括裴老、贾老都给我们讲课。因为周口店还是属于第四纪，裴老发掘了第一个头盖骨，贾老专注旧石器的研究。杨老和裴老一个是1979年去世的，一个是1981年去世的。在这里当讲解员期间一些大的活动，我们的所长都会到这里，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就跟在后面，聆听了很多教诲。我最后一次接触杨老是在上大学期间，应该是1978年或1979年，我记不太清楚了。杨老从庐山下来住在南京，我们从学校去看他，杨老就问我和王友琴在这里学什么，我们说学古生物地层。他就说你学这个干嘛到南京来学呀，在古脊所全学了。这是我们和杨老最后一次见面。我们接触比较多的是贾老。贾老对周口店的感情可能更深，包括贾老的儿子跟我关系也非常好。贾老自己说他们家的传统教育就是每年来一次周口店，有的时候都不止一次，带上子女甚至孙子辈的。贾老很平易近人，对我们这些小字辈非常关心，对周口店的保护贾老也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建国以后贾老是周口店工作站的第一任站长，所以他对周口店的感情非常深，直到他去世对周口店都非常关注，从保护工作到陈列，再到科学研究方面他都很关注。贾老每次来我都陪同他，每次到周口店遗址他都会给我讲出一些新的东西来，讲他发掘时候的点滴事情，当时他已经是八九十岁的高龄了，但是他思维非常敏捷。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他专门嘱咐我说你把周口店一定要看好。意思就是说这是我的家，一定给我看好家，一定要把这个遗址保护好，而且应该让它越办越好。

　　贾老是1998年发起的“北京人”大寻找，在这个工作中间主要还是一些作家、记者、媒体到这儿来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他们要实地来看会更深地理解贾老讲的这些情况。所以当时我的主要工作还是为这些来周口店采访的同志介绍周口店的情况，包括我所知道的以前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为周口店当时的寻找活动提供一些素材。贾老联系那些院士发起寻找“北京人”活动，就是想在20世纪末能够找到一些线索。这也是老先生多年的一个心愿。

　　周口店对我人生的影响

　　我是1955年出生的，在“文革”期间我正好上小学。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有自己的选择权，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毕业以后可以由你自己选择。你自己上学包括参加工作都没有选择，可能相对那些上山下乡的人来说我算幸运的，但是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现在感觉我没有上山下乡也是遗憾，缺少那方面的历练，对人生可能也是个遗憾。

　　周口店算是我的另一个家了。我对周口店心里面一直割舍不下，后来我回到研究所工作很长时间都不适应那里的工作。我最初的想法是我在周口店退休，但后来没有实现。我平常非常关注周口店一点一滴的发展，它在电视上每个小的新闻我都非常关注，我希望周口店能够更好地发展，为我们国家的科研事业、博物馆事业和旅游事业都起到它应该起到的作用。说实在的，我百年以后不能留在周口店这是我的一个遗憾。因为它确实影响了我的一生，决定了我的一生，我这几十年的工作都投入到这里来了。

　　2002年院市共建之后，周口店的发展比原来要好很多，地方扩大了，保护区的面积也大了。现在遗址也已经逐步恢复到 原始的状态，应该说是很好的。真正要做好这个工作下一步应该就是把我们的科学研究和遗址的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另外，现在北京市的所有郊区县大概都有博物馆了，房山区只有我们周口店遗址的博物馆。因为房山区的历史从战国一直到元明清是不间断的，而且塔在北京市是最多的，地上的文物和地下的文物都非常丰富。博物馆也可以把房山区的一些不同时代的文物做临时展览，不仅可以丰富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内容，还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博物馆的活力，让来参观的观众除了了解周口店之外，还可以了解整个房山区的历史。我是一个老同志，作为老同志不成熟的一个想法提出来，将来这需要领导来拍板。

　　周口店现在的陈列我看过，脉络形式基本上差不多，就是陈列形式的变化多一些。遗址博物馆的基本陈列还是应该立足在遗址本身，将来有条件的话可以引进一些更形象更生动的比如声光电这方面技术。以前我的一些设想，现在在新馆很多都实现了，但是在这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