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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星
高星，1962年生于辽宁省宽甸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5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硕士学位，2000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周口店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和现代人起源与演化。主持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研究项目；主持过重庆三峡库区、湖北丹江口库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抢救性发掘项目和水洞沟、周口店、泥河湾等古人类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致力从物质遗存的角度探讨现代人类起源，用考古证据系统论证东亚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提出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的“区域性多样化模式”；提出中国古人类演化的“综合行为模式”；提出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两期断代”说；提出东亚旧石器时代手斧“本土起源+外来影响”说。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00余篇，科普文章50余篇，撰写、主编专著10余部。目前担任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主席，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人类学学报》和《第四纪研究》副主编，《中国科学》《考古》《考古学报》、Archaeology-Ethnology-Anthropology of Eurasi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L’anthropologie、Lithic Studies、Reviews in Anthropology等期刊杂志编委。
高星：与周口店遗址结缘，是我们的幸运，也被赋予责任
我对周口店遗址的最初印象
1981年秋天，我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时是在历史系考古专业，1983年考古专业升格为考古系，现在已经变为考古文博学院。第一个学期的一门重要课程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旧石器时代考古必然要涉及周口店，所以这个学期开始不久，我们就在吕遵谔先生的带领下，到周口店遗址进行参观。周口店肯定是一个学术圣地嘛，对考古的学生或者学者来说是必须要去的地方。那是我第一次去实地体验，去朝圣周口店遗址。
现在的周口店与当时相比变化非常大了，现在有新的博物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但是当时呢，这个遗址总体来说很古朴，首先道路、周边的环境跟现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很简陋。很多的建设发展与现在相比差得很远。那时遗址本身没有什么建设，当然各个遗址点还是很好地被保护下来，进行有序的管理。但是当时参观者很少，一些标志并不清楚，博物馆也是，就是现在已经被改造为科普体验馆的那个大房子，跟我们现在高大上的新博物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总体来说，当时的遗址博物馆保持了发掘后的原貌，但是保护、管理、展览，甚至在研究方面都处在比较初始的一种状态。
周口店遗址实际上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人类学、考古学的科研基地，也是一个人才培养的基地，20世纪50、60、70年代举办过一系列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专题培训班。我到研究所以后也参与过这样的培训活动。最主要的是在1992年秋季，举办了一个石器制作实验模拟培训班和一个动物考古培训班。当时贾兰坡先生还健在，他很关注这个培训班。他当时已经不能亲自给我们讲课，但是在培训期间他去遗址看过老师和学员。我们主要是请了四位美国学者给我们办的这个培训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包括研究所的一些专家，都到现场去进行过考察，与学员进行过互动。在此之前，1985年我们面对全国举办了一个古人类-旧石器考古及脊椎动物的培训班。当时全国各地有很多高校、博物馆、研究所的青年学子都到这里来进行过培训。当时贾兰坡先生和张森水、黄慰文、李炎贤、尤玉柱、祁国琴等诸多老师都到周口店给学员讲过课。像这种培训，应该说是在全国范围内播下火种，对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古脊椎动物研究的开展起了非常大的、有成效的推动作用。
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带给我的精神力量
对周口店早期的科研工作者，我们非常崇敬，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去了解他们过去研究的历史、工作的过程。我有幸跟贾老—贾兰坡先生有过几年的互动。贾老去世之前我跟他老人家有过很多的交流研讨，包括对学科的发展，对周口店的工作，都能够感受到先生深深的情怀。周口店是他早期工作过的地方，他有一种关爱、一种牵挂甚至说有些不放心，担心遗址在后期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管理，被不当开发或破坏。贾老发起过“世纪末的寻找”，希望能够找到丢失的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其实，不光是头盖骨，像北京猿人的肢骨等其他的骨骼很多都丢了，还有山顶洞出土的人头骨化石和珍贵的一些其他的遗存都丢失了。所以贾老在他晚年非常牵挂的一件事情，费尽心血的一件事情就是寻找丢失的北京猿人的材料。
在我的学习、工作过程中，我对另一位先生—裴文中先生是有很多的了解和感悟的。我觉得裴老是非常伟大的，他是中国学者在周口店进行发掘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但实际上他的成就远远不是这样简单。他做了一系列探索性的、开创性的工作，而且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不但对中国的相关学术发展，对国际上古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也具有深远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北京猿人当时是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叫砸击法，来开发、利用本地产的脉石英原料制作工具。但是之前学术界很少知道这种砸击法，是裴文中先生经过大量的观察和实验发现的，而且后来成为学术界广泛认可的一种石器制作的方法。另外为了证明周口店遗址出土的这些石英块、片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他也做了大量的实验和观察工作。当时有很多学术权威，甚至当时周口店工作的中方负责人杨钟健先生都不认可这个地方有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所以还是裴文中先生顶着很大的压力，经过大量的实验观察，包括模拟制作，来证明这些脉石英材料就是人类制作、使用的工具。他亲自在附近的山坡寻找石英岩脉的露头—脉石英从地层里面风化出来，自然产生的一些碎片或者碎块，然后与遗址发现的一些标本进行比较，看看自然的与我们发掘的有什么区别。还有与他自己制作的进行比较，就发现周口店遗址里面出土的很多标本确实是人类制作的，而不是自然风化的碎块或者碎片。
另外，他在放大镜下对这些标本进行观察，发现加工制作的痕迹和使用的痕迹还是清楚的，与自然产生的碎石是不一样的。他还对动物的骨骼也做过类似的研究，所以他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思考而勇于创新的杰出科学家，是一位对我们这个学科发展具有重大开创意义的大师。我们现在特别提倡创新，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后代都很难达到当年裴文中先生在周口店遗址所做的这种开创性、创新性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学的一个榜样，他的精神、他的学识、他的为人各个方面。后来在裴老百年诞辰的时候，我编出来一本书纪念他。裴老具有不朽的人格与业绩。业绩固然重要，但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宝贵的财富。
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留给我们的这种财富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启发和教育意义的。首先一点就是你要脚踏实地，能够忍受寂寞和辛苦。包括裴老在内，他后来主持周口店发掘的时候，是其他人觉得这里没什么意思，就到别的地方进行考察去了。他带领少数技工在遗址继续发掘，忍受了很多的艰难困苦，当然还有在别人看来没有什么希望的寂寞。如果最后有重要的发现，那么这种发现是带有机遇性的，但是这个机遇一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假如不是裴老有学养和毅力，他是不可能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所以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能够忍受寂寞，不急功近利地去追求短期成果的精神，正是我们身处浮躁社会中的人必须要学的。我们必须要沉下心来做一项工作，要坚信只要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我们会有成就。另一方面就是创新的精神，很多路都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很多的发现是我们自己去取得的，并没有说是前人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材料，给你准备好了结果，等你去发表，等你去享用这种成果。所以这种探索、这种创新，是不断去思考问题，不断去取得新的突破，对自己有一个高的定位和高的要求，这对我们这代，对我们下一代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人来说，都是要学习的，要让这些精神成为我们的一种动力。
周口店遗址是我深入研究的开端
我是1985年到研究所来学习的，真正深入的研究工作应该是在周口店。因为在这之前，虽然在像大荔遗址、丁村遗址，还有东北的一些遗址都做过一些调查或者简短的发掘，对材料进行一定的整理和研究，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深入，也不是很系统。一直到1997年的时候，我当时在美国留学，我选定作为博士论文的材料就出自周口店第15地点，为了研究这批材料，我（临时）回到国内。我记得当时是1997年的夏、秋季，在国内应该是做了半年之久。到遗址进行清理，对剖面进行清理，对所有的标本进行仔细观测，进行研究和分析。而且由于我当时在美国学习，也吸收了真正的国际前沿的一些研究理念和方法，所以对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整理和研究。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然后又发表了若干的文章和著作，应该说这是一次系统的培训，也使我深入地了解了周口店遗址的文化内涵，无论从材料，从方法，还是从学术思想上来说，都使我得到很大的提升，也奠定了我后来研究的学术基础。
2000年5月我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回到国内工作。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研究所和科学院交给我的关于周口店遗址的基础资料的收集，包括参与一定的管理、保护和相应的规划。当时应该说，我们这个研究所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当时周口店遗址管理处、博物馆都属于科学院，还没有跟北京市共建的协议，也没有分工，所以整个遗址的保护、管理、研究都是研究所的责任。早在1987年的时候，周口店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新闻媒体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但是当时周口店的管理和保护又不尽如人意，存在很多的隐患，包括遗址本身这些洞穴面临着坍塌，经历风化的科学资源的流失。还有周边的煤窑、石灰厂、水泥厂在不断地开山取石，这种爆炸会对遗址本身脆弱的洞穴的岩体造成破坏，还会有很多的环境污染。再一个就是周边的环境非常不好，交通非常不便，游人和参观的人都很难到那里去，很难得到关于周口店的相关信息。博物馆当时也比较陈旧，因为开始就是办了一个陈列室，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博物馆。但是由于支持的力度、经费投入的力度和重视的程度都使遗址整个的状况令人担忧，这也是不能符合社会的预期的。所以当时有很多的批评，包括媒体的和政府的。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所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也感到一种责任，因为作为一处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好，管理好，当然也要研究好它。于是，研究所开始组织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对遗址进行管理、保护、研究，就让我做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
后来因为北京市政府这时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所以科学院与北京市政府就有一些互动，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在2002年签署了《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建周口店遗址》的这份协议。这个协议进行了明确的分工，遗址的保护、管理，包括博物馆的建设、运行全部由市政府来负责。中国科学院，具体就是我们这个研究所，负责对遗址的发掘、研究和对遗址的博物馆运作、保护、管理提供科学的指导。我参与了与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的交流、协商，也参与了协议的签署和双方一系列互动。协议签署以后，我们不断地把各项工作向前推动，因为在共建的框架下责任明确，大家各司其职。另外就是能充分发挥学术机构和政府不同的功能，在这个情况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从我们研究的方面不断地有研究的成果和进展，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成就可能是对遗址本身的保护和建设。后来我们这个遗址变成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也变成了国家一级博物馆。现在相关的工作都在不断推进，包括对遗址采取现代化的手段进行监测，也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我相信我们今后还会按照这种模式，甚至用更好的一些方法、手段把周口店遗址的保护、管理、发掘研究工作做好。
为什么要对周口店遗址进行新一轮的发掘
在新的体制下，2009年由我来主持对周口店遗址的新一轮的发掘。从20世纪的1927年对周口店开始发掘，后来到1937年进行连续十年大规模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60年代有些发掘，在70年代末也有过局部的发掘，为什么到2009年又开始新的一轮发掘？为什么大家一直对这个地点关注，学术界一直要把它作为研究的重点呢？就是因为这个地点重要，它材料丰富，它隐含的科学问题非常多。
假如说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全部都得到答案了，可能这个地方就只是一个遗址、一个博物馆，作为一个纪念性的、一个保护性的博物馆。但实际上周口店埋藏的材料，它所蕴含的年代学、环境学、人类演化的信息，很多还没有很好地被提取出来，围绕周口店这个时期人类的生存演化，还有很多的科学问题没有得到解答。而且这些问题对世界范围内早期人类的起源、演化、迁徙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周口店是一个宝库，我们要通过科学研究手段这把钥匙，把宝库的大门给打开，把里面各种信息和材料发掘出来，研究出来。
这个遗址的重要性我觉得毋庸置疑，可能大家都很清楚，甚至媒体都有很多的宣传报道，但有几点我觉得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比如在人类演化的认识上，在古人类研究的历史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不知道人类的历史有多长。（当时）知道十万年左右的历史，因为有尼安德特人，在这之前我们不知道这个历史有多长。虽然比周口店北京猿人更早的有像南非的南方古猿，“汤恩小孩”在1924年就发现了。更早时在印尼的爪哇岛，“爪哇人”已被发现了。但是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甚至是否定的意见，认为早期的化石更多属于一种猿类的，是猩猩类的，跟人类没有关系，因为材料太少，也比较单纯，往往都是支离破碎的头骨，得不到人类其他的生存信息。
周口店这个地方，首先是1929年12月发现第一个猿人头盖骨，所以很多人觉得很重要。实际上之后发掘出来大量的石器，还有人类用火的遗物和遗迹，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文化的遗存就支持了一种判断：北京猿人这种化石，可以说是古人类的成员，他确实已经进化到人类了。因为他们能够制作和使用工具，能够用火。而这两点恰恰是爪哇人和南方古猿当时没有发现的证据。因为通过北京猿人文化遗存的发现就知道，看起来这种人在骨骼方面确实有很多原始的形状，比如说大脑还比较小，额骨比较扁平，眉脊都比较突出，跟我们现代人很不一样，但是他们已经具有文化的行为能力，能够制作和使用工具，能够用火，所以毋庸置疑他们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
因为“北京人”的这些材料加上文化遗存和化石的发现，所以学术界就发明了一个词叫作“直立人”，有的时候俗称“猿人”。当时把北京猿人为代表的人类演化阶段，（当时认为是最早的人类）叫作直立人。直立人一个重要的行为特征就是能够直立行走。因为“北京人”的发现，我们知道人类在演化，初始阶段有直立人这个阶段，而且很漫长。从“爪哇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直立行走了。
另一个说法就是说北京猿人的发现“解放”了“爪哇人”。实际也就是说，把大家不认为是人的这些“爪哇人”化石，后来因为“北京人”的发现，归到人类大家庭里来了。所以这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在直立人之前，北京猿人之前还有能人，还有南方古猿。要是从严格的定义来说，直立人已经不是很确切地来描绘这个阶段人类（的名称）了，因为从南方古猿开始人类已经可以直立了，但是在学术界，尤其是生物学上命名有个优先的法则。这个词汇给它，你不能随便改名的，不同的人类演化阶段有不同的名称。
从北京猿人这个直立人阶段后来演化成早期智人。我们周口店也有早期智人代表性的遗址和材料，就是第4地点。第4地点虽然人类的化石材料很少，以一颗牙齿为代表，但是它是早期智人重要的一个演化阶段。那到晚期智人呢，也主要是以在周口店发现的材料为依据、为代表，就是山顶洞人。一共发现有八个个体的晚期智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人。所以周口店埋藏着我们人类演化三个重要阶段的代表性材料，就是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这是在非洲之外，人类演化历史最长久，证据和记录是最完整、最连续、材料也是最丰富的一个遗址。
所以为什么1987年周口店遗址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当时第一批六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而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动邀请我们中国政府必须要申报的遗址，就是因为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近年在世界范围内，在这么多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里面，真正属于古人类阶段的遗址还是非常少的，我们周口店的遗址就是其中一处。在中国，我们现在应该是有将近50处文化遗产，它是唯一的一个古人类遗址，唯一一个超过万年的遗址。所以它的地位，至少在中国、在亚洲是无与伦比的。在世界范围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新）发掘的地点就是最核心的第1地点的西剖面。但是这个发掘不只有纯粹的学术目的，或者说仅仅为了找到新的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和一些其他的遗迹或遗物。学术目的固然很重要，但是这次发掘主要的目的是配合周口店遗址的保护规划，为了能够落实一些保护的措施，能够把遗址的剖面进行很好的清理，去除一些危石、松动的土石和长期的风化所造成的裂隙类的隐患，使遗址能够更好地保存下来、保护下来，为子孙后代研究、参观，包括作为世界文化遗址地向公众、向社会、向世界的展示提供更好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这次的发掘是一种综合性的，有很多的考虑。我承担这次发掘的策划和主持工作，从2009年开始至今没有间断，虽然只是在二十平方米这么一个很小的区域内，但是发掘是非常精细的。因为有很多的考虑，比如说保护的问题，将来剖面长期保存的问题。另外就是怎么用现代的科技手段非常精细地、非常带有学术目的地进行很好的发掘。因为这里的一石一砂都是带有科学的信息的，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项发掘持续了很久，虽然没有像外界经常预期的那样，再发现北京猿人的头骨。因为北京猿人的头骨丢失以后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都希望发现新的头骨来弥补这个遗憾。但是我们发现了很多北京猿人制作和使用的石器，还有他们狩猎和进行餐食剩下的动物骨骼，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得到了非常确凿的用火的证据。在发掘的过程中，我们系统地提取了地质学、年代学、沉积学的样本，这对周口店遗址形成的过程，古人类在里面的活动，人与自然营力的交互作用都能提取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对于回答周口店遗址是否是古人类的家园，是否是洞熊和鬣狗的巢穴，人类会不会有控制地用火，会不会狩猎，他们的工具使用是什么状态等最基本的又是非常重大的学术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和研究的基础。
周口店遗址剩下的这块堆积是非常珍贵的。我刚才说过任何的一石、一砂、一土都含有珍贵的科学信息在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发掘的双重性。考古发掘一方面能够把这些材料发掘出来供我们进行研究，提取珍贵的科学信息，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破坏，因为发掘完了以后，原生地层、原生堆积就消失了，是不可再生的一个过程。我们现代的理念就是严格地控制发掘，假如不需要发掘一定不要发掘，可发掘小的面积就一定不要做大。首先要保护，要保存这种资源给子孙后代。我们也是很好地贯彻了这种理念，但是遗址的核心部位又必须要发掘，因为在长期的风化、剥蚀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裂隙、空洞。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大规模发掘时，是没有保护这个理念的，所以我们现在去看这个猿人洞，虽然挂着牌子或者解说词都说猿人洞，但别人去看就是一个大坑。这就是因为十年大规模发掘把里面的堆积物全部给移出去了，现在的发掘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后来，比如20世纪60年代，又在旁边接续进行了一些发掘，这些发掘也对遗址造成了一种影响。它剩下的剖面都凹凸不平，又有自然风化的作用，所以假如不进行新的发掘和清理，这些珍贵的科学资源所赋存的地层可能就会坍塌，所以我们这次发掘是带有非常明确的保护、抢救的性质的。
周口店遗址发掘的新发现
通过清理和保护发掘，应该说有几方面的问题我们是得到了更多的信息，甚至说趋近于去解决。比如说遗址的性质或者说埋藏与堆积的过程，存在很多的争议，很多的问题。有人说遗址根本就不是一个洞穴，不适合人类居住，这些后来堆积的土石实际上是处在原来的一个大裂隙中，是从山坡上滚落下来的。那么人和一些动物，包括石器都是可以从山坡上滚下来的。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裂隙，就是一个陷阱，不是人类的家园。通过我们的发掘，应该说这个问题基本上能够澄清。比如说我们发掘第三层的时候就发现它下面地层里面是有很多的砂、土、巨大的石块，而这种石块我们叫它角砾。这种角砾很多都是石灰岩的，应该是洞穴已经坍塌或者不断地坍塌所形成的。这个时候是不存在完整的洞穴结构的，也就是上面完全是开放的，当然可能洞壁的边缘并没有完全坍塌，而形成局部遮盖，我们叫作岩棚或者岩厦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是可以继续在这里进行生活的，但是毕竟不是一个洞穴的家园了，所以很多时候丧失了遮风避雨的功能。第三层有些动物化石，但是人类的遗存非常少，说明当时人类基本上不在那个地方生存。在第三层的下部有一层角砾，是大的石块。从大石块的分布位置和石块的状况来看，就是当时洞顶坍塌遗留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三层的下部在形成的过程中，上面的洞顶是坍塌过了的。那么我们进而就知道在坍塌之前，这个遗址是处在一个很好的洞穴中，这个洞穴是可以给古人类提供遮风避雨的环境的。在这个砾石层下面，就是第四层，我们就发现了完全跟第三层不一样的物质和堆积的情况。里面有很多的动物化石，还有人类制作和使用的石器，还有非常多的用火的遗迹。所以就知道第四层的时候上面有一个洞顶在遮盖，人类在里面是有很好的生活环境，人类也充分利用这种条件，在里面吃住和使用工具，然后把他们狩猎的动物搬运到洞里面进行食用，人类也在里面用火。
用火也是我们这次获取的一项重大的发现和研究上的突破。因为西方学术界有些学者置疑周口店这个地方的人类会不会用火。他们不能否定这个洞穴里面有一些石块和一些骨头是被火烧过的，所以他们承认当时在附近有人用火，但是不承认用火是发生在洞穴里面，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烧骨、烧石，甚至说有一些灰烬、木炭、烧过的树的种子都是从外面被水流给冲进来的。我们在发掘第四层的时候，发现这里面有分布比较规则的成层的轨迹，通过现代科技的分析，研究表明当时的人类在里面是进行有控制的用火，他们的用火就局限在某一些部位、某一些层位。因为部位出现很多的碳元素和因为燃烧而产生的一些植物的遗存。我们把燃烧过的部位叫作火塘，因为土质是变红的。
那么土质为什么红？我们进行了一些物理和化学的分析，当然是跟一些非常好的实验室来合作的。我们发现这些地方之所以变红，就是因为人类用火。在高温下，砂土里面含铁的成分发生了改变，变成了赤铁矿。大家知道赤铁矿就比较红，红度的变化指向了长期的高温用火。有的部位石灰岩的岩块被长期用火烧烤以后，就开裂甚至变成石灰了。那么这种由石灰岩岩块变成石灰一定是经过长期地、集中地烧烤、燃烧才能够产生的，偶尔的野火是不可能有这样热导致的变化的。所以这些都表明当时的人是在洞穴里生活，而且是能够进行有控制地用火的。这样就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解决了。这应该是通过对周口店遗址的这些年的发掘和研究，取得的最大的一项收获！
对于博物馆的建设，我们更多地从学术的角度、专业的角度来提供一些意见。因为这个工程是各个方面，地质的、工程类的，还有考古类的都有所涉及，对我们来说就需要去提示他们，不要因为盖大棚而造成新的破坏。比如说周围的岩体都已经很松垮，你就不能再盖大棚了，否则新发掘的空间都没了。我们还提供展陈的大纲、展陈的设计和思路等，并包括英文介绍等。尽管如此，现在看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国际学者去看了以后觉得很不错，但是也指出了很多的问题，但大家共同的愿望都是把它越做越好。
下一步我们可能随着发掘的进行和遗址后面状态的改变而不断地调整。我们原来计划是要从上部到下部进行系统地清理，然后使它有一个合适的角度、合适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进入到第五层、第六层的时候，发现这里面含有大量的砂和石，尤其石块比较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考虑适可而止，可能不再做从上到下的系统发掘了，而只是对这个剖面表层一些松动的土和石进行处理。因为我们发现下面总体来说状况还可以，土和石胶结得比较致密，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不会轻易松动、坍塌，那我们就不去扰动它了。因为地层里有很多大的石块，假如我们去发掘，去除石块，就会导致里面的土、石支撑结构变化，反而会造成新的破坏。所以我们初步决定对下一步的地层不再做系统地发掘，只是对表层局部清理，使它有一个好的保存状态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现在发掘出了大量的文化遗物和遗迹，我们还没有时间很好地对它们进行研究。现在我们掌握的现代科技手段，实际上对很多现象都可以研究，包括我们经过筛洗产生的砂粒都是研究对象，因为这上面都会保留一些信息：这种砂、土是怎么来的？是本土的砂石进一步风化裂解呢，还是风吹过来的，还是水搬过来的？这对遗址形成的过程，人与环境的互动都会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所以这种研究量非常大，而且研究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会把现在获取的材料，在现代的科技手段下，在我们现在的实验室里很好地进行分析研究，把信息细细地发掘出来，我想将来会不断有新成果的。
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我们已经发表了几篇文章，今年又会在美国的人类学方面重要的一个期刊，叫作《现代人类学》上发表一个系统的文章，对整个北京猿人用火证据的发现、研究、争论的历史进行回顾、分析并系统地呈现一些我们新的发掘和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向世界学术界来宣告，北京猿人，至少在遗址的上部，比较晚期的阶段，就是我们现在工作的部位，这个（用火）证据是特别坚实的，以后不应该存在争议了。所以通过这种新的发掘、新的研究，我们就能够把一些以前争议的问题解决。同时把我们关于人类起源演化，尤其是东亚人类演化的一个过程及认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还有很多的问题等待着我们来解决
当然还有很多学术问题在吸引着我和其他学者的目光和关注。比如说我们非常想知道从第四层往下堆积的过程跟人类的一些行为都有什么样的关系，还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提取到。比如说用火，在下部是否真正存在用火的证据，能够把这个地方用火的历史推到七八十万年。因为我们现在从上部来看，它有四五十万年的用火肯定是没有问题了，而且那个地方是人类生活的，包括用火的原生场所都没有问题。但下部的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再有一个，假如能够发现人类的化石，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以前虽然发现北京直立人这个阶段，有40个左右的个体，但是很多都比较零碎，有的个体可能就是一个牙齿或者一块骨头来代表，最重要的五个头盖骨已经丢失了。这五个头盖骨实际上在丢失之前都制作了非常好的模型，但是模型跟原来的化石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比如说模型的原型，都是骨骼破碎的小块，进行修复后，拼对形成的。我们现在看来，由于当时的技术手段不具备，可能这种复原和拼接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从模型上不能再进行新的拼接和研究了。在骨骼保存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些很好的分析，比如说同位素分析，可以看当时他的生存环境，他吃什么东西，这是能够得到的信息，根据牙齿就可以做这种分析，但是没有骨骼和牙齿，从模型上是做不了的。现在正在发展的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尤其是古DNA的分析，已经可以对哺乳动物，像马，还有熊做七八十万年前的DNA的提取和分析，非常成功。国际上对古人类的化石如十万年左右的尼安德特人的DNA也进行了提取。假如说周口店这个地方又能发现新的人类化石的材料，而且能够保存好的话，就能够提取DNA，也就能够知道它到底跟我们现在的人是什么样的遗传关系。我们现在来研究只能从形态上看，跟后期的人类化石，以及我们现代的现生人群，如东亚人、蒙古人种很接近，所以我们推测它是我们黄种人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一直在这个地方，是连续演化的一个序列。但是假如要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能够从DNA的，从基因的遗传变异来得到这个信息，那应该是更加精准的，能够提供更加坚实的证据和更加丰富的信息，所以这个人类化石的研究对我们非常重要。当然要有新的人类化石对形态进行进一步精准的观测和比较分析也非常重要。
还有一些学术界的人士来质疑北京猿人在早期的阶段会不会狩猎，那些大量的动物化石是人类打猎搬运的结果，还是其他的一些动物，比如说鬣狗、洞熊它们运进洞里来的。我们要是能够找到一些更好的材料，尤其是一些新的材料，就可以得到非常精准的原始信息，因为我们现在的发掘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有大的方面的技术，大概知道层位中哪个部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用的科技手段，比如用全站仪、激光扫描的方式能精准地记录他们在哪个地方出土，什么样的部位。又比如通过上面的一些痕迹，可以知道它的共生关系，它到底是人类的还是自然的，跟其他动物的骨骼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很多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我们已经不可能从以前积累的化石上面得到，因为它们的信息是不全的。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并不是说当时工作做的不好。当时做的工作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但是我们作为后来者要发现更多的材料，揭露新的地层得到更加精准的信息，让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包括下部地层，也包括人类生存的确切年代。我们虽然以前通过宇宙射线衰变的方式，通过铝铍测年的方式对沉积物进行研究，在英国Nature（《自然》）发表过文章。但是还是在遗址剖面的表层提取的一些样本，应该说不是很精准，因为这个样本的暴露，包括从上到下，它可能有位置的变化，我们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要是在新发掘的地方，从原生的地层里提取一些没有被任何方式挪动，没有经过暴露的样本来进行精准的分析，能够得出更加确切的结论：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祖先到底生存了多长时间。
还有就是一些环境因素，我们以前对北京猿人生存环境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一些哺乳动物化石来分析。比如说有喜暖的象类的化石，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人类可能生活在比较温暖湿润的时期。还有的层位会发现一些跟沙漠地区有关的，比如像鸵鸟之类的动物，我们就推测这个地方这个时期可能比较干旱。但是我们知道，即使在一个地区，都有生态的多样性，可能都有不同的动植物的成分记录在这个遗址里面。我们对以前这种支离破碎的材料得出的结论就会像盲人摸象，你摸到一点你就会觉得当时是这样，实际上可能不全。我们要经过新的发掘，真正把这个层位揭开，能够提取更加丰富的材料，尤其是原地的一些材料，而这些材料不但是一些动物化石，连里面的一砂一石都有它的信息赋存，都是可以提取关于人类生存演化信息的。而过去这些东西基本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用新的手段，利用新的契机，对更加全面的材料进行分析、测试，便能够得出人类生存的一些非常准确的环境背景。而这些环境背景实际上就是我们华北乃至中国北方整个环境的变化，这与研究整个华北区域动植物的生存演化，甚至与我们今天的气候演变趋势都有关联的。
周口店遗址是一个宝库，很多发掘研究工作并没有结束，而且将来的保护、管理还有研究都是任重道远的。首先从研究的角度，实际上周口店遗址是一个遗址群，比如说山顶洞，还有第15地点，包括第4地点都有一些珍贵的资源在地下沉睡着，都有待我们去发掘和研究。当然一定要强调，不要去进行急功近利的发掘，我们一定要在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以最小的破坏方式去发掘和研究。
另外就是以前发掘出土的这些标本，很多还没有被学人研究过。有些标本还躺在箱子或包装纸里面，根本就没有机会面世。而即使像周口店第1地点这个出土了大量北京猿人石器的地方，虽然出了大量的研究论文，1985年裴文中先生和张森水先生也出过《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应该是非常翔实的资料，分析和研究也比较深入，但是这个书里面也只是研究了几千件标本，而周口店第1地点是出土了几十万件标本的。所以有大量的标本还没有真正地被研究，即使所谓的研究也只是简单地进行一些技术、形态和大小的观察，很多细微的信息，比如说功能的方面，它的制作技术的发展变化，还有人类怎么利用这种工具进行生产、生活活动等信息还没有被我们研究透。虽然我们对第四层用火已经得到了非常明确的证据，有很好的结论。但是下部尤其到第八、九、十层，这些学术界非常关注的层位，我们还没有清晰的结论。以前的发掘表明有丰富的用火遗迹的部位，那么这些用火的遗迹到底是真是假？怎么样提取？怎么加以论证？这也是我们未来要做的工作。还有就是周口店遗址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遗址，就在龙骨山上有这么几个地点，因为整个北京西山区域都是非常适合人类生存的。它是从山脉到平原过渡的地带，带有环境的多样性，资源应该非常丰富。这个区域都是石灰岩的地层，有大量的洞穴，所以完全不排除将来在这个区域还会发现像周口店第1地点这样重要的遗址，甚至说集中的人类生活过的家园—遗址群。所以对于未来调查可能发现新的遗址、新的资源，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和潜力。
至于保护呢，这也是需要长期的、不断探索的工作。因为这个遗址形成了这么长的时间，经历了一系列的人为的破坏和自然的风化，已经有很多的隐患。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包括有很好的规划，有一系列的加固、保护的工程措施，而现在正在这个猿人洞上盖一个大棚，使这个遗址不再暴露被日晒、风吹、雨淋。这些都会非常大地改善周口店遗址的保护和保存的条件。但是我们还会有很多工作要做，还要不断地对遗址的一些变化进行监测，然后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对遗址珍贵的资源—我们过去人类的家园进行更加合理的保护和管理。我想这些工作可能是我们这些参与周口店遗址的研究、保护、管理的相关人员终身的工作，也是一代一代要持续下去的工作。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幸运，能够与这样重要的遗址结缘。
考古学研究对于现代社会和人类发展有什么意义
最近这几年，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我不再主持，是我的学生张双权带领一个团队在做，但我还是予以关注，给予指导，尤其对周口店遗址出土的这些材料加以分析。我们在与一些实验室合作做各方面的分析和测试，包括用火遗存的测试。还有对发掘出土的石器标本的研究，我们要做使用痕迹或者微痕分析。现在已经有些迹象表明当时这些工具都有特定的功能和用途，而且很可能一些用途是超过以前我们的想象的。比如说加工皮革，可能做衣服。就是说以前大家觉得得不到的信息，我们现在通过一些新的手段提取到了。还有就是以前周口店遗址积累的这些材料，大量的石器和动物化石，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所以我觉得未来我还会花很多的精力在周口店的研究上，包括我的学生、我们的团队也会不断去做相关的工作。
在考古学的学习和研究早期有一个问题经常困惑我，就是学这个学科、做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好像是很久远的历史，跟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似乎不需要这样费时费力，浪费资金去研究。但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我觉得古人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首先这是一种文化，一种历史，一种精神财富。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类是怎样过来的，才能满足人类的求知欲、好奇心。人类不是一种简单的解决吃饭穿衣等物质需求的动物。之所以是人类，他的精神需求、文化需求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可以不看电影吗？你可以不读小说、不听音乐，只是吃饭就行了吗？很多人觉得肯定不行。我们现在考古，接触远古历史，这就是文化、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人不能离开精神文化的东西去生存。
实际像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历史、考古的材料给我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很多的素材。我们要是用一个时间概念，可能很多人就明白了。我们搞的这个古人类-旧石器时代研究，它涉及人类的历史是多长呢？是99%。我们所谓的人，完全变成我们现代的概念，就是有农业了，定居了，不再迁徙游动、住旷野、住山洞、狩猎采集，而是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只占31%的历史。
假如我们要认识人类的规律，知道人类由来的过程、演化趋势，你只是看这1%，不看那99%，就急于做出结论，那你纯粹就是盲人摸象。所以一定把历史尺度拉开以后，我们才知道人类是怎么过来的。我们的现在跟过去有很多关系，包括我们体质的演化，我们的手、脑各方面和语言的变化，都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我们未来怎么走，看看过去99%的历史，就能够知道我们未来怎么去演化，是什么样一个趋势。
另外，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演化几百万年？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环境背景是什么？我们还有没有这种环境和条件？我们的生存方式怎样使我们能够健康地生存，还能够再继续演化几百万年？还是像现在有些分析、媒体报道的那样，气候变暖，可能包括一些环境恶化，各种高精尖武器对人类的毁灭，我们可能是很短的历史，人类可能很快灭绝了。过去的规律和启示对我们今天是有重大帮助的。
还有一些重大的科学规律的认识，对我们今天的建设发展至关重要。比如说气候变化，我们现在都说因为温室效应，因为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我们近期温度急剧升高，可能生物多样性要改变，人类要走向灭绝。首先要知道温度的变化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还是人为的过程？是汽车，燃煤，还是其他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再有就是在历史上，人类是否也经历了这么高温度的起伏变化呢？我们通过研究就发现，在地球历史上有不同尺度的周期，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温度上升的过程，所以更多的是一种自然作用。即使我们停止了煤炭的生产，停止了汽车的行驶，温度还是会继续上升。当然人类的行为确实助长了升温的速度和程度，包括空气污染、环境恶化都有相关性，但是并不能把气温升高完全归咎于人类，实际上人类只是在其中起到一个很小的作用。另外温度升高会不会使人类灭绝呢？这也不会。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旧石器时代，在工业化之前，人类根本没有能力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温室效应，那时候有时温度比现在还高，但是人类照样生存下来了。所以得到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对未来的发展，对人类的生存会增加信心和科学的判断，而且可以进行一些科学的规划。
还有我们研究周口店北京猿人这个地方，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都是海洋环境。海水也在进退，它也是一种环境变化。大概在一万八千年前左右的时候，海平面能比现在下降150多米，陆地很大了，现在是不断地在上升。我们要根据这个历史的记录，根据它的数据来推测，海面还会上升多高，会不会又回到百万年前，华北平原、北京是否还会成为一个海洋地带。 假如我们得到这些认识，就可以知道这个变化的周期和规律，这与城市的建设、北京的建设和发展都是直接相关的，所以不只是讲讲故事而已。
我经常讲，我们研究古人类学、研究考古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知晓过去，定位现在，规划未来，使我们人类这个生物种类能够更健康、更持续地与其他的生物，与我们地球和谐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