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彧彰：我是父亲的秘书

贾彧彰

　　贾彧彰，男，贾兰坡长子，出生于1947年2月，1959年高中毕业，因患病休学，1962年重新参加高考，1966年大学本科毕业。1970年到街道小关五金机修模具厂工作任副厂长。1992年开始在家照顾贾兰坡，做他的专职秘书，为他整理文稿，在父亲的指导下写了一些科普文章。

　　1998年我国从南到北暴发洪水，贾兰坡倡议并联合二十多位两院院士及知名学者共同发起了绿化长城倡议；2001年贾兰坡去世，贾彧彰继续完成父亲遗愿，经过7年多的努力终于经国务院审核、民政部批准，于2005年8月16日成立了中国长城绿化促进会任会长至今。

　　贾彧彰：我是父亲的秘书

　　为什么选择我来做父亲的秘书？

　　我接触这行业，是我在做父亲的秘书以后。不过我们小时候都去过周口店，我记得那时候周口店展览馆的大厅还有我的签名。记得我最早去周口店应该是一九五几年，那次郭沫若老先生也去了，因为我们去是坐大巴去的，还都带着饭什么的，记得我们都吃完了，郭先生没饭吃，我们就把自己的饭拿点给他吃。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我父亲又带着我的孩子去了。我父亲把周口店作为我们再教育的一个地方，让我们永远不能忘了周口店，因为周口店是他事业成长的地方。

　　除了做父亲的生活秘书，我并没有接触到周口店的发掘、发现这些研究工作。但是我跟他学了点鉴别石器的知识，他看完石器以后，都让我看，教我鉴别。我对科普的知识懂一点，真正学术方面的东西不太懂。所以我跟我父亲有个约定，他写专业的学术文章，我帮他写科普的文章。那时候都要求专家写些科普的东西，但我写完了以后，他逐字地看，连标点符号都要修改。我高中毕业以后，父亲想让我也搞这一行，就把我介绍到所里工作。我在所里类似临时工的性质，但也学到一些东西，也到河南、湖北出过差。那时候只觉得好玩，但是我父亲认为，你如果要研究这门学科，就要耐得住清贫和寂寞。不过我这人还是喜欢机械方面的东西，家里什么东西我都拆，拆完再装。后来所里精简机构想让我到陕西周至去学习，我没有去，去参加高考了，考到了科技大学。大学毕业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我干了几年临时工，后来就到了一个街道的小工厂去当厂长。我母亲去世以后，没人照顾父亲，所以所里想给他派个秘书，我父亲又不愿意。我父亲说，你给我派个小姑娘，只能帮我抄抄写写，也不能照顾我的生活。因为这个情况，正好当时我生病在家休养，所以我们家姐弟4人一商量，就把我“牺牲”了。然后我辞去工作来照顾父亲，给他做秘书。从1991年直到2001年父亲去世，我做了他11年的秘书。

　　我父亲主持周口店发掘期间，他发现了三颗“北京人”头盖骨，在周口店工作的这段历史，在《悠长的岁月》中有描述，这本书是应湖南少儿出版社要求出版的。父亲高中毕业于汇文中学，后来改成二十六中，现在又恢复原名汇文中学。父亲毕业以后，没有经济条件再上大学，他就天天拿着馒头上图书馆看书，而且他最喜欢看的就是关于地理知识的书和旅行杂志之类的。他有时候馒头夹着咸菜，一去就是一天。那时崇文门东边城根有家缸店，开缸店的老板是裴文中的同乡，我父亲的一个表弟与缸店老板是好友，也经常去缸店坐坐、聊天。有一天我表叔和裴先生碰上了，他就说，我有一个表兄，高中毕业了，没有工作，你们看看有地方可以去吗？裴文中先生就说，正好地质调查所招人，让他去考考。结果父亲就去了，还考上了。那是1931年，父亲考上了以后不久就分配到裴文中身边给裴先生做助手。

　　我眼中的父亲和裴老

　　我父亲虽然属“先生”级别，但也只是管理工具、制办工具、做发掘记录等等，每次发掘时，他都到处跑，从挖掘地点的不同角度拍照片、做记录。父亲很努力，有时和工人一起发掘、向工人询问这个骨头是什么动物的，工人就告诉他这是猪的、这是牛的，他再仔细观察辨认。为了认清动物骨骼，他还打死一条野狗，狗肉给工人吃了，还叫工人别咬坏了骨头，然后他把骨头用碱水洗煮之后做成狗的骨架，并把各个部位标注下来，以此来熟悉动物的骨骼。后来裴先生看见了1885年出版的英国人写的《哺乳动物骨骼纲要》这本书，他就自己花钱把书复印了十多本，想让大家读，我父亲从那里得到一本。现在我父亲还很好地保存着这本书。他对我父亲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有时候我父亲不懂之处就请教裴先生，裴先生也耐心一一给我父亲讲解。

　　我父亲在汇文中学读书期间，因为汇文中学是教会学校，虽英文不太好，但多少也能看看，在裴老的调教下，我父亲进步很快，这也是父亲成长轨迹的重要一步。我父亲一直把裴老认作是他的启蒙老师。

　　裴老后来去法国读书进修，就让父亲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36年11月15日到26日，他主持工作的11天内发现了三颗头盖骨。那时候，他看工人扔了一个东西，就问工人这是什么？那工人说是韭菜。韭菜在当地农民眼中是没用的烂东西。后来他一看，说不对，这好像是头盖骨碎片，他立刻把那片区域全用绳拦着了，只有几个工人和他能进，结果真的发掘出头盖骨了。发现以后，他就特别兴奋，因为好长时间没再发现新的头盖骨了。父亲发现这三颗头盖骨之后，在整个人类考古界、科学界全出名了。裴老发现了第一颗头盖骨，他曾经说他一定要像裴老一样，发掘出头盖骨，现在这个愿望他实现了。

　　裴老回来工作以后，父亲和裴老在是否存在骨器上发生了一点分歧。父亲认为有骨器，比如说动物的大腿骨，可以挖东西，裴老认为这不是骨器，不是工具。那时候杨钟健杨老说欢迎百家争鸣，他说你们可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我父亲发表一篇文章，裴老也就发表一篇文章，各自阐述各自的观点，发表完了得的稿费也不多，全用来去饭馆吃饭了。父亲和裴老去饭馆吃饭，杨老说你们是不是又去吃饭，我也参加。那时候真是学术之争，没有说你我之间有不同的观点，就成了死对头，这一点我觉得他们是做出了表率。最后《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好像是说他们这些文章推动了考古界向前更进一步。裴老是一个不会在背后给别人使绊的人，裴老有什么说什么，你哪里不对他直接跟你说。杨老喜欢培养人才，研究所有一名青年人叫齐陶，有一天齐陶看用德文写的文章，杨老说你还会德文啊？他说凑合看看。于是杨老就把一本德文的字典给他了。我觉得杨老、裴老还有父亲他们这辈人都是以学术为主，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想发现新东西，想研究新东西，别的思想没有，捞钱的想法一点儿都没有。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品德，应该是值得现在科技工作者学习的。

　　关于1941年丢失的头盖骨，我父亲写过不少文章。我父亲说日本兵也不见得都文化程度高，他们发现了罐头可以吃，子弹他们可以用，酒他们也可以喝，但他们一看下面都是死人骨头，也许给扔了。父亲一直在寻找头盖骨，连裴老临终前也希望能见到丢失的头盖骨。

　　父亲和大概14名院士联合发起了“世纪末的寻找”。当时有个日本人抱着一个头骨来了，说他的老师是搞考古的，他认为他老师保存的是“北京人”的头骨。后来我父亲说这肯定不是“北京人”的头盖骨，北京发现的都是头盖骨，不是头骨。《光明日报》有个记者叫李树喜，他从美国解密的文件里得知头盖骨在“阿波丸”号上，后来还找我一块儿开过会，要重新打捞“阿波丸”号。咱们国家70年代时打捞过一次，但是那时候技术不足。据说这“阿波丸”号在船底层甲板上焊了三个铁箱，里面有从各国掠来的黄金珠宝，其中就有北京头盖骨。但它撤退日本的时候被美国给击沉了。后来有人老想把“阿波丸”号之谜拍成电视连续剧。原先电视台播过一部有关头盖骨丢失的电视连续剧，还有枪战什么的，播了以后别人都给我打电话，问我知不知道这事。我说我没看，这都是假的。我说你看这个背景也不是周口店，也不是协和医学院。

　　父亲说等他百年以后，想把自己的骨灰一半埋在周口店，一半埋在他的老家河北玉田县。玉田县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周口店是他事业成长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对他同等重要。他对周口店的感情太深太深了。我还没有把另一半骨灰埋在老家，现在还存放在李大钊公墓。2000年我父亲由我搀扶着回了趟周口店，一是给裴老、杨老扫墓，二是他要寻找当时他们去发掘的时候住的那个庙。后来听说庙被拆了，但庙前的一棵树还留着。

　　我和父亲对周口店都有着很深的感情

　　“北京人”的发现，意义比较大，而且把荷兰军医杜布瓦1890年在印尼爪哇发现的人类化石给“解放”了。印尼发现的比周口店还要早，但一直受到西方教会的影响，认为是上帝造人，人类化石也没有被人承认。当“北京人”发现以后，才确定不是上帝造人，确定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

　　父亲最迫切希望的是要保护好周口店，一进周口店的大门，就是50万年前的样子，丛林茂密，在那里面可以看到古人首次用火的痕迹，让更多的孩子喜爱这里。这是他一直念念不忘的。

　　说实在的，我对周口店的发展没什么贡献，但是我很爱周口店，现在起码每年得去一趟两趟，大概是父亲对周口店的感情潜移默化影响了我们吧。如何保护周口店，如何对青少年进行科普教育，都是周口店迫切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周口店遗址正在积极进行中，是非常可喜的。父亲还希望周口店有自己的科研队伍，他把自己保留下来的有关周口店的材料，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新馆建成以后，我去过几次。我觉得各方面都跟老馆不一样，老馆就是把标本放在那，标本前放个说明，像摆地摊似的。新馆运用了影视、光电等高科技的东西，这是比较好的。但是还要思考怎么能吸引更多的游人，关键是吸引更多的孩子去喜爱周口店。只要孩子喜爱周口店，他就想往这方面发展，那这门学科就会后继有人。

　　父亲做事一丝不苟，对什么都很较真。他希望我们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首先做人是第一位的，仁者人也，所以做人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