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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梦麟
吴梦麟，1937年12月21日生，山西省定襄人，研究馆员。
1956—196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五年本科。曾任北京市文物局古建处副处长、北京市古建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
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梦麟在市文物工作队考古组参加这项工作的调查研发、并完成“四有”工作，开始了文物勘察和保护的历程。周口店遗址和其他项目的“四有”工作等，也有机会参与，直到“文革”时还陪同贾兰坡先生考察周口店第13地点被破坏的事件。从1958年的实习到以后的工作，周口店都成为她考古生涯的重要内容。
此外她还参加过大葆台汉墓、1976年京津唐地震考古，利玛窦基地的保护与修复等考古工作。尤其对房山区云居寺、石经山、万佛堂孔水洞、十字寺等区内重要文物做过全面踏察，几乎踏遍整个房山区。对北京十六个区县都进行过田野调查，如昌平银山塔林、慕田峪长城、平谷丫髻山、密云番字牌、通县张家湾等处。著有《北京万佛堂孔水洞调查》《房山石经述略》《唐玄宗御注金刚经》《回忆慕田峪长城的调查》等论文及专著，合主编或合著有《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刻卷》《北京地区基督教史迹研究》《中国的石窟与石刻》《中国古代石刻通论》等。
被聘为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圆明园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担任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吴梦麟：我与周口店猿人遗址的不解之缘
我以北大学生的身份来周口店实习我是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因为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对历史非常感兴趣，而且对天文、地理、历史都特别向往，想这一辈子人生就朝着这几个方向发展，但是天文和地理都属于理科，所以我就只好选历史了。因为第一年要上通课，历史、考古都要上，但二年级开始就是专业的学习了。于是我选了考古专业，因为我想实现我一辈子的理想。另外我因为过去学历史，对周口店—北京猿人的遗址和人类的发现地，我很早就很向往。
1958年8月到10月，我们1956级和1957级两个班的同学，40多人到了周口店开始了考古实习。大家知道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都是比较知名的系，而且我们在一年级的时候，都上了很多历史知识的课，现在看来，那些老师都是我们的先辈，他们是非常有学问的，而且也教给了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和怎样学历史。因为1957年正在搞政治运动，所以我们能够到田野里来进行考古实习，心情上也还是相当兴奋的。我记得到了那儿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那座礼堂，当时就觉得这真是太了不得的地方了。我们在那儿学了很多知识，都是由古人类研究的最知名的专家来给我们上课。记得有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周明镇、颜訚这些教授，给我们讲关于旧石器时代的一些知识。当时虽然讲的知识还较浅，但是我们听起来还是觉得很深奥。这些知识都引起了我对旧石器时代研究的喜爱，尤其当时裴老、贾老他们住在周口店，白天发掘完了，晚上我们还可以跟裴老和贾老见面，生活在一起十分愉快。对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人而言，能听那么多大家的课，已经觉得非常荣幸了。我记得那个礼堂里挂了很多科学家的相片，还有被日本人枪杀的一位刘师傅，他参加过中国猿人的考古发掘，看后对我们来说，能在那儿学到知识真是很震撼的。
1958年那个时候，“超英赶美”也影响到科学，当时为了快，我们每天的实习也安排得很紧张。我记得上午一个班，下午一个班，起得很早，轮流进行发掘。当时老君庙的后山有一个院子，我们就住在那儿，每天早上天还很黑，就开始进行发掘。发掘地点经过古脊椎所和北京大学商量，最后选择的是鸽子堂的下坡，第1地点的东面。我们每天都到那儿去，首先是打炮眼，把铁钎，打了炮眼以后，往里搁药，都弄好了以后，我们就都到周口河对面去等待爆破。北面就到二支队的老牛沟，东面就到周口河的对面，还有就是第1地点龙骨山的后身，后身实际是劳改队的一个地点，那个地方我们就不能过去。爆破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充当劳动力，把爆破完的碎石挑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因为周口店遗址是山洞，跟我们后来在华县实习是不一样的。华县那儿是黄土，这里是山的结构，所以打炮眼是手段，但是爆破的东西，要一点一点地清理，不能随便就扔掉，有的清理出牙齿了，有的还清理出鬣狗的粪便，所以一点都不敢大意。我认为打炮眼也很愉快的，因为它是为了能发掘出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而努力。我们主要是在裴老和贾老，尤其是贾老的指导下，日复一日地进行这个工作。现在看来，为了避免对遗物、遗迹有所损害，不用爆破应该会更稳妥一些，但当时觉得爆破既省时又省力。我们还应该总结一些经验。
我记得当时我跟一个叫叶廷花的越南留学生一个组，我把铁钎，他打锤子，平时我们还互相开玩笑。古脊椎所对我们学生还是挺关照的，还专门从古脊椎所派来了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我记得有一位刁乐斋刁老，他来负责周口店的日常管理，那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干部。当时有40多个学生，可能还请了一些工人。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曾经参加过新中国成立前周口店发掘的大乔、二乔师傅，实际叫大乔的是叔叔，叫小乔的是侄子，我们跟他们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那短短的两个月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从1958年的发掘开始，就与周口店结缘了。我记得杨钟健先生是陕西渭南人，当时他是自然博物馆馆长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1958年在华县实习的时候，我们还特别到渭南县去看杨钟健先生办的渭南中学。因为杨老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我们生物学界的元老。当时有一天，杨老就带着郭老来慰问学生，我记得郭老是四川人，因为我们当时发掘出来很多鬣狗的粪便，他还挺有趣地说，我第一次看到了鬣狗的粑粑。四川人叫粪便叫粑粑，他用川音来说这个，觉得很有意思。后来郭老还给我们讲课，讲中国的历史发展。讲完课他就鼓励我们说，你们在这儿发掘，如果能挖出猿人的头盖骨，我请你们吃全猪。我们听到这种鼓励，觉得更有干劲儿了。我感到周口店两个月的生产实习，使我丰富了知识，并得到了第一次进行考古发掘的体验。所以那段历史，对我一生都是很有影响的。
在文物工作队也时刻记挂着周口店
我是1961年7月16号被分配到文物工作队的。当时文物工作队负责北京市的全部文物保护工作、文物的研究和考古发掘，我在文物工作队考古组工作。1961年周口店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全国180处，北京18处，周口店是其中的一处。当时我们考古组就负责做这些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因为我是学考古的，也喜欢考古，另外我跟贾老也有联系，所以后来他们凡是碰到周口店的事儿，都让我去。
1961年国家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我们就按照这个条例，对周口店做“四有”工作。“四有”就是有保护范围、保护标志、保护人和科学档案。后来到了文物工作队以后，我还跟周口店的袁振新、蔡炳溪、刘振扬等人都有过接触，就是因为做“四有”工作。后来要编周口店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当时叫保护范围和影响范围，现在叫建设控制地带。我记得在规划周口店的保护时，特别考虑要把14地点纳入进去。因为14地点那个鱼化石产地太重要了，但是它不在龙骨山范围之内，它在往上方山走的路上，是一个单独五米直径的遗存。后来跟周口店、古脊椎所也有过联系，希望除了龙骨山以外，14地点也要列上鱼化石产地的保护标志。可惜14地点也被蚕食过。因为我在周口店的展室，看到一面墙上的鱼化石的展示，对我太有触动了。2009年，我到过加拿大，看过他们的自然博物馆也有鱼类的。我就想到了周口店的鱼化石，它是在周口河70米高的地方被发现的，这里发现的鱼类种类比较多，说明了这个地区有过地壳变化、地理变化。我清楚地记得，其中还有今日只在四川才有的鱼，当时在周口河里就有，所以14地点太重要了。
我记得我们还参观过周口河对面东边的一个喀斯特溶洞，那可以说比上方山都好，里面的钟乳非常丰富，可是后来被爆破了。如果要留下，在周口店今天的博物馆旁边有那么一处自然景观，我认为是太了不起了，这都是令人惋惜的事情。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有一件事，20世纪70年代“文革”中，13地点用火的痕迹被破坏了。13地点用火痕迹，正好在劳改所的院内，当时让我陪贾老到现场去勘察，贾老也觉得非常惋惜。因为13地点的用火痕迹，比周口店的遗址还要早。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认为即使没有了，也应该立标志，那是我们中国用火痕迹最早的地点。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照片，如果有照片也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相册里，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照相机，个人也不能留存什么档案材料。周口店博物馆成立了以后，只要哪儿有发掘，我还是争取去看一看，如古脊椎所在第1地点的西边有过发掘，我去看了，因为我对那个地方印象太深刻了。
杨海峰当了馆长以后，他让我去给讲一讲“四有”和怎么建科学档案。后来他还让我给讲过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都是什么情况。因为周口店跟别的文物保护单位不太一样，它有的是标本，有的是展出的，所以怎么来登记，我也不太了解。后来听说从老君庙还找出很多过去包着的东西。反正我的观点就是要审慎，什么我们都不能轻易给它丢掉，因为可能还有早期的东西。
后来周口店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我们北京六处世界文化遗产的第一处。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时候，圣火也曾经在周口店遗址点燃，这些都让我心里觉得很欣慰。而且我觉得，虽然我没有能学旧石器时代考古，但是作为我来说，我个人在周口店实习过，尤其跟贾老的师生关系，对我能坚定信心搞考古事业，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因为我跟周口店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凡是与周口店有关的事情，我也想尽量地做。有一次，北京史研究会开会，有一位张尔平同志的爱人是地质博物馆的，她在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就提到了西城区兵马司9号。实际上没有兵马司9号就没有周口店。她在小组发言以后，我代表这个小组，最后做大会发言。我在大会上特别提出来说，今天我们记住周口店了，我们也应该记住它的前身，而且我们应该保护它。后来中国要召开地质大会，我们考虑可能中央领导人要参加这个地质大会，所以我还让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同志把当时地质博物馆内的一些现存的石刻做了拓片，然后让他们拿到地质大会上去，想引起中央对西城区兵马司9号的重视。从周口店的发展史上来说，这个地方是不可丢掉的。
难忘那些埋葬在龙骨山的先驱们
我每次去龙骨山的时候，都要到后山上去看一下几位老先生的墓地，我一直认为这个墓地应该成为青少年的教育基地。虽然周口店博物馆已经离开龙骨山了，但是我觉得也应该重视这里。这里埋葬着我们中国开发、开垦了北京猿人遗址的先驱们。我在编《中国文物地图集》的时候发现，很少有这么集中地把某一领域的先驱们安葬在他们奋斗过的地方的。他们都是我们自然科学界的先驱，他们能够长眠在这里，而且跟他们热爱的事业在一起，这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情。我觉得将来也应该是周口店宣传的地方。所以只要能有机会，我都要到那儿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心愿。还有周口店遗存下来的一些记录，也都应该很好地来保存下来。周口店在世界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应该把它的相关档案都丰富起来，遗存下来的记录也应该很好地保存下来。
裴文中先生给我们讲第四纪的地质，贾老给我们讲“周口店的清理与发掘”，吴汝康先生讲的是“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周明镇先生讲的是“第四纪哺乳动物”，颜訚讲的是“类人猿：猿人与真人的比较”，黄万坡讲的是“地质构造”“山洞的堆积”等等。当时我记得古脊椎所曾经派的是赵资奎，上回我在《探索·发现》节目里还看到他，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当时可能是作为讲师或者助教的，也辅导过我们。还有刘昌芝，刘昌芝后来在自然研究室。所以我对这几位先生印象深刻。另外还有关心我们生活的刁老，他是老干部，我记得他黑黑的，非常好、非常亲切的一位老人。刘振扬当时是工人，后来也当了主任。
杨钟健先生是一位最知名的学者。因为我经常到云居寺，就听云居寺的人说，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他看到云居寺的经板库房非常生气，他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一个堂堂的文明古国，怎么建了这么一个像监狱一样的库房？他说他要到人大讲讲。这说明杨老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学者，而且对人文科学以及文物也是非常爱惜。我听完了以后，对杨老也是更加崇敬。
贾老并不是专业的，但是他能够把一生献给了周口店，而且他从算账先生、会计开始，最后能够成为科学家，我觉得这种精神，绝对值得我们后辈学习。贾老特别平易近人，所以我们这些学生都跟他比较亲近。后来在贾老90岁诞辰的时候，我跟我老伴徐自强（他跟我是同班同学，也是1958年一起在这儿实习过的），还有黄万波，我们一同来到贾老家，给他过90岁的生日。贾老还曾经告诉我，当时到房山周口店的这条公路，科学院是掏了钱的，也说明那时候国家对周口店很重视。另外，在第1地点和鸽子堂前头有莱阳梨树，贾老告诉我为了周口店的绿化，那是从莱阳取的树种，现在我就不知道莱阳梨还有没有了，要是有的话，我希望能把它传承下去。因为咱们考古界有好几位先生包括贾老都是河北人，后来我记得在河北省开考古学会年会的时候，河北省也觉得很荣耀。
裴老我们接触得少，他也是北大的，虽然是搞自然科学，但是他对考古这个学科的研究也是非常精的，裴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的，实在是让人心酸。
我记得吴汝康先生和周明镇先生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洋气，据说他每天吃的和穿的都很讲究的。所以，我们都有点不敢接近。因为总觉得人家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但是他们来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讲课，我们觉得心里头非常高兴。
另外我还记得吴新智，他当时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也跟我们在一起劳动，他一天闷闷不乐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当然现在吴新智老师已经聘成院士了，说明他那时候已经是很有学问了。我们1959年到华县实习的时候，好像还听过颜老师的课，他是讲人类，研究人类的历史，在这方面很有造诣。
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不在考古专业里的，是属于自然科学，归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新石器时代以后的考古，就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了。所以要是没有与周口店的那点联系的话，我们也对自然科学不会太了解。但是因为周口店对我的影响，所以后来我也参加了在三峡的巫山人的发掘。猿人洞第3层又有头盖骨的发现，记得顾玉珉大姐还带我到过周口店，今日仍怀念她。我个人对于这些方面的报道还是比较关心的，我喜欢旧石器时代的研究。
在周口店生活的两个月里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我们跟贾老一起发掘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吕遵谔先生也住在那儿。贾师母对我们几个女同学都分外地关注，有时候让我们晚上到她家吃零食，所以我们经常到贾老的那个很简陋的屋子里去。吕遵谔先生也几乎每天都去贾老那儿。周口店的杏熟了，吕老师嘱咐不让我们摘杏。结果有一天，他去贾老屋子里的时候从兜里掉出来了杏。后来我们说，老师可以摘杏，不让我们摘杏？我现在还十分怀念那段时光。
我对周口店未来发展的一点设想
我也一直在关心周口店的工作，《北京人》杂志原来是聘我老伴做顾问，一直给我们寄杂志，我期期都要看。后来他故去了以后，我又给周口店写了信，希望这个杂志还能继续给我寄来，我还挺愿意跟周口店有着联系。
我自己觉得，按规划来说，要把周口店龙骨山变成一个遗址，而且要恢复到原始人类的那个环境，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想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把他们几位科学家的墓地，一直到鱼化石产地，都变成一个大的建设控制地带。爪哇人是征集的，元谋人也是征集的，哪有像周口店这样一个丰富的遗址？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吝惜那些地方，而应该扩大它的保护范围，将这里真正变成既是科研基地又是教育基地的一个地方。
另外我觉得像有些在周口店工作过的人，他们有些科学成果的，像顾玉珉，我是很怀念这位大姐的，她是南开大学生物系的，像袁振新这些人，应该把他们的事迹记录整理下来，丰富周口店遗址的历史纪实。让这个遗址不但让有文物遗存，也有人文的东西在里边，在讲解中可适当增加原当事人的口述。
另外，我还是希望把兵马司变成周口店的一部分，让更多的人了解它，要让人们看完兵马司，再来看周口店，或者看完周口店再到城里看看兵马司，不能让出了那么多科学人才的地方，就这样变成一个机关的宿舍。地质图书馆的张尔平，她为调查兵马司，下了不少功夫。清华大学有个张复合老师，他写的北京近代建筑，那里头就把兵马司写进去了。我觉得兵马司绝对不能就这么被淹没。
我们中国让孩子们去的博物馆很多方面不如外国，缺少互动性。我到芝加哥博物馆看过，孩子就在博物馆里生活，在里面玩和学。我想周口店应该成为寓教于乐的大乐园，不要再建别的了。再盖房子什么的，跟周口店的价值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
我觉得周口店在宣传工作方面，能不能有知名的学者来当名誉馆长或者是名誉所长，还应该建立一个学术委员会。这样我们在跟世界遗产的一些机构对话的时候或者做学术交流的时候，才能对应和同步。这样我们周口店的知名度可能会更高。另外，周口店应该在国家文物系统的报刊或者其他媒介，要经常有文章问世。这是我个人一点粗浅的想法，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