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周口店遗址是我学习考古的第一课

齐心

　　齐心，女，研究馆员，1937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市。1956—196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五年。1961—1999年，四十年来一直在北京市文博考古单位工作，曾任首都博物馆业务副馆长，1985—1999年先后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现退休。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被授予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现任北京考古学会会长、中国契丹女真史学会名誉会长。

　　工作期间，领导、组织、主持、参加多项考古发掘，如“白浮西周墓”“金陵考古”。筹划、主编、撰写《北京考古四十年》《图说北京史》《北京名匾》《北京孔庙》《老北京城与老北京人》等专著。撰写《北京古代文明起源》《青铜兵器研究》《辽金墓志考》《辽南京金中都政治经济文化》等学术论文，以及为保护北京物质文化遗产而撰写《北京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等文章。

　　退休后，在学会任职，仍参与文物保护、科普讲座、学术论谈、文物鉴定等弘扬传统文化的公益事业，并承担北京文物历史考古的课题研究。

　　齐心：周口店遗址是我学习考古的第一课

　　第一次来到周口店我是高中毕业考的北京大学，当时是历史系。历史系专业第一年全是历史班，到第二年分专科了，有历史专业和考古专业。学历史呢还是学考古，需要选择。1956年调干生特别多，他们都是工作了几年以后来上大学的，基本上都学历史去了。我是1956年从沈阳考过来的高中毕业生，我就想我在中学数理化还有点底子，像北京的吴梦麟，和我都是一届的高中毕业生，所以我选择了学考古。对学考古的人来说，周口店不能不去啊，可是我们一直没去参观过。到1958年的时候，学校组织说要去周口店发掘，全班都去了。我们感觉非常兴奋，大家说一定要到那儿实习，听那些专家讲课。当时还有越南留学生叶廷花也跟我们一块儿去了。这个机会很难得，是正常的安排学生的实习课，因为考古要有实践，又加上周口店遗址在北京，所以只有去周口店，而且它是最重要的一个遗址。当时带队的是吕遵谔老师，吕老师就教旧石器。去那儿以后，学有所长的老师都来了，特别有名的我记得都是后来古脊椎所的一些领导和专家，比如吴汝康、周明镇、裴文中、贾兰坡等先生。贾兰坡贾老就住在周口店，等于是领队了。裴文中讲第四纪，有时讲动物，有时讲石器。黄万波是学地质的，也给我们讲课，地球构造什么的，而且黄先生最爱照相。还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大人物，郭沫若先生郭老也来过。郭老风度翩翩而且还颇有风趣的，给我们从北京猿人一直讲到原子弹、氢弹，现代、古今他都讲，讲得很热烈。他说：“你们这一拨大学生，在这儿很不容易，这机会难得，你们和这么多老先生共同劳动，他们还给你们讲课，这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郭老还跟我们照相留影了，算给我们留了一个很重要的纪念吧。他来的时候是当时的所长杨钟健陪着的。我们在周口店一边学习理论，一边实践。

　　我觉得我们在那儿又发掘，又听讲座特别好，因为在学校里没这机会。最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所的研究员们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关于周口店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和学术成果都给我们介绍了。他们也讲瑞典的安特生，什么龙骨、龙牙啊一些逸闻趣事。后来是有什么洛克菲勒基金，也讲到了翁文灏、丁文江。这些人当时怎么当所长了，怎么来领基金了，怎么和外国人合作了，说外国人特别关注周口店的发掘。很幸运的就是，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先生发掘出了一个头盖骨，这引起了多大的轰动。一开始可能还觉得不一定对，但后来经过研究，还是肯定了这个头盖骨化石。当年老先生们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们讲得那么透，研究得那么深入，我们学习也不能马马虎虎。

　　周口店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学术价值太高了。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实习时期，班上男同学张学海他们就光着膀子，穿个短裤，像愚公移山一样那么凿，凿了之后开裂，我们捡那些出土东西，其实也不是很系统地、有意识地来定点发掘。这样做是没有按照正常的考古规程的，也是不科学的，当时也是受“大跃进”的影响，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成果，只不过不够细致不够认真。

　　实习时我们还和军队联欢，搞得挺热闹，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当时在那儿生活和劳动相结合。这种实训的方法也有好处，一是开拓眼界，看到真实的遗址是什么样的；二是有老师在讲课，理论和实际结合得很好。但当时也没有大面积地研究什么东西，也没组织什么大课题来进行研究，主要就是听这些老师讲课，留了很多资料和数据。

　　我对考古为什么热爱呢？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的专业选择是对的呢？因为我认为单独讲历史不行，没有实践的东西，就缺少了直观和生动。另外我选择考古专业和我的爱好也有关，选择学历史，只能看文献，看人家发掘的东西，而学考古在第一线有第一手资料，还能学一些照相、绘图技术，这些都属自然科学范畴，可以与历史文献互补。当前咱们说传统文化，就是通过考古中发掘的文物这些实证资料来反映历史的变化。第一次到周口店学习，不仅开拓了眼界，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这次经历鼓励我在未来艰苦的工作中坚持了下来。

　　黄万波是学习和研究地质的，和地层、地质的构造都有关系。这个学科既是社会科学，也是自然科学，是一门综合的科学，两边都要做，所以研究得透彻深入也很不容易。古人类学也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的学科，也需要我们花费更多的精力。

　　记忆中的老先生和同学们

　　裴老的学问面大，贾老的面窄，但是研究都很透、很用心。像周明镇、吴汝康都是留学回来的，了解国外的知识点，所以他们眼界更宽广。但是贾老非常用心，特别热爱这项工作，对我们学生也是孜孜不倦、认认真真的。一个人学问大很重要，但作风好也是更重要的，贾老师很亲切，他不怕吃苦，不怕受累。

　　我们班的学生毕业之后基本上都去做考古了。我们留北京的这几个，国家博物馆的任常泰是陈列部主任也是研究员；李伯谦留校了，目前还活跃在考古战线，是首席专家，在考古界也很有影响；李晓东是国家文物局的法规处处长，过去在河北当文化厅副厅长的研究员；徐自强、吴梦麟夫妻俩都是研究员，一个在国家图书馆，一个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马希桂曾任首都博物馆的馆长，也是研究员。在河南的三个全是研究员，有考古的所长，有郑州大学的系主任，他们的成就都很大，都写了不少的专著。湖南的何介筠，是考古所长，研究马王堆的，也非常棒。山东的张学海所长，也非常棒。王恩田是博物馆的研究员，人非常聪明，非常棒。这些同学基本上都在干这一行，而且都有学术成果。我们有研究青铜器的，研究瓷器的，主要是从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文化。吴梦麟她研究石刻主要是石刻铭文里面的内容研究。

　　当年的劳动让很多同学建立感情，像我们班徐自强和吴梦麟，最终在工地上结为伉俪。还有段雨霞和我们班汤池，现在就是两口子，段雨霞原来是在古脊椎所的实习生，她也是高中毕业就在那儿工作，我们班长汤池对她挺好的，后来结婚了，现在孩子都俩了。汤池比我还大，他是浙江考来的调干生，人很好的。我们对小段的印象也非常好。裴文中先生这个人很风趣的，和学生打成一片，有时候我们打赌什么的，他还来作证。

　　正逢盛世的周口店

　　周口店现在可正逢盛世了。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它最早啊在1987年，中国一共有六个地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京有三个：长城、故宫、周口店，非常了不起。现在周口店归古脊椎所和房山政府管理了，一方面可以保持它高端的学术水平，另一方面也便于人事管理，能把学术专家都调动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周口店是正逢盛世，现在这几年应该发展得越来越好了。周口店这样一个遗址博物馆，既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学习教育基地，还是休闲娱乐的好地方，一定会发展得更好的。

　　实际上，我对旧石器的东西没有透彻的研究，但有时候你讲北京史必须得说，所以也就略知一二。我们发掘王府井人，那时候我当所长，就是从这时起我才对周口店有了更多的关注。1958年以后，我就很少接触与周口店有关的东西了，但我觉得保护它是绝对重要的，是国际国内都要关注的，而且是人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周口店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很好地来研究。应该把旧石器串成片，把北京所有的都调查清楚，搞个旧石器遗址调查，不拘泥于在周口店的23个点还是几个点，否则你就太闭塞。房山的调查完了以后，整个汇聚起来，分析它的分布地带和当时气候，这个应该是一个综合的研究，要调动一切力量，做一个规划。另外它有一个流动的， 一个发展的问题，怎么去的，它到那儿生活以后有没有动物植物。我认为这个问题没解决。还有保护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现在人为的破坏是不可能了，但自然的破坏更厉害了，风吹雨淋，还有各种酸雨和自然腐蚀，所以要研究科学保护的方法。总之周口店古人类遗址要深入研究，妥善保护，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