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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奇
卫奇，1941年4月19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1960—1965年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专修地貌学专业，1965—1969年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做研究生，在贾兰坡先生名下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1967年留所工作。1995年晋升为研究员，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
科学生涯主要在泥河湾盆地和三峡地区。发表文章100余篇，发现并报道了泥河湾盆地可确认目前已知最早的黑土沟遗址，创立了泥河湾盆地考古地质框架，提出了泥河湾文化（Nihewanian Culture）的正式建名。带领泥河湾的农民业余考古调查专家，在三峡工程淹没区找到了许多旧石器遗址和新石器早期遗址，填补了有关地域史前空白，也发现了“三峡第一片”（陶片）。
他认为，旧石器时代考古必须依赖于调查发现。专业人员的调查发掘，本身就是积极的最有效的文物保护，因为记录在案总比无声无息消失强，但发掘尽可能以抢救为原则，因为古文化遗址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大规模考古发掘是不明智的，实属掠夺性的人为破坏。必须考虑千百年后研究的可持续性，保护古遗址是当代人的神圣使命。
他给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留言是：“举世瞩目的周口店遗址是全人类宝贵遗产，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须大力保护，特别谨防以科学名义合法性破坏。”
卫奇：走近周口店
结缘古人类
周口店，我最早是1952年从高级小学历史课本上知道的。那时的小学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小上完四年后经过考试合格才能被录取上高小。高小里开历史课，历史课第一节讲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第一页就是“北京人”（当时称中国猿人），还有画像，即猿人站立着打石器的样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自幼就对神奇的自然抱有求知的浓厚欲望，尤其是北京地质学院马杏垣组织的五台山地质考察队在我家隔壁住过，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使我十分向往，因此，我对地理课的兴趣更加浓厚了，学习也一向优秀。1960年高考，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学系地貌学专业。
如愿以偿，1960-1965年的地质地理修业为我实现探索自然的愿望奠定了基础。就是在大学学习期间，我与周口店开始有了直接接触，普通地质学、第四纪地质学和构造地质学等的野外实习地点就在周口店。从“北京人”遗址演绎出来的周口店期、周口店动物群和“北京人”及其文化，是更新世中期必须掌握的主要学习内容。当时第四纪地质学中的古人类与旧石器是北大考古专业吕遵谔先生给我们讲的，他拿着一个现代人的头骨很直观形象地给我们讲授“北京人”的特征，还给我们讲解周口店旧石器的性质，还有周口店沉积物和动物群的组合，由此我们才真正了解到了周口店的实质内容。我多次在周口店野外实习，住在龙骨山山后的大院。在猿人洞和山顶洞西侧的山坡上山神庙旁有一个“中国猿人化石陈列室”，内容丰富，免费参观，一进门还给一份印制精美的彩色说明书，有个老先生在陈列室作讲解，他是不是姓刁，我不记得了。
周口店发现的人类化石，裴文中先生一直称中国猿人，而贾兰坡先生称“北京人”，吴汝康先生叫北京猿人。老前辈们的观点不一致，对后来的研究有影响，有的文章，一会儿说中国猿人，一会儿说“北京人”，同一篇文章里面竟然出现同一化石人的不同术语，如同名字号，很有中国人的风格。
大约是在1962年，裴文中在中国人民大学作古人类专题讲座，我和其他同学从北大步行到人民大学听报告（当时从北京大学南校门到人民大学乘32路汽车是5分钱）。那时学术界，裴老与贾老争论“北京人”是不是最古老的人。裴老主张“北京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报告会上有人提问，“为什么说中国猿人是最早的人？”裴老诙谐地回答说：“因为是我发现的。”显然，后来由于非洲和中国的考古新发现，裴老已经意识到了“北京人”“最古论”的问题，所以198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他的《中国石器时代》科普小册子的时候，他就专门写了后记。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我是看到了，他说：“我原想改正一些错误，但我个人的偏见，因多年坚持惯了，很难改正。”其实，科学研究就是填补空白和修正错误。科学是永远摸不到顶的山峰，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科学研究中，不犯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有错误改正就好，最好是自己能及时改正。贾兰坡说过：后面的文章是修正前面的。这是伟大科学家的诚挚箴言。我想裴老如果能再多活几年，他或许会明确放弃他的“北京人”“最古论”。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贾老挑战裴老的“北京人”“最古论”，虽然裴老的观点现在看来已经完全不能成立，但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包括西侯度石制品的人工性质争论也是一样。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实有裴贾派系之分，但根本就没有产生过学派，所谓的派系实际上是后来人的政治强化，我知道贾老对裴老一直是十分敬重的。我是1965年考入贾老门下的学生，但1981年裴老却指定我协助他考察泥河湾盆地的小长梁遗址，同时调查发现了东谷坨遗址。由此看来裴老思想上并不存在派系。裴老有几个弟子和名下的学生都相当低调，看不出有什么派系色彩，我也从来不认为自己就是那个派系的人马，尽管裴老的科学名望在国内和国外都非常显赫。贾老曾经对我说过，裴老的国际声望比杨老高。
杨钟健先生是周口店发掘和研究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和古人类学第一掌门人，也是北京自然博物馆建设的倡导者，“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批判他有家长作风，其实有这个“家长”称呼我认为很好！家长喜欢儿女们有出息，能有所作为，杨老就是这样的人。杨老虽然不是专门搞旧石器的，但1972年我们从泥河湾盆地发掘虎头梁遗址回来，他亲自到我办公室去了解情况，那时我是一个刚刚开始做科研工作的年轻人。1974年，他专门组织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水文地质大队16人对泥河湾盆地上沙嘴旧石器地点和虎头梁遗址进行考察，回北京还召开了座谈会。当时杨老已经81岁了，他站在上沙嘴地点说：“我才18岁，你们回去给我宣传，我能跑野外。”杨老熟知上沙嘴早更新世地层发现旧石器的重大考古意义，因为这是改写当时人类100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理论的重大发现。旧石器考古虽然不是他的研究内容，但他作为一所之长很关心所里所有的研究工作，他能把部下的功劳视作全所的成绩而为之高兴。杨老实实在在德高望重！现在，泥河湾盆地发现了177-195万年前的黑土沟旧石器遗址，这是撼动当下人类180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理论的重大发现，如果杨老还活着，一定会分享其发现的喜悦。同样，裴老和贾老如果活着，也会欢欣鼓舞，甚至还会要求到现场看个究竟。
北京周口店发现旧石器标本据说有十万件，我相信。裴老和张森水写的《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统计了一两万件。据贾老说，在山神庙附近地下埋了很多标本，后来挖出来过，又连筐一起埋了。古脊椎所在北郊祁家豁子的时候，楼下北侧有个大平房，我见过里面确实有过不少装石器的箱子，听说后来拿出来研究的时候，统计过数量，没有那么多，有一部分始终不知道在哪里。关于周口店的标本，一直到了1985年的时候，裴老和张森水才作了较为全面的报道。这么长时间，而且前后一共经过了两代人，又多次搬家，标本丢失是可能的。丢失的标本，我想应该都是些断块，加工好的器物与典型石核和石片是不会丢失的，因为过去石制品采集是有选择性的。实际上在周口店第1地点北侧沟坡上，铺满了猿人洞发掘出来的石灰岩角砾岩块，我在1971年专门探查过，许多角砾岩块包含不少石英石，这些石英块都是石制品，其中加工好的标本也不可能绝对没有。
周口店石制品的整理断断续续经历了半个世纪，为什么拖拉这么长时间，有科学制度和人事关系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遇到数量庞大的标本无法进行系统处理。1976-1979年在泥河湾盆地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出土的石制品，至今仍然没有发表完整的研究报告也是这个原因。看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前辈们留下的科学遗产是有缺陷的，但这个缺陷目前世人未必人人都能看得清甚至看得到。
周口店世界瞩目，因为有“北京人”化石的出现。方毅在1979年12月2日的纪念会上形容“北京人”的发现是中国20世纪获得的一块科学金牌。周口店发现早期旧石器，无疑将中国乃至世界的旧石器历史推前到好几十万年以前，其科学意义不亚于人的头骨发现，也是轰动世界的事情。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最早是1920年甘肃庆阳发现了三件石制品；1922年又发现了萨拉乌苏河遗址，都是法国神父桑志华发现的。萨拉乌苏河（Xarusgol或Sjara-osso-gol）遗址，1923年德日进作为研究者介入参加过发掘。桑志华在中国的科学调查，贡献很大，虽然他的研究报告没有德日进多。德日进发表的论文著作，几乎可以用等身来形容，古脊椎所有一套他的文集，是一个德国出版商送的。德日进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做了很多地质古生物工作，他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的思想方法，现在来看仍然值得赞赏。在泥河湾盆地、萨拉乌苏河和水洞沟等地的研究报告中，他绘制的地层剖面图，虽然很粗略，但基本框架准确无误，地质观察相当扎实，不仅能看到和看懂，还能看清和看透。德日进是一个天才，是一个科学伟人，他与桑志华和巴尔博是泥河湾盆地的科学开拓者，是他们建树了泥河湾盆地科学开发的第一个里程碑。
“北京人”的来龙去脉
诚然，周口店的研究，空间和时间的扩展势必会把目光转向泥河湾盆地，因为追踪“北京人”的祖先和寻找“北京人”的后裔不能不考虑泥河湾。
周口店“北京人”展览馆的业务人员到泥河湾盆地考察，我告诉他（她）们：“‘北京人’哪里来？从泥河湾来。到哪里去了？去了泥河湾。”当然这是一个假说，因为泥河湾盆地发现很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在时间上与“北京人”相比，既有老的，也有年轻的。
周口店的伟大就在于它不仅仅打开了中国几十万年以前历史的大门，而且把“爪哇人”也救活了。“爪哇人”很有意思，发现者是荷兰军医杜布瓦，他是一个有文化有理想的人，虽然服了兵役，但依然有科学抱负和追求。杜布瓦受了德国生物学家施洛赛尔的影响，认为亚洲能找到最早的人类化石。杜布瓦在印度尼西亚服役做军医，给他带来了科学探索的机遇。他调动一帮被管教的犯人为他寻找化石，在爪哇梭罗河边的特里尼尔附近，真的就发现了人类化石。其中以1891年发现的一个头盖骨和次年发现的一根股骨为最重要。但是，他把发现的化石拿到伦敦国际动物学大会上展示，却被学术权威们劈头盖脸嘲笑一通，说头盖骨是猿的，而肢骨是人的。为此，杜布瓦很生气，把发现的化石锁到保险柜里，一锁就是26年。一直到了1929年，“北京人”被发现，“爪哇人”才得以确认而重见天日。
周口店从1918年开始进入科学视野，1921年开始发现人类化石，直到1929年发现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石器是1931年才发现的。石器发现的开始，裴老收获得的不是赞誉，而是一片冷嘲热讽，地质调查所人说这些石头马路上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突如其来的重大发现，常常会受到传统观念的排斥甚至打压，这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裴老作为学地质的人，他深知在没有变质和石英岩脉穿插的石灰岩溶洞里，怎么能出现脉石英石块？显然不会是自然形成的。不过，据张森水的记述，裴老不是从地质的角度去判断石制品的，而是从石块上的人工打击特征来判断的，这不能不说裴老的认知能力确实过人。如果从地质的角度来说，很明显脉石英一般出自火成岩或变质岩体中的岩脉，周口店东山口以北炼油厂一带出露大面积花岗岩体，其中有石英岩岩脉，风化后也被水冲散在周口河谷里形成有一定磨圆度的河流砾石。像周口店的石灰岩洞穴，本身不会自产脉石英，也没有古老的周口河冲入的可能性，当时的认识是只有人类才会打制石器，所以应该是人搬来的。这本来是很清楚的事情，可也没有办法，因为有争议，定不下来。后来德日进向翁文灏建议，邀请法国史前学家步日耶到中国来鉴定石器。步日耶来看过后，周口店的石器便得到了确认。看来，当时德日进对石制品的认知能力还有限，可能还不如桑志华。1926年，德日进在下沙沟采集到一块石头，上面有几个片疤，步日耶认为这是一件具有粗糙手斧特征的结晶岩块。1935年，法国《人类学》杂志上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步日耶写的，说泥河湾发现了旧石器，还有人打过的鹿角和烧过的骨头；而另外一篇是德日进写的，认为其标本不好排除非人工作用的因素，希望能由今后的发现得以证实。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桑志华没有继续在泥河湾投入工作。他们1926年发掘完，桑志华1929年在泥河湾盆地做过一次考察，没有在泥河湾村的桑干河对岸进行有效踏勘，如果他们当时找到即使是和周口店石器一样古老的石器，那也是轰动世界的考古重大发现，因为那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他们要是抓住现在发现的黑土沟、仙台、小长梁和东谷坨等任何一处早更新世的旧石器遗址，当时人类起源地的视线无疑就会聚焦在泥河湾盆地，如此一个科学黄金机遇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错过了。不久前我偶然从《中国地质学会志》上看到德日进发表的How and were to search the older man in China（《如何在中国找古人类》）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桑干河层因其急流或湖相而非搜寻炉灶甚至石器的适宜场所。”这可能是影响后来不再进行调查的主要原因，我不相信是缺少经费资助，这样一个很有潜力的古人类遗址，如果德日进不把话说绝，西方财团不可能不给予经费支持。河流急流相的地层，也就是砾石层，在旧石器考古学界常常是不被看好的研究对象。1994年在山西太原丁村遗址发现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位很有资质的研究员说过：人怎么能生活在水里？显然这是时间的重叠混淆，就像有人说周口店猿人洞是鬣狗洞一样，把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看待了。由此，在砾石层中发现的石制品，怀疑是水流撞击而成也就毫不为奇了。实际上，砾石（粒径大于2毫米）在水流中是滚动的，彼此互相摩擦，撞击力是有限的，因为砾石在流动的水中不仅存在浮力作用，而且被撞的（严格地说是挤压）石头没有固定支点，况且是在同一方向滚动的。再说，如果说砾石层中存在自然撞击成的石制品，那么其石制品必须会存在于同样水流条件下的所有河段，并且每一地段应该出现不同磨蚀程度的石制品，绝不会有选择性地只在某一地段形成。显而易见，过去有关的“曙石器”理论是坐在沙发上呷着咖啡想象出来的，纯属脱离实际的胡诌，但旧石器考古学界却以讹传讹，至今经久不衰，尤其是在西方。
前辈人有故事。裴文中对步日耶1935年访华回国后在法国只介绍在泥河湾下沙沟捡到的石块而不谈周口店发现石器是很不满意的。裴文中1937年说过：步日耶“向法国人类学研究所汇报，中国最早的人工制品，既不是中国猿人制作的石英石器，也不是周口店第13地点的燧石工具，而是德日进从泥河湾盆地下沙沟河湖相堆积中采集到的一件多面体石块”。确实，下沙沟石块的人工性质不够明显，步日耶发表文章后从未有人采信过。有意思的是，内蒙古萨拉乌苏河的旧石器是桑志华1922年发现发掘的，但在德日进1923年介入后在报告中用的是“这一年”和“我们”的表述，由此可见德日进的用心良苦，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诱发因子，使得桑志华和德日进曾经有过一段相处不甚愉快的日子。同样，据陈蜜和韩琦报道，巴尔博与桑志华也有过泥河湾的发现权之争。1924年，巴尔博从桑志华和德日进那里得知泥河湾发现了动物化石，但是他抢在桑志华9月13-15日在泥河湾盆地考察前，于9月9日前往泥河湾盆地进行了一天考察。更有意思的是，巴尔博在报道中说他在1923年进入泥河湾盆地考察，实实在在地在泥河湾盆地的开拓中抢到了头功，使得桑志华非常不满。看来，争夺发现权的沽名钓誉风气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几乎就是同步兴起演化的，至今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盛行。这种风气不仅不利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健康发展，也无疑更伤害自身。
周口店是人类学的一座宝库，可惜出土的人类化石大多下落不明。裴文中和张森水发表的《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全部是张森水写的，不过按照张森水的记述，他与裴老商量过有关事宜。据透露，出版时曾要求一人署名，但研究所编委会没有同意，由于裴老的署名从而使得该书顺利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研究成果一等奖。其实，“北京人”旧石器再研究的空间很大，以不同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再写一本书是毫无问题的。同样的旧石器完全可以做出不同感觉的文章，如同一块肉可以做出不同味道的菜一样。可惜我已经老了，如果年轻的话，真想把过去的标本重新整理一下。
建立泥河湾文化
周口店发现的旧石器是一种独特的古文化。裴老曾说过：“周口店中国猿人文化是中国境内真正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化，它是这个典型地点以外未见报道的一种旧石器文化。”“欧洲史前人类主要工具的形式特征及其分歧，尚不见于中国……史前文化本身很难用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对比，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石器制造技术有很大区别。……采用不同方式制造他们的石器。”裴老80年前的科学论断，切中要害，睿智过人，相当了不起。不过也很遗憾，裴老没有为这个特殊的文化在世界古文化体系中建名，例如：“中国猿人文化”（Sinanthropusian Culture）或“周口店文化”（Zhoukoudianian或Choukoutienian Culture）。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思想很长时间一直停留在裴老的断言水平，尽管贾老、盖培和张森水对中国旧石器文化系统研究有过尝试，但人们常常愿意向西方的古文化模式靠拢，也就是归于西方旧石器第Ⅰ模式，即奥杜威文化。实际上，中国旧石器文化与奥杜威文化本质上差异很大，相提并论可以，同日而语难以说通，至少目前尚无有理有力的论述。更何况，奥杜威文化的研究中在一些概念和划分上尚存在一定的逻辑罅隙。我为2016年的《第十五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撰文《泥河湾盆地黑土沟遗址考古地质勘探》，正式提出了泥河湾文化（Nihewanian Culture）。泥河湾文化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从早更新世遗址一直到晚更新世的世界上独立的一个文化体系，其中包括了“北京人”的文化。“北京人”的文化就是泥河湾文化的继续。虽然先前也考虑过冠名“北京人文化”或“中国猿人文化”，但从发展的时间上看，还是确定泥河湾文化较为稳妥，因为它出现得早，而且延续得很晚。
世界上，文化和工业有人混为一谈，实际上，不论是在中文语境中还是其他语境中它们的概念是各不相同的。旧石器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在时间上须有一定跨度和在空间里有较大的分布范围。工业应该是文化的下属，工业可以说成文化，但文化不是工业，就像白马是马，马不是白马，这是一个概念问题。目前，旧石器区划，日本做得很细，中国只有张森水做过尝试，但都没有捋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规划系统，如同像生物纲、目、科、属、种一样，建立相（或文化）、貌（或工业）、样（或组合）、式（或特色）等。当然，这样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大量发现的基础上，而且需要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的发现。我相信，这项很有科学意义的研究将来会有人做，目前材料很有限，做起来不仅难度大，而且肯定出力不叫好。
泥河湾文化，实际是盖培提议的，尽管我也一直有这样的想法。盖培指出，建立泥河湾文化，和奥杜威文化、阿舍利文化属于同一个等级，这是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诚然，泥河湾盆地和周口店发现的石制品，存在很多共同属性，不仅大小和形态差不多，而且制作技术也如同一辙。泥河湾文化涉及到中国旧石器的基本特征，中国旧石器从早到晚，在细石器出现之前，没有一种技术也没有一种类型可以划分其时代的。尽管有的研究者提出华北主工业和华南主工业，以及若干小的工业区，虽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其区划要领不够清晰，实际操作仍然是传统的所谓石片石器和砾石石器的划分。
我说“北京人”从泥河湾来，到泥河湾去，只是按时间的排序而已，旧石器的相似性虽然可以作为一个狡辩说辞，但仍然需要发现猿人化石来证明。泥河湾盆地肯定可以发现比“北京人”早的和晚的猿人化石，只是一个时间、地点、层位和谁发现的问题。这个问题估计不远的将来就会得到破解。
从地理分布来说，泥河湾盆地和周口店仅以北京西山相隔，泥河湾盆地地势较高，冬季寒冷，那里的远古人类迁移到较为温暖的北京平原地区过冬，这样的逻辑推理是合乎情理的。泥河湾盆地在几百万年前到几万年前是一个面积大约9000平方公里的浩瀚大湖，它被赋名“大同湖”。那个时候的永定河与“大同湖”没有联系是不可能的，但怎么联系确实不清楚，这涉及到原始人类迁徙路线的探索，因为人类生存离不开河流。泥河湾和周口店的关系，就像人类非洲起源发展到亚洲一样，没有足够的路标证据，只是从时间上来推测。周口店“北京人”从泥河湾来，因为泥河湾盆地有很多比“北京人”早的人类活动遗迹；“北京人”去了泥河湾，因为泥河湾盆地发现了比“北京人”晚的人类化石及许多活动遗迹。贾老说过，“许家窑人”的石制品，把进步的标本拿过就像是“北京人”的，把原始的拿过，就像是“峙峪人”的。我觉得贾老的话有道理，确实看到了华北远古文化的本质现象。现在，在泥河湾盆地发现的黑土沟遗址，在地层剖面上分布在松山（Matsuyama）反极性时的奥杜威（Olduvai）正极性亚时阶段（177—195万年前）下部，其年龄有一百八九十万年。遗址中出现了一些似棱柱状砸击石核和砸击长石片，有的长石片按照传统的石叶定义就是石叶，而且貌似细石叶，还出现了似拇指盖状刮削器，旧石器文化传统观念中这是旧石器晚期的东西，怎么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而且是在早更新世，这不能不让我们再次联想到裴老对小长梁石制品的评价，“已经达到了黄土时期的式样，当中把周口店时期飞跃过去了”。这就是华北旧石器的特色，正是泥河湾文化的鲜明特征，它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大体上是一个模样。
中国旧石器资源丰富，在世界上占有独特的地理区域优势，从周口店旧石器研究开始，中国旧石器就展现出令人不解的神秘色彩。1992年，Desmond Clark在发掘东谷坨遗址时对我说过，东谷坨遗址的石器也许50年后会有人能够解释。在旧石器研究中，人为的成分几乎占据统治地位，Lawrence H Keeley说过：“法国人是从coup-de-poing这个名称开始命名过程的，这个名称在英文中就成了手斧。接着，又产生了许多以功能为依据的其他器物：端刮器、边刮器、石叶、尖状器、雕刻器等等。虽然一辈又一辈的史前学者都恪守沿用这样的一些器物名称，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说明这些石器实际上是做什么用的。”远古人类拿石头碰石头打石片，就当时来说也不应该是一个很复杂的制作过程，但现在上纲上线地过度解析委实令人眼花缭乱。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以及经济学原理教导人们石器是劳动工具，似乎很有道理，因为石器可以完成牙齿和指甲难以完成的切割和挖掘。从文化的社会意义考虑，儿童模仿石制品制作行为不能不作研究考虑，因为远古人类儿童的游戏很难离开石头，发现的石制品更应该有不少是儿童玩耍的制品。我的幼年（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生活在农耕社会的山区，当时那里儿童的玩具主要是石头，男孩子玩“打砣”，女孩子玩“抓子子”，都有套路，还有输赢。石制品中有不少小巧玲珑的精美制品，与其把它们看作是“工匠”制作的生产工具，还不如视为做妈妈的女人为孩子制作的处理粪便工具或挠痒痒器具。有的器物作为求爱的定情物或讨好“首领”的谄媚贿赂物品也是可以设想的。达尔文主义的精髓是性的选择，乃为动物演化的动力，人类也不例外，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也不可能不与之有关，但有关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
周口店是“北京人”之家，也应该是泥河湾猿人来躲避寒冷的场所，但这是有时间性的，而且其居留时间应该是或长或短断断续续的，因为猿人洞曾经也被鬣狗盘踞过。这个问题，“北京人”之家说没有明确交代，鬣狗洞之说显然非常糟糕，把不同时间混合在一起说事了，这是不是偷换论题的逻辑炒作？
裴老25岁发现了“北京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化石，两年以后又发现了旧石器，少年得志，中国的史前文化泰斗当然非他莫属！裴老很伟大，但并不是说他事事都看得对。裴老确有大家风范，实实在在，说话直来直去。在泥河湾盆地的重大发现，裴老都很关切，上沙嘴地点、小长梁遗址、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和虎头梁遗址都是带着他的弟子安志敏、邱中郎和吕遵谔专程去考察的。
小长梁遗址的确很重要，它的名字被铭刻在北京世纪坛中国历史甬道的第一块铜牌上。小长梁遗址发现前在泥河湾盆地已经发现了上沙嘴早更新世的石器，但是其地层的判断却遭到几乎所有有关地质学家的质疑，裴老也说“卫奇、盖培等的发现……是有疑问的问题”，为此，我没有能够坚持自己的看法，将其地层错误地改为了上更新统，由此，小长梁遗址在很长时间便作为泥河湾盆地最先发现的早更新世遗址看待了。裴老对于小长梁遗址的石制品性质论断精准，但对地层有顾虑，他不畏年迈坐着担架亲自到遗址观察，还专门组织队伍对其地层结构进行野外调查。他说：“这个发现是重要的，如果能证明它确是泥河湾期的产物，这将对旧石器考古学和古人类学有一定的革新作用。”因为，这是改写当时人类走出非洲理论的重大发现。许家窑-侯家窑遗址是一处晚更新世早期的遗址，它是泥河湾盆地目前既发现许多人类化石，又发现大量旧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的遗址，而且它代表着猿人向智人过渡阶段，也是旧石器中期的代表。裴老考察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那天，返回大同途中遭遇飞沙走石的沙尘暴。虎头梁细石器遗址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太原工作站王择义发现的，他的考古意义是破天荒地从地层里找到了细石器。过去，在东亚地区曾经先后有过中美、中瑞和中苏的联合科学考察，踏遍了中国内蒙古和新疆以及蒙古国的广大旷野，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从地表采集到大量细石器，但没有地层根据，使得细石器研究长期陷入困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梁思永也曾经在研究内蒙古荒漠上的细石器时因缺少地层根据而十分无奈。裴老明白虎头梁遗址的重大考古意义，所以他对这个遗址做过两次考察。
这里我不能不进一步再说说上沙嘴早更新世石器的发现。1972年盖培带我到泥河湾盆地发掘虎头梁遗址，当时我还是研究所正在审查的反革命嫌疑分子，盖培敢带我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我们在泥河湾村进行考察时，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发现一具完整的纳玛象头骨化石，但象头被翻起来的时候，盖培一把抓住一块石头，是一件单台面多片疤石核，是从早更新世地层中出土的，这是一个重大考古发现。上沙嘴旧石器的发现不仅实现了泥河湾盆地半个世纪寻找早期旧石器的梦想，也是山西西侯度遗址发现后再一次叩响了中国100万年历史的大门。贾老对其发现给予高度评价：“泥河湾村附近的上沙嘴，与纳玛象头骨化石一起发现的那块石器，不能小看它。目前虽然仅有一件，不能定其文化性质，但肯定它是石器，这就是一大发现。时代可能在一百多万年以前。过去西方学者都说我国无更古老文化，这是他们的看法。我们的工作，就是寻找可靠的考古证据，探索中国的远古文化。”上沙嘴早更新世旧石器研究报告发表后，日本全文翻译刊登在《科学》杂志上。美国人组织了高规格的科学代表团来考察，当时1975年，泥河湾不开放，没有让他们来看，他们很不高兴，因为这一件石器是撼动人类走出非洲理论的考古重大发现。
泥河湾盆地的考古开发，如果说巴尔博、桑志华和德日进是开路先锋，那么王择义是旧石器时代开场的揭幕者，而盖培是100万年历史的开门人，这是三个重要的里程碑。泥河湾盆地考古的第四个里程碑的创立将是发现泥河湾猿人化石或找到比黑土沟遗址时代更早的旧石器。
目前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遗址发现很多，与周口店均分布在北京大西山范围，彼此相映生辉，探索华北旧石器文化相辅相成，特别是裴老的话，很值得细细品味。
旧石器遗址是不可再生文化资源
我在泥河湾猿人观察站收集了一个黑色木头柜子，据吴新智说，这个柜子是步达生放现代人和周口店“北京人”化石测量数据资料的。这个柜子放没放过“北京人”头盖骨不知道，其抽屉有大有小，放置猿人头骨化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个柜子曾经在吴汝康办公室放过，研究所在20世纪开头搞创新工程，过去的老旧办公桌椅和标本柜等几乎全部作为废品处理，陆庆五收留了它免去灭顶之灾，他的临时用房（食堂二楼）要拆除，这个柜子就给了我，我把它拉到泥河湾猿人观察站来暂时保存，准备将来给它找个能永久收藏的地方。我还收集了新生代研究室创办时定制的一个两件套菲律宾木柜子，原来是研究所绘图室的用品，还有8把猪皮弹簧靠椅，有李传夔、闫德发、张振标、陈德珍和杨东亚用过的。这些古老东西是古脊椎所的文物，2002年我在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谈到研究所的创新工程，台中自然博物馆何传坤听说后讲：你们不要给我们，买都可以。我很想收集裴老和贾老用过的东西，可惜没有找到。所办公室主任王世阶告诉我可以随便拉，但实在无能为力，非常遗憾。办公室扔出来的柜子和桌子都是被砸烂装车运走的，我问过车工，是你们给所里钱还是所里给你们钱？他们说谁也不给谁。张弥曼院士下班回家听潘悦容说院里砸家具，不忍心看，是从研究所后门离开的。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是从周口店龙骨山起家的，最初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龙骨山归新生代研究所管，当时范围也很大，贾老告诉我是他出面划界的，范围包括四周好几个山头，现在只有龙骨山头的前后范围了。贾老在周口店最初是一个练习生，也就是见习员，但实际是一个大管家，账目呀、人工呀，还有什么买地呀，他都管。贾老自学成才，荣获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成为没有大学文凭却攀登科学殿堂的传奇式人物。周口店龙骨山现在归属北京市管理，有利于文物保护和知识经济开发，古脊所是研究单位，搞开发显然不是强项，就像泥河湾盆地一样，科研人员发现发掘研究的旧石器遗址很多，但开展保护和发展旅游必须得当地政府来搞才行。遗憾的是，古脊椎所作为存放标本后院的龙骨山移交北京市后，不得不在昌平每年耗费巨资租用房屋存放标本。当时院所领导如果努力争取，把研究所旁边转给北京市的地皮要回来，或者从其他地方要块建造标本库房的用地，我想北京市政府是不可能不会答应的。
周口店的古人类化石研究，过去都是洋人搞的。“北京人”化石最早是师丹斯基采掘发现两枚牙齿，但真正科学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的是步达生，后来魏敦瑞做了不少详细研究，并指出了蒙古人种与“北京人”的关系。吴新智从人类化石的性状特征判断，也认为“北京人”与后来的中国人有传承关系，但基因说却完全否定其关联，因为基因说如同新物种出现一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市场。其实，从科学发展的视角来看，基因研究还算刚起步，不可能是最完善的和最终的研究成果，明显与人类化石性状的联系有断裂，而且在地理环境时空隔绝和其他伴随生物物种变化方面也缺少相互印证。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基因说缺陷会暴露，问题返回原点也不是不可能的。科学发展的规律，就是否定之否定。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后来进行过多次发掘。从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周口店的发掘，除了增加一些动物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物与遗迹外，其他方面的突破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周口店的洞穴堆积胶结得相当坚实，目前要取得详细埋藏学资料是非常不容易的，尽管最近的一次发掘媒体报道说获得了新进展。周口店的发掘，在中国，时间之长和体积之大以及获得的材料丰富量大，其他任何遗址都无法比拟，所必须严格保护，它的再发掘，需要审查两个方面：1.必须有明确可实现的目标，也就是要有迫切需要（不可再等待）解决的问题；2.必须保证出土化石和石制品的完整性和空间分布的准确性。否则，我们这几代人就不要去动它，因为古人类遗址保存下来的很少，而且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发掘本身就是破坏，挖一点就少一点，更何况我们现在的科学认知还相当原始，发掘技术也相当落后，要考虑到几百年后，甚至几千年或几万年后的发掘研究。听袁宝印说，裴老1963年在萨拉乌苏河考察时说过，旧石器时代考古大面积发掘是断子绝孙的事情。1976年和1977年我在泥河湾盆地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发掘时，清理的范围是老百姓挖龙骨严重破坏的地方和层位，所以面积较大，对于没有被破坏的地方和下文化层只做了一些探测，为的是留给后代去研究，所以基本上没有动。2006年我在泥河湾盆地对186万年前的黑土沟遗址进行考古地质勘探，考虑到这个遗址是撼动当下人类180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的理论的，实在不忍心挖，但不得不做探查，仅仅选择在容易被流水冲刷破坏的沟边，开始布方长4米宽1米，挖到底是长4米宽近2米，还有另外的两个1平方米的探坑。这样做，为的就是留给后人或后代去研究，后人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肯定会比我们的好。
科学研究、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考古发掘要经过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但是如何科学地合理地把握，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实施细则没有详细的明确规定，所以其审核批准的人为性空间很大。还有，有关部门制定的法规存在概念模糊和出现词语歧义，很不妥当，例如，“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其科学价值如何界定？与人类有关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由文物部门管，与人类无关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归国土部门管，这又该如何界定？显然，后者应该改为：在古人类化石地点和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哺乳动物化石由文物部门管。这样就概念明确了，而且也不应该有第四纪的限定，因为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现在已经分别追索到了新近纪的中新世晚期和上新世晚期，超出了第四纪的时间范围。这些话应该由有关部门领导和学术权威考虑，我们七老八十的人妄议显得有些指手画脚很不识时务。
目前，古人类和旧石器的保护，只能有效限制一部分专业人员发掘外，很难防止生产建设的人为毁坏和限制圈内人员的肆意挖掘，更难克服自然的破坏。对于旧石器遗址来说，真正的保护，首先是调查清楚其家底，对于正在遭受自然破坏的出露的文化层须抢救，但清理范围宜小，进深限度以最大2米为宜。专业人员对于即将消失的古人类文化遗迹记录在案，避免无声无息地自然消失，这无疑是积极有效的文物保护，需要提倡。宁可自然破坏殆尽，也不允许专业人员发掘，虽然合法也符合中国的国情，但绝对是不可取的文物保护举措。
在泥河湾盆地的109国道上刷有醒目的巨幅标语：“世界看中国，中国看泥河湾。”估计来来往往运煤的司机很难明白其意，就在小长梁遗址我问过正在旅游的当地人：“这儿看到了什么？”回答说：“这儿风景很好，能看得很远。”没有一个人知道脚下就是世界著名的小长梁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泥河湾盆地确实具有很大考古潜力，将来也会榜登世界文化遗产，但目前尚未超越周口店，不仅研究力度不及，其声誉也相差甚远，现实情况是周口店的国内外游客每天络绎不绝。最近，作为涉及泥河湾开发建设的官员赵永胜问我：“泥河湾搞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没搞起来？”问题提得有水平，切中要害，很值得认真思考。现在到泥河湾游览的人都是义务宣传员，试想他们能怎么样口传推销泥河湾这个绝佳文化旅游产品？说实在的，泥河湾的基本概念是什么，别说是一般游客弄不懂，就是大多数研究泥河湾的专家学者们也未必十分清楚。泥河湾的科学概念，时间上是早更新世，地层上是下更新统（泥河湾组），以及泥河湾组中发现的泥河湾动物群以及有关的古人类和旧石器等。泥河湾的科学普及和宣传中概念不清，眉毛胡子一把抓，甚至古堡庙宇土特产品等都恨不得全盘托出介绍给大家，实际喧宾夺主，效果适得其反。在小长梁，树立着世界一流的精美巨幅标语牌，如果主牌打“泥河湾”，做个泥河湾简介说明牌，肯定会受到游客的欢迎，其产生的后续效果也是不难想象的。
我在龙骨山住过
周口店的研究工作我没有专门做过，只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上发表过《“北京人”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在《北京青年周刊》上发过《北京猿人化石失踪之谜》。
我在周口店龙骨山住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所有地质课程的野外实习都在北京西山，周口店龙骨山是最主要的大本营。周口店龙骨山的猿人洞和山顶洞以及附近的303太平山石炭系泥岩向斜构造和164奥陶系石灰岩背斜构造及其原始美妙的岩溶洞等地质现象至今让我记忆犹新。1970年我住过较长一段时间，而且是拖家带口住的。那年，周口店“北京人”展览馆进行整改，原来的那个展览馆用了将近二十年了，原来的布置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我参加了整改，当时就住在龙骨山后面的一个大院里。那一次贾老也去了，带了一大批人，除了所里的人，还有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和河南省博物馆的，有研究人员，也有模型技工和美工人员。领导很重视，所里把有关“北京人”的图书也搬过去了。整改期间，郭沫若郭老也去过。当时我正在展览馆前面的柿子树上摘柿子，看见郭老过来了，我趴着不动，以为郭老路过不会注意，没想到郭老过来站在树下看我，我赶快从树上出溜下来，郭老笑了笑，我很不好意思地与郭老握了握手。整改的时候我的工作是裱糊展板，整张的纸很大，我一次就能裱上去，而且裱得平平整整，当时还受到布展负责人沈文龙的赞扬。那次整改是谁主管设计的，我不清楚，他把突出政治的批判内容单独放在会议室展示，与表达科学性展馆实际分割开来，既符合革命形势的需要，又保证了展馆科学的完整性。
龙骨山植树劳动是少不了参加的。后来研究所成立了周口店研究中心，徐钦琦是主任，我和刘金毅是成员。真正的周口店活动是接待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到周口店参观。我记得是一个礼拜天，早晨办公室主任王世阶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去周口店陪同，我特别问王世阶，跟徐钦琦说了没有，他说说了。后来我向徐钦琦汇报，他说不知道，我意识到我办了坏事，好像我架空主任私下搞活动，因此，原来的展厅里有一张卢嘉锡的参观照片，上面有我，但毫无喜悦的感觉。类似的事件我在泥河湾盆地也发生过，2005年秋天河北省省长季永石参观小长梁，阳原县文化局局长王宏宇安排我和谢飞局长参加接待，过了二十来天省委书记白克明也到小长梁参观，王宏宇通知我去参加接待，但没有谢飞，我马上意识到我办坏事了，因为谢飞在岑家湾住着，很显然我把人家与省委书记见面的机会抢占了，感觉非常没意思。其后，我不得不把“叫我帮忙我尽力帮忙”改为“叫我帮忙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尽力帮忙”。现在我老了，泥河湾的活动确实不宜再露面了。人老了才悟到，做好事也须前思后想和左顾右看，掂量掂量，没头没脑愣干好事可以变成坏事。那时，我在泥河湾盆地东谷坨村，打算买点批发价的常用药供村里人应付小病，有钱的给点本钱，没钱的白送，但是，有人立马提醒我做不得，因为村里有两个赤脚医生是靠卖药养家糊口的。
周口店最初展览的动物石膏模型，如纳玛古菱齿象和肿骨大角鹿等，都是我和赵忠义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白师傅的指导下翻制的。其雕塑的是由杭州美术学院周鼎钟教授带着他的一个弟子先做成泥塑，做得相当精致。然后，我和赵忠义在白师傅的带领下往泥塑上抹石膏，石膏凝固后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凿一个窟窿，把石膏里面的泥全部掏出来，再把石膏灌进去，并全方位进行摇晃，最后将外面的石膏壳打掉，出来的就是一个白茬模型。这些模型是很好的艺术品，大约有十来个，估计现在没有了。我和赵忠义都是第一次做模型，显得笨手笨脚，操作要领常有失误，但白师傅只批评赵忠义，我年岁大点儿，给我很大面子，不过我明白是说我们两个的，而且更主要是指向我的。
“北京人”最古论纯属学术争论
我是1965年贾老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但是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了一年英语，还没有结业，“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来临了，学校领导迅速把所有的学生全部打发回各自研究所里了。寒假期间，我到贾老家拜访过一次，回所后“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批判矛头是指向学术权威，但我对所里的事情一无所知，就连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这个机构过去也是很不了解的。所里的第一场批判会上，所办公室的一个中层领导把贾老说得一无是处，“还招研究生，听说研究生已经来了”。当时我恰恰就坐在演讲台前面第一排，听得很不是滋味。不久，研究生制度废除，我就留在所里。我从小学直至大学接受了完整系统的党的教育模式规范，政治修炼丝毫不敢怠慢，尽管未能入党。“文革”开始，研究所开展批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认为这不是学术权威的问题，应该是党委领导的问题，所以就参加了针对党委领导的大批判小组。事后证明，党委领导是批判不得的，我作为反革命嫌疑审查几年是真的不亏情，罪有应得，不过最后没有带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实在是万幸的万幸了。那时候，我和贾老几乎没有接触，我也没有说过贾老任何一句不好的话。贾老对美国记者说“文化大革命”他的学生斗过他，实际上我1968年就发配到天津葛沽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进行劳动教育，1970年回所接受审查的时候，贾老已经是连排队伍里的革命战士了。我和贾老真正的接触应该是从1974年泥河湾盆地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考察开始的，实际与裴老的接触也是在泥河湾盆地，是在虎头梁遗址和许家窑-侯家窑遗址以及后来的小长梁遗址和东谷坨遗址考察时开始的。
在20世纪50年代，贾老发表过《中国猿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三本小册子，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三部曲。《中国猿人》的前言是裴老写的，对贾老的工作是予以肯定的，但从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裴老的权威气概。贾老没有上过大学，实际是一直受人歧视的，有关微词来自方方面面。从中国旧石器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人才培养可以大刀阔斧改革，从高中毕业生那里选拔脑瓜儿灵光的语文写作好的，培养五年，直接拿到博士学位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对于旧石器时代考古没有数理化等学科那样基础知识的紧密连贯，当然，科学研究的思想方法作为基础训练重点是十分必要的。现在，一律走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甚至还有博士后，实在是人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尤其是研究人员青春年华的耗费，实在可惜。事实上，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没有大学文凭的研究员并不鲜见。
裴老主张“北京人”是最古老的人，贾老根据石制品解析“北京人”不可能是最古老的人，他们的争论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诚然，学术研究需要争论，争论有益于科学发展。在中国，学术民主和自由争论是很难得的。当时的学术争论没有结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非人的发现表明“北京人”之前还有人类存在，“北京人”“最古论”在事实面前已经不攻自破了。
1960年，山西西侯度发现早更新世旧石器，但是在“北京人”“最古论”的思想框架下，并不为世人看好，更何况，发现的石制品均有不同程度的磨蚀。1978年贾老和王建才发表了研究报告，文章的重点论述石制品的人工性质，主要采用的是排除法。西侯度石制品的争议，我差不多目睹了整个过程，很具有中国人的特色，其表态多数为无倾向的模棱两可，简直就是玩文字游戏；赞成者也少有说理举证；反对者也多停留在口头上和文章中开天窗，特别有意思的是，裴老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文字记录，尽管张森水在合作形式的论著中有所暗示。后来张森水在1998年发表《关于西侯度的问题》作了明确彻底否定，现在看来，张森水虽然对于水流滚动中砾石的撞击存在不正确的理念，以及对于石制品的磨蚀属性认识有点偏颇，但敢想敢说勇于发表见解的科学精神无不令人钦佩，至少比既表达是又表达不是的油滑腔调有意义得多。西侯度石制品的争议显然贾老的看法是可取的。实际上，从Toth石制品动态生产工艺流程（考古学界创新为“操作链”）来看，Ⅰ2-3和Ⅰ2-2型石片（人工台面人工背面和部分人工背面石片）明显表现出人的创造性思维，绝不可能系自然撞击所成，也绝非其他灵长类所能为之，更不用说按照埋藏学分析，同样的砾石在同样的水动力条件下不可能只会在某一河段产生其石制品。这里面存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的一个十分荒唐的科学悖论，我知道外国学者有的在其陷阱里执迷不悟，但我不知道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家现在是否已经远离这个陷阱。从泥河湾盆地177万—195万年前的黑土沟遗址发现来看，出土的石制品人工性质十分明显，许多特征可以说明绝无可能有自然或猿猴的因素。重大发现需要验证，尤其对于学术研究带头人，如果袖手旁观，无疑不是渎职，就是科学认知不足。
贾老从周口店起家，他的自我修炼是十分成功的。《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的后记，是黄慰文写的，他把我的名字也挂上了，这个后记对贾老的评价非常中肯而且十分到位。贾老一生勤奋，很能吃苦耐劳，有信念，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很值得后人学习。贾老不畏权威压制，也不为多数人意见左右，这一点我应该好好向贾老学习。泥河湾发现早更新世旧石器，盖培写文章发表，研究地质的人说地层搞错了，地层是我做的，因为我是学地质的，这个应该由我承担责任。随从大家的意见，我把上沙嘴旧石器的地层由“泥河湾层”下更新统改为属于上更新统的桑干河河流阶地堆积，年龄从一百多万年前拉到了几万年前。这是我在泥河湾盆地研究中犯的最大错误，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当时盖培不同意我“修正”，我还是改了。现在，重新厘定上沙嘴的地层仍然属于下更新统泥河湾组，古地磁测年结果是160万-170万年，我终于能在有生之年自己把自己的错误改正了。
裴老和贾老的成长经历不同，一个是少年得志，一个是老年得志。贾老比裴老小4岁，他们是同一代人，而且都是唐山人。贾老对裴老很尊敬，裴老到他办公室，贾老马上站起来让座。不过，贾老看到《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后，到我办公室拍桌子发过脾气，说周口店的石锥是他建名的，但一直遭到反对，现在不也承认了。他们学说观点有分歧，但我不认为他们有学派形成，更不用说是人事派系了。我是贾老招收的学生，自然被归属于贾老方面的人，可是裴老检查小长梁遗址的地层首先点名让我协助他进行，显然没有认为我是贾系的人。1980年，裴老要我制定泥河湾的考察计划，我知道他的身体不好，所里不会同意他出差，我就说：“裴老，我说话不如放屁，既没响声，又没臭味”，裴老哈哈一笑说：“那我说，我有臭味！”裴老还帮我制定了泥河湾的考察并向所里申请。1981年所里批准泥河湾调查，还配备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车，由王秋原开车，我和河北省文物部门孟浩在阳原县文化馆成胜泉和胡锡奎的协助下展开了对泥河湾盆地的科学考察。考察结果，小长梁遗址的地层确实属于“泥河湾层”，同时发现了东谷坨遗址。非常遗憾的是，当我们考察结束回到北京，裴老已经住医院了。我拿了几十件标本到医院给裴老看，裴老在床上一件一件摸过，但一句话也没说。显然，裴老对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的石制品已经认可，这就是裴老的特点，他认为是，就不吭声，如果不是，他喜欢开玩笑。
中国人研究旧石器始于周口店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是由桑志华和德日进等开创的，中国人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带头人是裴老以及后来的贾老，他们是从周口店走来的，也就是说中国人研究旧石器是从周口店开始的。中国最早的萨拉乌苏河遗址发掘，从发表的报告来看，发掘方法和挖土豆一样，从地层里挖出来就算。周口店的发掘，当时在世界上应该是很先进的，打方格，2米见方，以2米为一个发掘层，发掘现场每天定时拍照记录。周口店的发掘方法，后来人们很少应用，一般都是像萨拉乌苏河遗址的发掘那样挖掘的。比较好的发掘就是有地层剖面记述，但标本的水平位置、分布高度、大小和产状都不记录，野外只收集典型石制品，例如石核、石片和修理的器物，以及可以鉴定种类的动物化石。在20世纪70年代，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发掘是按照周口店的发掘方法进行的，曾经受到了贾老的赞许，裴老和杨老也没有表示异议。1990—1992年，中美合作东谷坨遗址发掘，Desmond Clark带来了非洲露天遗址的发掘方法，就是1平方米一个方，每5厘米一个发掘层，标本保留原地，并在出露最高点标记号，还做指北箭头标记，然后水准仪测量水平经纬坐标和海拔高度，标本出露的长短以及产状的倾向和倾角都要测量，最后绘图照相记录。写报告画出图来，标本的分布状况一目了然，从顶面观可以看出标本的水平分布状况，从侧面观可以辨别人类的生活面。这样的发掘，有利于分析标本的原始埋藏情况。日本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是刮地皮法，就是用锄头一点一点地刮，一层一层地剥，标本留在原地，不过可以拿起来看，至于放下去会不会改变原样分布就不清楚了。实际上，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在室内能够基本恢复遗物的原始分布状态。从中美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联合发掘以后，其野外发掘方法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得以推广，但这个方法适用于水平分布的文化层清理，对于岩层倾斜与不整合等地质构造复杂的文化层则需要按照自然层分层剥离。目前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应用全站仪测量，虽然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因为仪器尚不能判断地层结构，发掘的结果往往会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反而是考古发掘先进的倒退。也许几年后，全站仪的电子眼能自动识别地层的颜色和粒度，其考古发掘的盲点就可以得到解决。其实，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技术问题，关键是应用者有没有要求改革的意识。
科学研究须讲究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研究思想就是要探讨什么问题，研究方法就是怎么样实现要探讨的问题。简单的问题无须搞得玄妙复杂。我在文章里也提到过，旧石器考古和刑事破案是一样的，野外调查如同侦探，发掘就像取证，写报告类似起诉，最后的结论恰似法院判决，研究报告发表便是结案了。不过，研究归研究，仅仅是探索，再好的研究，其成果也未必就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好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对象是不可重复实验的过去，全是纸上谈兵，事后发现有冤假错判修正就行了，这是科学研究的常态，既不存在与人生安危问题，也没有生产失误和经济损失纠葛。
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资料非常有限，主要是石头标本，还有一些骨头标本，木质标本很少，其他的东西都是辅助性的资料。旧石器时代考古实际就是举证不足的疑案，如同一件凶杀案，只找到了凶器，凶器上没有血迹和指纹，更没有凶手的脚印和遗物，谁是凶手？更何况，受害人的实证也没有。这是刑事案件不能立案的案件，我们就要凭借一些石制品解析过去，还要解析更多，并且要不断创新，难度相当大，其中人为的主观因素很多和现代意识的干扰很大，也不乏吹牛的成分。在旧石器研究报告里，有尖状器、刮削器和砍砸器等，有锤击、摔击和砸击等剥片技术，是不是那么回事？可以有各种想象，但无不带有今天文化的色彩。很显然，吃喝拉撒性几乎是所有动物的共同特性，现在石制品制作的研究，仅仅是对旧石器时代可见遗物的推断，生气蓬勃绚丽多彩的古人类生活画面，我们除了想象，还是想象。远古时代，人们逮住动物需要肢解制作食物，在指甲刻不动和牙齿咬不开的情况下，打个石片来切割，问题便迎刃而解。食物被消灭后就万事大吉，整个过程十分简单，原始人不可能有过多的考虑，哪怕是一个非常愚钝的原始人，只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为他们想了很多很多。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一门无法验证的边缘科学，谁研究，谁举证，鉴赏标准是自己制定的。
这几天开院士大会，很多人都讲创新，什么叫创新，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创新。什么叫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弥补空白，修正错误。过去没有发现的，现在发现了；过去搞错了，把它修正过来。这就是科学研究，这就是创新啊！科学研究哪有不创新的。科学创新工程本身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奇巧骗局，也是国人政治运动思维模式的反映。科学发展，研究思想分裂是核心，科学民主和学术自由是基础，科研资助是保障。科学研究证明，有作为的科学家与精神病人的基因是一致的，这样的人往往是怪怪的，十有八九没有成才就被常规毁掉了，少数成才的也很难就不被排挤或打倒。
周口店研究模式
在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上，周口店的地位和声望世界显赫，在中国乃至东亚目前都无与伦比。从时间和地理分布来说，泥河湾盆地的研究实际就是周口店研究的时空拓宽。泥河湾盆地不仅存在周口店的扩展和承前启后，而且科学研究和文化旅游开发有现成的借鉴作用，因为周口店积累的方方面面的经验，以及有关学术成果，都是十分宝贵的财富。
在研究中，我们现在的思想方法，基本上仍然是裴老那个思想方法，万变不离其宗，尽管近几十年来，有形形色色的思想方法被引进。裴老就说过，研究旧石器就是“比娃娃”，就是标本比较，一是形态，二是制作技术。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的研究思想方法，我们一直是跟随西方，一方面是我们缺乏自信，另一方面人家也确实看不起我们，但又很需要我们提供材料填补地域空白。发表文章，不是看文章质量，而是看在什么杂志上发表，分了很多等级，中文的不如洋文的，有的中文杂志发表的文章不能作为科学论文，甚至连科普文章都不算，所以统计科研成果和奖励最吃香的洋文研究报告，这是国家科学制度的大政方针，虽然不合理，但不宜妄议。
裴老提出，旧石器研究四条腿走路，即古人类、旧石器、哺乳动物、地层一起研究。这一科学路线，显然得益于周口店的研究，周口店的研究正是四条腿走路的样板。中国的旧石器遗址，大多伴随哺乳动物化石，这个让日本同行羡慕不已，因为日本的地层呈酸性，很难有动物骨骼的保存。
中国旧石器遗址的年代过去是根据哺乳动物化石确定的，只能粗略地划分为早、中和晚期几个阶段。最近几十年来，大量引进物理化学的测年方法，但都有局限性，而且还存在变量的不确定性或人为的非科学因素。周口店第1地点的年表不难看出，一种测年方法得出一种测年结果，究竟谁的对，不知道。张森水说：“没有年代盼年代，有了年代怕年代！”新的测年技术为中国古人类遗存的断代已经产生不小困惑和麻烦。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断代已经沦为重灾区，尽管有关的测年报告仍然会继续产出。也许，这就是科学研究的信条，“除了它的创始人，谁也不相信假说；除了其实验者，人人都相信实验”。不过，我相信，用不了太长时间，人们会找到更好的测年方法，随便抓把土和拿一块动物化石，就能很快确定其准确的年龄。到那时候返回来再看我们现在，很可能就像我们现在看“北京人”时期一样的古老原始。
在周口店遗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里开辟现代人的陵园，如果猿人洞是“北京人”之家，这样的景观是不和谐的；如果猿人洞是保存“北京人”遗体的死人洞，那是喧宾夺主更不协调，尤其设置在遗址保护核心区。另外，陵园的中国特色十分明显，院士们的墓碑，前有石供桌和石香炉，四周汉白玉雕围栏环绕，此外还有巍巍显赫的祭文石碑，而一般工作人员的墓只有一块小墓碑，反差太大了，人活着的时候有等级待遇，死后也仍然不能平等。
我很向往周口店，我很喜欢泥河湾。泥河湾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科学生涯主要在泥河湾，从1972年开始至今每年都会到泥河湾盆地进行考察研究，研究时间是我在泥河湾盆地的最大资本。2001年退休后，我在阳原县东谷坨村创办了一个“泥河湾猿人观察站”，每年天气暖和的时候就住在那里。我的嗜好很少，打牌、抽烟、喝酒、聊天都不会，最大的爱好是跑野外，最大的气质是不怕孤独。鉴于与泥河湾的情感，退休以后我就选择在泥河湾盆地科学养老。泥河湾盆地的地层和旧石器十分诱人，那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以及文化背景与我少年时期生活的故乡差不多，尤其是吃糕，这是我最喜欢的食物。原来我想继续做有意义的事情，来回报泥河湾大地的恩赐和当地民众的帮助，看来是非常力不从心的。我曾经希望死后埋入“泥河湾层”中，与泥河湾的地层融为一体，几万年后变成化石还可以发掘出来供科学研究，现在看来这也是一厢情愿，而且国家规定必须火葬，祼体深埋土葬无疑也是不会许可的，那就最后耗费点宝贵的能源并为北京可恨的雾霾增加点烟尘和PM2.5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