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连海：周口店的鸟类化石决定了我的研究方向

　　侯连海，男，1935年6月16日生，山东单县人。196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博士生导师，古鸟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孔子鸟的命名人—侯连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鸟类学者，是世界上迄今描述古鸟类最多的科学家，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世界名人录》收录的华人科学家；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会、古脊椎动物学会会员；1997年获第三届尹赞勋地层古生物学奖；1999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和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是一位立志与古鸟类厮守终身的学者。70年代，他对中国的新生代鸟类化石进行了系统总结，名声远播，进入80年代，他又揭开了中国中生代鸟类研究的序幕，1984年他研究了中国中生代第一块鸟类化石标本—甘肃鸟。进入90年代，他首先发现了孔子鸟类群的大量化石，这对鸟类的早期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侯连海：周口店的鸟类化石决定了我的研究方向

　　我在探索中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我196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专门研究脊椎动物。毕业以后，我一开始到哺乳动物研究室工作，后来大概在1963年，因为现代骨骼很多标本由我来整理，我又是学脊椎动物的，所以就把我调到标本馆里面专门做现代骨骼鉴定。大概做了两三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现代标本都鉴定完了。我们所里建立了一个现代骨骼标本室，有老先生说，这里有亚洲最全的骨骼，是最好的标本室。后来又把我调到低等脊椎动物研究室，我就研究起爬行动物来了，一开始是研究蜥蜴，后来又研究了安徽的恐龙等。

　　如果没有周口店这么多鸟类化石的话，我可能搞不了鸟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研究所就缺两个专业，一个是搞鸟类的，一个是搞两栖动物的。这两个专业没有人愿意搞。这是杨钟健—我们的老所长一直挂在心上的，要填补这两个空白。我进到所里的时候是1961年，又是学生物出身的，而且是脊椎动物业，对鸟类当然有一定的感情。那个时候我们所里有一个标本馆，里面有一部分周口店的鸟类化石在那里，我一看真不少，在库房里面又找出来很多。后来我决定要研究周口店鸟类的时候，又找出很多鸟类化石。我还从福州标本厂买了一大批鸟类骨骼标本。我们同事都说:“你假公济私。”我说：“鸟类标本确实最多，他们有，我们就可以进。”

　　周口店的鸟类化石这么多，正好赶上北京猿人发掘35周年庆典，要开学术会议。那个时候我们所学术委员会决定，让我来负责进行周口店的鸟类研究，而且要在会议上做报告。这是在会议前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确定的。这个时候我就紧张了，那是在80年代，“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民族饭店开的学术会议。我经过一年的研究，得出了周口店鸟类大概的提纲，鸟类的种类也基本上摸清楚了，在会议上都做了报告。从那以后我研究鸟类的方向才正式确定下来，所以周口店的鸟类决定了我的研究方向。但是，很遗憾，我所有研究鸟类的成果杨老都没有看到。

　　我的事业从周口店开始起步

　　我刚来的时候，我们所里人还很少，总共大概百十个人。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到所里，老同志们就带着我们先到各个研究室，然后拉我们到周口店。我记得那儿有一个小洋房，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小房子是专门接待苏联专家的。我们去都住在那里，里面几个地点我们也去看过，第一次印象很深刻。可以说从我第一次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里的地质地貌都没有多大的变化。前面的周口店没有水了，但是夏天下大雨决定了我的研究方向的时候还有流水，还有铁路，但那时铁路好像不通，现在通着。遗址的北边是一个佛教的遗址，我们还到那里去看。后边山上也很广阔。在我的印象中这真的是个很好的地方。当时在一起工作的考古界的老同志们现在都各奔东西了，比如说黄慰文，还有尤玉柱、黄万波，还有邱中郎。邱中郎比我年纪还大，他现在八十多了。吴新智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大了。我研究鸟类化石，其他人都不懂。但一看我研究这些东西，他们都对这些骨头很好奇。因为哺乳类研究牙齿比较多，爬行动物更早的骨骼比鸟类化石大得多，再小的恐龙化石也比鸟类化石要大。所以我研究鸟类化石以后，虽然我没有讲，但是野外工作的同志就注意给我采集化石了。很多我研究的鸟类化石，新生代的基本上都不是我采集的，都是别的同志帮我采集的。比如搞哺乳动物的王伴月在河南给我采了两批化石，我发表了几篇关于始新世鸟类的很好的文章。比如说顾玉珉在江苏给我采集了中新世的化石。后来我还自己去了一趟，挖了一些化石回来。我们那个时候，同事之间的关系非常好。研究室一个月至少要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比如说我研究鸟类，可以在研讨会上向大家报告我的进展情况，搞恐龙研究的，可以把恐龙的研究情况介绍出来。

　　2006年周口店陈列馆里面需要重新布置，有一些新的化石被摆出来了。那个时候是王志苗打电话让我去的，说你来看看我们新布置的一些化石，再看看鸟类化石，有没有我们搞错的，名字跟化石对不上的。我记得我是跟我老伴一块去的。我一看，的确有个别种类跟说明牌不一样，但基本上算可以。

　　对我本人来讲，要没有周口店那么多化石的研究，我说不定还不向鸟类去发展。我研究鸟类化石就是从周口店开始起步的。我们国家以前没有专门研究鸟类化石的，从我开始才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我自己搞了二三十年。第二个就是周忠和，他1993年去的美国，他原来是搞鱼类的研究生，后来到美国读的博士，专门搞鸟类了。第一块辽西鸟类化石是他发现的。当时他不认识，所以拿给我看，我一对，他拿回来的几块中有一块是完整的，就是后来和金帆他们几个研究的那块化石。现在所里搞鸟类化石的还有张福成，是我的博士后。张福成现在也带博士了。还有周忠和的研究生也有一些留到所里。他们现在没有接触过新生代，包括周忠和也不研究新生代，他主要是研究中生代。因为新生代的难研究，没有现生鸟类的基础，没有鸟类骨骼的基础是做不了的。

　　新生代和中生代可以说是连续的、延续的，但是中生代的鸟类骨骼跟新生代的，尤其是跟现在更近的更新世相差很远。比如说肱骨上面没有气孔，有的有两个气孔，有的至少一个气孔，好多近端没有的，很多关节也很原始，还没有形成。有一些和恐龙类基本上相近，骨骼构造很原始，包括头骨也没有愈合，分成了零散的很多块。要有新生代鸟类研究的基础，才能更深入研究中生代鸟类的演化和起源，所以这个不是孤立的。像我出的《中国辽西中生代鸟类》这本书，就把咱们国家中生代鸟类总结了一下，从“甘肃鸟”到内蒙古的，再到辽西的“孔子鸟”。后来又跟周忠和和张福成一块专门把辽西的中生代鸟类总结了一下，他们两个研究出了后面一部分。我如果没有在周口店一二十年研究鸟类的基础，也不可能很快地把辽西的鸟类都弄完。

　　华盛顿召开第四届古鸟类会议的时候，会议结束就确定下一届在我们国家召开，就是2000年在我们国家召开了一次中生代古鸟类会议。那一次很成功，来的人也特别多，比任何一届参加的人都多，还到现场去参观。我们有的同行就跪在孔子鸟类化石边上吻它，这种感情可以理解。

　　脊椎动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是从鱼离开水到陆地上来，先经过两栖类，再到爬行动物，然后可以产卵，这才真正脱离开水了。两栖类还没有完全脱离开水，卵还要下到水里面，比如说青蛙不是都要在水里面下卵变蝌蚪嘛，还是软壳的，不是硬壳，只有爬行动物才有硬壳。有一类叫作兽齿类爬行动物，是爬行动物中向哺乳动物发展的一个重要类群。爬行动物中演化成哺乳动物，其中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类才进化成人类。不管你在研究哪一个门类，彼此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我在鸟类化石研究方面的成果

　　北京猿人已经知道熟食比野生采集的生肉要好吃。为什么我提出这种说法？因为第1地点发现的鸟类化石50%以上都被火烧过，种类很多，我记得有108种，而且都是单个的骨头，小的鸟类更多，比如说雀形类的、小型鹌鹑这一类的。鸟类是趋光的，晚上看到洞里面有光就朝那里飞，飞到火里面就烧死了。猿人看到飞的东西，吃起来发现比生吃好吃。所以我说，当时烧过的鸟类是猿人的食物之一，我提出这样的观点，大家听了很感兴趣。

　　我首先是把周口店的鸟类化石研究一遍，原来应该是出一本书的。为了快，文章压缩以后出在专刊、季刊上，这是一个最明显的成果，当然世界影响也比较大一些。我鉴定了一共是108种，我鉴定的新的东西比较少，只有四个新物种，其他都是老的，主要在周口店第1地点里面。像周口店这种有这么多鸟类化石的遗址并不多。比如法国，它有很多遗址，但有鸟类化石的很少，有的地方干脆没有。我至少用了五六年时间进行周口店鸟类的研究工作，文章出来时已将近十年。在这期间我又研究了很多其他地点的化石，像河南、新疆、湖北。尤其是1984年，我研究了甘肃玉门鸟类化石，我给它起名叫“甘肃鸟”，是中生代的鸟类，也是我们国家第一块中生代鸟类化石。所以中生代鸟类化石出来以后，《中国科学》上一发表，在世界上影响很大。我的同行来了以后说，在美国你研究甘肃鸟化石的报道几乎是家喻户晓。“甘肃鸟”是比较进步的鸟类，它是很明显的涉禽类，像黄昏鸟、鱼鸟都是晚白垩世，很特殊的一种鸟类，不是真正鸟类演化主旨的部分。这些周口店鸟类的化石，我们原来的标本馆里面有一部分。还有从我们所的库房里，特别是人类室仓库里面找出来一些。周口店也有，还有一部分可能我没有搜集到。我在推断一个种类鸟类化石的时候，一是靠资料，二是靠现代骨骼标本，除了这些还依靠各个科的特征进行鉴定。周口店属于中更新世，好些属于晚更新世，像山顶洞人尽管有鸵鸟，但它是很近很新的了。

　　周口店的研究成果我总结了一下有四点。第一，周口店更新世鸟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类群之一。这个类群以雀形类为主，小型鸟类，还有隼形目和鸡形目，这是重要的一条。第二，周口店地区更新世的鸟类化石早中晚都有，反映了当时的生态环境是不一样的，可以与研究哺乳动物的相对应。第三，周口店地区的更新世鸟类是北京猿人重要的狩猎对象。第四，周口店的鸟类化石绝大部分都是现生鸟，绝灭的种类很少，这也是这个类群里面明显的鸟类进步性特征。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主要专注研究中生代鸟类，特别是甘肃、内蒙古、河北、辽西中生代鸟类化石，我是研究最早也是最多的。前段时间北大举办了一个“化石周”，叫我去介绍。我说辽西的中生代鸟类化石的确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可以说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也不一定比辽西多。我的“孔子鸟”文章出来以后，美国《发现》杂志两次报道，一次是“1996年世界科技发现一百项之一”，大概1998年又报道了一次。

　　我对未来鸟类化石研究的期待

　　关注周口店的鸟类化石，应该关注它的鸟类群，甚至整个生物群，收集种类更多的鸟类化石，看看这个群落是不是我鉴定的108种之中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种类？比如说雀形类生活在草原陆地这种环境，是不是还有其他生活在潮湿环境中的鸟类，也要给予关注。周口店那个时候下面有一条河。我当时想，周口店环境应该是比较潮湿的。因为真正干旱的环境，北京猿人生活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在潮湿湿润的，植被比较好又很丰富的，水源也比较充裕的环境下，人才能很好地发育。

　　比如说山顶洞人离现在一万多年，那时的气候跟现在的就不一样，所以主要是通过鸟类群的研究，来探讨当时的生态环境及其演变以及对现在生态环境的影响。鸟类是研究古气候、古环境很重要的、很具有标志性的生物群。因为鸟类很敏感，比如说现在研究鸟类迁徙的起源，从什么时间开始的？春天从北向南飞，一到秋天由南向北飞，这个迁徙的规律是什么时间形成的？一般来讲，都是从更新世开始形成，到底是中更新世，还是早更新世？因为化石没有那么丰富，得不出很确切 的结论。我希望我们周口店能够更进一步地发掘和收集鸟类化石，从生物群的角度来分析整个大的生态环境，这是跟人类直接有关系的。同时还要注意收集新的鸟类化石，看看跟原来我研究的这些，有没有不一样的，能不能在生态环境上有所突破，或者有所增进。这样对我们研究“北京人”的生态环境、演化进化更有帮助。希望现在的研究人员能够把周口店的鸟类比我研究得更精更深，出现更多的成果。

　　现在我们研究鸟类的可多了，尤其是辽西中生代鸟类出现以后。比如说我之前提到的所里的周忠和、张福成，现在是在职的最老的研究人员了。还有辽宁沈阳师范大学，我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研究所，也有一批研究鸟类的人员现在也很有名了。还有山东临沂大学地质系有一支研究古生物的队伍。他们中有一批人跟沂南县博物馆合作，申请了几次国家基金研究鸟类。还有首师大我一个博士生，现在是教授了，她也研究了一些并且研究得很好，是郑光美先生的学生。因为郑先生带不了古鸟类，就我们两个一块带，所以他把古鸟类和现代鸟类结合起来研究，出了不少成果。

　　从我开始研究鸟类化石大概有二十多年了。过去研究的人少，现在我们国家研究古鸟类的人员算是不少了，可能比其他国家人员都多，因为我们的鸟类化石发现得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除了辽宁，湖北甘肃、山东也出现了。随着化石线索越来越多，研究人员也越来越多。鸟类学科是科学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它既是生物的一部分，也是地质的一部分，全名叫作地质古生物。虽然它是一个边缘科学，但它既有其，也有其重要性，所以也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投入让它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