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新：我把青春献给周口店

　　袁振新

　　1937年11月18日出生，1960年10月毕业于四川成都地质学院地质测量与找矿专业（又称普查系），同年10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工作。参加过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猿人发掘并任队长。1979—1992年参加北京猿人遗址发掘任队长，1982年起任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管理处主任，职称为副主任馆员（即副研究员），1997年退休。

　　1994年被中国科协任命为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野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野人协会执行主席之一），参加湖北房县神农架野人考察20多次（现任顾问）；北京市科技委员；九三学社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任委员；房山区原政协常委。

　　我在周口店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打倒“四人帮”以后，科学院立了个项目，在周口店要搞一个综合研究。当时科学院非常重视，1977年在周口店开会，当时裴文中、贾兰坡、周明镇、吴汝康等人，还有院里的副院长都参加了。当时任命谁来主持这个项目呢？裴老、贾老、吴汝康、周明镇都同意我去。因为我是学地质的，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主持蓝田、元谋遗址的发掘，并担任队长。他们觉得我做这个工作比较适合，于是我就参加了周口店综合研究的发掘工作。周口店综合研究有13个项目，有4个院校，五六个院士参加。当时集中了全国地质、洞穴、古人类、古气候、植物、土壤、年代分析等各方面的专家，一共有一百多人。大家就住在周口店，按项目分别去做，最后出了一本书叫《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

　　综合研究工作开始以后，周口店就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百废俱兴。我也被周口店留下来了，先叫我当业务负责人，就是当副主任，当时贾兰坡还是主任。到了1982年的时候，所里又任命我当管理处主任。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周口店工作，待了14年。我负责周口店工作的时候，还在全国各地搞了好多古文化遗址调查，共有四次列为当年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第一名。

　　周口店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时，我负责了大量包括测量、收集资料等在内的工作，甚至很多照片的拍摄都是我亲自做的。贾老特别支持这个事情，当时很困难，我们尽可能用很少的钱办大事情。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也非常负责任，制定了详细的条例，把周口店列入了国家保护计划，这样整个遗址就得到了保护。当时还涉及水泥厂的拆迁问题，我多方协调，帮助他们另建新厂，所以这样一来我不但解决了周口店遗址的保护问题，而且把周口店水泥厂的问题也妥善解决了。当时我觉得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完善，也算是我在周口店做的一个贡献吧。

　　进行综合研究的工作，我在周口店要协调十几个单位，一百多个科研人员，难度可想而知，但我还是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在周口店的另一个工作，就是搞了一个内部培训，所有周口店的员工，都参加咱们国家文物局的培训，听专家们讲课，让他们了解周口店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意义，这是我做的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周口店当时有个特殊的难题，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闭馆学习。参观者们坐车来了，比如那些大学生毕业之前，到周口店来参观一下，结果因为我们有学习要关门，把他们拒之门外，这样反应就非常大。我当时把人民来信一封一封地看，看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矛盾。周口店遗址代表国家，在北京是代表我们的首都，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怎么可以把他们拒之门外？有外宾参观的时候内宾就停止参观，观众也会有意见。我就继续采用贾老的做法，设置意见本，我每一天都查看，每个意见都回复。最后我总结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管理处要树立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就组织员工到全国各地去参观。我说，你们出去参观以后你们就知道周口店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一提周口店，人家用老大哥来形容，因为我们周口店是世界以及中国考古人员的一个培训基地。我们1956、1957年参加培训的人，基本都在全国省级地级博物馆、文化厅当负责人。所以我们一去人家说这是老师，我们接受培训的地方来的呀，对我们非常尊敬。他们出去一感受，思想大提高，然后就同意我的意见—周口店遗址365天天天开放，中午也不休息。这个在博物馆系统的影响也很大，很多人说周口店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先例。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做得非常到位，让每个员工都接受我的意见，让他们到全国实地考察，亲身感受到周口店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文革”以后，1991—1993年，吴汝康院士，当时的副所长，申请了一个20万元的所重点项目，任命我带队在周口店进行发掘。当时裴老说东坡是一个塌下来的洞顶，都是大石头，所以1958年炸了一下，没有炸下来。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就是从东坡的东洞口往西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东洞口比较松散，躲过了塌陷层以后容易往里挖。那个地方出了一个成果，挖出来了一具象骨。这只象是个幼年象，成年象猿人打不了。但是这只像是被解剖了的，应是猿人把它打了以后解剖了，这算是猿人在周口店东洞口狩猎的一个证据。所以我想以后参观直接从东洞口进入，一进周口店就先进洞参观，然后爬上来，再回到馆里参观。整个参观路线，一进去让人感觉像是进了猿人生活的环境了，里头搞些雕塑，把猿人当时生活的情景复原起来。但后来这个设想没能实现。

　　我在周口店发掘的时候，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年代问题。后来我就请了贵州的一个搞年代测定的研究人员，我们合作了四年，把周口店所有地层用分析研究钟乳石的方法—把延伸到洞底下的钟乳石做了采样，逐一研究，最终把年代搞清楚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在国际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还有一个是用火的问题。当时发掘出来的火很新鲜，就是烧糊了的石英石器，还有烧的发蓝的骨头。周口店科研方面的综合研究，通过对石器和骨头的分析，把用火的问题也搞得比较清楚了。当时发掘工作的研究也验证了裴老、贾老等前辈的工作。

　　周口店那些让我感动的人和事

　　在周口店有一些人和事情让我非常感动，一个就是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处的副主任吧，一个伊斯兰教的人，到北京来了。因为我知道他是伊斯兰人，就在周口店附近找了个伊斯兰的餐馆，请他吃了一顿饭。他说，我到北京基本上吃不饱，但是到了周口店我吃得非常饱，非常感谢你，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我可以帮助你们。我说，我们周口店现在的地下洞穴不清楚，能不能找一个单位，把地下洞穴用现代方法来测定一下。结果他说好办，法国有个公司专门帮中国的核电站测地基的，是世界最权威的一个单位，不要你们出钱。后来 袁振新：我把青春献给周口店就帮我们请来一个非常负责的工程师，他爱人去世他都没回家，这个人了不起。我就说这个法国工程师是法国的白求恩，而且他还建议请法国的公司给予支持。这是我们周口店得到的国外资助1600万法郎的重大项目，把龙骨山地下洞穴群彻底弄清楚了，这让我非常感动。

　　还有一个事情令我非常感动，就是美国纽约警察总局副局长兼审判厅厅长，叫莫虎，是华人在美国担任职务最高的警察。这个人非常谦虚，他坐车坐到底下就自己走上来。还有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到周口店参观过，他下命令让所有随行人员下了车步行上周口店。李光耀是福建人，他爱人是上海人，讲的一口非常好的普通话，这两个人给我印象特别深。我们的所长周明镇讲解的时候，他一直非常认真地听，而且他说他不能用香水，因为接待室不能用香水。这是李光耀对我们周口店遗址的尊重，让我非常感动。我们接待过很多国际友人，在这些过程中我感受到周口店在世界人民的心目当中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对我教育意义非常之大。所以我这一辈子，把青春献给了周口店，是一点都不后悔的，而且觉得非常荣幸。我这一辈子在周口店从1979年发掘开始，到1992年离开，这14年是我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时光，也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段时光。

　　我在周口店的时候，国家很困难，所以科研机构的经费非常少。我们周口店是咱们北京第一个挂上大理石牌子的花园式单位。我觉得非常光荣，当时在中南海紫光阁开的发布会。而且我在周口店的这几年，所有评比周口店都是先进，没有一次落下的。这与我们周口店全体员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时包括我和刘振扬、李荫芝、邱子峰等在内的这个非常团结，真正是做到为人民服务，没有考虑个人利益的。我们都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我在周口店每天只睡4个小时，其他时间都用来学习管理。我收集了所有管理的资料，我有个笔记本留在周口店了，记录的就是关于周口店遗址的管理。

　　我在周口店晚上基本上是两个小时醒一次，因为每天晚上要出来巡查一遍，防止失火，所以就养成了每两个小时醒一次的习惯，到现在这个习惯也改不了。但白天我的精力还非常充沛，每天的事情都排得满满的。每天的工作都先做列表，先做最重要的工作，即A-1，然后做A-2,A-3，这样既充实又有序。

　　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曾在周口店开十天会，研究当时评选院士的事情。周光召院长的秘书葛能全是我的同事，他说周光召经常睡不着觉，是个麻烦事，会影响第二天的讨论。我说我有办法。我养了一盆兰花，长得非常好，人家出二十万我都没有卖。我就把兰花放在接待室的旮旯处。第二天周光召说，我今天晚上怎么睡得那么好啊？我问他有什么感觉，他说他觉得晚上闻到了非常好的香味。我说我给你放了盆兰花，我把它送给你。他说不行，这是周口店，我怎么能拿东西呢。在周口店开十天会，居然把周光召的失眠治好了，我感觉很自豪。我给周光召讲解的照片现在还在所里会议室挂着呢。还有当时考古学会理事长，他是考古研究所所长，到周口店参观以后，给我写的信我一直留着。这个人就是咱们考古界的大权威—夏鼐，他来了以后我给他讲解了四个小时，他一直认认真真听，他比我大二十岁哪。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全面地讲解周口店的历史。我觉得我接待的这些人，都是学问大却又很谦虚的人，都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我们周口店有正式编制的讲解员加行政管理员不到二十个人，却管理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当时这些员工的工资都是所里发。周口店的绿化是我们北京的园林局局长，我们贾老的好朋友单老来规划的。原先周口店是荒山秃岭，所以周口店的绿化贾老、单老，还有刘振扬，他们的功劳非常之大。我去了当然更认真了，开始大家种树效果不好，成活率不高。后来我采取了办法，就是挖了土以后，把黄土填进去，栽上树以后，用塑料薄膜盖上。这样做一是不长草，二是不蒸发。搞绿化老王天天浇水，最终周口店绿树的成活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七。后来我还弄了个“错事”，把野山杏嫁接成甜杏了，这下大家都去采杏吃，只好把嫁接的全扳掉了。我把花房也搞起来了，恐龙展的时候是冬天，我把花房的花拉来布置。所有参观的人，包括我们的院长都问，大冬天哪来那么多花？南方的含笑（又叫香蕉花）、君子兰等二十多种花很怕冷，我就请一个老工人每天晚上看着，确保室内的温度。所以我是下了很大功夫才把绿化搞好。

　　在我们所非常困难的时候，我请来了贾兰坡、裴文中、吴汝康、邱占祥、祁国琴等专家培训全国各省市的旧石器考古人员、人类学考古人员以及古脊椎动物专业学员。一共办了四个训练班，培养了二百一十个人。这些人回去以后，基本都成了各省的省博物馆馆长、文化局局长，而且发现了很多世界级的遗址。这二百一十个人，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这个学科撒下的非常优良的种子。在文物考古、人类学、体质测量，还有恐龙的复原、人类头骨复原面貌等方面，这些人都成了顶级专家了。我们的古猿数量世界第一，好多东西都是曾参加培训的人发现的。发现以后他们就跟我们合作研究，所以这也是我们所在周口店培养人才上做的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现在为止我们周口店在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世界上没有一个遗址能超越。非洲有很多遗址，但是它们是分散的，非洲大陆前后几千公里，没有像我们周口店那么综合的。古人类、地层、动物化石、植物化石、部分年代史，所有东西集中在一个遗址。而且延伸多少年呢，要从13层开始，就是七十万年，到山顶洞人，一万四千年。所以我觉得周口店这个地位，从发现到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动摇。我们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所以贾兰坡曾提过“周口店学”，的确周口店已经形成一门学科。当时我就准备成立一个裴文中基金会，全国各地的我们的学生非常赞成，都纷纷捐款。但是后来这个事情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形。

　　但周口店也因为管理体制的问题，在遗址保护和开发利用方遇到不少困难，后来由北京市接管周口店，科研发掘仍由古脊椎所负责。现在管理系统理顺了，建了非常漂亮的新馆，新的班子继承了周口店的光荣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

　　周口店的馆长原先应该是贾兰坡兼的，在周口店参加培训班，毕业证书上都是盖的贾兰坡的手章。我觉得贾兰坡这个人非常开明，我被任命主任的时候，所党委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袁振新接班我放心。因为我把他的那个设意见本的传统给延续了下来。你们恐怕不知道贾兰坡设的那意见本多宝贵，朱德、宋庆龄，甚至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都留下了签名。我接了他的班后就继续设了这个意见本，参观者的反馈意见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我们要树立这样一种思想，我们是代表人民管理周口店的，不是代表个人，更不是代表我们这个班子。对于全国人民来讲，我们是代表首都来管理周口店。对世界来讲，我们代表中国。所以我要担起责任，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传承下去。

　　我记忆中的老先生们

　　把几位老先生安葬在周口店也是我当馆长的时候坚持的。我当时跟科学院打了报告，我说这些世界级的院士，像贾老是中科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裴老是中科院院士，吴汝康是中科院院士，他们对我们国家贡献那么大，放在周口店是合适的。后来坟墓建在老馆的后面，专门修了一条马路上去，绿化非常好，墓周围都是柏树。坟墓都是我和沈文龙一起设计的。我觉得我做了个好事，所以后来大家每年清明节都去扫墓。

　　杨老夫人很谦虚，她说杨老教导我的，你不要对所里提任何要求。我说那我们全所的意愿你不能不考虑嘛。她说这样那我不跟他去，我将来不跟杨老在一起。我说那不行。我们北京开的新馆，你们知道谁呼吁的吗？就是我写的稿子，杨老夫人呼吁的。当时北郊的恐龙馆要拆迁建亚运村，可是恐龙化石没地方放。杨老夫人说这些恐龙化石有新疆的、内蒙古的，人家老百姓捐给我们了，现在放在露天怎么行，那样做对不起全国老百姓。当时周光召院长，北京古动物专家两百个教授、四十个院士，两个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致，认为杨老夫人提的好。于是拨款建了现在的新馆。

　　杨老脑子非常好，我们在长江中游黄石大冶石龙头发现了一个旧石器遗址。杨老知道了就找我过去，他说袁振新，你怎么不写稿子？我说我写给谁。他说写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我说怎么写？他说就写长江中游发现了旧石器遗址。我查了资料以前没有，我就写了，杨老给我签了，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登了以后她还鼓励我申请评国家文物局的十大发现。后来真就评上了当年十大发现。杨老还关心每一个人。我带老工人们出差，快过春节才回来，买不到票。我排了四天四夜才买到，买完了以后我没有票，就睡在座位底下送他们回来。后来杨老说你不能这么干，你是光棍一条，可老师傅要回家过春节，你怎么可以到春节前才去排队啊。

　　裴老有个愿望，就是找到元谋人的下颌骨或者头盖骨。后来吴汝康副院长申请了经费五万块钱，租了推土机推，碰到化石就开始挖掘。后来裴老去了说，这么干可不行，元谋盆地那么大，你应当多点开花。他说他在周口店发现第1地点以后，通过周围调查一共发现了12个地点，最终是发现了22个地点。所以裴老这个人野外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他在元谋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不能说这个地方发现了，你就死盯在这儿。所以以后我每次出去，发现一个地点，就要连同周围一起调查，才会有收获。1966年他又在周口店发现了半个头盖骨，跟解放前那个后半个头盖骨一体，正好把一个头骨的模型完整地做出来。所以裴老是了不起的人。

　　贾老在西侯渡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旧石器。当时很多人不同意见，我就站出来了。拿出我捡的很多石头，我说这是水冲的，不是人工打的，事实摆在这儿。后来贾老说小袁，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一手，到西侯渡去捡那么多石头回来，真假石器都捡来了，你还真是粗中有细。

　　对周口店未来工作的期待

　　我希望周口店还要成为全国旧石器和古人类学研究的培训基地。因为咱们一茬一茬新来的人不知道这方面的工作对国家的重要性。一个国家只有有了高度的文明，才能立足世界民族之林。而这正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周口店的优势。所以我希望他们定期地搞全国的训练班，这个基础性工作做好了，是我们国家给子孙万代留下的非常好的资源。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民，“抗大”培养了我们的干部，所以我希望周口店成为培养这方面人才的讲习所和“抗大”。这是我的观点。

　　我们周口店遗址留下的东西不多了，以后发现重要材料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对遗址要采取绝对保护。我们周口店就剩这么一块了，将来要是都挖完了，剩个空洞，什么对接就都没有了。这也是贾老、裴老的意思，也是我们这些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的意思。周口店第1地点从顶到底还找得到连续的地层，世界上这样的遗址几乎没有了，我们要把这么完整的地层保护下来，还要防止雨水侵蚀风蚀。现在的地层，每一粒土都很宝贵，里头包含的碎屑非常之多，所以我希望周口店把遗址这一套地层要一粒不漏地保留下来，用高科技方法、喷胶的办法把它保护下来，留给子孙后代。让后来人用新的科技手段采集更丰富的信息加以研究。

　　另外可以做普查，建立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专栏。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说他们那有什么什么东西，要记下来，这样可以给我们所提供线索。蓝田人的发现，好多都是参观的人提供的消息。馆里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关心这个事情，也可以派人出去调查。将来馆里还应该搞一个研究小组，到所里进修。一个博物馆没有研究部门不行。

　　以前的老专家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放眼世界。我们这个学科也是世界性的，要放眼世界，跟踪全世界的最新的研究成果，然后落实到中国，跟上世界水平。我们中国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发现的东西恐怕不到千分之一，南方的洞穴好几万，我们调查的不超过三百个。所以一定要搞科普，要搞培训，让更多的普通人对这个学科有所了解，才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信息网，做到互通有无，这样才能做到有上报、有跟踪、有发掘、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