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末年恭亲王府阿哥溥儒编写的《白带山志》中，就记录了“隋石经,开皇中释静琬凿石刻经,仅成大涅槃而卒”，隋朝的时候，静琬大师就在白带山上刻经，这座山也因此改名叫“石经山”，修建云居寺。而在静琬之后，刻经人前赴后继，为云居寺留下了近两万块石经。然而后人仅仅在石板上日复一日的凿刻经文吗？
近年来有不少的学者都在研究云居寺的石经，而正在编写中的《云居寺志》中，修志者就把最新的研究成果都一一记录了，其中有一条对史学界很有价值：“房山石经的特点之一是在经文后刻大量题记”。
给您举个例子，这是唐幽州节度使刘济，就是2013年在房山被考古发现的那位，他在云居寺刻经篇尾的题记，上面笔墨详尽的记录着“工部尚书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刘济。”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刘济只是幽州节度使，而显然题记里记录了他更加复杂的身份。
其实在唐代的时候，静琬凿刻的石经中，是没有题记的，而从唐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写题记。
《云居寺志》中记录了：“捐刻者把自己的籍贯和所在地镌人题记，而且大都比较详细，甚至包括州郡府县城镇乡村街道等......石经题记中还刻有不少历代中央和地方文武官吏的职称和官衔。”
这些题记在当年，是捐刻石经的人彰显自我身份的“到此一游”，而如今看来，这些题记和史书一对照，把不少千古谜题都给揭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