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1904-1965)是一位极有创造性的中国画家。有评论说，中国山水画史上的笔法，在不断变化中有两次重要突破：首次变化为南宋李唐所创造的“卧笔侧锋”；第二次，在相隔一千年后，由傅抱石独创的“散锋笔法”为转折点，即著名的“抱石皴”。在傅抱石艺术生涯处于巅峰时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同我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传统文化老店荣宝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傅抱石的“家”
1959年，傅抱石在北京东方饭店为人民大会堂绘制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一天，他发现工作现场缺少些什么，便对周围的人说，要回家一趟去取东西。大家以为他在开玩笑——抱石先生时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家在南京。过了个把时辰，他真的把所需要的东西取回来了。大家很是奇怪，傅抱石幽默地说：“我北京也有个家，就是荣宝斋嘛！”
傅抱石与荣宝斋有一种特别的情分。荣宝斋的经理侯恺是抱石先生的好友。他从小参加八路军，曾在鲁迅艺术学院分校学习版画创作，后在抗日前线做宣传工作。傅抱石1936年从日本回国后，也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两人有共同的经历，又都是美术工作者，自然有许多共同语言。傅抱石心仪荣宝斋的原因之二是，侯恺及荣宝斋职工，了解抱石先生的秉性和爱好，知道他酷爱清代乾隆时期的旧纸、旧墨、旧砚、旧印泥及漆砂砚、名贵印石等文房用品。因为旧纸、旧墨，用起来往往能产生一种奇特的效果。荣宝斋现藏的傅抱石名画《溪亭观瀑图》，就是用乾隆纸画的。画上题曰：“昔石涛得旧纸，有宫纸南朝不易得之叹。此楮逾二百年矣。”荣宝斋每当收购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房四宝精品，总是为他留着。
荣宝斋的客厅里，上乘的笔、墨、纸、砚和其他书画用品一应俱全。抱石先生一来，就有懂行的工作人员前来研墨、理纸、备颜料、抻纸，一切都做得妥妥帖帖。这里更有丰富的历代书画精品可资借鉴，这是书画家最为醉心之物。抱石先生作画离不了酒，他的作品常钤一枚印文为“往往醉后”的图章。酒后露真情，是抱石先生绘画创作的真实写照。因此经理侯恺的办公室里常少不了茅台和五粮液。
虽说抱石先生是国内最著名的画家之一，每月薪水也不过百多元。他子女多，开销大，光靠这点工资远远不够。荣宝斋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书画经销者，傅抱石的画在这里十分畅销，而且他的画也只给荣宝斋。他时常将一卷卷的画交给荣宝斋营业科副科长田宜生，也不说明是多少张，只说要200元或300元。荣宝斋先把钱给他，然后再点张数。有时他手头紧，就先在荣宝斋借，然后再拿画来顶。通过荣宝斋扩大自己的影响，同时解决经济上的需要，这是傅抱石所以心仪这里的原因之三。傅抱石直到去世前不久，还给荣宝斋捎来一卷画。
傅抱石身兼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分会主席、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又是全国人大代表，以他的身份，在北京到哪儿都能受到最好的款待。然而就其本意，却是宁愿住宿在条件相对较简陋的荣宝斋，所以他每次赴京，总要到荣宝斋来“报到”。用他的话说：“不论多忙，也得回家看看。”一次，抱石先生住在荣宝斋，午睡起来，见侯恺那里有茅台和适口的酒菜，就独自喝起来，几盅下去来了神，看见案子上的纸笔，手就痒痒，张罗画画。到该吃饭的时候了，请他几次都不理会。一直到他觉得肚子饿了，一抬头已是深夜。他问侯恺有什么吃的。侯恺戏谑说：“这里还有酒。”“不，老侯，我真饿了。”“几次请你吃饭，你借着酒劲，一个劲地画。这会儿撑不住了吧，走。”侯恺拉着抱石的手，一起出门吃夜宵。
1963年的秋天，傅抱石应邀赴京参加活动。这回他决意不住宾馆，而住进了荣宝斋王府井门市部。同琉璃厂荣宝斋本部一样，这里也充满了传统文化的气息。抱石先生白天出去参加活动，更多的时候是在这里观摩、借鉴历代名家的书画作品。晚上则常常与同行在这里喝酒交流，或边喝酒边画画。他觉得，这里是他最为舒心的地方。傅抱石逝世后，荣宝斋的藏画中，收藏的傅抱石作品数量相当可观，其中代表性的有《溪亭观瀑图》、《蜀江图》、《金城图》、《芙蓉国里尽朝晖》、《乾坤赤》等。
创作《江山如此多娇》
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北京掀起了建设高潮。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北京火车站等，就是当时的标志性建筑。这些建筑完成后，都需进行内部装饰，特别是人民大会堂，它的布置必须充分体现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特征。中国美术家协会和荣宝斋等单位受国务院委托，承担了组织画家为这些建筑物画画的任务。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面对着台阶的墙上，需要一幅高650厘米，宽900厘米的巨幅国画。经美协提名，南京著名画家傅抱石和广州著名画家关山月担当此任，荣宝斋负责物质保障和装裱等辅助性工作。
这幅前无古人的巨画，确定以毛泽东主席的《沁园春·雪》这首词为主题，画名就叫《江山如此多娇》。傅抱石画过许多体现毛主席诗(词)意的画，而理解最深，表现得最美的，莫过于体现《沁园春·雪》的《江山如此多娇》了：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喷薄而出，象征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无限的生命力和祖国无限美好的前景；那连绵起伏，无际无涯的山峦，或为昆仑，或为太行，或为三山五岳，涵盖了我国东西南北的不同地貌和春夏秋冬的不同气候。《江山如此多娇》先由抱石先生拟出初稿，同关山月先生协商修改后，再将画稿扩为巨幅。他们是将纸铺在地上画的。因为画放大以后效果同原稿不完全一样，在绘制的过程中还必须不断修改。例如画中太阳的位置就改变了两次，第一次画成后连接起来(尚未装裱)挂在现场。周总理审查发现太阳的位置太低了，在台阶底下看不见，做了修改；修改后又太高了，影响了画面的布局，又重新改动。整幅画荣宝斋提供了珍藏的古墨和丈二匹宣纸(每张147厘米×362厘米)近百张，以及最好的颜料。还特制了杆长一米多的如椽巨笔。所用的颜色，是用大号洗脸盆盛的，可见用量之大。
装裱老艺人张贵桐和高级技工王家瑞率领十几个装裱工人在现场工作，画家每画一部分，就立即托裱挣平，让画家看效果。画画完，装裱好，卷起来，连绫边有十多米长，要从万明路的东方饭店送到人民大会堂，汽车没法拉，当时又正下雨，怎么办？最后是把画用防雨材料包好，由二十多个装裱工人抬过去，好像在舞龙，一路上引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画框是荣宝斋用名贵的明代金丝楠木做的。为了第二天好让总理做最后审查，工人们把画送到大会堂后，连夜装框，把画挂妥帖。
这幅气势非凡的巨画，1959年进入人民大会堂。尽管当年荣宝斋的装裱师傅采取了防裂的措施，但31年后的1990年，防裂的力度减退，最终画面还是崩裂了。为了保护这幅有重要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巨画，有关方面决定，临摹一幅，在人民大会堂继续“服役”，原画交历史博物馆永久保存。当时傅抱石先生已逝世二十多年；关山月先生已年近八十，谁来临摹呢？有关方面曾想请同是金陵派画家，且熟悉抱石先生风格的宋文治先生担当此任，但其画风毕竟与傅抱石有区别。最后，这个任务又落到了荣宝斋头上。临摹工作由荣宝斋画家孙树梅、米景扬带领两个青年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他们先用透明的软胶片置于原作上，一部分一部分将原作的轮廓用墨线勾在胶片上；再将胶片放在灯箱上，蒙上宣纸，将胶片上的轮廓线用铅笔勾在宣纸上。这就保证了临本的结构与原作的一致性。然后对照原作，在勾得的宣纸上落墨、着色。临摹本的装裱工作也由荣宝斋负责。因此，这项工作成了傅抱石与荣宝斋关系的延续。
为毛泽东治印
傅抱石的画名誉满全球。同时他也是个著名的金石家、篆刻家。事实上，他的篆刻名早于画名，但却鲜为人知。他小时从收破烂兼刻图章的邻居那儿学得一手刻印的手艺。十几岁在南昌师范学校念书时，因为家贫交不起学杂费，母亲又得了肺炎，学校一个看门的工友见此，让他刻几方仿赵之谦的印章，试着拿到绅士人家去卖。此着果然解决了他当时的困难。但不久东窗事发，买图章的人到校长那里告他假造他人印章。偏偏校长是个爱才的人，他看了傅抱石仿的章，鼓励他说，你既然能仿赵之谦，何不以自己的名字刻了卖呢？从此傅抱石开始为人治印。他在日本留学期间，1935年在东京举办个人篆刻作品展，其导师金原省称誉说：“于艺术才能，绘画、雕刻、篆刻具秀，尤以篆刻为君之特技。”
早在1930年，傅抱石就有《摹印学》一书问世，郭沫若为之作序，以为“自有篆刻以来，从无系统的篆刻史论之作，始作俑者，则只有傅抱石。”由于他在印学方面的成就，他后来还被享有盛誉的著名学术团体——西泠印社推选为该社副社长。身为金石篆刻家的傅抱石，熟悉各种印材，对寿山石、昌化石、青田石等印石的品质，特别是对名贵的田黄石、鸡血石的特点了如指掌。他很喜欢这些印石中的精品，一经映入他的眼帘，总想千方百计弄到手。
一次，南京画家伍霖生陪抱石先生赴京开会。傅抱石迫不及待地要伍霖生跟他一起驱车到荣宝斋去。营业科副科长田宜生从柜子里捧出一对鸡血石章料，说：“我特地为您留了件宝贝。”傅抱石仔细端详，但见那对鸡血石大约边长各为4厘米，高9厘米，六面殷红，鲜若刚宰杀的鸡流出的血，是所谓“大红袍”了。如此大型优质的鸡血石极为罕见。傅抱石爱不释手，询问价格。回答说：“八百元。”这在当时，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他连连摆手说：“买不起，买不起。”但他的心似乎已被这对奇特的鸡血石摄取，回了住处一直闷闷不乐。跟随他学艺多年的伍霖生深知老师的性格，他脑子忽然闪现了一个想法：“您何不多画几幅画，把这对鸡血石换下来。”第二天一早，两人到荣宝斋说明来意后，伍霖生代写了800元的欠条，注明以抱石先生的10幅画相换，由抱石签字。傅抱石拿到这对鸡血石，一扫昨日的沉闷气氛，把玩这刚到手的宝贝，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1959年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完成后，需请毛泽东主席题画名。按照中国画的传统习惯，在画上题字，需要盖题字者的印章，于是傅抱石想起应该为毛主席治印。在这么大的画上题字，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大印章。于是傅抱石将上述那对心爱的鸡血石分别刻了朱文“毛泽东”和白文“毛润之印”两方图章，通过陈毅元帅送给了毛泽东主席。但据悉，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