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政發[1980]30號
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杜長緒同志，共産黨員，原是財政部財經出版社“前進報”社辦事員，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以“現行反革命”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一九七○年四月十八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散佈反動言論，當眾惡毒誣衊誹謗無産階級司令部。在押期間，還倡狂地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的罪名，判處杜長緒同志以死刑，立即執行，終年三十六歲。現已查明，這是林彪、“四人幫”一夥製造的一起大冤案。杜長緒同志是無産階級的忠誠戰士，是黨的好幹部，人民的好兒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立場堅定，是非分明，無私無畏，對林彪、“四人幫”進行了深刻揭露，作了堅決鬥爭。林彪、“四人幫”強加給他的一切罪名，純屬誣衊誹謗，應統統推倒，恢復名譽，並追認為革命烈士。
杜長緒同志的父親，是抗日戰爭中犧牲的革命烈士。烈士的後代杜長緒，對黨無限熱愛，對社會主義無比忠誠。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四人幫”一夥在上海颳起了反革命的一月黑風，向無産階級奪權。當時林彪、“四人幫”控制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張春橋、姚文元炮製的一月奪權的反革命動員令──“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杜長緒同志向印傳單的紅衛兵指出，“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大毒草。並始終堅持“不管是誰批的，是毒草就是毒草”。
杜長緒同志在被拘留審查期間，雖身體受到摧殘，精神受到折磨，但是他面對林彪、“四人幫”的淫威，堅貞不屈。經多次審訊，他堅持觀點不變，並尖銳地指出：“他們(指上海文革小組)把生産、革命對立起來了，他們沒有按照群眾的要求去指導革命”，“上海文革小組就是使群眾離開工作崗位的執行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在審訊中，他還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宣稱：“現在掌權的人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人。現在趕下去的是無産階級”。“公安局是無産階級專政的，但文化大革命中有多次反覆，被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人篡奪了領導權，在這裡扣着許多共産黨員、工人、學生。他們是革命群眾”。“是資産階級反動路線把我抓起來的”，“你們把革命説成反革命，這是資産階級邏輯。我甘當這個反革命，我感到光榮，我感到高興”。“你們説我是資産階級的，正好説明我是無産階級的，我這個反革命當到底！”“受審判的不是我，而是你們！”“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杜長緒同志在獄中，還向同屋人宣傳了他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觀點。他認為：“一九六七年元月，在中國的領土上重新出現了烏雲，無産階級被資産階級奪了權，無産階級被資産階級專政了”。“有人利用群眾對毛主席的威望蒙蔽群眾，打着紅旗反紅旗”。“北京舊市委是好的，彭真是無産階級革命家，群眾是受蒙蔽的”。“劉少奇是堅定的無産階級革命家，是馬列主義者，他一直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歷史將證明劉少奇是對的，不會被人民拋棄的”。“《論修養》不是黑修養，不是毒草，是中國共産黨修養，是一篇馬列主義水準很高的書，我不出去則已，出去就一定學好修養”。他還説：“現在的幹部全被揪出來了，難道全錯了嗎？”“鄧小平、陶鑄、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薄一波、劉仁……都是無産階級革命家。”與此同時，他指出“林彪自稱是上級，太驕傲了，目前應該把他看作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江青、陳伯達、康生等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現在應該把他們看作是執行資産階級專政的”。
歷史已經證明，杜長緒同志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位無産階級革命戰士，他的觀點閃耀着真理的光輝。他具有很高的馬列主義水準和無比的革命堅定性；他在國家危難之秋，挺身而出，頭可斷，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奪，真正具有共産黨人的高貴品質和無産階級的錚錚鐵骨；他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模範和思想解放的先驅。我們為我們的黨有杜長緒同志這樣優秀的共産黨員而驕傲。我們首都的全體幹部和廣大人民要向杜長緒烈士學習，緊緊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同心同德，為加速首都的四化建設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