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由解放軍文化藝術中心影視部等單位聯合攝製的電影《革命者》於2021年7月1日全國公映。該片講述了李大釗等革命先驅為救亡圖存，不畏艱難、不怕犧牲，積極探索拯救民眾、改變中國的熱血歷程。片中所塑造的思想者、革命者、文人李大釗先生是影片的精魂，他不僅是一位革命先驅，更是一位懂生活、有情感，愛美食、能耕種的“鄰家大叔”，是一個“從群眾中來，又能到群眾中去”的活生生的“人”。這個“人”有血有肉、有精神、有信仰，是革命先烈的代表，更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寫照。電影《革命者》在敘事視角、敘事手法和美學風格上實現了三大突破，體現出紅色精神的當代傳播，這是文藝創作者在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時需要持續深耕並不斷挖掘的關捩。
一、視角：從講“英雄故事”到講“真實人物”
紅色題材電影一直肩負着文化宣傳和正能量傳播的重任，在電影史上創造了巨大的輝煌。從革命激情延續到改革號角吹響，再到民族復興大任，紅色題材電影從未缺席。但是時代與認知的局限，也讓紅色電影背負了過重的主題負擔。英雄雖英武高大，但不可親可近，又因為與生活的距離過於遙遠，也就降低了故事的可信度與真實感。特別是抗戰神劇的層出不窮，一度弱化了影視劇對英雄人物的立體塑造。電影作為一種媒介，在中國故事和主流價值觀的對外傳播上，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較為被動的境地。
不過令人欣慰的是，電影人從未停止對紅色題材電影在深廣度上的探索。類型化的引入、塑造人物的多樣化及主流價值觀的多元表達，不斷豐富着此類題材的人文品格和藝術價值。《建黨偉業》(2011)、《戰狼1》(2015)、《戰狼2》(2017)、《建軍大業》(2017)、《紅海行動》(2018)等優秀影片的不斷涌現，助推了紅色題材電影的美學升級，也提升了主旋律電影的觀眾口碑與市場份額。電影《革命者》應時代大運而生，將對英雄人物的塑造做了更加藝術化的處理，其敘事視角尤為獨特，不過度展現宏大敘事，而是聚焦鮮活度極高的個體生命，具有強烈的思辨意義和觀賞價值。作為革命者的傑出代表，張頌文飾演的李大釗為理想而獻身的精神不僅可敬而且可信，讓觀眾有一種感同身受的共鳴，這是“英雄”落地為“人”的最動人之處。
二、敘事：多手法展現革命者的人生軌跡及精神宇宙
電影《革命者》通過對典型人物的深描去刻畫英雄、塑造人物，是一部善於打破常規又能夠立定精神的革命歷史題材的典範。片頭只有聲音沒有畫面的“一步、兩步、三步……”的震撼力是驚人的，李大釗的墓碑在地下深埋了50年才得以重見天日，這本身便給觀眾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革命者的犧牲意味着什麼？其意義何在？帶着這樣的問題，觀眾進入到了李大釗被迫害前的38小時。38小時的回憶融入了李大釗一生的愛恨情仇，對學生的、農民的、工人的、家人的、報童的、文化人的、乞丐的和軍閥的，通過他與不同階層、不同身份和不同關係的人的相處，我們看到了革命者的光輝與深邃、鮮活與立體、柔情和剛勁。
電影的誕生是技術革命的結果，技術手段的不斷翻新推動了電影手法的升級與豐富。影片以主角第一視角和與李大釗有交集的人物的第三視角多線索、多視角、多時空的方式展現革命者這一特殊身份的多維度內涵。同時，又通過倒敘、插敘、補敘的鏡頭語言，隱喻、閃回、景深鏡頭、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的重疊運用展現了宏闊背景下的人物運命，強烈的代入感和厚重的歷史感交疊出剛健篤實的人性光輝和時代華彩。鏡頭的剪輯與安排是縝密設計的結果，也是技術加持使然。但僅有技術，一定不會感染見多識廣的觀眾。敘事策略與美學追求的相得益彰，方能鑄就藝術的輝煌。
三、審美：精細到每一幀都是包蘊情感的歷史畫卷和藝術呈現
藝術最忌人云亦云，也最怕模式化。無論它擇取何種題材，真實的、靈動的、帶有生命痕跡和思想靈光的作品最能打動人，這也是為什麼電視劇《覺醒年代》能夠捕獲觀眾心聲的重要原因。同樣題材的電影《革命者》和《1921》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這一時代的人與事，但塑造人物的方式有很大差異，創作者的追求也明顯不同，但都不失為良心之作。如果説《1921》以群像取勝，《革命者》重點塑造李大釗；那麼在藝術風格上，《1921》傾向於時代審美，流量明星帶動票房的力量略勝一籌，《革命者》顯然走了更加文藝化的道路。
影視劇常被評論者放在一起評頭論足，但在現實生活中，電影的美學意義更加凸顯，因其必須嚴格遵循三一律而更具強衝突性、強視覺效果，大銀幕和獨立空間的營造更助推了審美驚奇的誕生。電影《革命者》在這一方面的功課做得相當嫺熟，開灤煤礦的“礦燈”，寓意了罷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畫面感是驚人的；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南下，漫天飛雪中暢談理想、青春和希望，唯美動人而又浪漫誇張；守常和潤之站在景山看北京的一幕，既體現了美學追求，也襯托了人物性格，其光影的運用以及空鏡的安排，使得整個影片閃爍着藝術的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