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天下承平的時代，戰爭之於我們，似乎相當遙遠。只有翻開卷帙浩繁的史料，方能瞥見彼時的烽火硝煙——或許你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旋律耳熟能詳，那是勁旅雄師外驅敵寇的激昂號角；又或許，你讀過長津湖那令人不忍卒讀的烈士絕筆：“我是一名光榮的志願軍戰士。冰雪啊！我決不屈服於你，哪怕是凍死，我也要高傲的聳立在我的陣地上！”那是冰雕連強大的戰鬥意志，縱是冷冽的寒風也無法擊倒的信仰力量。那是縮影，也是群像；是軍人的榮耀，也是國人的驕傲。我們不應遺忘，更不能遺忘。
那就鐫刻在光影裏吧，讓一座座偉岸的豐碑矗立在鴨綠江、在清川江、在上甘嶺……在忠魂埋骨的高山大川，永遠為人銘記。
一、自身經歷締造的傳奇
《英雄兒女》改編自巴金小説《團圓》，講述了“抗美援朝時期，志願軍戰士王成陣亡後，妹妹王芳在政委王文清的幫助下堅持戰鬥，最終和養父王復標，親生父親王文清在朝鮮戰場上團圓的故事。”
夏衍認為：要使電影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藝術形式，改編者和導演必須熟悉人民群眾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當他指示長春電影製片廠將《團圓》改編為電影搬上熒幕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這部電影從編劇、導演乃至演員，都在緊扣這一理念。
巴金在抗美援朝期間，曾兩次赴朝，與志願軍戰士共同生活，為藝術創作積攢了大量素材。導演武兆堤，更於1951年隨中國人民志願軍共赴朝鮮。編劇毛烽，在朝鮮戰場戰鬥生活多年，其間多次深入前線。而王成的扮演者劉世龍，更是在戰火洗禮中成長的真正的戰士。
與其説他們是塑造者，不如説他們是親歷者。其內心的情感發端於自身的經歷，再借由對白、配樂和影像的交匯傾瀉而出，故而其表現手段不必過於繁雜，人物對白不必過多堆砌，卻足以引發情感共鳴，創造不朽經典。
二、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觀
電影情節按線性時間娓娓道來，整部電影所佔比重最大的，是王芳這個角色。但她是絕對的主角嗎？是，也不是。在電影后半部分，王芳救人負傷，王政委和她的對話，昭示了電影的主角：
王芳：“我這算什麼，也算不上驚天動地的事。”
王政委：“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輩子工，受了半輩子苦，還有抬着擔架送你過河的金大爺，他們都沒有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事，可難道你不認為他們是英雄嗎？”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在這部影片中，英雄有許多形象。“飯香菜美手藝巧，戰場上也逞英豪。”炊事兵可為英雄，文藝兵可為英雄，參與填彈坑的人民也可為英雄，這種崇高的精神貫穿始終，成就了凝聚人民的力量。
同時，以英勇頑強、勇於獻身、樂觀主義為表現的革命英雄主義也是本片的基調。當王成和妹妹王芳偶遇，在玩笑間傳遞着珍貴的家書時；當王成和警衛員小劉因為請求上前線而未獲批准，只得鬱鬱寡歡地坐於樹下，無比渴望地遙望著戰前動員時，年輕的眼眸中涌動着的，是炙熱的火焰，那是能照亮世間黑暗的光明，使人暫時忘卻了戰場的陰霾。他們是戰士，是英雄，是敵人聞之喪膽的鋼刃，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有血有肉、個性鮮明的人——有志青年拋家舍業，千軍萬馬枕戈待旦，他們毫不懷疑這場戰役的勝利，哪怕為此付出的，可能是自己年輕的生命。
三、電影中所運用的藝術表現手法
導演羅姆曾説：“攝影機是一位新來的劇中人，它不是機械的錄影器，而是具有自己的見解的共同參加者。”
《英雄兒女》誕生於57年前，彼時技術手段不似現今這般發達多樣。但它絕不是對故事平鋪直敘的訴説，而是加入了藝術化的表達手法，賦予了鏡頭以鏡頭之外的涵義。比如蒙太奇的運用，就巧妙地突顯了電影所要表達的情感。
當王成高喊着為了勝利，向我開炮，與敵同歸於盡之後，鏡頭轉為傲然挺立的青松，通過對王成、青松兩組鏡頭的交替呈現，表達了英雄的不朽，這即是“象徵蒙太奇”的運用。
音樂在電影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它可以巧妙地成為劇情發展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加深觀眾的藝術感受。在這部電影中，對“音樂蒙太奇”的運用，成為了連接鏡頭、表達情感的紐帶。在尾聲部分，電影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宏大的場面：志願軍的隊伍肅立於長空之下，一面寫有“王成排”的旗幟飄揚在風中，他們正為了勝利，為了和平而宣誓，口中的誓言和背景的歌詞對應了起來，觸動心弦。隨後，激昂的旋律在繼續，戰鬥也依舊繼續，當歌詞唱到“我們永遠朝着硝煙乘勝前進”的時候，畫面也恰是迎着硝煙無畏前進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樂曲與鏡頭在此刻交融在一起，作為一種精神象徵迴響在銀幕內外。
“為什麼戰旗美如畫，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它；為什麼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開鮮花”。曾經，我們在戰場烽煙裏歌頌前赴後繼的英雄；而今，我們在疫情前線歌頌逆行而上的勇士，在暴雨洪災裏歌頌抗洪救災的戰士……
歷史正漸漸遠去，英雄讚歌仍傳唱不止，他們拱衛安定，守護和平，正如巴金筆下所寫的那樣：“在祖國的城市裏該是萬家燈火的時候，孩子安寧地睡在床上，母親靜靜地在燈下工作，勞動了一天的人們都甜蜜地休息了。是誰在這遙遠的寒冷的國土上保衛着他們的和平生活呢？祖國的孩子們是知道的，祖國的母親們是知道的，全中國的人民都是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