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警
一段被延期的旅程,一次不經意的相遇,溫度驅散冷雨,歷史永被標記。
如果不是2023年7月底的那場雨,估計好多人都不知道落坡嶺。
它不過是永定河谷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水庫,建於1976年,庫容365萬立方米,1000個水立方游泳池的水就可以把它裝滿。
它不過是豐沙線上的一個中間小站,豐沙線每天南來北往290趟列車,從它面前呼嘯而過,但36趟客車、254趟貨車,都不在這兒停。
它不過是門頭溝區大臺街道的一個社區,五棟老舊的紅磚樓,常住的北京軸承廠的老職工有200多位,1969年這樓剛建的時候,他們都還是小年輕。
平時很少有人來,72歲的樓長李衛國説,院裏的人互相都認識,有個生人來,很顯眼,大家都會首先對其進行靈魂三問。
如果那天是晴天麗日,天津的劉堃、張家口的張小莉、王思雨就算途經落坡嶺,都不會知道這個地兒:誰會在疾馳的火車上,用一秒鐘,去努力看清一枚站牌上的三個字呢?
但現在的落坡嶺天下皆知,因為一場雨。
這是一場140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災害,遠甚於十年前的“7·21”,它帶來的後果是:至少17000輛車報損,北京342個村莊一度通信中斷,國道108、109等斷路,三列列車被困在豐沙線內,載着976名旅客的K396,滯留在距終點70公里的落坡嶺。
滯留,很多人都經歷過,但大雨中的、音信斷絕、饑腸轆轆、前途未卜的滯留,只有K396上的人,才知道其中的窘迫、忐忑、狼狽與煎熬。李衛國的愛人——下文中的“發糕奶奶”安秀蓮説,她遇到的第一位求助者,不是當晚住在家裏的九個人之一,而是一位中年男子,比後面的人早一點進到社區,問她有沒有吃的。安秀蓮説當天愛人做的烙餅攤雞蛋,還剩一些,問他行不行,那個男人説,太行了。沒想到回家吃完飯,安秀蓮説這位男子因為救命之恩要給自己下跪,她趕緊給拉起來,“我想他是不是有糖尿病,餓得不行了”。
那是7月31日中午,近千名乘客在火車上等了一天,大雨仍然沒有要停的意思,因為地處泄洪通道,各方商議後決定轉運。當976位乘客陸續走下火車,冒着雨沿泥濘小路前往一公里外的落坡嶺社區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他們這次旅途的艱難時刻,也是他們這次旅途的溫暖時刻。落坡嶺,在這一刻,從門頭溝的落坡嶺,蛻變成為北京的落坡嶺,中國的落坡嶺。近千名乘客,與落坡嶺社區的300多位居民相遇,一夜之間,用他們後來的話説,是處成了“親戚”。
那一晚出現在落坡嶺的人,都有各自的性別、年齡、名字、來處、去處和歷史,但當七月末的風雨將他們推至命運的風口浪尖,我們發現,他們都不再是自己,他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無不是在一種關係中。那一晚,與其説他們是一位乘客、一位居民,不如説,他們是爸爸、媽媽、兒女、叔叔、阿姨、爺爺、奶奶......似乎將他們納入中國人的親情框架,才能更好地呈現、理解落坡嶺的故事。
【爸爸】
劉堃是從包頭上車的,在北京轉机回天津,沒想到被大雨留在落坡嶺。7月31日,他和其他乘客一起從火車上下來,轉到社區,還在小賣部買了一些牛奶、水和魚皮豆,放在會議室的桌子上,大家有需要隨便取用。但他並沒有和大家一樣,等到第二天下午救援武警的到來,他是當天早晨,沿着鐵路線,一路走出來的。
為什麼不像大多數人一樣,在落坡嶺等待救援?
劉堃説,社區的救援能力已經飽合了,居民傾囊而出,力量是有限的。與其沒吃沒住,不如徒步求生。
8月1日凌晨五點,雨還在下,落坡嶺車站行車室的電話也打不出去了,這意味着落坡嶺和外界聯繫的最後一個通道也失靈了。劉堃和一位火車上認識的姐姐互留了電話,約定彼此脫困後互報平安,就和幾位急於回家的人上路了。他們經歷了六個小時的跋涉,穿越6個隧道,走過懸空的斷橋、趟過沒膝的淤泥,摔了兩跤,行程12公里,中午時分走到三家店。沿着大橋下來,他們滿身泥濘地向正在路邊施工的中鐵三局求助,一行五人前往門頭溝區政府,把落坡嶺的情況第一時間告訴了外面的人。
在劉堃他們往外走的時候,北京市由應急、消防、公安、武警等部門成立的突擊隊也一直在從公路、鐵路、山路各個路徑向受困列車迂迴挺進,北京市應急管理局列車救援工作組組長楊永軍説:“他們能走出來,也堅定了前線指揮部沿着鐵路進行搜索的信心。”如眾所周知的,17時55分,武警北京總隊機動第三支隊王峰帶領的40名突擊隊員抵達落坡嶺,近千名乘客的生命通道,就此打開。
徒步求生的動力是什麼?劉堃的回答很簡單,他説:“我就想我兒子”,這是一位38歲的爸爸,下個月,兒子兩歲。
【媽媽】
張小莉是從張家口上的火車,這條路,她不知道走過多少次,但這一次,是從來沒有過的忐忑,因為和她一起的,還有三個孩子:女兒、侄女、侄子——“光帶我一個孩子我就不會害怕,因為我身上還擔了兩個別人家的孩子。萬一有什麼問題,我父母怎麼辦?他的父母怎麼辦?還有我侄女,她的父母怎麼辦?”
採訪的時候,那個四歲的小男孩,在張小莉的懷抱裏睡着了。如果她不説,你不會知道那不是她的兒子,是她弟弟家的孩子,管她叫姑姑。在火車上,張小莉分到的速食麵和火腿腸,分發排序是這個孩子、侄女、女兒,剩下的才輪到自己——當然一般也剩不下。
也是坐在落坡嶺2號樓2單元的樓梯上,張小莉抱着四歲的侄子,遇到了開門出來到廣場送東西的李衛國。她向李衛國求助有沒有一件幹點的衣服,給孩子換上,説這種時候,就怕孩子感冒。李衛國不僅給她拿出來一件衣服,還讓她進屋,因為覺得孩子“挺可憐的”。張小莉這才想起,外面那兩個大一些孩子,女兒王思雨和她的表妹。她們四口人就這樣走進了安秀蓮、李衛國37平方米的家,那時,屋裏已經有五位乘客:一對年輕情侶、一個帶着公公看病的兒媳,還有她一道前來的舅舅。
【奶奶】
67歲的安秀蓮年輕時就住這個社區,有三十多年了;中間經歷了母親去世,空了幾年,八年前又和愛人住回來,覺得這裡清凈、空氣好、社區裏的人互相都認識,後面還有一個小菜園——特別適合養老。
她從來沒在社區見過這麼多人,自己家更是沒有來過這麼多人,不僅管吃,還要管住。
安秀蓮對張小莉母女四人並無特別印象,以至於採訪時,她遲遲沒有提到她們。在她印象裏,那天走馬燈一樣來來去去的人太多了:有的人吃了飯就走了;有的人做飯時搭了把手吃飯時不見了,她又去把人家叫回來;有兩個年輕人進來就不走了,説要“陪着你”;有個人後來還把央視記者帶過來,和她兩口合了個影;還有個兒媳帶着公公去天津看病,同行的還有個舅舅,安秀蓮以為旁邊另外一個女人是舅媽......在安秀蓮的敘述裏,這些人統統沒有名字,而是代之以她們的來處:內蒙古的、張家口的、安徽的、徐州的......所以張小莉和王思雨母女,在安秀蓮的敘述裏,並不像她在她們母女的敘述裏那麼鮮明,這容易理解,就好比一個班主任一下子記不了全班人,另外大概張小莉母女也是安靜的。
但這麼多萍水相逢的人,安秀蓮均待之以毫無保留的熱情。那天她一直沒有離開鍋,在那個沒有電、沒有自來水(都是從山上接的水)、沒有抽油煙機、不到兩平米的小廚房,白天煮過若干鍋螺螄粉、面皮、速食麵之後,夜裏12點,她又把剛蒸好的發糕端上桌,點着一支四十年前的蠟燭,王思雨吃到了這兩天的第一頓飽飯,在日誌裏,她管安秀蓮叫“發糕奶奶”。
【女兒】
王思雨今年開學高二,剛過18歲生日。她借給妹妹看病的機會,順便跟媽媽出來,想逛逛北京,上次來還是四歲,像媽媽抱着的表弟一般大。
“小時候獲得的也是優先級最高的愛,但長大了也很好,可以經歷、感受、記住這些事。”從7月30日上車,到8月1日救援抵達,王思雨在手機上連續寫了三天日誌,事無巨細,可見其饑寒也可見其漫長,但這是她的落坡嶺,也是她的18歲:
“我們被撤離到舊小區裏,小區裏也同樣停水停電,他們給我們湊了點吃的,身上全濕了,好冷啊!”
“作業也沒拿,感覺自己完蛋了,群裏估計每個老師都艾特我了,啊!”
“今天同樣交不了作業,聽説我們火車上新聞了,失蹤了這麼長時間,不知道李樹博給我報警沒......”
王思雨説,在這件事之前,沒有想過高考後學什麼,但這兩天,她有點想去學醫,因為救死扶傷,感覺令人欽佩。
不僅王思雨,張小莉説,四歲的弟弟這幾天看到穿軍裝的就指着叫“兵哥哥”,翻着畫冊裏的武警、消防、戰鬥機飛行員,問姑姑,長大了做哪個好一些。
劉堃回想自己走出來的經過,直説自己“膽子太大了”,真不敢再走一次;這次經歷,他的心得是:一要帶現金;二是能幫別人的時候儘量幫,“就像落坡嶺的居民幫我們一樣”。
安秀蓮和李衛國夫婦在乘客轉運走的第二天,就投奔去了回龍觀的兒子家,聽了爸媽這兩天的經歷,安秀蓮説兒子的反應是:“行,像你的風格,給你點個讚!”
【後記】
當落坡嶺風雨交加的時候,不遠處的安家莊和沿河城,停着從烏魯木齊來的Z180和從銀川來的K1178,那上面,有和K396乘客際遇相同的兩批人。這三列列車上的2831人,在這個七月末八月初,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他們遇上了突如其來的天災,也遇見了古道熱腸的人情,更遇見了人民至上的各級政府、捨身忘死的子弟兵、履職盡責的鐵路人的合力救援。這是一個相向而行,同舟共濟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裏我們看到了溫暖,也看到了堅守,更看到了團結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