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下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才揚 攝）
直播間火了，但主播素質參差不齊，以低俗、惡俗博取眼球現象時有發生；外賣快遞方便了生活，“小哥們”的合法權益保障受到廣泛關注；網際網路打破了知識的“圍墻”，盜版打擊難度也隨之攀升……新技術催生新業態，帶來新機遇，也呼喚“新監管”。
全國兩會上，委員們聚焦新經濟“成長中的煩惱”建言獻策，呼籲加強源頭治理，健全法律規範，填補監管“空白”，守護新業態行穩致遠。
李迎新委員：
加強網路主播隊伍建設
隨着數字經濟迅猛發展，網路直播行業呈現爆發式增長，成為網際網路領域中最具活力和潛力的新興産業之一。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李迎新説，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主播從業數量已達1508萬人；2024年1至11月，直播電商零售額達4.3萬億元。
“網路主播隊伍素質良莠不齊，網路直播行業規範管理仍任重道遠。”她説，某些主播直播內容不健康，為追求流量和關注度，不惜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線，還有部分電商主播為推銷商品，誇大産品功效和品質，虛假宣傳商品成分和性能。
分析原因，李迎新認為，平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主播入駐環節，部分平臺對主播的資質審核不嚴格。在主播直播過程中，平臺對主播的行為監管不到位，缺乏有效監督和約束機制。對此，她建議，強化行政多元監管，建立全方位機制，完善平臺對主播內容的審核機制，建立多層次的審核體系，如系統初審、人工複審和抽檢等環節。
“還應提升網路主播綜合素養。”李迎新認為，應加強網路主播隊伍建設，提升其內容創作能力，增強直播的專業性與觀賞性，可以通過舉辦優秀網路主播評選等活動，對表現優秀的主播進行表彰和獎勵，增強主播的榮譽感和歸屬感，引導主播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職業觀。
曹鵬委員：
探索建立適應新就業形態的社保制度
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網約車司機等新就業群體的權益保障問題備受社會關注。“目前這類人群還面臨着勞動關係認定模糊、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職業技能培訓不足等權益保障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京東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曹鵬分析説。
為進一步支援平臺企業加強對新就業群體權益保障，他建議，政府相關部門加強對民營企業用工的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推動其完善用工管理制度，明確新就業群體的勞動關係。鼓勵民營企業與新就業群體簽訂規範的勞動合同或協議，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確保勞動者權益得到法律保障。加強對民營企業的法律宣傳和培訓，提高其合規用工意識，防範勞動糾紛的發生。
“還應建立健全新就業群體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對民營企業政策扶持和激勵。”曹鵬認為，應探索建立適應新就業形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議鼓勵民營企業為全職的新就業群體繳納完善的五險一金，減輕勞動者的負擔；為兼職靈活用工群體強化意外險和健康醫療險等覆蓋，鼓勵平臺企業探索創新商業保險模式，提高整體保障水準。對民營企業實施階段性減稅降費政策，特別是針對那些用工量較大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對企業積極改善勞動保障條件、保障員工民生權益的投入，給予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激勵措施，如國家表彰、稅費抵扣減免等，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此外，還應加強新就業群體職業技能培訓和發展規劃，為民營企業和高職院校的合作搭建平臺。
周源委員：
借鑒“楓橋經驗”社會多元共治打擊盜版
“盜版行為侵蝕原創者權益、擾亂市場秩序、阻礙文化創新，已成為制約數字經濟發展的頑疾。”全國政協委員、知乎創始人周源分析認為，現行治理體系中存在取證難、維權慢、懲戒弱、意識薄等短板。
“盜版行為本質上是一種利益驅動的市場行為，單純靠監管部門的約束是不夠的。可以借鑒‘楓橋經驗’中依靠群眾、預防為主、源頭治理、多元協作等理念，構建以版權監管為主導、多平臺協同共治、全社會參與的盜版治理體系。”周源建議，版權治理從政府監管向社會多元共治升級，發動最廣泛的力量。“這也是將市場問題最大程度交由市場解決，化解公共資源佔用。”周源説。
在具體操作層面，他建議，可以由國家版權管理部門牽頭，聯合內容生産、分發、社交媒體、電商平臺、網盤及技術服務機構，建立常態化協作機制，明確當權利人在社交媒體、電商平臺或雲存儲空間發現侵權行為時，可通過統一介面向協作平臺提交初步證據，觸發平臺方的技術核查義務；涉事傳播主體應在限定時間內啟動侵權判定程式，切斷傳播路徑，並及時將資訊傳遞至協作平臺；協作平臺接收到來自各方明確的盜版線索之後，應當展開全網篩查，對實施盜版的主體或個人採取封禁賬號、凍結資産、固定證據等一系列措施，並及時將資訊傳遞至監管部門作為立案依據。“這種多方協同的‘技術+機制’創新，既能降低權利人的舉證成本、縮短維權周期，又能為行政執法提供符合司法認定的證據鏈條，最終形成‘侵權發現-證據固定-快速處置’的閉環治理體系，推動版權保護從被動應對向主動預防轉型。”周源補充説。
周源也談到，“楓橋經驗”是依託群眾開展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還應通過普法教育，築牢全民版權意識防線。此外，還應加大對盜版行為的司法懲戒力度，通過提升違法成本來增強法律威懾力。（武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