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平均每天可以幹什麼？是誕生800多家中小企業，也是新增300多件發明專利授權，還是兩大機場迎來送往超30萬人次旅客。
活力源於改革與開放。隨着改革進入“深水區”，各領域亟待破解的很多是難啃的“硬骨頭”。産業界人士和專家近日在接受採訪時説，在“十五五”的“關鍵時刻”，北京需要以改革開放的“關鍵一招”邁出“關鍵一步”。
數據要素得從政府部門“流”出來
北京向東看，城市副中心成為改革“試驗田”。前不久，城市副中心獲批成為全國10個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之一，將探索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破除阻礙要素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
圍繞要素高效配置開展全鏈條改革，是北京突出的優勢。比如，“十四五”時期，北京在技術要素上，科技成果“先使用後付費”等多項改革試點推向全國；資本要素上，聚焦服務實體經濟，北交所總市值已經突破9000億元；數據要素構建起數據共用、開發、利用、保護的全鏈條。
2024年，北京實現數字經濟增加值2.24萬億元。“對很多企業來説，今天數據要素甚至比土地、資金還重要，如果缺乏數據要素支撐，就難以為繼。”市工商聯副主席、振興國際智庫理事長李志起點出北京在眾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中最為迫切的一項。他説，相比傳統要素，數據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新晉”要素，需要突破的藩籬和制約更多。
在他看來，下一個五年，北京要讓數據從委辦局“流”向數據平臺、大數據交易所，讓數據能交易、可流通、有收益。數據匯聚後要經過清洗、加工實現標準化，再分層分段應用，不斷提質。這也是支撐人工智慧等産業的關鍵。“數據要素夠不夠，檢驗標準是企業能不能有效獲得數據，並使其産生新質生産力。”他説。
目光再轉向CBD和麗澤。2025年9月，國際法商融合示範區起步區在這兩處落地。“法商融合可充分發揮北京政策先行、人才集聚等優勢，暢通關鍵要素流通，為政策提供先行先試和壓力測試。”德恒律師事務所創始人王麗説，當前企業出海、外資進京，不是只有單一的法律服務就夠了，很多業務需要律所、銀行、保險、信託等機構協同起來。“法”與“商”的要素資源在該區域不斷積聚，將給企業帶來更大便利。
營商改革從制度完善轉向行為完善
2023年12月，北京營商環境在經歷了6個版本壓茬改革後，迎來一次全新升級——《關於北京市全面優化營商環境打造“北京服務”的意見》以市委、市政府的名義印發，亮出來一個營商品牌——北京服務。
“北京服務”的領域從以優化政務服務為主，向企業服務、公共服務延伸拓展，企業員工到火車站和機場是否方便、市民下班後能不能逛博物館等細節也都納入進來。
“這是個大營商的概念。”李志起回憶，五年前參與編寫北京“十四五”營商環境專項規劃時，大家就曾提出“5個環境”的理念，其中除了市場環境、投資環境等，還創新提出了“人文環境”。他覺得，營商環境不僅僅圍繞辦事窗口來改善，而是得讓生活工作在這裡的人們和企業都能感受到北京的溫暖與魅力。對人才、創業者、上班族的友好，也是北京競爭力的一部分，能吸引更多人為這座城市的高品質發展打拼。
北京營商改革的範圍正在變得更廣。“很多企業期盼的是，京津冀辦事不要有太大落差，尤其是不能有斷崖式的感受。”李志起説，三地之間應該對企業服務事項進行對標對表，儘快統一標準，用同一種聲音、規則去對待所有企業，消除“溫差”。同時，京津冀還應該讓數據跨省市“跑”起來，免去企業在三地間奔波，降低辦事成本。
數據顯示，近年來，北京對標國際最佳實踐，迭代出臺1700余項營商改革舉措。“前些年的營商改革可以稱之為制度完善階段，‘十五五’時期營商改革的重點應該轉入行為完善。”李志起解釋，各級政府部門及辦事人員要把這些制度要求落實到自己的施政行為裏，建議北京推出更多針對政府部門、執法人員、基層工作人員的具體要求，讓大家發自內心調整自己的服務意識，調整優化自己的規則和流程，讓更多群眾能夠看得見、感受得到變化。
企業出海需要機制平臺保駕護航
“能不能把我看到的工廠‘帶’回我的國家，促成兩國的合作？”20歲的蔣世傑來自剛果（金），正在對外經貿大學讀大二。2025年，除了完成學校的課程，他還到北京和長三角地區多座工廠參觀考察，親眼見證中國當前最先進的科技。
這源於北京發起的我國首個服務於高新技術企業及機構的“一帶一路”國際人才計劃項目——藤蔓計劃。“國際留學生們就是科技創新交流的‘藤蔓使者’，他們在很多中國科技企業實習、考察、就業，把技術和經驗帶回到自己的國家。”中關村“一帶一路”産業促進會理事長張曉東説，“藤蔓計劃”已為90余個國家的留學生提供實習崗位，超過1萬名國際留學生參與其中，這些國際化人才進入中國企業後也提升了企業的競爭力和海外發展能力。
在張曉東看來，“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需要更多這種“小而美”的項目，這也是下一個五年北京應重點佈局的。
過去五年，北京積極融入共建“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為高水準開放帶來強勁動力。五年來，北京主動為國家開放發展試製度，累計實施突破性政策140余項。
開放也是“雙向奔赴”。王麗認為，企業出海的過程中也會面臨不少風險，對當地政策、法律、産業鏈配套都不甚了解。尤其是中小企業抗風險能力較差，在出海過程中摔了大跟頭，很長時間都緩不過來。因此企業“走出去”更需要一些平臺和機制的助力。
近年來，北京融商“一帶一路”法律與商事服務中心、“一帶一路”國際商事調解中心相繼成立，在全球各地有1200多位調解員、4000多名域外法查明專家，已經受理了5.6萬個案件，“以往企業走法律訴訟要折騰一年半載，但是調解可以節約90%的時間，迅速解決糾紛。”王麗説，很多機制和平臺僅憑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自己是建不起來的。政府層面應該想在前面，出臺金融、貿易結算、海關物流等各種支援政策，為企業出海保駕護航。（曹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