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北京藍”越來越常見，京津冀攜手治污成效有目共睹。
今年4月，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城市平均優良天數比例為77.9%，同比上升6.1個百分點，未出現重污染天。但有些遺憾的是，在4月全國重點城市“環境空氣品質成績單”上，京津冀城市並未擠進前20名，多數席位被珠海、深圳等南方城市佔據。
想當“尖子生”，京津冀還需要在哪些方面發力？
想弄清這個問題，得學點地理、氣象知識。
京津冀及周邊地區位於太行山東側和燕山南側半封閉的地形，屬於弱風區且處於同一個空氣流場當中，容易造成污染物的積累和相互影響。如果污染物排放強度較高，一旦出現較長時間的高濕、逆溫等極端條件，整個區域環境容量會減少一半以上，容易誘發大範圍的重污染過程。這屬於“先天不足”，需靠“後天努力”。
長期以來，經濟社會的發展特點，也讓京津冀環境治理難度更大。
相關統計數據表明，京津冀魯豫煤炭消耗量超9億噸，佔全國的五分之一；粗鋼産量約佔全國33%，單位國土面積焦炭産量是全國平均的3.6倍；貨運80%以上靠公路……這些在貢獻經濟産值的同時，也“貢獻”着較高的污染排放。
數據顯示，京津冀及周邊地區一度是我國大氣污染物排放量和排放強度（單位國土面積排放量）最高的區域。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城市雖然僅佔全國國土面積不到3%，卻排放了全國15%以上的一次PM2.5、10%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8%的VOCs（揮發性有機物），排放強度是全國平均水準的2至5倍。
為了驅散霧霾，兼顧産業與藍天，京津冀“大刀闊斧”協同治污。
2013年9月，國務院發佈《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提出在京津冀等區域建立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北京市牽頭建立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推動資源共用、責任共擔、相互支援。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部署下，區域聯手，大力推進能源、産業、交通運輸等結構優化調整，連續七年開展秋冬季大氣污染攻堅行動，統一空氣重污染預警分級標準，定期開展預報會商，制修訂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實現了區域空氣重污染過程“削峰降速”，推動了區域空氣品質的同步改善。三地生態環境執法部門還建立了環境執法聯動工作機制，北京10個郊區與毗鄰市區縣聚焦交界地區嚴查生態環境違法行為，從過去的“各掃門前雪”到向前一步、尋求共贏。
攜手治污過程中，有陣痛，也有不理解。
“本次污染過程，區域傳輸影響佔主導”“本次污染過程，區域傳輸貢獻近七成”“本輪區域性重污染過程，北京受到傳輸影響達八成”……每次區域重污染過程結束，這樣的分析都會引來困惑和質疑：“怎麼污染都是區域傳輸貢獻的？”“北京再努力也白搭”……
單從數據上來看，外來傳輸的影響確實大於北京本地污染的積累。根據第三輪北京市PM2.5來源解析結果，從全年尺度看，現階段北京市PM2.5主要來源中，區域傳輸影響超四成，以東南、西南傳輸通道為主，且隨着污染級別的增大，區域傳輸分擔率呈上升趨勢，特別是重污染日區域傳輸平均佔比超過六成。所以，要改善空氣品質，本地還是最主要因素，但區域聯防聯控也不能少，特別是重污染期間，必須聯合應對。
空氣是流動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本就同呼吸共命運。山水相連、地域相接，處於同一個大氣流場，傳輸是相互的，註定了誰也不能獨善其身。因此，京津冀要想留住持久藍天，必須下好“生態一盤棋”。
即使十年協同成績亮眼，也還遠未到松口氣的時候。因為從總體上看，京津冀及周邊區域內能源以煤為主、産業結構偏重化工、交通運輸以公路為主的結構至今仍沒有根本改變。
這“生態一盤棋”如何破局，仍面臨不少挑戰——
進一步控制煤炭總量，是不容回避的問題。目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工業生産對煤炭的依賴仍很重，雖然清潔能源增量迅速，但基本大盤沒變，如何進一步用增量替代存量，需要深挖減排潛力。
運輸結構的調整，也需要從長計議。區域內工業生産的原料及産品的運輸，大部分還依賴重型柴油貨車，同樣的貨物運輸量，相比於鐵路、水運等，它仍是污染排放最重的運輸方式。2023年，京津冀範圍內公路貨運量達到400億噸，鐵路貨運量只有50億噸，如果將這兩個數字對調，才是一個相對理想的局面。未來，公轉鐵、公轉水勢在必行。
在精細化治理方面，也需要步調更加一致。比如，在國家標準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制定更有針對性、更嚴格的統一標準；三地生態環境執法部門打破地域界限，開創新的聯合執法模式；京津冀和周邊區域城市可將各自的先進管理思路和監管方式，更多進行交流分享和相互借鑒……
大氣治理，久久為功，協同發力，長路漫漫。但我們相信，只要攜手同心，“共用同一片藍天”，正從美好的願景變成看得見、感受得到的幸福。（駱倩雯 孫宏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