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平
慕田峪長城，雲涌雄關。（袁維忠 攝）
1984年，慕田峪長城正在修復中。（葉用才 攝）
（一）
“愛我中華，修我長城！”
誰也沒想到，發起於40年前的一個公益倡議，激起的漣漪能持續那麼久、那麼遠。
1984年7月，《北京晚報》《北京日報》分別在頭版刊登消息——為保護歷史文物，加速修復長城重點地段，舉辦“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社會贊助活動。
“堅持自願原則，各單位和個每人平均可量力而為，參加贊助。單位贊助以一千元為起點，個人以一百元為起點。大單位贊助一萬元、中小單位贊助五千元、個人贊助五百元以上者，將在八達嶺長城上樹碑刻名作為永久性留念。”
一聲召喚，應者如雲，全國乃至全球華人保護長城、修復長城的熱潮由此掀起。
（二）
上世紀80年代，歷經滄桑的萬里長城傷痕纍纍。據1984年一項航空遙感綜合調查項目顯示，當時北京地區66%的長城已近乎土堆，或僅遺留部分殘垣斷壁；墻體完整，敵臺、垛口略殘的部分，僅佔16.6%。
“百米長的城墻已經體無完膚，大部分城墻和墻基坍塌了，梯道也變成渣石堆。”站在八達嶺長城極目遠眺，眼前的景象深深觸動了當時北京晚報新聞部記者蘇文洋。在了解到文保資金匱乏的現實困難後，新聞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讓他産生了向社會募捐的想法。
一名記者、一家媒體、一則啟事，能有多大能量？此前從無社會集資修複國家重點文物的先例，相關部門能同意嗎？在老百姓腰包還不太鼓的彼時，倡議發出應者寥寥怎麼辦？
事實證明，這些擔心都是多餘的，蘇文洋的想法得到了各方的肯定和鼓勵。很快，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等5家新聞單位與八達嶺特區辦事處聯合組成“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社會贊助活動委員會，活動正式拉開序幕。
贊助活動啟事7月5日登報當晚，習仲勳同志即對北京晚報記者説：“這是一個好的活動，是件大好事。”併為之題詞。一個多月後，鄧小平同志為活動題詞：“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
啟事發出僅8天，收到的贊助款便突破40萬元。贊助活動委員會辦公室裏，捐款人絡繹不絕。文藝界、書畫界、醫務界、體育界和教育界紛紛舉辦義演、義賣、義診、義賽，表達對活動的支援。住在長城腳下的村民則主動把長城失散的城磚、條石拿出來交給國家，早已習慣了在長城上放羊、砍柴，蓋房時扒磚、取土的他們，強烈地意識到長城是文物，“不能隨意破壞，連上面的柴火也不砍了”。
40年後回望，當年的這個倡議之所以能在全社會得到如此熱烈的響應，概因其凝聚了民族共同價值、道出了社會共同心聲、回應了文明傳承期待。“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中的“我”，就是億萬中華兒女；而象徵中華民族的長城，存在於每一個“我”的心中。
不僅如此，借由這次活動，對長城的保護與熱愛還同時“走向世界”。美聯社等三四十家國外報刊、電台、通訊社和電視台報道了相關消息，旅居海外的華僑、華裔和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友人也參加了贊助。其中巴基斯坦政府贊助了20萬元人民幣，希臘船主拉第希斯全家捐款百萬美元，著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等也從美國寄來了捐款。
不到一個月，社會贊助的第一、二期修繕工程便同時開工。短短4年間，北京地區的八達嶺段長城修復城臺10座、城墻3000多米。截至1994年，在活動發起10周年之際，全國收到的海內外贊助款項已達6000余萬元，用以修復14處重點地段。
如今靜靜矗立在八達嶺長城腳下的“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紀念碑，見證了那段難忘的歲月。
（三）
翻開歷史，長城的修築延續了2000多年。昔日修長城難，今日修長城亦不簡單。有了資金與社會氛圍，具體怎麼修，大有講究。
起初，出於希望更多的人認識長城的考量，大面積復原在長城修繕中佔了主導地位——要修得像景區長城一樣，雄偉、蜿蜒、磅礡、臥於山脊、起伏奔騰。
隨着“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活動的持續推進，人們更多地看到，長城如今絕大部分形態其實是殘垣斷壁、碎石土壟、溝溝坎坎，也愈發認識到，長城修繕更應立足對歷史遺跡進行保護，“將它們留存給後人”。
1987年，長城進入《世界遺産名錄》。也是在那一年，司馬臺長城修繕工程獨樹一幟，整舊如舊、整殘如殘，能不動的儘量不動，能不補的儘量不補，必須添加的，只限於保證安全和有助於強化古舊風貌。這也開啟了長城原狀保護的時代。
盡可能保留長城遺跡，延長長城的壽命，真實地保留長城的古樸滄桑——這種“不改變原狀”“最小干預”的做法，得到了國內外專家的一致好評，並在新世紀以來北京市開展的近百項長城保護工程中，越來越成為共識。
理念的變化直接影響着長城修繕的方式。儘管隨着技術的進步，航拍無人機、傾斜攝影建模、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等手段逐漸取代了尺量目測，讓長城修繕效率得以極大提高，但在具體工藝上，工程師們仍堅持儘量用長城上脫落的原始磚塊，使用原來的式樣、材料和工藝，“候補”的新長城磚也是按照古法定制的。
2003年，全國第一個長城保護專項規章——《北京市長城保護管理辦法》出臺。3年後，《長城保護條例》公佈，這也是國務院首次就單項文化遺産保護制定專門性法規。此後，國家文物局又頒佈實施了《長城保護維修工作指導意見》。有法可依，讓長城的保護和修繕工作日臻完善，最大限度地保護了長城的價值、真實性和完整性，也為大型文化遺産的保護管理積累了有益的中國經驗。
（四）
“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産是一張金名片，傳承保護好這份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産是首都的職責。”
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北京，明確了北京“四個中心”的城市戰略定位，其中之一便是“全國文化中心”。以長城為代表的歷史文化遺産，正是求解“北京方案”的關鍵抓手。
沿着總書記指引的方向，北京迅速行動，大運河、長城、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帶的概念被提出，並寫入新版北京城市總規。一張藍圖繪到底，長城修復保護翻開新篇章。
明確目標，加大投入——到2035年，北京市將實現長城本體和載體全線無險情。以此倒推，2019年開始，每年固定推進10個長城搶險加固項目。
更新理念，精進技藝——從“被動搶救性保護”轉向“主動預防性保護”，懷柔箭扣長城和延慶大莊科長城研究性修繕試點工程首次引入考古發掘，開啟了修繕、考古、研究並重模式。
保護修繕只是第一步，可持續發展能力才是國際上衡量文化遺産保護成效的重要標準。
2019年8月，《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審議通過後，習近平總書記在地方調研時，專門登上“天下第一雄關”嘉峪關，語重心長地叮囑：“要做好長城文化價值發掘和文物遺産傳承保護工作，弘揚民族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起磅礡力量。”
牢記總書記的囑託，長城沿線15個省區市協同探索新時代長城文物和文化資源保護傳承利用的新路。作為精華的北京段，錨定“中國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的先行區”和“服務首都及國家對外開放的文化金名片”的目標，確立了10個標誌性項目。
夜幕降臨，被燈光點亮的司馬臺長城宛若一條璀璨巨龍。古北水鎮融匯了水鄉的柔情與長城的雄偉，已成為北京旅游的一張新名片。
八達嶺長城腳下，“長城人家”民宿集群讓沉寂許久的“石頭村”熱鬧了起來。中外游客穿梭於古堡城墻遺存、城門基石之間，還能把“長城禮物”帶回家。
乘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東風，約445公里的“京畿長城”國家風景道輻射聯動了30余個優質旅游景區、20余個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鎮，讓更多人放慢腳步，感受長城文化的悠久與融合。
文化遺産，是歷史生活的一個片段，更是民族精神的傳承載體。以遺産保護為核心、長城文化帶保護髮展為主題、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為重點的北京長城保護新格局，讓長城“可觀可感可用”，讓長城文化深入人心。
（五）
文化的主體是人，傳承的主體也是人。
文保大家的鼓呼奔走，推動了長城成為世界文化遺産之一，併為從事長城學研究的後學們奠定了基礎。40年來，這份對長城的熱忱，早已從學術象牙塔走向全社會，薪火相傳、綿綿不絕。
1984年，一封題為《救救古北口長城吧》的群眾來信被送到北京日報社，幾經輾轉又送到中央和市領導手中，最終推動了“修復古北口長城指揮部”的成立。寫信人是古北口河西村的年輕人王長青。自此，籌集保護長城資金、推進保護長城立法、開發長城腳下的古村落，王長青的人生始終圍繞長城展開。
2004年，長城修繕師程永茂接手黃花城水長城修繕工程。20年間，他的團隊完成了懷柔區內各段長城近20公里的修復工作。最驚險、最困難的箭扣長城“鷹飛倒仰”段坡度近80度，每一級臺階只有幾指寬。雖已年近古稀，但一提起長城，程永茂還是滿身幹勁，“只要我還能幹得動，長城保護這事，我要一直幹下去。”
“我們首次在北京長城的敵臺頂部發現明代火炕和灶址等生活設施遺跡，還出土了鍋、盤、碗、剪刀、鏟子等生活用具。”談起幾年前的考古新發現，尚珩年輕的臉上難掩激動。隨着“慢慢修長城，邊研究邊修繕”成為新趨勢，一批新生代長城研究專家成為中流砥柱。
有人默默守護着這份珍貴的歷史遺産，也有人在“長城文化+”的舞臺上實現着自己的夢想。
曹宇哲，長城文創設計專家，帶領團隊開發了盲盒“長城磚”，由明小兵、始皇、昭君等組成的“長城天團”已成為明星産品；孫世前，中央美術學院圓明園研究中心裝置藝術部主任，耗時10年創作出機甲“長城龍”，在甲辰龍年春節期間成為圓明園景區的“頂流”；李思鵬，懷柔一家高産值板栗合作社的負責人，他像個導游一樣，將“當年守衛長城的將士們種下的”古板栗樹的故事講給更多人聽……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
長城，靜靜地守護着國泰民安，也鼓舞着一代一代中華兒女用勤勞與智慧書寫新的長城故事。
（六）
幾千年曆史流變，幾千年滄海桑田。
曾經，巍峨的巨龍，親歷民族跌宕。艱難困苦、驚濤駭浪中，長城以磚石之軀護衛了中華兒女的血肉之軀，中華兒女又以血肉之軀捍衛着中華民族的精神之魂。
今天，巍峨的巨龍，與中華兒女共迎民族復興。“像守護家園一樣守護好長城”，讓歷史遺産綿延千年，讓文化記憶悠久傳承，讓愛國情懷有所寄託，讓民族精神生生不息——這，就是今天我們堅持保護長城的意義所在。
長城，永遠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