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我想諮詢一下繼承公證，請問怎麼收費呀？”
“諮詢是免費的，請您説説具體情況，我儘量現場給您解答……”
早上9點，北京市長安公證處接待廳裏，前來諮詢業務、辦理公證事項的市民絡繹不絕。接待廳一側的電子屏上滾動播放著長安公證處機構簡介、公證員身份資訊以及公證收費標準等。
市民在北京市長安公證處接待大廳諮詢、取號。（王金虎 攝）
包括公證、仲裁等在內的司法行政為境內外經貿往來活動提供了有力法治支撐，在降低風險、促進高效合作、護航我國企業走出去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近日，司法部組織“‘一帶一路’法治同行”暨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主題採訪活動，探訪北京司法行政系統服務共建“一帶一路”、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方面的做法與成效。
一紙公證書 助力企業出海名正事成
公證，多數人可能接觸不多，但其在生活中無處不在。
北京市長安公證處副主任蔣篤恒介紹，小到遺囑、繼承、贈與、親屬關係，大到公司章程、經濟合同、招標投標等事項，都會涉及公證業務。公證是依法對民事法律行為和文書等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經過公證的事項，在法律上是有效和真實的。
在涉外活動中，公證扮演著重要角色，是國際認可的權威證明。根據公證法，一份公證書需要在國外使用，並且該國家要求對公證書進行認證，那麼這份公證書就必須經過我國外交部或者外交部授權的機構，以及有關國家在我國設立的使（領）館進行認證。
蔣篤恒説，比如一份國內學歷證書或者法律文書，其效力範圍往往是指向我國境內的，在國內具有法律效力並不意味著就會被國外認可。一旦出境使用，就需要對其進行公證，憑有效公證書證明其合法性和真實性。
涉外公證是跨越國界、保障權益的必備工具，是跨國信任的“翻譯官”。但是，一紙公證書是何以助力企業“破浪”出海呢？長安公證處業務八部主任董皓講述了一個案例，某公司負責我國在中東大型項目中的部分重要工作，在進行企業資料備案時被告知，由於該公司英文名稱與該國貿易黑名單中一公司英文名稱雷同，其在中東開展工作極有可能被拒。一旦被拒，整個項目進展都將受到難以挽回的影響。
怎麼辦？情急之下，該公司找到長安公證處。長安公證處受理了該公司公證申請，及時對其企業信用資訊公示內容進行證據保全公證，從兩家公司名稱、股東、註冊地址等資訊的差異來向該國相關部門證明二者的區別，並出具中文和阿拉伯語的雙語公證書，代其辦理了外交部和使館的雙認證。最終，該公司成功備案，項目得以順利推進。
“通過公證程式將企業資訊轉化為具有國際認可效力的證據，為這家公司‘正名’，掃除因名稱雷同導致的潛在貿易壁壘，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這充分體現了公證在跨國貿易合規、法律風險防範、企業信用體系建設等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董皓説。
目前北京市共有公證機構24家，均可辦理涉外公證業務。“公證機構在對外經貿合作中發揮著法律‘通行證’的作用，在企業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招投標、跨境投融資、經貿交流合作等方面提供多樣化、高品質公證法律服務。”北京市司法局公證工作處副處長楊宇浩表示，近三年來，北京公證行業共辦理涉外公證事項69.2萬件，出具的涉外公證書發往180多個國家和地區，業務範圍輻射90%以上的“一帶一路”共建國家。
為進一步推動公證服務便民利企，北京近年來實行中小微企業公證服務“首問負責制”，全面開通中小微企業公證服務綠色通道，並已建立起線上公證服務平臺，逐步實現與戶籍管理、婚姻登記、不動産登記等職能部門資訊互聯共用，逐步形成了“一窗受理、整合服務、一站辦結”的公證服務。
同時，為了讓遠在海外的企業和公民在所在地便捷辦理公證業務，北京公證機構廣泛開展海外遠端視頻公證。“目前，北京市方圓、長安、海誠三家公證處與100多個駐外使領館建立海外遠端視頻公證合作辦理機制，已辦理海外遠端視頻公證400余件。”楊宇浩説。
一起貿易糾紛 見證我國仲裁事業鏗鏘步伐
某公司為赴美上市企業，其股東A將股權出售給B公司，雙方簽訂協議，約定若産生爭議則選擇在北京仲裁委員會仲裁。之後，A將一部分股票轉讓給了B公司，並完成了過戶。但是，意外卻發生了，B公司拒絕付款，並且不退還已過戶的股票。由於産生了爭議，根據協議約定，案件由北京仲裁委員會受理。
但是，仲裁區別於司法訴訟，仲裁案件的仲裁庭組成時間往往較長。為避免涉案股票在仲裁期間再次被B公司出售，導致損失擴大，A向美國某州法院申請禁令，請求在仲裁裁決作出前，禁止B方出售涉案股票，但被該法院駁回。
情勢緊急，如何破局？當事人再次將目光投向北京仲裁委員會。當時，北京仲裁委員會正在修改完善仲裁規則，其中就包括“緊急仲裁員”制度，即在仲裁庭組成之前，由仲裁機構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指定一位緊急仲裁員按照規則既定的程式審查當事人的申請，在較短時間內做出是否支援當事人申請的決定。
啟動這一程式後，緊急仲裁員劉京在15天內作出裁決，支援了A方的申請。最終，案件裁決得到了很好執行。一起跨國仲裁案，就此畫上句號。
“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緊急仲裁員’都是比較新的事物，這一案件通過‘緊急仲裁員’制度順利結案，也表明我國仲裁事業在不斷前進，在規則探索、創新和實踐上步履鏗鏘。”劉京説。
企業之間有了糾紛為何不選擇走司法訴訟程式，而要選擇仲裁程式呢？
北京仲裁委員會秘書長姜麗麗解釋：“通過司法訴訟方式解決爭議，依賴於一國的司法主權，司法判決、裁定的效力通常限于該國司法主權範圍內。由於不同國家國情、法律體系、文化傳統等存在較大差異，一份司法判決、裁定是否能獲得別國承認與執行，取決於別國法律的規定，這就使得司法訴訟方式缺乏國際‘流通性’。相形之下，仲裁程式具有靈活、高效等特點，有助於當事人快速解決糾紛，避免長時間的法律訴訟和不必要的成本支出，這使得仲裁成為解決國際貿易糾紛的一種有效和受歡迎的方式。”
“企業，尤其是走出去的企業，如果能夠熟練運用國際仲裁製度規則，就能大大降低糾紛解決成本，儘快從糾紛中疏解出來，回歸創新創造，參與國際市場競爭。良好的仲裁製度對於維護企業合法權益、促進創新，以及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具有重要意義。”姜麗麗説。
2025年最新一期的國際仲裁調查報告顯示，北京位列倫敦、新加坡、中國香港之後，首次躋身全球最受歡迎仲裁地第四位。
“如今，北京在國際仲裁舞臺上的話語權和吸引力正不斷增強。”北京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務管理處處長劉鵬介紹，2024年，在京仲裁機構受理仲裁案件數、案件爭議標的額均佔全國的25%左右，涉外仲裁案件爭議標的額佔全國近一半，仲裁裁決在國外法院得到承認和執行。
一批“外腦”加盟 為企業走出去“排雷鋪路”
我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無論是在海外市場開疆拓土，還是商貿交易，都有律師的身影。
“不同國家的社會法律制度與文化背景往往存在顯著差異，在某個國家理所當然的行為，換到另一個國家有可能難以被接受。這是我國企業‘出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課題，在這個過程中涉外法治人才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了。”金杜律師事務所資深合夥人徐萍表示。
徐萍分享了一起跨國收購案例，她作為項目負責人，帶領團隊協助某公司收購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家電業務，交易金額超過54億美元。
徐萍介紹，當時通用電氣的家電業務遍及美國、墨西哥、沙特、印度、南韓等多個國家，但某公司在其中幾個國家並無相應分支機構接收接管這些被收購的業務。這就需要該公司搭建起一個海外架構，完成業務評估和收購接管。
於是，徐萍帶領團隊協調10多個國家當地的律師團隊，共同對通用電氣家電業務的全球資産狀況、法律風險進行摸排調查，比如核心資産、債權債務情況、商標等智慧財産權許可，以及人員轉移等。最終，這一海外並購案順利完成。
“企業在海外做並購、投資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各種問題以及潛在風險，比如目標國嚴格的監管和審查，以及勞動、環保方面的法律風險等。”徐萍説，要解決問題、排除風險，往往需要借助“外腦”力量，為企業發展“排雷鋪路”，這正是涉外律師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包括律師、仲裁員等在內的涉外法治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北京，現有涉外律師5000余名，其中21名律師入選全國律協“一帶一路”跨境律師人才庫；仲裁行業以北京仲裁委員會為例，外籍仲裁員275人，港澳臺仲裁員85名，境外仲裁員覆蓋國家（地區）59個，覆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36個；北京具有涉外法律服務資格的公證員327名，佔公證員總數的74.6%。
近年來，北京以實踐為導向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機制不斷完善，但同時也存在高端實戰型涉外法治人才短缺的情況。對此，北京市司法局人事警務處處長尹宏偉表示，未來將以市場需求作為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導向，積極發揮政府引導和促進作用，培育涉外法律服務市場，搭建平臺、暢通渠道、增加公共投入，激勵相關單位提升高端涉外法治人才供應的規模和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