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居寺裏珍藏着一件特殊的文物——大清嘉慶皇帝的黃綾聖旨。這道滿漢雙文的絲織品，長逾兩米，寬三十釐米，質地細密，色澤沉穩，字體圓潤流暢，展現了清朝皇家工藝的精湛與威嚴。黃綾聖旨不僅是皇帝權力的象徵，更是歷史與文化的載體。
起源脈絡 從夏商周雛形到秦漢制度化
聖旨起源於夏商周三代，當時天子通過文書傳達意志。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中央集權制王朝，規範了帝王文書，形成“制”和“詔”兩種基本形態，並首次將“君權神授”理念注入文書，確立了聖旨的皇權象徵地位。
漢代繼承並完善了秦代的文書制度，帝王文書分為策書、制書、詔書、戒書四類，其中“制書”和“詔書”延續秦代傳統。聖旨成為國家治理的核心工具，其權威性通過竹簡、絲綢等載體得到強化。
格式演變 各朝代聖旨的開頭語密碼
聖旨開頭語反映王朝政治理念。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疊頻繁，帝王常用“應天順時，受茲明命”開頭，以天命觀凝聚人心，反映皇權脆弱。唐代聖旨開頭體現制度特色，實行三省六部制，需經門下省審核頒行，故以“門下”開頭，體現決策程式規範化。宋代繼承唐制，細節處彰顯帝王個性，即位詔書沿用“門下”開頭，日常文書中皇帝使用“朕紹膺駿命”“朕膺昊天之眷命”等表述，將個人權威與天命掛鉤，既保留唐代制度遺産，又注入宋代帝王對集權的追求。
明清定制 “奉天承運”的政治符號建構
我們耳熟能詳的“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體現了明代皇權集中。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通過命名和符號強化君權神授理念。明初聖旨未直接採用此開頭，而是沿用舊式開頭。直到朱元璋統治後期，隨着皇權專制的強化，“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才成為標準。正確的斷句應為“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反映了朱元璋的政治意圖。
清代在繼承明制的基礎上融入民族特色。雲居寺所藏嘉慶聖旨即為典型案例：黃綾材質彰顯皇家尊貴，滿漢兩種文字並行（漢文自右向左、滿文自左向右書寫，中間部分則合璧書寫日期和印章），體現了清朝“滿漢一體”的統治策略。聖旨內容表彰山西官員趙嶧父子“清正廉潔”、其妻李氏“賢良淑德”，並封李氏為八品孺人，展現了清代通過旌表制度維繫官僚體系忠誠的政治智慧。此處用“制曰”而非“詔曰”，尤需注意：據《清會典》記載，“詔”用於全國性重大事件（如登基、戰爭），“制”則用於對官員的一般性表彰，二者適用範圍的差異，正是清代文書制度精細化的體現。
從秦漢“制詔”到明清黃綾，聖旨隨載體從竹簡演至絲帛，貫穿王朝文書制度脈絡。雲居寺珍藏的嘉慶聖旨以滿漢雙文、“制曰”形制，既呈清代“滿漢一體”治理形式，亦展“詔”“制”適用差異。這道長逾兩米的黃綾，如實記錄着古代帝王文書的規範與政治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