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華林：我與龍骨山

付華林

　　付華林，女、中共黨員，高級實驗師職稱，1945年10月11日出生於北京市房山區十渡鎮，1964年參加工作，曾任北京猿人展覽館講解員。1978年調到古脊椎所總部，從事模型製作、化石修理工作，期間曾榮獲所“先進工作者”稱號。

　　1990年7月至1991年3月赴加拿大參加“中加合作項目”，主要從事模型翻制工作，得到加方好評。於2005年退休。

　　付華林：我與龍骨山

　　龍骨山就是我們的家

　　我來自房山中學，是從房山勞動局招來的。當時我正在房山俱樂部講電的知識宣傳。1964年4月2日，我進入周口店龍骨山猿人館，做講解工作。一直工作到1978年10月，在此工作了14年，期間有一年去了湖北潛江“五七”幹校勞動。我父親是一名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他非常支援我到龍骨山工作。他説那是教育人的陣地，還教育我不要動山上的一草一木、一針一線。1978年10月，我離開周口店猿人展覽館調到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模型室工作，直至2005年10月，60歲退休。

　　舊展館和接待室是1953年建立的，“北京猿人展覽館”是郭沫若題的詞。早期我在龍骨山時，連我在內工作人員只有8個。劉振揚（老劉）是龍骨山的負責人；王開榮師傅（老王）是搞養花綠化工作的；高淑偉是講解員，比我早來幾個月；王起榮（王大姐）也是講解員，我去後一個月她就調回所裏來了；劉義山（劉大爺）因為個兒高，困難時期吃不飽，老餓，腰越來越往下哈，我看到他的時候，已拄棍彎腰90度了。我聽説高淑偉去了後，他就不再進展館講解了，退休了。但是北大教授呂遵諤帶學生地質實習的時候，都要找劉義山現場講解，因為怕學生提出一些專業性問題，我們解答不了。當時我們沒有講解詞，也沒有業務書籍參照，只是照標籤説，遇到觀眾提出問題記下來，所裏的研究人員來了趕緊問，就這樣慢慢積累。劉大爺是龍骨山第一代講解員，知道的比我們多，所以一有機會，我就去聽他給學生解答問題。我為了多學點這方面知識，呂遵諤教授帶學生野外跑地層、跑地點、看冰川劃痕時，就也找機會去參加。所裏也來人在山神廟講過地質、古生物課，也辦過這方面的學習班，我都參加，還做些記錄，就這樣在業務上有了較大提高。

　　那時我剛參加工作，18歲，很單純無知，沒有“工作”的概念，我們早8點打掃館外衛生，9點開館門，下午4點閉館搞館內衛生，其他雜活兒閉館的時間幹。我還幹過上花房頂，往上提泥的活兒。我剛參加工作時105斤，每頓吃3個饅頭，覺得很有勁兒。花房的王師傅，看上去像黑鐵塔一樣強壯有力。秋天我們就跟王師傅他們用杠子抬橡皮樹、棕櫚樹、夾竹桃等的大木花桶進花房，春天抬出花房擺放在各景點。有人來的時候做講解，沒人的時候在龍骨山做維護工作，每年每天這樣重復地做，覺得也很習慣。

　　我們在的時候劉振揚是龍骨山的主要負責人，現在他已經去世了，正如追悼會上對他的評價一樣，勤勤懇懇、踏踏實實、不求名、不圖利。他一生為了龍骨山，刷廁所，鑽煙筒，掏煙灰，盯着往山上蓄水池澆水，修上山的路、臺階，安全保衛、水暖、電工什麼都幹，整個一勤雜工。有一個關於劉振揚逗樂兒的事兒。有一次，展館暖氣不熱，因為是大煙筒東西太多被堵住了。於是，劉振揚鑽進去打掃，脖子上還圍個毛巾，等他爬出來後我們看到他就打趣説他是一個非洲黑人。我們笑個不停，那個年代也沒有相機，可惜沒辦法拍下來。他一輩子守護着龍骨山。他總説別在我手裏出問題，否則責任重大。於是，他為此操心一生，勞累一生。劉振揚總是睡不好覺，這個困擾了他後半生很多年。有一回，後山月亮門內南北兩排房的窗子被打破了，他很擔憂，跟我説：“小付，把你媽從房山接過來住在後山，這樣後山有人住總是好點。”我一想，一個老太太怕什麼呀，我也不用自己做飯吃了。所以我從房山搬到了龍骨山，這一搬不要緊，後來我與老公張文忠相親、結婚也在龍骨山，兩個孩子也在龍骨山長大，整個家庭都交給了龍骨山，紮根在了龍骨山。老劉、老王兩家後來也搬到了後山住，這樣我們三家住在後山好多年。直到1980年所裏分給我二里溝的房子，我家才搬走，離開了龍骨山。在劉振揚的影響下，我積極要求進步，工作認真踏實，很快入了團,他是我的入團介紹人。我處處向黨員學習，臟活兒、累活兒走在前邊，那時還定期向所裏團支部彙報思想，再後來調到所裏又入了黨。

　　劉義山、王開榮、劉振揚這三位老人把一生的心血都獻給了自己的事業—龍骨山這塊沃土。他們都把這兒當成自己的家，龍骨山的事兒都裝在自己的心上。尤其是劉振揚，酸甜苦辣他全兜着，盡到了一個共産黨員的責任。他們的敬業精神讓我至今難忘。

　　我做講解員的那些日子

　　1971年11月的一個傍晚，我們從“五七”幹校回到北京，一下火車突然感到了一陣涼意，雖然準備了厚衣服，還是準備得不足，北京的11月還真冷。從穿短袖的武漢，通過兩天一夜的行程，加上火車上的疲憊，回到穿棉衣服的北京，還真有點不適應。我搭乘上所裏接站的大卡車，兜着西北風，來到了北郊黃樓宿舍。第二天我就感冒發燒了。這樣在所裏住了幾天，我才知道龍骨山從周口店中學招來了10位學生當講解員，我立刻興奮起來。這天下午在北郊地質所四樓參加了歡迎“五七”戰友歸來的活動，臺上出現的第一個節目就是新來的10位講解員裏的6個女生排練的舞蹈，“歡迎、歡迎，熱烈歡迎‘五七’戰友歸來”，給我增加了再回龍骨山的信心。這些小青年給龍骨山帶來了一片生機，活躍了氣氛。1972年這些孩子來了後就開始跟所裏的布展人員一起參加了整改布展工作，主要由負責搞雕塑、布景箱這部分工作的王存義老師傅帶領幹活兒。王老非常慈祥，休息時間結束了，他就操着口音説，幹活了，幹活了！大家就嘻嘻哈哈地幹活兒去了。

　　在我當講解員的生涯中，遇到領導參觀是常事兒。有一次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帶着一個外國代表團來遺址參觀，楊鐘健陪同，在大接待室介紹完畢，出門的時候，我們不約而同地看到門上方的墻上掛錶的指針停在了上午9點鐘，實際上當時已經快10點了。郭沫若風趣地説：“這是猿人為了多留我們一會兒啊！”大家鼓掌大笑起來，然後一起走出門外去展館參觀，這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們也曾經接待過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朱德，公安局的警察山上山下都有，我跟在後面，因不需講解，只是等着提出問題好隨時解答。當時沒看到所裏的人，後來聽説是臨時決定來的。

　　當時來參觀游覽的游客最想了解的資訊多是：展出的都是真化石嗎？什麼叫化石？化石是怎樣形成的？北京猿人是真的嗎？真的上哪兒去了？怎麼知道北京猿人用火吃熟的食物？怎麼知道是北京猿人用過的石器？你們怎麼知道這兒有化石？為什麼叫鴿子堂、猿人洞、山頂洞人？我們講解的時候多會一一解答。比如説，我們展出的動物的化石多為真化石。化石其實就是骨頭變成石頭了，具體來説，就是由於不同礦物質的滲透，年代久遠的骨頭逐漸石化，就形成化石了。關於北京猿人化石的問題也是大家特別關注的。真的北京猿人化石在珍珠港事件中在美國和日本人手裏遺失了，至今未找到。因為發掘的時候，石器和北京猿人是在同一個洞穴裏、同一個層位上被發現的，並且上面有打制過的痕跡，所以我們可以判定這些石器是北京猿人用過的。而在猿人洞裏發現的灰燼層和燒過的動物骨頭，也證明北京猿人已經開始吃熟的食物了。關於發現化石的問題。其實最早是幾個外國人聽説當地老百姓賣龍骨當藥材，於是就有人來猿人洞挖掘，因此就把這個山起名“龍骨山”。關於“鴿子堂”“猿人洞”“山頂洞人”得名的問題。因為洞裏有鴿子住，所以老百姓就叫“鴿子堂”；洞裏發現了猿人化石，就叫“猿人洞”；在山頂上的洞裏發現了人類的化石，所以叫“山頂洞人”。

　　國內觀眾和學生集體參觀的話，就組織在展館外講。外賓多的時候，在接待室外介紹龍骨山的由來。外賓少的時候就分別在大、小接待室裏介紹情況。關於龍骨山的由來，是我們要介紹的基本情況：4億年前華北平原是一片大海，後來由於古環境、古氣候的影響，地質地殼變遷發生了變化，海洋變陸地，陸地變成高山。經過數十萬年逐漸不斷的地質現象—水的作用、水下切、水溶解了石灰岩（碳酸鈣）。不同礦物質的滲透，出現了溶洞，這樣水不斷地侵蝕、溶解，經過多少萬年後出現了大的溶洞。猿人就在此打制石器、狩獵、用火、吃熟的東西、繁衍生息。

　　沒有周口店就沒有現在的我

　　沒有周口店就沒有我現在，沒有在周口店的講解工作就沒有我今天的人生。我在龍骨山的工作經歷為我今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石。它是我人生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我今後人生的99步都是在這第一步的啟蒙下，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出來的。如果説我在龍骨山的講解這第一步是在把別人研究的化石成果向游人向世界傳播，那麼，我後來調入研究所去參與化石的挖掘、修理、制模、翻模型、上色，這是在探索每一塊擺上龍骨山展館化石的前期奧秘。參與這個奧秘的前期探索是一項更為誘人的工作。到了所裏之後，我以極大的熱情，發揚了龍骨山時期愛學習、愛探究的“毛病”，刻苦鑽研技術業務。不斷地吸取前人、旁人的成果，不斷地總結自己的經驗，日積月累，取得了一些我覺得無愧這人生99步的成績。

　　1986年的時候，我被評為了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實驗師職稱；因為技術方面比較突出，1990年7月，獲得了赴加拿大參加“中加合作項目”為期十個月（1991年3月結束）的工作學習機會。在此期間，受到加方的好評；而且，我修理的一塊由三個鸚鵡嘴龍頭連在一起的化石標本，被放到愛德蒙頓展覽館展出，加拿大電視台也播放了相關內容。1999年7月的時候，憑着在周口店時打下的堅實基礎和過硬的技術，我榮幸的被評為高級實驗員職稱，這個職稱的獲得，代表着我職業生涯的巔峰。而這一切，都與我當年在周口店的工作密不可分。這些年，隨着工作經驗的積累，我陸續地在科普讀物《化石》雜誌上發表過6篇文章，也寫了三萬四千多字。這些文章中有一篇三期連載，一篇兩期連載，都是我這些年積累的一些經驗和工作技巧，供大家分享。這一切，更加同我當年傳承自周口店的優良傳統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