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勤：周口店是養育我成長的家園

高克勤

　　高克勤，1975—1978年長春地質學院地質係學習，獲學士學位；1978—1981年就讀於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古生物學碩士學位；1985—1992年博士就讀於加拿大阿爾伯達大學地質係與動物係，獲得地質學與動物學博士學位。

　　1981—1985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3—1995年加拿大阿爾伯達大學生物學系博士後兼學期講師（Session Instructor）。1995—1998年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古脊椎動物學系博士後（Frick Research Fellow）。1998—2002年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古生物與脊椎動物學部研究員（Research Scientist）。 2002年5月至今，北京大學地質科學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專業及研究領域：古脊椎動物學。

　　高克勤：周口店是養育我成長的家園

　　我是如何來到周口店的

　　我們當時是在周口店中學讀書。上到第三年考試的時候，還沒考完，就通知我們各個班裏抽調一些人到學校裏去開個會。古脊椎所去了幾個人，其中三個人記得是李全剛、沈文龍和文本初，他們去等於是面試我們。大家念了一段毛主席語錄，念完之後聊了聊。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幹什麼，回來以後才聽説是周口店龍骨山在招工。我們參加面試的一共是十個人，我們一班是去的最多的，兩個男的，一個女的。

　　剛到周口店參加工作時，我覺得跟自己的理想差得有點遠。十個人中我一看，沒有喜好體育運動的夥伴。我小時候喜歡運動，籃球、乒乓球什麼的，我都喜歡。我當時的願望是去做郵遞員，因為我們前面的一批同學去了郵政局，我覺得挺酷的。騎一個墨綠的自行車，後面帶着兩個墨綠色的袋子，裝着報紙、信件什麼的，挺帥的。

　　到古脊椎所培訓了三個月以後，大家慢慢熟悉一點了，逐漸有了一些交流。回到周口店以後便開始忙着做展覽，各種各樣的活兒都做。裱糊、木匠木工所有這些活兒都做，還有恐龍的裝架，骨骼的修理裝架這些也做，在這一過程中學了一點東西，覺得工作起來還挺不錯的。周口店這個地方環境不錯，也比較安靜，主要是中科院古脊椎動物研究所一批人到那兒去輪流蹲點，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東西。

　　我們進了古脊椎所以後，印象比較深的就是老工作人員。我記得是劉后一，現他已經去世了。中科院有個編譯局，楊鐘健做過編譯局的局長，劉后一是編譯局重要的工作人員，編譯過好多國外的科技文獻。他是很有文才的人，歡迎我們的儀式上，全所一百多人在那裏，他就念詩：“你們是八九點鐘的太陽，朝氣蓬勃；你們是剛下水的船，準備去迎接大風大浪。”還有耿業印象很深。耿業是延安的老幹部了，她老公是演穆仁智的，和田華演對手戲的那個人。我們中午吃麵條時，她就在那兒幫我們一碗一碗地端麵條，我覺得很熱情。

　　後來我們就開始了三個月的集訓。賈蘭坡賈老，還有袁振新都給我們上過課，培訓一些最基本的知識。最好的是我們的英文老師，她叫吳文玉，字寫得特別好。我們當時學英文，她給我們每個人的本上都寫上樣本，大寫、小寫各寫一排，讓大家回去練。古脊椎所裏她是英語發音最準的人。她給我們上的課，當時覺得受益匪淺。

　　回到周口店以後我們就參加了展覽館的布展、討論等活動。賈蘭坡、吳汝康這些人都會參加討論，怎麼展覽，展覽什麼內容，如何設計，都是討論的內容。完了以後就開始實際操作，所有的字都是有機玻璃貼面，鋸下來一點一點磨平，一個字一個字地排上去。裱糊的師傅都是山西大同撥過來的，木匠有不少，然後開始做這些活兒，大概做了三五個月的時間。

　　我們所裏這些人很不習慣的就是當時社會上時興叫師傅，不管什麼人路上見面都是師傅，男的女的都是師傅。但這些科研人員喊名字是不合適的，叫他們師傅呢，他們心裏有點接受不了。一開始他們就説乾脆叫我老張、老李吧。我們當時十六七歲，這麼叫人家是不合適的，所以還是叫師傅，慢慢他們也聽慣了。現在我回到古脊椎所，有些老人還叫我高師傅逗着玩。所裏這些人慢慢熟悉了，去周口店蹲點的人在那待的最長的待過三個月，一般就是一兩個星期或者是一個月左右就開始輪換。當時作為任務派到周口店去駐守，每個研究室都會有人輪班到那裏。

　　我在周口店工作的那些日子

　　當時周口店人員設置很簡單，一個講解組十個人，清潔工什麼都沒有，所以我們的活兒就是來了以後打掃衛生，把展櫃擦乾凈，燈都打開，準備迎接參觀的人。當時零散的參觀者是比較少的，一般都是單位組織的，因為當時正是學習馬列主義的唯物主義和自然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時期。中央黨校的學習班，一班一班地去，一天去好幾千人，館裏老是滿滿的。因此講解的任務很重，展覽的三個部分，一個講解員講解下來要四五十分鐘。後來大家就包乾，一人負責一個部分，這樣大家稍微輕鬆一點。

　　先參觀博物館裏面的，然後就到第1地點，所謂的猿人洞。下去大概十分鐘至半個小時，就上來回到山頂洞，其他的地方就沒有了。

　　當時國內的人去的比較多，很多老先生也去過。朱德去過，中午在外賓接待室睡一覺，他有睡午覺的習慣，然後下午就帶他轉一轉。郭沫若對周口店也很關注，當時雖然離開科學院了，但他還是去過兩次。他第一次去我們不在，第二次去的時候在，還給我們留下了一幅字畫。

　　因為當時年歲比較小，也就十六七歲，對接待的一些重要來賓，只知道個大概。他們一去就閉館了，然後警衛開始在山上佈防。我們出來進去都要拿着工作證，有一道一道的檢查。當時我們面對這些領導時，也沒有太緊張，因為接觸的人多了，慢慢就習慣這種工作了，我們的責任就是把這兒介紹好，不管他是誰。當然有很多的外國人，更多的是亞非拉的朋友，還有朝鮮的。當時不是作為政治任務，沒那麼大壓力，還是比較正常的。因為都是這一套的東西，熟悉了以後，按照不同人的口味給他講解即可。亞非拉的朋友來了，他可能關心的是周口店是哪一年發現的，這兒為什麼重要，跟非洲的人類化石的發現有什麼關係。國內的觀眾來就想知道更詳細一點，畢竟這是我們自己的歷史。他們也關注周口店頭蓋骨去哪了，我們問過研究所裏的科研人員，他們也給我們講過這一段歷史。當然這個謎現在還沒破解。

　　我們在講解的時候也沒有固定的文字講解稿，完全是自己學習。比如説第一部分生命起源，幾個主要的步驟，什麼是草履蟲，專業人員給我們講了以後，至於我們怎麼給觀眾講，得靠自己琢磨了，沒有現成的東西。當時講到生命起源，涉及到中國一個重要的科研成果，就是人工合成胰島素。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是胰島素，就向科研人員請教它的功能是什麼，是哪一年由什麼單位什麼科研人員合成的。了解了以後，我們再根據自己的理解給觀眾講。

　　天長日久，我們把自己知道的這些慢慢積累起來，去做一點筆記。觀眾問的最多的，這些化石是真的還是假的，怎麼發現化石的。於是我們就有一個願望，想去野外看看化石怎麼發現的，怎麼挖掘的。我們就跟當時從軍隊上下來的一個叫張力彬的幹部聊這個事。晚上他把我們十幾個人組織起來開個會，問大家有什麼想法，有什麼要説的。我們説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不知道化石怎麼發現的，怎麼挖出來的，這也是我們現在遇到的觀眾問的最多的問題。但是當時別説去周口店了，就是跟個野外考察隊看一下都是不允許的。我們就跟他爭來爭去，結果他心臟病都犯了。我們據理力爭，説到最後他沒話説了，很快就回到所裏把這個事情安排下來了。從那開始古脊椎所的野外隊外出都會安排我們講解組的一個講解員跟着一起去。我第一次外出是去廣東南雄，跟着一個十幾人的野外考察隊跑了三個月。

　　在周口店蹲點最長的政工幹部就是崔憨德，他好像是前幾年去世的。他很好學，當時給我們講好多事。比如説1800年到底是十九世紀還是十八世紀，各個國家的國旗、國名。他問我們英國的全名是什麼，我們當然都不知道。他就告訴我們説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總之我們從他那兒也學到不少東西。因為那個地方小，我們十個人再加上所裏留守在那兒蹲點的人，再加上什麼燒水的、做飯的，都算起來也就是二三十人。

　　那個時候是供給制，買菜就到菜站裏去。冬天就是蘿蔔、大白菜，沒別的東西。現在自由市場什麼東西都有，當時就比較困難。只有過年的時候，所裏照顧我們才拉兩扇豬去，到那兒去大家分，切開，一個人十斤或十五斤，能吃一頓好的東西。平常都是採購員到周口店下面的菜站去買點菜回來，我還跟過幾天。當時是劉振揚在山上做主管，他就説，我們山上就需要一個比較全面的人，什麼事都能做的。劉振揚是水電工，磚瓦這些事情都是他管。我們需要一個比如展覽上、業務上比較過硬的人，對周口店的歷史了解也是比較多的人，當時説需要這麼一個人在這兒長期留守。過去有一個刁樂齋老先生，他的墓在展覽館後面，他是最早在那兒長期留守的。因為當時不對外開放，他就留守這兒。對外開放了以後，他們説看好我，説我應該向這方面發展。但是第一個事，就得先幹一段時間採買，於是我就騎着自行車去下面買菜。好的時候就給我三五塊錢，有的時候自己要花錢買，買完了拿個紙條報銷。這種工作我幹了一兩個禮拜。當時大家都是什麼都幹，那些樹都是我們自己栽的。那會兒一般上午是政治學習，下午就是種樹，包括掏廁所，還有山上所有的事，甚至還要打掃山上一個一個的階梯。當時沒有清潔工，大家三五個人一組，就開始清理垃圾。後來人多了，周口店的家屬開始招工做這些事，管衛生什麼的才開始慢慢走入正規了。

　　説起打掃衛生我還想起來一件有趣的事情。當時我們有個天井，玻璃也是需要擦的。我們有個女講解員一個人就坐在門上面的雨搭上擦玻璃，邊擦邊晃着腿在那兒唱《白毛女》。後來大家就説沒事吧，瘋瘋癲癲的不會自殺吧。展覽館的建築是比較高的，也沒有人上過房頂。有一次我太累了就在裏面中間的小房間睡着了，大家下班了，衛生也打掃完了，這幫人稀裏糊塗就走了，把大門也反鎖了。我不能在裏面睡一夜吧。後來我就想起有人在雨搭那兒唱歌，那個地方能上到屋頂，所以我找了一個梯子，爬上雨搭，然後從雨搭那兒想上房頂，踩在下水道的水管、雨道上。上去之後到墻角上有一個橫擔，是通電線的。從上面看是不高，從房頂上下來差不多一個人高。上到那兒以後，因為是夜裏差不多九點，天黑了，結果下來的時候扒住上房頂瓦片，離這個橫擔差了一兩米遠，就是夠不着，那怎麼辦呢？上是上不去了，下去可能一松手就摔殘了。後來就想起碼能讓腳沾一下那個橫擔，就踩着旁邊的電線下去了。第二天我就着急了，然後就找張麗芬他們幾個人問，到底誰最後走的，把我鎖裏面了。他們説，我們都嚷嚷過了，有人沒有人，你也不説話。這件事想起來挺逗的。

　　當時每週休息一個星期天，但是休息大家基本都不回家。都是在山上吃，在山上住，下面有宿舍。老的展覽館是女宿舍，男生就我們四個，所以就在下面老食堂那個地方。我們住的屋子只有一個小窗口，就是過去賣飯的窗口，窗口開開給飯票就可以買飯，有時候晚了在床上就可以買到飯，端過來就吃。再過去就是一個水房，大鍋爐燒水的，主要供水給山上的工作人員。每天燒兩次，早晨燒一次，下午燒一次，晚上基本就沒有了。

　　中國古脊椎動物研究那些年代一個挺大的突破就是華南紅層的發現，原來説是中國沒有古新世化石，紅層裏面沒化石。50年代開始發現紅層，但沒有人對那兒做過正式的太多的研究。我第一次出野外到廣東南雄，有大批的化石在那兒發現，包括古新世的哺乳動物，還有白堊紀的恐龍蛋。我們那年是在華南第一次發現了比較完整的恐龍骨架。我和王存義老先生一起出野外。老先生當時61歲，我是19歲。我們一老一少住在一個房間裏，主要考慮讓我跟他多學習一點，生活上讓我多照顧他一點，其實他身體很好，根本不需要我照顧。

　　王老先生打呼嚕打得厲害，所以我基本睡不着覺。大家就給我出主意，説他八點鐘準時睡覺，讓我要不然就早睡，先睡着了，他打呼嚕也就算了。要不然就特別晚地睡，等到他睡過那勁了，呼嚕過了我再睡。當時年輕，七八點鐘讓我睡我也睡不着，熬夜也熬不了，所以他打呼嚕我就敲敲床。當時大家出野外很艱苦，中午就是喝點水，吃點餅乾什麼的就完了。下來走的時候，老先生告訴我什麼情況下可能會有化石，什麼地方沒有化石。他説你看這兒好看吧，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的，真好，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你看那兒亂七八糟的，看著又不舒服，這兒一個小山包，那兒一個溝，有溝又有坎的，這個地方就得注意了。

　　我們從坡上下來，下面是一片稻田，稻田那邊就是路，路邊停着車。大家幾個隊聚合在一塊兒，馬上就準備收隊了。老先生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着。他走的慢，下坡走的更慢，我就走他前面去了。他一邊跟我叨叨，我就走過去了。剛走過去他就把我叫回來了。他指給我看，我一看石板上有一塊白白的骨頭暴露出來了，然後把那些人全叫來了。後來在那兒整整挖了兩個月。韶關的電視台上那兒去每天錄影，挖到哪一步了，好像最後是一個兩三噸重的大化石，十三個人抬都抬不動。那是華南第一次發現比較完整的恐龍，之前那個地方發現比較多的是恐龍蛋，沒有恐龍。一般認為是有恐龍蛋的地方沒恐龍，有恐龍的地方沒恐龍蛋。

　　當時能夠到周口店工作對我們而言一個最有意義的東西就是學到了自然科學的東西，因為我以前想做服務性的工作。我比較喜歡輕鬆自由，出去騎個自行車上哪兒都行，轉來轉去的。我不喜歡坐下來，蹲辦公室，喜歡出野外。到了周口店以後慢慢講解這些東西，學習這些東西才覺得有意思了。我自己到山上去，猿人洞的上面有一個碎石層，我就到那兒去看看、敲敲。他們都能發現石器，我為什麼不能發現石器呢？我自己找找吧。當時就有一個好奇心，實際上不是那麼簡單的事。特別是第一次出野外到了南雄，三個多月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在那兒每天出去跑，當然很累，但是找到第一件化石的時候特別興奮。

　　周口店是我學習的開端

　　當時我們進去的時候，楊鐘健楊老就説，想在古脊椎所工作的話，至少要會一兩門外語，不然就沒辦法在這兒混。還對我們説要懂點解剖、生物學的東西，要懂點地質，這是最基本的要求。我們説化石這東西都是地質東西，憑啥學生物啊， 非常不解。當然我們當初的眼界跟他的眼界是沒法比了，到最後這些道理我們就知道了。現在我跟學生上課也是強調這些東西，生物演化是生命科學，化石保存在地質年代久遠的地層裏面，涉及地質學，所以生物科學和地質科學這兩方面都涉及到了。但是過去都認為化石證明唯物主義，證明客觀，證明了不可逆。

　　我們在周口店學英文當時是沒有老師的，三個月培訓的時候有老師，到周口店的時候應該是1971年末左右，中央廣播電台二套節目就開始播英語講座。我騎着自行車到房山的新華書店買了十本英語課本回來發給大家，一人一本，但光有課本不行啊，還得買收音機。收音機不像現在十塊錢八塊錢就買一個，那時候一個收音機要五六十塊錢，我們兩個月的工資才能買一個收音機。後來跟山上商量，把山上一個老的牡丹牌收音機修理一下，然後打開就可以聽。每天早晨起來到時間就聽廣播，半個小時的廣播大家拿着書本一起學。聽了半年多以後，再聽他們那些翻譯講解的時候就開始知道些語句了。英語翻譯講的時候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是恐龍，什麼是化石，那些來的翻譯都是工廠的，工廠技術方面的他熟悉，但非常專業的東西他們根本不知道。讓他説什麼歷史唯物主義、草履蟲，包括我們説的十二指腸、人工合成的胰島素是什麼，他根本不知道。這些東西就得我們自己慢慢去找，跟所裏去的蹲點人員學。後來我記得好像是孫艾玲，她的英文很好，她就給我們弄了一個跟展覽館有關的英文詞彙表，比如説化石、恐龍、恐龍蛋、胰島素這些東西。當時油印了幾頁發給大家。

　　最後的時候地科院有十幾個人到周口店實習，他們是英文翻譯，是我們地質系統裏涉及中外溝通比較多的人。這些東西他們翻譯的比較多，能夠接觸到國內外的比較新的科學理念，經常發一些翻譯手冊之類的。我們慢慢接觸上面好多詞彙，慢慢就對英文這東西感興趣了。後來所裏給周口店派來了專職的科技人員常駐，他帶我們去山上看地質、開英文課，就是他那個英文廣東話口音太重了。

　　我覺得古脊椎所的人，跟我們接觸的社會上的人完全不一樣，當然有些人是比較有個性的。林一樸是最特殊的人，他的故事最多，我們接觸的也比較多。在培訓這三個月裏面，我們住他的隔壁，是一個大房子，用三合板隔起來的。大家晚上睡覺都早，開始我就開一個燈，為了省電，宿舍裏也不需要什麼燈光。我們當時有軍代表進駐的，有一個團政委，忘了他姓什麼了。他到我們那兒去，説你們這麼年輕，多學習一點，你們現在學有機會，我們打仗的時候哪有這樣的機會，成天行軍打仗，想寫字根本沒機會。我説，這怎麼學啊，這麼點亮，我們天天學幾個小時很快我們的眼睛就完了。後來沒辦法了，我們找到吳儂，過去做過中央中南海警衛處的處長，他身高馬大的，聲音非常洪亮。他直接找到電工説，那幾個小傢夥晚上怎麼看東西，讓他們這麼學習把眼睛搞壞了，你為什麼不給換燈泡？然後電工下來就説，你們幾個小師傅，這麼點事找我就行了，你們還去找吳儂，後來就給我們換了燈泡，大家學英文就方便多了。

　　晚上有燈了我們就比較鬧，四個人晚上就説説笑笑的。林一樸自己在隔壁一個人，慢慢就接觸多了。有時候古脊椎所發梨，一個人一抽屜梨，他們吃不了，我們幾個人都是能吃的。然後他就把梨搬過來給我們吃。他是做解剖人類學的，當時鼓勵我們多學點本事。

　　我是到所裏比較多的，因為研究所在祁家豁子那兒，圖書館也在那兒，我經常是差不多一個月要去一次。去圖書館借書拿回去看，借楊老的《演化的實證與過程》，《生命起源》等書。但《生命起源》當時根本看不懂，也就是翻一翻。

　　1975年我是作為工農兵學員保送的，我們所裏有兩個名額，一個去北大，一個去長春。當時人家來古脊椎所招生，那時候不叫人事處，管人事的人把檔案拿出來給來招生的人，也沒有跟我們見面就定了。後來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就下來了，是到單位的。研究所通知我們兩個人，我們就一個去了北大，一個去了長春。當時北大離家近點，但是我想走遠一點。長春沒去過，一點印象都沒有。去了以後發現是跟北京大不一樣，樹比較多，冬天雪多，整個城市都是樹，包括史達林大街都是林蔭大道，挺好的。當時更沒有空氣污染問題，就是吃的太差了。這一晃四十多年過去了。

　　我在那上了三年學，到了“文革”後期就開始“科學的春天”了。郭沫若寫的那篇《科學的春天》一發表，全國形勢就不一樣了。1978年第一次招考研究生，當時我準備回到古脊椎所的，但是回到古脊椎所還是回周口店呢，那就得聽從所裏安排了。我們學校的老師是非常鼓勵我考研究生的，因為我在學校裏英語比較好，能自己寫一點東西。我們班同學也特別鼓勵我。當時我們一分錢沒有，只發給我們十五塊錢的餐。那個時候買東西特別不方便，買個牙膏買個本都捨不得，好幾個同學給我送信紙讓我復習考試用。説考就考吧，考區在長春，早晨八點半考試，我老早去了，第一次看到在考區的地方有雞蛋賣，還有好幾種點心賣，市場上不可能有的，有這個特殊供應挺好的。考了兩次，一次外語課，一次專業課，考完了就完了，然後就開始等通知。畢業分配把我分配到地質所了，在地質所跟張文佑先生。因為我在長春地院的時候學過遙感，就是航空照片解譯。遙感的兩次考試我都得了一百分。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對那個也感興趣，而且會有被送到澳大利亞參加一兩年培訓的可能。

　　到地質所後沒房子住，我就暫時住在張文佑先生的辦公室裏。後來，地質所我們研究室的主任就問，聽説你考了研究生？我説考了，但是不知結果怎麼樣。他説如果古脊椎所錄取你了，你怎麼辦？我説我服從組織安排。他説研究生錄取是不能轉的，如果你要上研究生，你就只能回古脊椎所去上研究生。我説那就回去吧，於是1978年又回古脊椎所了，古脊椎所我們第一批研究生十個人。

　　最初的時候周口店是很重要的地方，因為發現了“北京人”化石，全世界都知道“北京人”。後來發現了“藍田人”，慢慢的人類化石逐漸多了一點，“巫山人”這些東西都開始有了。但是“北京人”作為最早的發現，確實有它的歷史意義，在人類進化史上是一個里程碑。但是後來在東非發現了那麼多更早的，現在發現到六七百萬年了，於是大家關於人類演化的焦點都聚焦到非洲去了，周口店這個地方受的關注就比較少了。但作為直立人階段，它還是一個重要的化石記錄。我們當初曾經有一個設想，把這兒蓋成一個封閉的，像我們體育館似的，下大雨時就蓋起來，然後晴天了大家參觀的時候就打開。山神廟還應該留着，因為魏敦瑞、楊鐘健他們那些人早年就住在那兒，周口店的發掘史就是從那兒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