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苗：我的一生都在周口店工作

王志苗

　　王志苗，1971年9月—1979年9月在周口店遺址博物館任講解員。1979年10月任遺址博物館講解組組長。1986年2月聘為文博助理館員。1989年5月聘為文博館員。1983年3月任遺址博物館社教部主任。

　　2002年市院共建後，周口店遺址博物館移交房山區管理，繼續任博物館社教陳列部主任。2005年遺址博物館成立“尋找北京人”辦公室，任館員，開展尋找1941年丟失的北京人化石的工作。

　　2009年10月退休。

　　王志苗：我的一生都在周口店工作

　　從周口店中學到周口店遺址

　　1971年我們從周口店中學畢業就分到了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北京猿人遺址管理處，那時候還叫工作站。我們來了以後就先到所裏集中培訓了一段時間，當時研究所還在德勝門的祁家豁子。裴老、黃萬波、尤玉柱先生等所裏的很多老先生都給我們授課。裴老先講到了北京猿人，聽起來這個詞不陌生，因為我是在周口店長大的，經常到猿人遺址去玩兒，可是真正理解起來就非常難。他還給我們講人類的歷史，從五十萬年開始講，然後講到了山頂洞，還講早期的。那時我們學英語就死記硬背，不過後來在工作當中還是有用的。

　　我們集中培訓了3個月，後來就回到了周口店邊參加整改工作，邊學習講解詞，在這當中還有老師還不斷給我們上課。我們還會參加不同的學習班，所裏對我們這方面的培養也是挺重視的，像地質學、古生物啊，我們都是輪着去聽課，因為當時有觀眾，我們還得講解。聽課回來得消化一下，有一些東西可能當時對講解工作用不上，但是對以後的工作會有幫助的。

　　我們原來的展廳叫作中國猿人陳列室，後來擴展到了遺址裏面的老館。但那時是新建的，回字形的。我們就在那裏面重新佈置內容，比如説做布景箱，我們一邊幹活，一邊互相監督背講解詞，所以那時候挺有意思的。我們當時的講解詞，第一是講人類的孕育，從地球有50億年的歷史慢慢開始講，從單細胞、多細胞，講到了兩棲類、爬行類、哺乳類，後來講到人類，一步一步講起。

　　1972年開始，預展了一段時間以後，我們這些同學基本上就都能講得很熟練了。那時參觀的人挺多，有時一天就來兩千人，我們講的口乾舌燥。那時候就是單純的背講解詞，然後根據觀眾的類型講，恨不得把我所知道的東西都灌輸給觀眾。觀眾最感興趣的就是北京猿人，那時候也叫中國猿人，周口店還有一些什麼發現，他們使用什麼樣的工具等。也有人問丟失的頭蓋骨到底到哪了，對一些敏感的客人、觀眾，我們可能不講，但是對我們的國人，我們一般都把這段歷史告訴他。我們就講，這個叫“北京人”化石，當時是在幾個美國人手中被弄丟的，下落不明。當時也有人就問，你們怎麼沒找啊？我們説找了，沒找到，當時我們只能這樣回答的。

　　70年代後期，有一位外國客人來參觀，當時我也不知道他是誰，我就給他介紹周口店的重大意義，什麼國寶單位啊，“北京人”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位置啊，“北京人”的行為特徵和體質特徵啊，還有他們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如何生存下去，等等。後來他就給我來了一封信，從他的信中我知道他是英國大使館的費恩先生。他説周口店是中國人的遺産，也是全人類的遺産之一。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以後，我們就看到周口店遺址的重要性了。不光我們重視，國外的好多同行也很重視這個地方。

　　除了部隊的觀眾以外，還有很多觀眾是學生。因為他們考大學的時候，歷史部分有四道小題是關於周口店的，所以大部分學生在高考之前，會抽出點時間來周口店看一看。學生和普通的游客問的問題也不一樣。比如小學生，他們就想看看周口店是什麼，我就告訴他們，周口店有北京猿人化石發現，有山頂洞人的化石發現，還有多少個地點，帶他們去看一下，他們就看著玩。但面對大學生，你要是那麼系統地給他講就不行，給大學生講主要突出50萬年前的人在人類發展歷史的長河當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當時人的行為特徵是什麼，體制特徵是什麼；它們與我們現代人相比變化是什麼。再到後來1994年又做過一次整改，所裏研究留下的邊邊角角的小東西，我們就放在一張桌子上，讓孩子們看一看，動手摸一摸，感受一下石頭和化石的區別，孩子們對這些很感興趣。

　　我們那時候基本上是周一休息，周二政治學習。但是周一休息的時候，我們也都得學習。因為那時候大家都對知識掌握得不夠，觀眾提的問題又是五花八門，不學不行，我們就利用周一的休息時間去聽課或者跑跑周邊的地形，看看什麼石灰岩、花崗岩之類的。周三到周日我們正常接待觀眾。因為我們的家都在周口店附近，所以我們有時候回家，有時候就在遺址住。

　　到了1982年我生孩子以後，開始做社教部主任，但是我還繼續從事講解工作，因為我們那時候講解員少了，還要參加整改工作，工作量還是挺大的。到2002年周口店市院共建以後，我才不做講解工作了，我們那批同學陸陸續續就離開了。因為當時人們都覺得博物館的工作既寂寞又清貧，所以有的同學到工廠去了，有的唸書走了，幹什麼的都有，都出去了。現在就是高克勤還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在北大教書，他在我們這裡面是最有才華的一個。

　　因為我們所是做研究工作的，基本上就沒有講解詞，要想把研究成果變成口裏能講出的東西，就要把它研究透，實在不明白的就去請教老師，搞清楚了研究再回來給觀眾講就好講了。不光是我有不明白的問題，其他的同事們也有不明白的，大家就互相交流，把這問題解決了。講解員更替得特別快，有一段時間有些學生在沒有參加工作之前，也會來這兒參加一些講解工作。講解員更替的時候，我在前邊講，他在後邊邊聽邊記，慢慢也就能講了。到了後期，我們把圖版上的內容都消化了，也就形成了固定的講解詞，新來的講解員就照着講。博物館事業應該是深入淺出，常講常新，可是這説起來容易，做起來特別難。深入淺出的前提是要對講解的東西了解透徹，其次還要不斷深入，才會常講常新。

　　到了後期我還培訓新的講解員。培訓他們的時候就要求他們，首先要有良好的儀態，站要有個站相，眼睛平視，面帶微笑，不能繃着臉給觀眾，也不能死盯着一個觀眾講，更不能盯着一個角落講。新講解員膽小，別看詞他都會了，可一站在那兒就心慌。我就得告訴他，一回生，兩回熟，慢慢他就會講了。

　　和周口店有關的那些人和事

　　我剛參加工作的時候，周口店正在整改，還沒開館呢，預展時有郭老，有竺可楨副院長，好像還有楊老在。原來的老館，路是在一個坡上，那坡上剛弄完水泥，車又不能壓，那怎麼辦？後來我們領導就説，把那兒鋪上草墊子，再澆上水，我們那時候也年輕，我們就用推車把這幾個老先生從下邊推到上邊去。1955年的時候，朱德同志也來參觀過，我們還有照片。

　　我們那時候給很多領導人和名人都講解過，像小布希、楊振寧都來過，經常是剛開始講的時候不知道他是誰，等他走了陪同的人員告訴我們，剛才是給誰誰誰在講解。

　　我們還去過楊鐘健先生家，我們跟自然博物館的張寶堃、韓兆寬湊在一起去看楊老。楊老家在地安門。楊老特別健談。楊老還教導我們科學要實事求是。楊老當時還説了一句話，“雞鳴好，好雞鳴”。我們都不懂其中的意思，後來楊老的兒媳婦任葆薏到所裏頭，我們就問她楊老説的“雞鳴好，好雞鳴”是什麼意思。她説，楊老是屬雞的，他這一輩子就跟雞一樣，要不斷地重申自己的觀點。現在回想起來楊老那時候跟我們講的這話也挺有意思的。

　　賈老給我們留下的印象也特別深。1978年我們參加整改的時候住在所裏頭，那時候賈老家住北郊的圖書館。我們晚上出去看電影，回來後發現門鎖上了，我們進不去就叫門，叫好半天，把賈老從他的房間裏叫出來了，都11點多了。賈老説你們幹什麼去了？我們説看電影去了。最後是賈老給我們開的門。我們經常去賈老家，大家都叫他賈爺爺。賈老説，我家的資料隨便看，隨便找，你用完了給我放回原地就完了。他的兒子賈彰跟我們關係也非常好。我在賈老家看到一張照片就問，這是什麼啊?賈老説，這是我早期在周口店時候的照片。我説，賈老你那麼年輕啊？賈老説，現在老嗎?我説，不老，不老。賈老有一張照片，就是賈老最後一次來周口店，他要找一棵銀杏樹，他説他年輕的時候就在那裏看過那棵銀杏樹，現在還想去看一下，我們就帶他在那兒留一張影。照完那張照片，賈老2001年就去世了。

　　還有一次綜合研究的時候，所裏的科技處長王世階跟我説，要交給我一個任務，要我保證完成好。我説，你説説看我能不能完成?他説，你帶着裴老去泥河灣吧。我説，帶裴老上泥河灣怎麼帶呀，裴老有病，在路上可怎麼辦呀?他説，沒事，我把你送上火車，你到宣化下火車，咱們所裏好多人在那兒接你，開車接你去泥河灣。他説，從北京到宣化這段沒有人去，人家都坐汽車去會晚幾天。你是搞綜合研究的人，你得先走。我説，行。他説，你可得做好思想準備，裴老有病。我説，是啊，裴老有糖尿病等好多病呢，這怎麼辦呀?他説，沒事兒，咱先上裴老他們家吧。我那時候膽兒特大，就跟着王世階到裴老家了。裴太太説的一句話我印象挺深的，她跟裴老説，你呀，就坐火車去吧，別坐汽車，你現在就看風景，走一路能看一路，你要坐汽車一下就閃過去了，什麼都看不見。現在我年齡也偏大點了，我現在出去也坐火車，走一路觀一路風景是挺有意思的。那時候一起去的也有賈老，賈老那時候算年輕的。我把裴老的行李、賈老的行李都背着。到了宣化以後，火車上人特別多，我們根本就下不來，咱們所裏好多師傅，還有好多科研人員就跟保護首長似的，擠在車廂的兩邊，把裴老從上邊往下給擠下來的。雖説北京到宣化時間沒多長，可是我感覺這段時間可太長了。到了泥河灣我們就每天陪着裴老。

　　還有一件事我記得比較深，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那樣布景箱，反映山頂洞人時期的生活狀況的。我們剛參加工作的時候，要一邊背詞，一邊做模型。我跟張麗芬我們兩個一起做模型，做到小松樹的時候就遇到了麻煩。模型師傅就説了，咱們弄一點鋸末，弄上點清漆，拿個掃帚往上面一蘸，再往鋸末裏頭一滾，就是一棵小松樹了。結果這鋸末可難找了，一個同學説他們村有一個廠那裏有鋸末。我和張麗芬兩個跑到四公里以外的工廠終於弄了一麻袋鋸末回來。那個浙江美院的美工老師説他要做雕塑，讓我做他的模特兒，山頂洞人縫的是獸皮，我們也沒有，就給我拿一件大褂。我就這樣一隻手拿着一件大褂，另一隻手拿一根針，跟這師傅幹了一天，連中午飯也忘吃了，雖然累，但那時候覺得工作特有意思。

　　2002年市院共建周口店後，我就到了地方上。11月30日，當時的文委副主任邢景旺跟我説科學院的人都走了，就剩我一個了，讓我值夜班。我晚上在遺址監測辦公室的小房間裏面，房子天花板有一截暖氣的管子，晚上剛睡着，我就感覺頭頂上有東西輕輕地撓。我嚇得頭皮都直髮顫就嗖一下坐起來，一開燈看到一隻大老鼠。我被嚇得一夜沒睡，坐著到天亮！邢主任交給我的任務是真難完成。

　　現在周口店基本上沒有怎麼變，只不過公路加寬了，植被越來越好。特別是我們單位，年年種樹，我們參加工作的時候，年年都綠化。我這個手指頭就是在山上猿人洞門口綠化的時候砸傷的。

　　我們對“北京人”的尋找

　　從我接手社教部主任的工作以後，我就把這些化石註冊登記了。因為我在剛做綜合研究的時候，就在所裏頭北郊祁家豁子的標本館整理過化石。我就想怎樣多補充一點周口店的化石材料，讓觀眾多認識一些。我把那化石分門別類，一個一個地做出來，記錄在上面。所以，有一次與所裏交接化石就有一個化石錯了，他們還不信，我拿出我做的記錄，他們也無話可説了。市院共建以後，我們的確是忙起來了，工作量加大了，那時我還在社教，也兼着陳列這部分工作，我們發現了第27地點，就是田園洞，還要做展覽，還要去找資料。我們那時候跟搞開發的主任，一晚上一晚上都不睡覺，就在那辦展覽。第二天該開館了，我們的展覽有一點小問題都要把它整理改正過來，所以這時候效率高了是真的。

　　2005年，遺址成立了尋找辦公室以後，我就開始做尋找“北京人”的工作。因為我們當時的線索很多，全國各地哪兒都有打來電話的。當時有一條資訊我們覺得價值挺大的，都希望它是真的。就是天津的醫學院，因為以前那是個美國兵營，“北京人”頭蓋骨在那裏轉机過。天津的一個人寫了一封信，而且他還多次打電話，讓我們到那兒去找。等我們去尋找時，人家就説放頭蓋骨的那個地方，早就蓋了新的實驗樓。當時我們抱了很大希望，我們想著地下室裏會不會有，結果也沒有，就把這條線索給否了。

　　後來河北白洋淀又有人提供線索了。於是我們與中國地質大學科學院的地質所聯合起來又去了河北的白洋淀，在麥田裏面進行了兩次搜尋工作。就像給人做CT一樣，我們給大地做了CT。把一米一個方的格用線拉上，用儀器來測。結果勘探了好長時間，最後也是沒有希望，我們就回來了。

　　周口店對我影響很大，剛到周口店的時候，我就是一個什麼事都不懂的小孩，在周口店不斷學習，也不斷成長。現在我退休了，我覺得我們遺址會越做越好。首先從我們的管理上看，在國家的資助下原來我們有周口店的老館—1971年建的“回”字形館，現在又建了新館。國家越重視博物館的建設，資助力度也會越大。咱這新館變化也挺大，我們增加了大量的化石，這就是直觀的東西。其次我們的講解員比以前多了，而且比以前漂亮了，服裝也挺美的，比我們那時的白上衣、灰褲子強多了。我們那時候做講解員，一邊講解一邊收票，還兼職做了導游工作，現在講解員的工作環境好多了。不過我們那時候的工作環境雖然不好，但是跟整個當時社會環境來比就算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