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炳溪：我人生一大半的時間都在周口店

蔡炳溪

　　蔡炳溪，1971年9月—1977年2月在周口店遺址博物館任講解員。

　　1977年3月—1980年2月在南京大學地質係學習。1980年3月在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實習。1981年5月在周口店遺址博物館任實習研究員。

　　1985年11月任周口店遺址管理處副主任。1986年2月聘任為助理研究員。1994年11月任管理處第一副主任，主持工作。1996年11月任常務副主任（正處級）。1997年10月聘為副研究館員。2000年10月任周口店遺址博物館館長。

　　2002年12月調回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歷任所物業主管、安保主管、副處長。2015年10月退休。

　　蔡炳溪：我人生一大半的時間都在周口店

　　我是周口店的一名講解員

　　1971年，正好在建周口店遺址的新館，研究所正好要搞這個展覽，就從我們學校招了十個講解員，我就是這樣被選到科學院的研究所來工作的。我們參加工作以後到研究所有一個崗前培訓。1971年的時候“文革”最亂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所以我們是非常幸運的，從我們的老所長楊鐘健一直到裴文中、賈蘭坡、吳汝康這幾個院士都給我們講過課。當然給我們這些剛剛畢業的學生講這些，老先生們都是深入淺出地講。然後，還有一些年輕的，包括當時剛進所的實習研究員他們帶着我們，包括周國興都給我們講過課。我學外語也是從這裡開始的，從ABC開始，上學的時候沒有學過外語。從1972年年初北京廣播電台第一次播基礎英語開始，正好大家有一個收音機，我們邊工作邊聽着學習。國家當時的政策開始促生産了，因為前幾年很亂。大家開始學習業務，學習科學知識。我們十個人都在學習，但能夠堅持下來把整個基礎英語學完了的，實際上可能就高克勤和我。我們從一開始到最後堅持每天至少聽一次吧，然後也背單詞。從1971年一直到1976年，我在這裡做了五年的講解員。1976年我到幹校去了一年，正好9月份的時候南京大學招生，我和另外一個同學王友琴被所裏面送去學習，等於是最後一批的工農兵學員。

　　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後中國的大門就開始對外開放了，那個時候外賓就比較多了。在那個時期大概統計了一下，來房山區的90%以上的外賓都是周口店接待的。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我接待的賓努親王，就是柬埔寨的副首相，西哈努克親王是首相。我全程接待並陪同他，然後他在我們周口店吃的午餐。那五年是周口店接待的觀眾數量比較多的一個時期，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毛主席有一個叫作學習哲學、學習無産業專政的理論，我們周口店的陳列正好是宣傳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當時的政治活動結合得比較好，所以很多觀眾來這裡參觀，包括工人、農民，還有部隊軍人。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每天要接待十幾二十次，一批一批的觀眾進來，然後我們就是照本宣科，就是講周口店的“北京人”的情況。

　　那個時期啊，從觀眾的角度來講，尤其是普通的工人和農民，他們對於人類的起源和人類的發展過程的東西了解得比較少，他們到這兒來願意聽講解，也願意了解整個人類的起源和人類發展的過程。當時我們的陳列實際是一個生物史的陳列，從生命的起源然後到整個生命的演化，從魚、兩棲動物、爬行動物發展到哺乳動物到人類的過程。所以觀眾感興趣的點也不同，比如有的喜歡生物進化這一塊，魚怎麼上的陸地，兩棲動怎麼變爬行，然後哺乳動物怎麼出現，最後古猿到人類的出現，側重點不一樣，所以他們問的問題也不是完全一樣的。那個時期有工農兵學員，也有很多大學生來周口店參觀，尤其是學歷史的、學地質的，他們也希望來這裡學習來補充課堂裏學不到的知識。我們接待外賓講解時有時候也會用到簡單的英語單詞和對話，説實在的，我的語言天賦並不是很好，讀和看書包括筆記這些方面能力可能還可以，但是我的口語差一些。一些專有名詞，外賓是不懂的，我們就給他們提醒一下。

　　我最早到周口店是在1961年前後，因為我父親到這兒附近的一個煤礦工作，1966年我們家就搬到這個地方，當時我才11歲。那個時期周口店叫中國猿人陳列室，我的印象不深。我們上中學的時候，有的時候到這裡來玩，當時的環境應該説還是很不錯的。我記得最早上山的時候，進了停車場以後是臺階，上了臺階以後再進去，兩邊都是樹，路不是直的，是彎的，斜着上去就到了接待室，接待室的前邊有一個水池，然後再拐彎才能再上臺階到陳列館。所以當時我記得我們老鄉説過“曲徑通幽處”，就是這個感覺，一步一個景，你不走到跟前你是看不到其他地方的。但是我參加工作的時候就把那個路給打開了，臺階變成了搓板路，一下就看到頂了，反而沒有那種意境了。當時遺址的保護情況還是不錯的，因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除了種樹，整個遺址就基本上沒有怎麼動，環境還是不錯的。附近的一些水泥廠、採石場、石灰廠的規模都很小，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後來袁振新先生還打過報告，批了之後才把這些廠子關閉了。

　　從講解員到管理者

　　我從南京大學地質係的古生物學專業畢業之後，又回到所裏。我們原來的老所長要求新畢業的學生在所標本館、圖書館都要進行實習，實習一段時間以後再分到各個單位工作。我又回到周口店是1981年的5月。從1978年開始周口店為了1979年“北京人”發現50周年的紀念做了一個綜合研究。綜合研究裏面有一部分就是周口店遺址的發掘，實際上是在我上學期間就開始發掘，到了1979年做出了一些工作。我回來以後首先協助袁振新先生在周口店繼續“北京人”遺址東部的發掘工作。因為第四紀地質尤其是洞穴的發掘，和我在學校裏面學到的那些還不完全一樣，所以我跟袁先生在這裡又進行了差不多一兩年的野外發掘。博物館開放時我還負責一些重要的外賓、領導人的接待工作和一些針對比較專業的參觀者的講解工作。然後對當時周口店的講解員還要做一些輔導工作。

　　在遺址東部的發掘時發現了灰燼，還找到了靈長類的一個小頭骨（後來修出來的），找到一些類似石器的石製品，但沒有找到人類的化石。1982年結束的時候就把東部的堆積給暴露出來了。發現東西倒不是説很重要，我們當時主要的目的是把東部打開。到了1985年年底，所裏任命我擔任這裡的副主任，作為袁主任的副手。1994年以後我擔任常務副主任，這時袁主任就回到所裏了，我們這裡就沒有主任了，所以我開始主持工作了。2000年所裏搞聘任制的時候，我當了館長。我在周口店實際上工作了三十幾年。我在1985年之前作為這個業務副手，主要在袁主任的領導下進行周口店當時的發掘工作，還有就是整個周口店的接待工作，而且那個時期正好趕上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所以我所做的工作裏面主要還是旅游方面，後來才做了博物館方面的工作。真正在博物館工作實際上是從80年代以後才開展起來。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我提出來的我們這個博物館的宗旨，總結出來就是：第一點是遺址的保護，因為1987年周口店就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産了，所以它的保護應該是我們首要的工作，把遺址原貌保持好，減少它的風化這是當時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把周口店出土的豐富的古人類化石，包括石器還有大量的動物化石等文化遺物向廣大人民群眾宣傳，讓他們了解我們人類的歷史，這是第二方面的工作。第三點是促進我們研究所的這個學科和國際上的交流。

　　1987年周口店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為世界文化遺産，第一批包括故宮、敦煌莫高窟、兵馬俑、周口店、泰山和長城。在這個過程中世界遺産委員會組織的專家，包括國內外的很多專家都來周口店考察，來認證這個地方。當時所裏面把我們那些老的院士全都請來了，為他們來解説。

　　1994年我就開始主持博物館的工作，世界文化遺産的牌子給周口店的推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個時期國家也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尤其在經濟方面。我和袁先生一起為了保護遺址，向北京市政府寫了一封信甚至一直給到當時的總書記。為了遺址的保護要把水泥廠搬遷是一個很費力的工作。因為當地老百姓的生活大多要靠這個企業，所以來自各方的壓力也很大。但不管怎樣水泥廠是有污染的，山上很多植被到夏天的時候葉子上都是一層灰，污染很厲害，這個我確實是切身感受到的。開始老百姓是非常反對我們關水泥廠的，但是到了90年代的時候老百姓也感覺到污染嚴重了，因為院子裏洗了衣服都不敢曬，曬了以後就一層灰，所以到最後老百姓自己也要求關閉水泥廠。

　　周口店作為一個遺址來説，保持原貌應該是最好的。從我們研究所建國以後建立工作站開始逐步蓋了辦公用房，當時是賈蘭坡賈先生一直任工作站的站長。後來在1953年由中科院出資，建了一個三百平方米的陳列館，叫陳列室，開始對外開放，接待觀眾，而且當時觀眾是很多的。因為那個時候剛解放，老百姓對這個也非常感興趣，好多人到這兒來看，了解些簡單的知識。然後在“文革”期間停了幾年，後來建了新館，叫北京猿人展覽館，為了博物館的工作需要又建了一些辦公用房。但是我們的老所長楊老建議在遺址周邊修一條小的柏油路，把整個遺址給它圍起來，保護遺址。賈蘭坡院士生前也説過把周口店變成五十萬年前的樣子，讓人一進去仿佛回到那個時期。當時因為我們研究所地方很大，但在基本建設方面我們幾乎上沒有做什麼東西，1998年、1999年的時候院裏面專門撥下來錢，讓我們對接待室進行了翻修和加固。在陳列方面我們也做了幾次改陳，最後一次是在2001年，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展示了一些新的成果。遺址外貌基本上保持原來的樣子，但是當時我的想法是應該把博物館遷出來，把遺址恢復到原始面貌。

　　值得一提的還有1970年的陳列。1970年因為是“文革”期間，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也在搞“文革”，這些科研人員搞了幾年以後都已經很疲憊了，每天要寫大字報。因為我們這門學科和辯證唯物論有關聯，都是很好的教材。研究所就提出在這兒辦一個從魚到猿，從猿到人的個生物史的陳列，然後跟我們學校借講解員，我們學校當時是6個班（當時叫排），以六排為主，然後其他班的一般抽兩個學生去講解。去了以後給我們培訓，發講解詞，背下來就行了。我和高克勤那時就到周口店來講解，講了一週時間，然後就回學校了。講解那幾天郭沫若院長來了，軍代表也來了很多。

　　為了讓遺址博物館有更好的發展空間，2002年跟北京市政府達成共識共建，房山區政府和我們研究所一起來洽談具體的事情，主要是登記標本哪些轉到地方，哪些收回所裏，還有就是我們職工去留問題。所裏面當時的黨委書記跟我談把我和一個碩士生留在所裏面，剩下的13個人留在地方政府。

　　交接過程中很多業務的開展地方政府不太清楚，我們所還繼續幫助他們。首先是博物館的展覽，陳列這些標本，因為陳列我們也是剛剛做完一年，所以把這些東西都登記以後全盤交給當時是房山區文化委員會一個副局長過來接手的。正常的工作該怎麼做還是怎麼做，每天正常開館，接待觀眾。當時我們還是有幾個職工在這兒，後來又補充進新的職工和我們一起把工作慢慢理順，最後都磨合好了。

　　當時周口店沒有自己的標本庫，標本都是屬於所的，博物館陳列需要什麼標本，雙方確認在登記本登記好了，現在使用權交給房山區，交給咱們新的博物館就行了。因為我原來就在這裡工作，跟地方幹部比較熟悉，包括後來的館長楊海峰，我們都很熟的，有什麼問題大家説一説就基本解決了。

　　留在地方的十幾個職工，他們原來是中科院的人員，突然讓他們把編制回到地方，他們從心裏面是有落差的。但他們照常工作，堅守崗位。所以説留在這裡的職工保證了博物館的正常運作，也才有了今天的發展。

　　我對老先生們的印象

　　應該説我最早接觸這些老先生就是參加工作的時候，我記得非常清楚，從我們入所，楊鐘健所長就給我們詳細介紹了研究所。後來包括裴老、賈老都給我們講課。因為周口店還是屬於第四紀，裴老發掘了第一個頭蓋骨，賈老專注舊石器的研究。楊老和裴老一個是1979年去世的，一個是1981年去世的。在這裡當講解員期間一些大的活動，我們的所長都會到這裡，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小孩就跟在後面，聆聽了很多教誨。我最後一次接觸楊老是在上大學期間，應該是1978年或1979年，我記不太清楚了。楊老從廬山下來住在南京，我們從學校去看他，楊老就問我和王友琴在這裡學什麼，我們説學古生物地層。他就説你學這個幹嘛到南京來學呀，在古脊所全學了。這是我們和楊老最後一次見面。我們接觸比較多的是賈老。賈老對周口店的感情可能更深，包括賈老的兒子跟我關係也非常好。賈老自己説他們家的傳統教育就是每年來一次周口店，有的時候都不止一次，帶上子女甚至孫子輩的。賈老很平易近人，對我們這些小字輩非常關心，對周口店的保護賈老也傾注了很多的心血。

　　建國以後賈老是周口店工作站的第一任站長，所以他對周口店的感情非常深，直到他去世對周口店都非常關注，從保護工作到陳列，再到科學研究方面他都很關注。賈老每次來我都陪同他，每次到周口店遺址他都會給我講出一些新的東西來，講他發掘時候的點滴事情，當時他已經是八九十歲的高齡了，但是他思維非常敏捷。記得非常清楚有一次，他專門囑咐我説你把周口店一定要看好。意思就是説這是我的家，一定給我看好家，一定要把這個遺址保護好，而且應該讓它越辦越好。

　　賈老是1998年發起的“北京人”大尋找，在這個工作中間主要還是一些作家、記者、媒體到這兒來了解當時的一些情況，他們要實地來看會更深地理解賈老講的這些情況。所以當時我的主要工作還是為這些來周口店採訪的同志介紹周口店的情況，包括我所知道的以前的情況和現在的情況，為周口店當時的尋找活動提供一些素材。賈老聯繫那些院士發起尋找“北京人”活動，就是想在20世紀末能夠找到一些線索。這也是老先生多年的一個心願。

　　周口店對我人生的影響

　　我是1955年出生的，在“文革”期間我正好上小學。我們上學的時候沒有自己的選擇權，不像現在的年輕人畢業以後可以由你自己選擇。你自己上學包括參加工作都沒有選擇，可能相對那些上山下鄉的人來説我算幸運的，但是我已經六十多歲了，我現在感覺我沒有上山下鄉也是遺憾，缺少那方面的歷練，對人生可能也是個遺憾。

　　周口店算是我的另一個家了。我對周口店心裏面一直割捨不下，後來我回到研究所工作很長時間都不適應那裏的工作。我最初的想法是我在周口店退休，但後來沒有實現。我平常非常關注周口店一點一滴的發展，它在電視上每個小的新聞我都非常關注，我希望周口店能夠更好地發展，為我們國家的科研事業、博物館事業和旅游事業都起到它應該起到的作用。説實在的，我百年以後不能留在周口店這是我的一個遺憾。因為它確實影響了我的一生，決定了我的一生，我這幾十年的工作都投入到這裡來了。

　　2002年院市共建之後，周口店的發展比原來要好很多，地方擴大了，保護區的面積也大了。現在遺址也已經逐步恢復到 原始的狀態，應該説是很好的。真正要做好這個工作下一步應該就是把我們的科學研究和遺址的發展更緊密地結合起來。

　　另外，現在北京市的所有郊區縣大概都有博物館了，房山區只有我們周口店遺址的博物館。因為房山區的歷史從戰國一直到元明清是不間斷的，而且塔在北京市是最多的，地上的文物和地下的文物都非常豐富。博物館也可以把房山區的一些不同時代的文物做臨時展覽，不僅可以豐富周口店遺址博物館的內容，還可以增加我們這個博物館的活力，讓來參觀的觀眾除了了解周口店之外，還可以了解整個房山區的歷史。我是一個老同志，作為老同志不成熟的一個想法提出來，將來這需要領導來拍板。

　　周口店現在的陳列我看過，脈絡形式基本上差不多，就是陳列形式的變化多一些。遺址博物館的基本陳列還是應該立足在遺址本身，將來有條件的話可以引進一些更形象更生動的比如聲光電這方面技術。以前我的一些設想，現在在新館很多都實現了，但是在這方面還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