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星:與周口店遺址結緣,是我們的幸運,也被賦予責任

日期:2018-08-29 14:04    來源: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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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星

  高星,1962年生於遼寧省寬甸縣,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1985年在北京大學考古係獲學士學位,1988年於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獲碩士學位,2000年在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人類學系獲博士學位。曾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周口店古人類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是舊石器時代考古和現代人起源與演化。主持國家科技基礎性工作專項、中國科學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研究項目;主持過重慶三峽庫區、湖北丹江口庫區舊石器時代遺址的搶救性發掘項目和水洞溝、周口店、泥河灣等古人類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工作。致力從物質遺存的角度探討現代人類起源,用考古證據系統論證東亞古人類“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的理論;提出現代人起源與演化的“區域性多樣化模式”;提出中國古人類演化的“綜合行為模式”;提出中國舊石器時代的“兩期斷代”説;提出東亞舊石器時代手斧“本土起源+外來影響”説。發表核心期刊論文100余篇,科普文章50余篇,撰寫、主編專著10餘部。目前擔任亞洲舊石器考古聯合會主席,中國考古學會舊石器專業委員會主任,吉林大學和西北大學兼職教授,中國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人類學學報》和《第四紀研究》副主編,《中國科學》《考古》《考古學報》、Archaeology-Ethnology-Anthropology of Eurasi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L’anthropologie、Lithic Studies、Reviews in Anthropology等期刊雜誌編委。

  高星:與周口店遺址結緣,是我們的幸運,也被賦予責任

  我對周口店遺址的最初印象

  1981年秋天,我考入北京大學。開始時是在歷史系考古專業,1983年考古專業升格為考古係,現在已經變為考古文博學院。第一個學期的一門重要課程是舊石器時代考古。舊石器時代考古必然要涉及周口店,所以這個學期開始不久,我們就在呂遵諤先生的帶領下,到周口店遺址進行參觀。周口店肯定是一個學術聖地嘛,對考古的學生或者學者來説是必須要去的地方。那是我第一次去實地體驗,去朝聖周口店遺址。

  現在的周口店與當時相比變化非常大了,現在有新的博物館、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但是當時呢,這個遺址總體來説很古樸,首先道路、周邊的環境跟現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很簡陋。很多的建設發展與現在相比差得很遠。那時遺址本身沒有什麼建設,當然各個遺址點還是很好地被保護下來,進行有序的管理。但是當時參觀者很少,一些標誌並不清楚,博物館也是,就是現在已經被改造為科普體驗館的那個大房子,跟我們現在高大上的新博物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總體來説,當時的遺址博物館保持了發掘後的原貌,但是保護、管理、展覽,甚至在研究方面都處在比較初始的一種狀態。

  周口店遺址實際上對我們國家來説,是一個人類學、考古學的科研基地,也是一個人才培養的基地,20世紀50、60、70年代舉辦過一系列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專題培訓班。我到研究所以後也參與過這樣的培訓活動。最主要的是在1992年秋季,舉辦了一個石器製作實驗模擬培訓班和一個動物考古培訓班。當時賈蘭坡先生還健在,他很關注這個培訓班。他當時已經不能親自給我們講課,但是在培訓期間他去遺址看過老師和學員。我們主要是請了四位美國學者給我們辦的這個培訓班。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中國的一些學者包括研究所的一些專家,都到現場去進行過考察,與學員進行過互動。在此之前,1985年我們面對全國舉辦了一個古人類-舊石器考古及脊椎動物的培訓班。當時全國各地有很多高校、博物館、研究所的青年學子都到這裡來進行過培訓。當時賈蘭坡先生和張森水、黃慰文、李炎賢、尤玉柱、祁國琴等諸多老師都到周口店給學員講過課。像這種培訓,應該説是在全國範圍內播下火種,對古人類學、舊石器考古學、古脊椎動物研究的開展起了非常大的、有成效的推動作用。

  老一輩考古工作者帶給我的精神力量

  對周口店早期的科研工作者,我們非常崇敬,抱着一種學習的心態去了解他們過去研究的歷史、工作的過程。我有幸跟賈老—賈蘭坡先生有過幾年的互動。賈老去世之前我跟他老人家有過很多的交流研討,包括對學科的發展,對周口店的工作,都能夠感受到先生深深的情懷。周口店是他早期工作過的地方,他有一種關愛、一種牽掛甚至説有些不放心,擔心遺址在後期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管理,被不當開發或破壞。賈老發起過“世紀末的尋找”,希望能夠找到丟失的北京猿人的頭蓋骨。其實,不光是頭蓋骨,像北京猿人的肢骨等其他的骨骼很多都丟了,還有山頂洞出土的人頭骨化石和珍貴的一些其他的遺存都丟失了。所以賈老在他晚年非常牽掛的一件事情,費盡心血的一件事情就是尋找丟失的北京猿人的材料。

  在我的學習、工作過程中,我對另一位先生—裴文中先生是有很多的了解和感悟的。我覺得裴老是非常偉大的,他是中國學者在周口店進行發掘進行研究的一個重要的開創者和領導者。當然大家都知道他是第一個北京猿人頭蓋骨的發現者,但實際上他的成就遠遠不是這樣簡單。他做了一系列探索性的、開創性的工作,而且這些開創性的工作不但對中國的相關學術發展,對國際上古人類學和考古學方面也具有深遠的影響。比如説我們現在都知道,北京猿人當時是用一種簡單的方法叫砸擊法,來開發、利用本地産的脈石英原料製作工具。但是之前學術界很少知道這種砸擊法,是裴文中先生經過大量的觀察和實驗發現的,而且後來成為學術界廣泛認可的一種石器製作的方法。另外為了證明周口店遺址出土的這些石英塊、片是人類製作和使用的工具,他也做了大量的實驗和觀察工作。當時有很多學術權威,甚至當時周口店工作的中方負責人楊鐘健先生都不認可這個地方有人類製作和使用的工具,所以還是裴文中先生頂着很大的壓力,經過大量的實驗觀察,包括模擬製作,來證明這些脈石英材料就是人類製作、使用的工具。他親自在附近的山坡尋找石英岩脈的露頭—脈石英從地層裏面風化出來,自然産生的一些碎片或者碎塊,然後與遺址發現的一些標本進行比較,看看自然的與我們發掘的有什麼區別。還有與他自己製作的進行比較,就發現周口店遺址裏面出土的很多標本確實是人類製作的,而不是自然風化的碎塊或者碎片。

  另外,他在放大鏡下對這些標本進行觀察,發現加工製作的痕跡和使用的痕跡還是清楚的,與自然産生的碎石是不一樣的。他還對動物的骨骼也做過類似的研究,所以他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思考而勇於創新的傑出科學家,是一位對我們這個學科發展具有重大開創意義的大師。我們現在特別提倡創新,實際上我覺得我們後代都很難達到當年裴文中先生在周口店遺址所做的這種開創性、創新性的工作。所以這是我們必須要學的一個榜樣,他的精神、他的學識、他的為人各個方面。後來在裴老百年誕辰的時候,我編出來一本書紀念他。裴老具有不朽的人格與業績。業績固然重要,但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都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寶貴的財富。

  老一輩考古工作者留給我們的這種財富是非常豐富的,也是對我們來説非常有 啟發和教育意義的。首先一點就是你要腳踏實地,能夠忍受寂寞和辛苦。包括裴老在內,他後來主持周口店發掘的時候,是其他人覺得這裡沒什麼意思,就到別的地方進行考察去了。他帶領少數技工在遺址繼續發掘,忍受了很多的艱難困苦,當然還有在別人看來沒有什麼希望的寂寞。如果最後有重要的發現,那麼這種發現是帶有機遇性的,但是這個機遇一定是給有準備的人的。假如不是裴老有學養和毅力,他是不可能發現北京猿人頭蓋骨的。所以這種腳踏實地的精神,能夠忍受寂寞,不急功近利地去追求短期成果的精神,正是我們身處浮躁社會中的人必須要學的。我們必須要沉下心來做一項工作,要堅信只要我們的方向是對的,我們會有成就。另一方面就是創新的精神,很多路都是我們自己走出來的,很多的發現是我們自己去取得的,並沒有説是前人已經給你準備好了材料,給你準備好了結果,等你去發表,等你去享用這種成果。所以這種探索、這種創新,是不斷去思考問題,不斷去取得新的突破,對自己有一個高的定位和高的要求,這對我們這代,對我們下一代和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人來説,都是要學習的,要讓這些精神成為我們的一種動力。

  周口店遺址是我深入研究的開端

  我是1985年到研究所來學習的,真正深入的研究工作應該是在周口店。因為在這之前,雖然在像大荔遺址、丁村遺址,還有東北的一些遺址都做過一些調查或者簡短的發掘,對材料進行一定的整理和研究,但是我覺得還是不是很深入,也不是很系統。一直到1997年的時候,我當時在美國留學,我選定作為博士論文的材料就出自周口店第15地點,為了研究這批材料,我(臨時)回到國內。我記得當時是1997年的夏、秋季,在國內應該是做了半年之久。到遺址進行清理,對剖面進行清理,對所有的標本進行仔細觀測,進行研究和分析。而且由於我當時在美國學習,也吸收了真正的國際前沿的一些研究理念和方法,所以對周口店第15地點出土材料進行了系統的、深入的整理和研究。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論文,然後又發表了若干的文章和著作,應該説這是一次系統的培訓,也使我深入地了解了周口店遺址的文化內涵,無論從材料,從方法,還是從學術思想上來説,都使我得到很大的提升,也奠定了我後來研究的學術基礎。

  2000年5月我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以後回到國內工作。我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研究所和科學院交給我的關於周口店遺址的基礎資料的收集,包括參與一定的管理、保護和相應的規劃。當時應該説,我們這個研究所面臨很大的壓力,因為當時周口店遺址管理處、博物館都屬於科學院,還沒有跟北京市共建的協議,也沒有分工,所以整個遺址的保護、管理、研究都是研究所的責任。早在1987年的時候,周口店遺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它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新聞媒體和政府的高度關注。但是當時周口店的管理和保護又不盡如人意,存在很多的隱患,包括遺址本身這些洞穴面臨着坍塌,經歷風化的科學資源的流失。還有周邊的煤窯、石灰廠、水泥廠在不斷地開山取石,這種爆炸會對遺址本身脆弱的洞穴的岩體造成破壞,還會有很多的環境污染。再一個就是周邊的環境非常不好,交通非常不便,游人和參觀的人都很難到那裏去,很難得到關於周口店的相關資訊。博物館當時也比較陳舊,因為開始就是辦了一個陳列室,後來逐漸發展成為博物館。但是由於支援的力度、經費投入的力度和重視的程度都使遺址整個的狀況令人擔憂,這也是不能符合社會的預期的。所以當時有很多的批評,包括媒體的和政府的。在這種情況下,研究所感到了很大的壓力,也感到一種責任,因為作為一處珍貴的人類文化遺産,我們有責任去保護好,管理好,當然也要研究好它。於是,研究所開始組織成立了一個辦公室,對遺址進行管理、保護、研究,就讓我做這個辦公室的負責人。

  後來因為北京市政府這時也面臨着很大的壓力,所以科學院與北京市政府就有一些互動,最後達成一個協議,在2002年簽署了《北京市人民政府與中國科學院共建周口店遺址》的這份協議。這個協議進行了明確的分工,遺址的保護、管理,包括博物館的建設、運作全部由市政府來負責。中國科學院,具體就是我們這個研究所,負責對遺址的發掘、研究和對遺址的博物館運作、保護、管理提供科學的指導。我參與了與北京市政府相關部門的交流、協商,也參與了協議的簽署和雙方一系列互動。協議簽署以後,我們不斷地把各項工作向前推動,因為在共建的框架下責任明確,大家各司其職。另外就是能充分發揮學術機構和政府不同的功能,在這個情況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從我們研究的方面不斷地有研究的成果和進展,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成就可能是對遺址本身的保護和建設。後來我們這個遺址變成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周口店遺址博物館也變成了國家一級博物館。現在相關的工作都在不斷推進,包括對遺址採取現代化的手段進行監測,也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我相信我們今後還會按照這種模式,甚至用更好的一些方法、手段把周口店遺址的保護、管理、發掘研究工作做好。

  為什麼要對周口店遺址進行新一輪的發掘

  在新的體制下,2009年由我來主持對周口店遺址的新一輪的發掘。從20世紀的1927年對周口店開始發掘,後來到1937年進行連續十年大規模發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60年代有些發掘,在70年代末也有過局部的發掘,為什麼到2009年又開始新的一輪發掘?為什麼大家一直對這個地點關注,學術界一直要把它作為研究的重點呢?就是因為這個地點重要,它材料豐富,它隱含的科學問題非常多。

  假如説問題都解決了,我們全部都得到答案了,可能這個地方就只是一個遺址、一個博物館,作為一個紀念性的、一個保護性的博物館。但實際上周口店埋藏的材料,它所蘊含的年代學、環境學、人類演化的資訊,很多還沒有很好地被提取出來,圍繞周口店這個時期人類的生存演化,還有很多的科學問題沒有得到解答。而且這些問題對世界範圍內早期人類的起源、演化、遷徙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周口店是一個寶庫,我們要通過科學研究手段這把鑰匙,把寶庫的大門給打開,把裏面各種資訊和材料發掘出來,研究出來。

  這個遺址的重要性我覺得毋庸置疑,可能大家都很清楚,甚至媒體都有很多的宣傳報道,但有幾點我覺得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為過。比如在人類演化的認識上,在古人類研究的歷史上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在這之前,我們不知道人類的歷史有多長。(當時)知道十萬年左右的歷史,因為有尼安德特人,在這之前我們不知道這個歷史有多長。雖然比周口店北京猿人更早的有像南非的南方古猿,“湯恩小孩”在1924年就發現了。更早時在印尼的爪哇島,“爪哇人”已被發現了。但是學術界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甚至是否定的意見,認為早期的化石更多屬於一種猿類的,是猩猩類的,跟人類沒有關係,因為材料太少,也比較單純,往往都是支離破碎的頭骨,得不到人類其他的生存資訊。

  周口店這個地方,首先是1929年12月發現第一個猿人頭蓋骨,所以很多人覺得很重要。實際上之後發掘出來大量的石器,還有人類用火的遺物和遺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麼呢?因為這些文化的遺存就支援了一種判斷:北京猿人這種化石,可以説是古人類的成員,他確實已經進化到人類了。因為他們能夠製作和使用工具,能夠用火。而這兩點恰恰是爪哇人和南方古猿當時沒有發現的證據。因為通過北京猿人文化遺存的發現就知道,看起來這種人在骨骼方面確實有很多原始的形狀,比如説大腦還比較小,額骨比較扁平,眉脊都比較突出,跟我們現代人很不一樣,但是他們已經具有文化的行為能力,能夠製作和使用工具,能夠用火,所以毋庸置疑他們是人類大家庭的一員。

  因為“北京人”的這些材料加上文化遺存和化石的發現,所以學術界就發明瞭一個詞叫作“直立人”,有的時候俗稱“猿人”。當時把北京猿人為代表的人類演化階段,(當時認為是最早的人類)叫作直立人。直立人一個重要的行為特徵就是能夠直立行走。因為“北京人”的發現,我們知道人類在演化,初始階段有直立人這個階段,而且很漫長。從“爪哇人”那個時候已經開始直立行走了。

  另一個説法就是説北京猿人的發現“解放”了“爪哇人”。實際也就是説,把大家不認為是人的這些“爪哇人”化石,後來因為“北京人”的發現,歸到人類大家庭裏來了。所以這是人類學研究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里程碑。當然我們現在知道,在直立人之前,北京猿人之前還有能人,還有南方古猿。要是從嚴格的定義來説,直立人已經不是很確切地來描繪這個階段人類(的名稱)了,因為從南方古猿開始人類已經可以直立了,但是在學術界,尤其是生物學上命名有個優先的法則。這個詞彙給它,你不能隨便改名的,不同的人類演化階段有不同的名稱。

  從北京猿人這個直立人階段後來演化成早期智人。我們周口店也有早期智人代表性的遺址和材料,就是第4地點。第4地點雖然人類的化石材料很少,以一顆牙齒為代表,但是它是早期智人重要的一個演化階段。那到晚期智人呢,也主要是以在周口店發現的材料為依據、為代表,就是山頂洞人。一共發現有八個個體的晚期智人,也就是我們所説的現代人。所以周口店埋藏着我們人類演化三個重要階段的代表性材料,就是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這是在非洲之外,人類演化歷史最長久,證據和記錄是最完整、最連續、材料也是最豐富的一個遺址。

  所以為什麼1987年周口店遺址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中國當時第一批六處世界文化遺産之一,而且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動邀請我們中國政府必須要申報的遺址,就是因為它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地位。近年在世界範圍內,在這麼多的世界文化遺産的名錄裏面,真正屬於古人類階段的遺址還是非常少的,我們周口店的遺址就是其中一處。在中國,我們現在應該是有將近50處文化遺産,它是唯一的一個古人類遺址,唯一一個超過萬年的遺址。所以它的地位,至少在中國、在亞洲是無與倫比的。在世界範圍上也是屈指可數的。

  (新)發掘的地點就是最核心的第1地點的西剖面。但是這個發掘不只有純粹的學術目的,或者説僅僅為了找到新的北京猿人的頭蓋骨和一些其他的遺跡或遺物。學術目的固然很重要,但是這次發掘主要的目的是配合周口店遺址的保護規劃,為了能夠落實一些保護的措施,能夠把遺址的剖面進行很好的清理,去除一些危石、松動的土石和長期的風化所造成的裂隙類的隱患,使遺址能夠更好地保存下來、保護下來,為子孫後代研究、參觀,包括作為世界文化遺址地向公眾、向社會、向世界的展示提供更好的基礎和條件。所以我們這次的發掘是一種綜合性的,有很多的考慮。我承擔這次發掘的策劃和主持工作,從2009年開始至今沒有間斷,雖然只是在二十平方米這麼一個很小的區域內,但是發掘是非常精細的。因為有很多的考慮,比如説保護的問題,將來剖面長期保存的問題。另外就是怎麼用現代的科技手段非常精細地、非常帶有學術目的地進行很好的發掘。因為這裡的一石一砂都是帶有科學的資訊的,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這項發掘持續了很久,雖然沒有像外界經常預期的那樣,再發現北京猿人的頭骨。因為北京猿人的頭骨丟失以後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巨大的遺憾,都希望發現新的頭骨來彌補這個遺憾。但是我們發現了很多北京猿人製作和使用的石器,還有他們狩獵和進行餐食剩下的動物骨骼,還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得到了非常確鑿的用火的證據。在發掘的過程中,我們系統地提取了地質學、年代學、沉積學的樣本,這對周口店遺址形成的過程,古人類在裏面的活動,人與自然營力的交互作用都能提取非常重要的資訊。而且這些資訊,對於回答周口店遺址是否是古人類的家園,是否是洞熊和鬣狗的巢穴,人類會不會有控制地用火,會不會狩獵,他們的工具使用是什麼狀態等最基本的又是非常重大的學術問題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和研究的基礎。

  周口店遺址剩下的這塊堆積是非常珍貴的。我剛才説過任何的一石、一砂、一土都含有珍貴的科學資訊在裏面。所以我們必須要考慮到發掘的雙重性。考古發掘一方面能夠把這些材料發掘出來供我們進行研究,提取珍貴的科學資訊,另一方面也是一種破壞,因為發掘完了以後,原生地層、原生堆積就消失了,是不可再生的一個過程。我們現代的理念就是嚴格地控制發掘,假如不需要發掘一定不要發掘,可發掘小的面積就一定不要做大。首先要保護,要保存這種資源給子孫後代。我們也是很好地貫徹了這種理念,但是遺址的核心部位又必須要發掘,因為在長期的風化、剝蝕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的裂隙、空洞。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大規模發掘時,是沒有保護這個理念的,所以我們現在去看這個猿人洞,雖然挂着牌子或者解説詞都説猿人洞,但別人去看就是一個大坑。這就是因為十年大規模發掘把裏面的堆積物全部給移出去了,現在的發掘絕對不會這樣做的。後來,比如20世紀60年代,又在旁邊接續進行了一些發掘,這些發掘也對遺址造成了一種影響。它剩下的剖面都凹凸不平,又有自然風化的作用,所以假如不進行新的發掘和清理,這些珍貴的科學資源所賦存的地層可能就會坍塌,所以我們這次發掘是帶有非常明確的保護、搶救的性質的。

  周口店遺址發掘的新發現

  通過清理和保護髮掘,應該説有幾方面的問題我們是得到了更多的資訊,甚至説趨近於去解決。比如説遺址的性質或者説埋藏與堆積的過程,存在很多的爭議,很多的問題。有人説遺址根本就不是一個洞穴,不適合人類居住,這些後來堆積的土石實際上是處在原來的一個大裂隙中,是從山坡上滾落下來的。那麼人和一些動物,包括石器都是可以從山坡上滾下來的。這樣的話它就是一個裂隙,就是一個陷阱,不是人類的家園。通過我們的發掘,應該説這個問題基本上能夠澄清。比如説我們發掘第三層的時候就發現它下面地層裏面是有很多的砂、土、巨大的石塊,而這種石塊我們叫它角礫。這種角礫很多都是石灰岩的,應該是洞穴已經坍塌或者不斷地坍塌所形成的。這個時候是不存在完整的洞穴結構的,也就是上面完全是開放的,當然可能洞壁的邊緣並沒有完全坍塌,而形成局部遮蓋,我們叫作岩棚或者岩廈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人類是可以繼續在這裡進行生活的,但是畢竟不是一個洞穴的家園了,所以很多時候喪失了遮風避雨的功能。第三層有些動物化石,但是人類的遺存非常少,説明當時人類基本上不在那個地方生存。在第三層的下部有一層角礫,是大的石塊。從大石塊的分佈位置和石塊的狀況來看,就是當時洞頂坍塌遺留的,所以我們就知道第三層的下部在形成的過程中,上面的洞頂是坍塌過了的。那麼我們進而就知道在坍塌之前,這個遺址是處在一個很好的洞穴中,這個洞穴是可以給古人類提供遮風避雨的環境的。在這個礫石層下面,就是第四層,我們就發現了完全跟第三層不一樣的物質和堆積的情況。裏面有很多的動物化石,還有人類製作和使用的石器,還有非常多的用火的遺跡。所以就知道第四層的時候上面有一個洞頂在遮蓋,人類在裏面是有很好的生活環境,人類也充分利用這種條件,在裏面吃住和使用工具,然後把他們狩獵的動物搬運到洞裏面進行食用,人類也在裏面用火。

  用火也是我們這次獲取的一項重大的發現和研究上的突破。因為西方學術界有些學者置疑周口店這個地方的人類會不會用火。他們不能否定這個洞穴裏面有一些石塊和一些骨頭是被火燒過的,所以他們承認當時在附近有人用火,但是不承認用火是發生在洞穴裏面,因為他們認為這些燒骨、燒石,甚至説有一些灰燼、木炭、燒過的樹的種子都是從外面被水流給衝進來的。我們在發掘第四層的時候,發現這裡面有分佈比較規則的成層的軌跡,通過現代科技的分析,研究表明當時的人類在裏面是進行有控制的用火,他們的用火就局限在某一些部位、某一些層位。因為部位出現很多的碳元素和因為燃燒而産生的一些植物的遺存。我們把燃燒過的部位叫作火塘,因為土質是變紅的。

  那麼土質為什麼紅?我們進行了一些物理和化學的分析,當然是跟一些非常好的實驗室來合作的。我們發現這些地方之所以變紅,就是因為人類用火。在高溫下,砂土裏面含鐵的成分發生了改變,變成了赤鐵礦。大家知道赤鐵礦就比較紅,紅度的變化指向了長期的高溫用火。有的部位石灰岩的岩塊被長期用火燒烤以後,就開裂甚至變成石灰了。那麼這種由石灰岩岩塊變成石灰一定是經過長期地、集中地燒烤、燃燒才能夠産生的,偶爾的野火是不可能有這樣熱導致的變化的。所以這些都表明當時的人是在洞穴裏生活,而且是能夠進行有控制地用火的。這樣就把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解決了。這應該是通過對周口店遺址的這些年的發掘和研究,取得的最大的一項收穫!

  對於博物館的建設,我們更多地從學術的角度、專業的角度來提供一些意見。因為這個工程是各個方面,地質的、工程類的,還有考古類的都有所涉及,對我們來説就需要去提示他們,不要因為蓋大棚而造成新的破壞。比如説周圍的岩體都已經很松垮,你就不能再蓋大棚了,否則新發掘的空間都沒了。我們還提供展陳的大綱、展陳的設計和思路等,並包括英文介紹等。儘管如此,現在看來還是有很多的問題,包括一些國際學者去看了以後覺得很不錯,但是也指出了很多的問題,但大家共同的願望都是把它越做越好。

  下一步我們可能隨着發掘的進行和遺址後面狀態的改變而不斷地調整。我們原來計劃是要從上部到下部進行系統地清理,然後使它有一個合適的角度、合適的狀態。但是我們在進入到第五層、第六層的時候,發現這裡面含有大量的砂和石,尤其石塊比較多。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考慮適可而止,可能不再做從上到下的系統發掘了,而只是對這個剖面表層一些松動的土和石進行處理。因為我們發現下面總體來説狀況還可以,土和石膠結得比較緻密,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不會輕易松動、坍塌,那我們就不去擾動它了。因為地層裏有很多大的石塊,假如我們去發掘,去除石塊,就會導致裏面的土、石支撐結構變化,反而會造成新的破壞。所以我們初步決定對下一步的地層不再做系統地發掘,只是對表層局部清理,使它有一個好的保存狀態就可以了。當然我們現在發掘出了大量的文化遺物和遺跡,我們還沒有時間很好地對它們進行研究。現在我們掌握的現代科技手段,實際上對很多現象都可以研究,包括我們經過篩洗産生的砂粒都是研究對象,因為這上面都會保留一些資訊:這種砂、土是怎麼來的?是本土的砂石進一步風化裂解呢,還是風吹過來的,還是水搬過來的?這對遺址形成的過程,人與環境的互動都會提供一些重要的資訊。所以這種研究量非常大,而且研究是沒有止境的,我們會把現在獲取的材料,在現代的科技手段下,在我們現在的實驗室裏很好地進行分析研究,把資訊細細地發掘出來,我想將來會不斷有新成果的。

  通過這一系列的分析,我們已經發表了幾篇文章,今年又會在美國的人類學方面重要的一個期刊,叫作《現代人類學》上發表一個系統的文章,對整個北京猿人用火證據的發現、研究、爭論的歷史進行回顧、分析並系統地呈現一些我們新的發掘和研究的結果。我們可以向世界學術界來宣告,北京猿人,至少在遺址的上部,比較晚期的階段,就是我們現在工作的部位,這個(用火)證據是特別堅實的,以後不應該存在爭議了。所以通過這種新的發掘、新的研究,我們就能夠把一些以前爭議的問題解決。同時把我們關於人類起源演化,尤其是東亞人類演化的一個過程及認識得到進一步的深化。

  還有很多的問題等待着我們來解決

  當然還有很多學術問題在吸引着我和其他學者的目光和關注。比如説我們非常想知道從第四層往下堆積的過程跟人類的一些行為都有什麼樣的關係,還有什麼樣的證據可以提取到。比如説用火,在下部是否真正存在用火的證據,能夠把這個地方用火的歷史推到七八十萬年。因為我們現在從上部來看,它有四五十萬年的用火肯定是沒有問題了,而且那個地方是人類生活的,包括用火的原生場所都沒有問題。但下部的情況是不是這樣,我們還不是很清楚。

  再有一個,假如能夠發現人類的化石,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以前雖然發現北京直立人這個階段,有40個左右的個體,但是很多都比較零碎,有的個體可能就是一個牙齒或者一塊骨頭來代表,最重要的五個頭蓋骨已經丟失了。這五個頭蓋骨實際上在丟失之前都製作了非常好的模型,但是模型跟原來的化石是有很大的差別的。比如説模型的原型,都是骨骼破碎的小塊,進行修復後,拼對形成的。我們現在看來,由於當時的技術手段不具備,可能這種復原和拼接會有一些問題。我們現在從模型上不能再進行新的拼接和研究了。在骨骼保存好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做一些很好的分析,比如説同位素分析,可以看當時他的生存環境,他吃什麼東西,這是能夠得到的資訊,根據牙齒就可以做這種分析,但是沒有骨骼和牙齒,從模型上是做不了的。現在正在發展的分子生物學的技術,尤其是古DNA的分析,已經可以對哺乳動物,像馬,還有熊做七八十萬年前的DNA的提取和分析,非常成功。國際上對古人類的化石如十萬年左右的尼安德特人的DNA也進行了提取。假如説周口店這個地方又能發現新的人類化石的材料,而且能夠保存好的話,就能夠提取DNA,也就能夠知道它到底跟我們現在的人是什麼樣的遺傳關係。我們現在來研究只能從形態上看,跟後期的人類化石,以及我們現代的現生人群,如東亞人、蒙古人種很接近,所以我們推測它是我們黃種人的祖先,我們的祖先一直在這個地方,是連續演化的一個序列。但是假如要從分子生物學的角度,能夠從DNA的,從基因的遺傳變異來得到這個資訊,那應該是更加精準的,能夠提供更加堅實的證據和更加豐富的資訊,所以這個人類化石的研究對我們非常重要。當然要有新的人類化石對形態進行進一步精準的觀測和比較分析也非常重要。

  還有一些學術界的人士來質疑北京猿人在早期的階段會不會狩獵,那些大量的動物化石是人類打獵搬運的結果,還是其他的一些動物,比如説鬣狗、洞熊它們運進洞裏來的。我們要是能夠找到一些更好的材料,尤其是一些新的材料,就可以得到非常精準的原始資訊,因為我們現在的發掘跟過去不一樣,過去有大的方面的技術,大概知道層位中哪個部位就可以了。但是我們現在用的科技手段,比如用全站儀、鐳射掃描的方式能精準地記錄他們在哪個地方出土,什麼樣的部位。又比如通過上面的一些痕跡,可以知道它的共生關係,它到底是人類的還是自然的,跟其他動物的骨骼有什麼樣的關係,這樣我們就得到了很多新的認識。這些認識我們已經不可能從以前積累的化石上面得到,因為它們的資訊是不全的。這是歷史的局限性,並不是説當時工作做的不好。當時做的工作已經是世界領先了,但是我們作為後來者要發現更多的材料,揭露新的地層得到更加精準的資訊,讓我們對很多問題的認識更加全面,包括下部地層,也包括人類生存的確切年代。我們雖然以前通過宇宙射線衰變的方式,通過鋁鈹測年的方式對沉積物進行研究,在英國Nature(《自然》)發表過文章。但是還是在遺址剖面的表層提取的一些樣本,應該説不是很精準,因為這個樣本的暴露,包括從上到下,它可能有位置的變化,我們並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我們要是在新發掘的地方,從原生的地層裏提取一些沒有被任何方式挪動,沒有經過暴露的樣本來進行精準的分析,能夠得出更加確切的結論:在這個地方,我們的祖先到底生存了多長時間。

  還有就是一些環境因素,我們以前對北京猿人生存環境的研究,主要是通過一些哺乳動物化石來分析。比如説有喜暖的象類的化石,我們就知道這個時候人類可能生活在比較溫暖濕潤的時期。還有的層位會發現一些跟沙漠地區有關的,比如像鴕鳥之類的動物,我們就推測這個地方這個時期可能比較乾旱。但是我們知道,即使在一個地區,都有生態的多樣性,可能都有不同的動植物的成分記錄在這個遺址裏面。我們對以前這種支離破碎的材料得出的結論就會像盲人摸象,你摸到一點你就會覺得當時是這樣,實際上可能不全。我們要經過新的發掘,真正把這個層位揭開,能夠提取更加豐富的材料,尤其是原地的一些材料,而這些材料不但是一些動物化石,連裏面的一砂一石都有它的資訊賦存,都是可以提取關於人類生存演化資訊的。而過去這些東西基本沒有保存下來,所以我們用新的手段,利用新的契機,對更加全面的材料進行分析、測試,便能夠得出人類生存的一些非常準確的環境背景。而這些環境背景實際上就是我們華北乃至中國北方整個環境的變化,這與研究整個華北區域動植物的生存演化,甚至與我們今天的氣候演變趨勢都有關聯的。

  周口店遺址是一個寶庫,很多發掘研究工作並沒有結束,而且將來的保護、管理還有研究都是任重道遠的。首先從研究的角度,實際上周口店遺址是一個遺址群,比如説山頂洞,還有第15地點,包括第4地點都有一些珍貴的資源在地下沉睡着,都有待我們去發掘和研究。當然一定要強調,不要去進行急功近利的發掘,我們一定要在科技發展到一定階段,以最小的破壞方式去發掘和研究。

  另外就是以前發掘出土的這些標本,很多還沒有被學人研究過。有些標本還躺在箱子或包裝紙裏面,根本就沒有機會面世。而即使像周口店第1地點這個出土了大量北京猿人石器的地方,雖然出了大量的研究論文,1985年裴文中先生和張森水先生也出過《中國猿人石器研究》一書,應該是非常翔實的資料,分析和研究也比較深入,但是這個書裏面也只是研究了幾千件標本,而周口店第1地點是出土了幾十萬件標本的。所以有大量的標本還沒有真正地被研究,即使所謂的研究也只是簡單地進行一些技術、形態和大小的觀察,很多細微的資訊,比如説功能的方面,它的製作技術的發展變化,還有人類怎麼利用這種工具進行生産、生活活動等資訊還沒有被我們研究透。雖然我們對第四層用火已經得到了非常明確的證據,有很好的結論。但是下部尤其到第八、九、十層,這些學術界非常關注的層位,我們還沒有清晰的結論。以前的發掘表明有豐富的用火遺跡的部位,那麼這些用火的遺跡到底是真是假?怎麼樣提取?怎麼加以論證?這也是我們未來要做的工作。還有就是周口店遺址絕對不是一個孤立的遺址,就在龍骨山上有這麼幾個地點,因為整個北京西山區域都是非常適合人類生存的。它是從山脈到平原過渡的地帶,帶有環境的多樣性,資源應該非常豐富。這個區域都是石灰岩的地層,有大量的洞穴,所以完全不排除將來在這個區域還會發現像周口店第1地點這樣重要的遺址,甚至説集中的人類生活過的家園—遺址群。所以對於未來調查可能發現新的遺址、新的資源,我們還有非常大的發展的空間和潛力。

  至於保護呢,這也是需要長期的、不斷探索的工作。因為這個遺址形成了這麼長的時間,經歷了一系列的人為的破壞和自然的風化,已經有很多的隱患。我們現在已經做了很好的工作,包括有很好的規劃,有一系列的加固、保護的工程措施,而現在正在這個猿人洞上蓋一個大棚,使這個遺址不再暴露被日曬、風吹、雨淋。這些都會非常大地改善周口店遺址的保護和保存的條件。但是我們還會有很多工作要做,還要不斷地對遺址的一些變化進行監測,然後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對遺址珍貴的資源—我們過去人類的家園進行更加合理的保護和管理。我想這些工作可能是我們這些參與周口店遺址的研究、保護、管理的相關人員終身的工作,也是一代一代要持續下去的工作。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幸運,能夠與這樣重要的遺址結緣。

  考古學研究對於現代社會和人類發展有什麼意義

  最近這幾年,周口店遺址的發掘我不再主持,是我的學生張雙權帶領一個團隊在做,但我還是予以關注,給予指導,尤其對周口店遺址出土的這些材料加以分析。我們在與一些實驗室合作做各方面的分析和測試,包括用火遺存的測試。還有對發掘出土的石器標本的研究,我們要做使用痕跡或者微痕分析。現在已經有些跡象表明當時這些工具都有特定的功能和用途,而且很可能一些用途是超過以前我們的想像的。比如説加工皮革,可能做衣服。就是説以前大家覺得得不到的資訊,我們現在通過一些新的手段提取到了。還有就是以前周口店遺址積累的這些材料,大量的石器和動物化石,對它們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所以我覺得未來我還會花很多的精力在周口店的研究上,包括我的學生、我們的團隊也會不斷去做相關的工作。

  在考古學的學習和研究早期有一個問題經常困惑我,就是學這個學科、做這個東西有什麼用,好像是很久遠的歷史,跟我們現在沒有任何關係,我們似乎不需要這樣費時費力,浪費資金去研究。但實際上這完全是一種錯誤的認識。我覺得古人類的研究、考古學的研究意義是非常大的。因為首先這是一種文化,一種歷史,一種精神財富。我們要知道我們人類是怎樣過來的,才能滿足人類的求知欲、好奇心。人類不是一種簡單的解決吃飯穿衣等物質需求的動物。之所以是人類,他的精神需求、文化需求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説你可以不看電影嗎?你可以不讀小説、不聽音樂,只是吃飯就行了嗎?很多人覺得肯定不行。我們現在考古,接觸遠古曆史,這就是文化、歷史的一部分,甚至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人不能離開精神文化的東西去生存。

  實際像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歷史、考古的材料給我們的藝術創作提供了很多的素材。我們要是用一個時間概念,可能很多人就明白了。我們搞的這個古人類-舊石器時代研究,它涉及人類的歷史是多長呢?是99%。我們所謂的人,完全變成我們現代的概念,就是有農業了,定居了,不再遷徙游動、住曠野、住山洞、狩獵採集,而是進入定居的農業社會,到現代社會,只佔31%的歷史。

  假如我們要認識人類的規律,知道人類由來的過程、演化趨勢,你只是看這1%,不看那99%,就急於做出結論,那你純粹就是盲人摸象。所以一定把歷史尺度拉開以後,我們才知道人類是怎麼過來的。我們的現在跟過去有很多關係,包括我們體質的演化,我們的手、腦各方面和語言的變化,都是一個有規律的過程。我們未來怎麼走,看看過去99%的歷史,就能夠知道我們未來怎麼去演化,是什麼樣一個趨勢。

  另外,過去為什麼能夠成功地演化幾百萬年?它的基礎是什麼?它的環境背景是什麼?我們還有沒有這種環境和條件?我們的生存方式怎樣使我們能夠健康地生存,還能夠再繼續演化幾百萬年?還是像現在有些分析、媒體報道的那樣,氣候變暖,可能包括一些環境惡化,各種高精尖武器對人類的毀滅,我們可能是很短的歷史,人類可能很快滅絕了。過去的規律和啟示對我們今天是有重大幫助的。

  還有一些重大的科學規律的認識,對我們今天的建設發展至關重要。比如説氣候變化,我們現在都説因為溫室效應,因為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我們近期溫度急劇升高,可能生物多樣性要改變,人類要走向滅絕。首先要知道溫度的變化是一種自然的過程還是人為的過程?是汽車,燃煤,還是其他工農業生産的影響?再有就是在歷史上,人類是否也經歷了這麼高溫度的起伏變化呢?我們通過研究就發現,在地球歷史上有不同尺度的周期,我們現在就是處於一個溫度上升的過程,所以更多的是一種自然作用。即使我們停止了煤炭的生産,停止了汽車的行駛,溫度還是會繼續上升。當然人類的行為確實助長了升溫的速度和程度,包括空氣污染、環境惡化都有相關性,但是並不能把氣溫升高完全歸咎於人類,實際上人類只是在其中起到一個很小的作用。另外溫度升高會不會使人類滅絕呢?這也不會。因為我們的研究發現,在舊石器時代,在工業化之前,人類根本沒有能力排放二氧化碳導致溫室效應,那時候有時溫度比現在還高,但是人類照樣生存下來了。所以得到這種規律性的認識,對未來的發展,對人類的生存會增加信心和科學的判斷,而且可以進行一些科學的規劃。

  還有我們研究周口店北京猿人這個地方,實際上在更早的時候都是海洋環境。海水也在進退,它也是一種環境變化。大概在一萬八千年前左右的時候,海平面能比現在下降150多米,陸地很大了,現在是不斷地在上升。我們要根據這個歷史的記錄,根據它的數據來推測,海面還會上升多高,會不會又回到百萬年前,華北平原、北京是否還會成為一個海洋地帶。 假如我們得到這些認識,就可以知道這個變化的周期和規律,這與城市的建設、北京的建設和發展都是直接相關的,所以不只是講講故事而已。

  我經常講,我們研究古人類學、研究考古學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知曉過去,定位現在,規劃未來,使我們人類這個生物種類能夠更健康、更持續地與其他的生物,與我們地球和諧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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