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彧彰：我是父親的秘書

賈彧彰

　　賈彧彰，男，賈蘭坡長子，出生於1947年2月，1959年高中畢業，因患病休學，1962年重新參加高考，1966年大學本科畢業。1970年到街道小關五金機修模具廠工作任副廠長。1992年開始在家照顧賈蘭坡，做他的專職秘書，為他整理文稿，在父親的指導下寫了一些科普文章。

　　1998年我國從南到北爆發洪水，賈蘭坡倡議並聯合二十多位兩院院士及知名學者共同發起了綠化長城倡議；2001年賈蘭坡去世，賈彧彰繼續完成父親遺願，經過7年多的努力終於經國務院審核、民政部批准，於2005年8月16日成立了中國長城綠化促進會任會長至今。

　　賈彧彰：我是父親的秘書

　　為什麼選擇我來做父親的秘書？

　　我接觸這行業，是我在做父親的秘書以後。不過我們小時候都去過周口店，我記得那時候周口店展覽館的大廳還有我的簽名。記得我最早去周口店應該是一九五幾年，那次郭沫若老先生也去了，因為我們去是坐大巴去的，還都帶着飯什麼的，記得我們都吃完了，郭先生沒飯吃，我們就把自己的飯拿點給他吃。後來我結了婚，有了孩子，我父親又帶着我的孩子去了。我父親把周口店作為我們再教育的一個地方，讓我們永遠不能忘了周口店，因為周口店是他事業成長的地方。

　　除了做父親的生活秘書，我並沒有接觸到周口店的發掘、發現這些研究工作。但是我跟他學了點鑒別石器的知識，他看完石器以後，都讓我看，教我鑒別。我對科普的知識懂一點，真正學術方面的東西不太懂。所以我跟我父親有個約定，他寫專業的學術文章，我幫他寫科普的文章。那時候都要求專家寫些科普的東西，但我寫完了以後，他逐字地看，連標點符號都要修改。我高中畢業以後，父親想讓我也搞這一行，就把我介紹到所裏工作。我在所裏類似臨時工的性質，但也學到一些東西，也到河南、湖北出過差。那時候只覺得好玩，但是我父親認為，你如果要研究這門學科，就要耐得住清貧和寂寞。不過我這人還是喜歡機械方面的東西，家裏什麼東西我都拆，拆完再裝。後來所裏精簡機構想讓我到陜西周至去學習，我沒有去，去參加高考了，考到了科技大學。大學畢業時“文化大革命”還在進行，我幹了幾年臨時工，後來就到了一個街道的小工廠去當廠長。我母親去世以後，沒人照顧父親，所以所裏想給他派個秘書，我父親又不願意。我父親説，你給我派個小姑娘，只能幫我抄抄寫寫，也不能照顧我的生活。因為這個情況，正好當時我生病在家休養，所以我們家姐弟4人一商量，就把我“犧牲”了。然後我辭去工作來照顧父親，給他做秘書。從1991年直到2001年父親去世，我做了他11年的秘書。

　　我父親主持周口店發掘期間，他發現了三顆“北京人”頭蓋骨，在周口店工作的這段歷史，在《悠長的歲月》中有描述，這本書是應湖南少兒出版社要求出版的。父親高中畢業於匯文中學，後來改成二十六中，現在又恢復原名匯文中學。父親畢業以後，沒有經濟條件再上大學，他就天天拿着饅頭上圖書館看書，而且他最喜歡看的就是關於地理知識的書和旅行雜誌之類的。他有時候饅頭夾着鹹菜，一去就是一天。那時崇文門東邊城根有家缸店，開缸店的老闆是裴文中的同鄉，我父親的一個表弟與缸店老闆是好友，也經常去缸店坐坐、聊天。有一天我表叔和裴先生碰上了，他就説，我有一個表兄，高中畢業了，沒有工作，你們看看有地方可以去嗎？裴文中先生就説，正好地質調查所招人，讓他去考考。結果父親就去了，還考上了。那是1931年，父親考上了以後不久就分配到裴文中身邊給裴先生做助手。

　　我眼中的父親和裴老

　　我父親雖然屬“先生”級別，但也只是管理工具、制辦工具、做發掘記錄等等，每次發掘時，他都到處跑，從挖掘地點的不同角度拍照片、做記錄。父親很努力，有時和工人一起發掘、向工人詢問這個骨頭是什麼動物的，工人就告訴他這是豬的、這是牛的，他再仔細觀察辨認。為了認清動物骨骼，他還打死一條野狗，狗肉給工人吃了，還叫工人別咬壞了骨頭，然後他把骨頭用鹼水洗煮之後做成狗的骨架，並把各個部位標注下來，以此來熟悉動物的骨骼。後來裴先生看見了1885年出版的英國人寫的《哺乳動物骨骼綱要》這本書，他就自己花錢把書複印了十多本，想讓大家讀，我父親從那裏得到一本。現在我父親還很好地保存着這本書。他對我父親起到了很好的啟蒙作用，有時候我父親不懂之處就請教裴先生，裴先生也耐心一一給我父親講解。

　　我父親在匯文中學讀書期間，因為匯文中學是教會學校，雖英文不太好，但多少也能看看，在裴老的調教下，我父親進步很快，這也是父親成長軌跡的重要一步。我父親一直把裴老認作是他的啟蒙老師。

　　裴老後來去法國讀書進修，就讓父親主持周口店的發掘工作。1936年11月15日到26日，他主持工作的11天內發現了三顆頭蓋骨。那時候，他看工人扔了一個東西，就問工人這是什麼？那工人説是韭菜。韭菜在當地農民眼中是沒用的爛東西。後來他一看，説不對，這好像是頭蓋骨碎片，他立刻把那片區域全用繩攔着了，只有幾個工人和他能進，結果真的發掘出頭蓋骨了。發現以後，他就特別興奮，因為好長時間沒再發現新的頭蓋骨了。父親發現這三顆頭蓋骨之後，在整個人類考古界、科學界全出名了。裴老發現了第一顆頭蓋骨，他曾經説他一定要像裴老一樣，發掘出頭蓋骨，現在這個願望他實現了。

　　裴老回來工作以後，父親和裴老在是否存在骨器上發生了一點分歧。父親認為有骨器，比如説動物的大腿骨，可以挖東西，裴老認為這不是骨器，不是工具。那時候楊鐘健楊老説歡迎百家爭鳴，他説你們可以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我父親發表一篇文章，裴老也就發表一篇文章，各自闡述各自的觀點，發表完了得的稿費也不多，全用來去飯館吃飯了。父親和裴老去飯館吃飯，楊老説你們是不是又去吃飯，我也參加。那時候真是學術之爭，沒有説你我之間有不同的觀點，就成了死對頭，這一點我覺得他們是做出了表率。最後《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好像是説他們這些文章推動了考古界向前更進一步。裴老是一個不會在背後給別人使絆的人，裴老有什麼説什麼，你哪不對他直接跟你説。楊老喜歡培養人才，研究所有一名青年人叫齊陶，有一天齊陶看用德文寫的文章，楊老説你還會德文啊？他説湊合看看。於是楊老就把一本德文的字典給他了。我覺得楊老、裴老還有父親他們這輩人都是以學術為主，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想發現新東西，想研究新東西，別的思想沒有，撈錢的想法一點兒都沒有。我覺得他們的這種品德，應該是值得現在科技工作者學習的。

　　關於1941年丟失的頭蓋骨，我父親寫過不少文章。我父親説日本兵也不見得都文化程度高，他們發現了罐頭可以吃，子彈他們可以用，酒他們也可以喝，但他們一看下面都是死人骨頭，也許給扔了。父親一直在尋找頭蓋骨，連裴老臨終前也希望能見到丟失的頭蓋骨。

　　父親和大概14名院士聯合發起了“世紀末的尋找”。當時有個日本人抱着一個頭骨來了，説他的老師是搞考古的，他認為他老師保存的是“北京人”的頭骨。後來我父親説這肯定不是“北京人”的頭蓋骨，北京發現的都是頭蓋骨，不是頭骨。《光明日報》有個記者叫李樹喜，他從美國解密的文件裏得知頭蓋骨在“阿波丸”號上，後來還找我一塊兒開過會，要重新打撈“阿波丸”號。咱們國家70年代時打撈過一次，但是那時候技術不足。據説這“阿波丸”號在船底層甲板上焊了三個鐵箱，裏面有從各國掠來的黃金珠寶，其中就有北京頭蓋骨。但它撤退日本的時候被美國給擊沉了。後來有人老想把“阿波丸”號之謎拍成電視連續劇。原先電視台播過一部有關頭蓋骨丟失的電視連續劇，還有槍戰什麼的，播了以後別人都給我打電話，問我知不知道這事。我説我沒看，這都是假的。我説你看這個背景也不是周口店，也不是協和醫學院。

　　父親説等他百年以後，想把自己的骨灰一半埋在周口店，一半埋在他的老家河北玉田縣。玉田縣是生他養他的地方，周口店是他事業成長的地方，這兩個地方對他同等重要。他對周口店的感情太深太深了。我還沒有把另一半骨灰埋在老家，現在還存放在李大釗公墓。2000年我父親由我攙扶着回了趟周口店，一是給裴老、楊老掃墓，二是他要尋找當時他們去發掘的時候住的那個廟。後來聽説廟被拆了，但廟前的一棵樹還留着。

　　我和父親對周口店都有着很深的感情

　　“北京人”的發現，意義比較大，而且把荷蘭軍醫杜布瓦1890年在印尼爪哇發現的人類化石給“解放”了。印尼發現的比周口店還要早，但一直受到西方教會的影響，認為是上帝造人，人類化石也沒有被人承認。當“北京人”發現以後，才確定不是上帝造人，確定了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

　　父親最迫切希望的是要保護好周口店，一進周口店的大門，就是50萬年前的樣子，叢林茂密，在那裏面可以看到古人首次用火的痕跡，讓更多的孩子喜愛這裡。這是他一直唸唸不忘的。

　　説實在的，我對周口店的發展沒什麼貢獻，但是我很愛周口店，現在起碼每年得去一趟兩趟，大概是父親對周口店的感情潛移默化影響了我們吧。如何保護周口店，如何對青少年進行科普教育，都是周口店迫切要解決的問題。現在周口店遺址正在積極進行中，是非常可喜的。父親還希望周口店有自己的科研隊伍，他把自己保留下來的有關周口店的材料，原封不動地交給了周口店遺址博物館。

　　新館建成以後，我去過幾次。我覺得各方面都跟老館不一樣，老館就是把標本放在那，標本前放個説明，像擺地攤似的。新館運用了影視、光電等高科技的東西，這是比較好的。但是還要思考怎麼能吸引更多的游人，關鍵是吸引更多的孩子去喜愛周口店。只要孩子喜愛周口店，他就想往這方面發展，那這門學科就會後繼有人。

　　父親做事一絲不茍，對什麼都很較真。他希望我們不管從事什麼行業，首先做人是第一位的，仁者人也，所以做人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