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夢麟：我與周口店猿人遺址的不解之緣

吳夢麟

　　吳夢麟，1937年12月21日生，山西省定襄人，研究館員。

　　1956—1961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五年本科。曾任北京市文物局古建處副處長、北京市古建研究所副所長、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學術委員會主任。

　　1961年國務院公佈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吳夢麟在市文物工作隊考古組參加這項工作的調查研發、並完成“四有”工作，開始了文物勘察和保護的歷程。周口店遺址和其他項目的“四有”工作等，也有機會參與，直到“文革”時還陪同賈蘭坡先生考察周口店第13地點被破壞的事件。從1958年的實習到以後的工作，周口店都成為她考古生涯的重要內容。

　　此外她還參加過大葆臺漢墓、1976年京津唐地震考古，利瑪竇基地的保護與修復等考古工作。尤其對房山區雲居寺、石經山、萬佛堂孔水洞、十字寺等區內重要文物做過全面踏察，幾乎踏遍整個房山區。對北京十六個區縣都進行過田野調查，如昌平銀山塔林、慕田峪長城、平谷丫髻山、密雲番字牌、通縣張家灣等處。著有《北京萬佛堂孔水洞調查》《房山石經述略》《唐玄宗禦注金剛經》《回憶慕田峪長城的調查》等論文及專著，合主編或合著有《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刻卷》《北京地區基督教史跡研究》《中國的石窟與石刻》《中國古代石刻通論》等。

　　被聘為中國文物學會專家委員會委員、圓明園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史研究會副會長等社會職務，擔任北京市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委、學術委員會委員等。

　　吳夢麟：我與周口店猿人遺址的不解之緣

　　我以北大學生的身份來周口店實習我是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的，因為我在上中學的時候，就對歷史非常感興趣，而且對天文、地理、歷史都特別嚮往，想這一輩子人生就朝着這幾個方向發展，但是天文和地理都屬於理科，所以我就只好選歷史了。因為第一年要上通課，歷史、考古都要上，但二年級開始就是專業的學習了。於是我選了考古專業，因為我想實現我一輩子的理想。另外我因為過去學歷史，對周口店—北京猿人的遺址和人類的發現地，我很早就很嚮往。

　　1958年8月到10月，我們1956級和1957級兩個班的同學，40多人到了周口店開始了考古實習。大家知道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和哲學系都是比較知名的係，而且我們在一年級的時候，都上了很多歷史知識的課，現在看來，那些老師都是我們的先輩，他們是非常有學問的，而且也教給了我們怎樣做人、怎樣做學問和怎樣學歷史。因為1957年正在搞政治運動，所以我們能夠到田野裏來進行考古實習，心情上也還是相當興奮的。我記得到了那兒首先進入眼簾的就是那座禮堂，當時就覺得這真是太了不得的地方了。我們在那兒學了很多知識，都是由古人類研究的最知名的專家來給我們上課。記得有裴文中、賈蘭坡、吳汝康、周明鎮、顏訚這些教授，給我們講關於舊石器時代的一些知識。當時雖然講的知識還較淺，但是我們聽起來還是覺得很深奧。這些知識都引起了我對舊石器時代研究的喜愛，尤其當時裴老、賈老他們住在周口店，白天發掘完了，晚上我們還可以跟裴老和賈老見面，生活在一起十分愉快。對一個20歲左右的青年人而言，能聽那麼多大家的課，已經覺得非常榮幸了。我記得那個禮堂裏挂了很多科學家的相片，還有被日本人槍殺的一位劉師傅，他參加過中國猿人的考古發掘，看後對我們來説，能在那兒學到知識真是很震撼的。

　　1958年那個時候，“超英趕美”也影響到科學，當時為了快，我們每天的實習也安排得很緊張。我記得上午一個班，下午一個班，起得很早，輪流進行發掘。當時老君廟的後山有一個院子，我們就住在那兒，每天早上天還很黑，就開始進行發掘。發掘地點經過古脊椎所和北京大學商量，最後選擇的是鴿子堂的下坡，第1地點的東面。我們每天都到那兒去，首先是打炮眼，把鐵釬，打了炮眼以後，往裏擱藥，都弄好了以後，我們就都到周口河對面去等待爆破。北面就到二支隊的老牛溝，東面就到周口河的對面，還有就是第1地點龍骨山的後身，後身實際是勞改隊的一個地點，那個地方我們就不能過去。爆破完了之後，我們還要充當勞動力，把爆破完的碎石挑到一個指定的地點。因為周口店遺址是山洞，跟我們後來在華縣實習是不一樣的。華縣那兒是黃土，這裡是山的結構，所以打炮眼是手段，但是爆破的東西，要一點一點地清理，不能隨便就扔掉，有的清理出牙齒了，有的還清理出鬣狗的糞便，所以一點都不敢大意。我認為打炮眼也很愉快的，因為它是為了能發掘出周口店北京猿人頭蓋骨而努力。我們主要是在裴老和賈老，尤其是賈老的指導下，日復一日地進行這個工作。現在看來，為了避免對遺物、遺跡有所損害，不用爆破應該會更穩妥一些，但當時覺得爆破既省時又省力。我們還應該總結一些經驗。

　　我記得當時我跟一個叫葉廷花的越南留學生一個組，我把鐵釬，他打錘子，平時我們還互相開玩笑。古脊椎所對我們學生還是挺關照的，還專門從古脊椎所派來了食堂管理員和炊事員。我記得有一位刁樂齋刁老，他來負責周口店的日常管理，那也是一個很好的老幹部。當時有40多個學生，可能還請了一些工人。我記得很清楚的，就是曾經參加過新中國成立前周口店發掘的大喬、二喬師傅，實際叫大喬的是叔叔，叫小喬的是侄子，我們跟他們也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所以我覺得那短短的兩個月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從1958年的發掘開始，就與周口店結緣了。我記得楊鐘健先生是陜西渭南人，當時他是自然博物館館長兼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1958年在華縣實習的時候，我們還特別到渭南縣去看楊鐘健先生辦的渭南中學。因為楊老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我們生物學界的元老。當時有一天，楊老就帶着郭老來慰問學生，我記得郭老是四川人，因為我們當時發掘出來很多鬣狗的糞便，他還挺有趣地説，我第一次看到了鬣狗的粑粑。四川人叫糞便叫粑粑，他用川音來説這個，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郭老還給我們講課，講中國的歷史發展。講完課他就鼓勵我們説，你們在這兒發掘，如果能挖出猿人的頭蓋骨，我請你們吃全豬。我們聽到這種鼓勵，覺得更有幹勁兒了。我感到周口店兩個月的生産實習，使我豐富了知識，並得到了第一次進行考古發掘的體驗。所以那段歷史，對我一生都是很有影響的。

　　在文物工作隊也時刻記挂着周口店

　　我是1961年7月16號被分配到文物工作隊的。當時文物工作隊負責北京市的全部文物保護工作、文物的研究和考古發掘，我在文物工作隊考古組工作。1961年周口店公佈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時全國180處，北京18處，周口店是其中的一處。當時我們考古組就負責做這些保護單位的“四有”工作。因為我是學考古的，也喜歡考古，另外我跟賈老也有聯繫，所以後來他們凡是碰到周口店的事兒，都讓我去。

　　1961年國家頒佈了《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我們就按照這個條例，對周口店做“四有”工作。“四有”就是有保護範圍、保護標誌、保護人和科學檔案。後來到了文物工作隊以後，我還跟周口店的袁振新、蔡炳溪、劉振揚等人都有過接觸，就是因為做“四有”工作。後來要編周口店的保護範圍和建設控制地帶，當時叫保護範圍和影響範圍，現在叫建設控制地帶。我記得在規劃周口店的保護時，特別考慮要把14地點納入進去。因為14地點那個魚化石産地太重要了，但是它不在龍骨山範圍之內，它在往上方山走的路上，是一個單獨五米直徑的遺存。後來跟周口店、古脊椎所也有過聯繫，希望除了龍骨山以外，14地點也要列上魚化石産地的保護標誌。可惜14地點也被蠶食過。因為我在周口店的展室，看到一面墻上的魚化石的展示，對我太有觸動了。2009年，我到過加拿大，看過他們的自然博物館也有魚類的。我就想到了周口店的魚化石，它是在周口河70米高的地方被發現的，這裡發現的魚類種類比較多，説明瞭這個地區有過地殼變化、地理變化。我清楚地記得，其中還有今日只在四川才有的魚，當時在周口河裏就有，所以14地點太重要了。

　　我記得我們還參觀過周口河對面東邊的一個喀斯特溶洞，那可以説比上方山都好，裏面的鐘乳非常豐富，可是後來被爆破了。如果要留下，在周口店今天的博物館旁邊有那麼一處自然景觀，我認為是太了不起了，這都是令人惋惜的事情。我記得最清楚的還有一件事，20世紀70年代“文革”中，13地點用火的痕跡被破壞了。13地點用火痕跡，正好在勞改所的院內，當時讓我陪賈老到現場去勘察，賈老也覺得非常惋惜。因為13地點的用火痕跡，比周口店的遺址還要早。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我認為即使沒有了，也應該立標誌，那是我們中國用火痕跡最早的地點。我不記得當時有沒有照片，如果有照片也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相冊裏，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照相機，個人也不能留存什麼檔案材料。周口店博物館成立了以後，只要哪兒有發掘，我還是爭取去看一看，如古脊椎所在第1地點的西邊有過發掘，我去看了，因為我對那個地方印象太深刻了。

　　楊海峰當了館長以後，他讓我去給講一講“四有”和怎麼建科學檔案。後來他還讓我給講過文物保護單位的“四有”都是什麼情況。因為周口店跟別的文物保護單位不太一樣，它有的是標本，有的是展出的，所以怎麼來登記，我也不太了解。後來聽説從老君廟還找出很多過去包着的東西。反正我的觀點就是要審慎，什麼我們都不能輕易給它丟掉，因為可能還有早期的東西。

　　後來周口店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産，是我們北京六處世界文化遺産的第一處。2008年奧運火炬傳遞時候，聖火也曾經在周口店遺址點燃，這些都讓我心裏覺得很欣慰。而且我覺得，雖然我沒有能學舊石器時代考古，但是作為我來説，我個人在周口店實習過，尤其跟賈老的師生關係，對我能堅定信心搞考古事業，還是有一定影響的。

　　因為我跟周口店有這樣的一個因緣，所以凡是與周口店有關的事情，我也想儘量地做。有一次，北京史研究會開會，有一位張爾平同志的愛人是地質博物館的，她在我們分組討論的時候，就提到了西城區兵馬司9號。實際上沒有兵馬司9號就沒有周口店。她在小組發言以後，我代表這個小組，最後做大會發言。我在大會上特別提出來説，今天我們記住周口店了，我們也應該記住它的前身，而且我們應該保護它。後來中國要召開地質大會，我們考慮可能中央領導人要參加這個地質大會，所以我還讓石刻藝術博物館的同志把當時地質博物館內的一些現存的石刻做了拓片，然後讓他們拿到地質大會上去，想引起中央對西城區兵馬司9號的重視。從周口店的發展史上來説，這個地方是不可丟掉的。

　　難忘那些埋葬在龍骨山的先驅們

　　我每次去龍骨山的時候，都要到後山上去看一下幾位老先生的墓地，我一直認為這個墓地應該成為青少年的教育基地。雖然周口店博物館已經離開龍骨山了，但是我覺得也應該重視這裡。這裡埋葬着我們中國開發、開墾了北京猿人遺址的先驅們。我在編《中國文物地圖集》的時候發現，很少有這麼集中地把某一領域的先驅們安葬在他們奮鬥過的地方的。他們都是我們自然科學界的先驅，他們能夠長眠在這裡，而且跟他們熱愛的事業在一起，這是一件讓人欣慰的事情。我覺得將來也應該是周口店宣傳的地方。所以只要能有機會，我都要到那兒去看一看，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個心願。還有周口店遺存下來的一些記錄，也都應該很好地來保存下來。周口店在世界上絕對是獨一無二的，我們應該把它的相關檔案都豐富起來，遺存下來的記錄也應該很好地保存下來。

　　裴文中先生給我們講第四紀的地質，賈老給我們講“周口店的清理與發掘”，吳汝康先生講的是“人類的起源與進化”，周明鎮先生講的是“第四紀哺乳動物”，顏訚講的是“類人猿：猿人與真人的比較”，黃萬坡講的是“地質構造”“山洞的堆積”等等。當時我記得古脊椎所曾經派的是趙資奎，上回我在《探索·發現》節目裏還看到他，他年紀已經很大了，他是中山大學畢業的，當時可能是作為講師或者助教的，也輔導過我們。還有劉昌芝，劉昌芝後來在自然研究室。所以我對這幾位先生印象深刻。另外還有關心我們生活的刁老，他是老幹部，我記得他黑黑的，非常好、非常親切的一位老人。劉振揚當時是工人，後來也當了主任。

　　楊鐘健先生是一位最知名的學者。因為我經常到雲居寺，就聽雲居寺的人説，他是全國人大代表，他看到雲居寺的經板庫房非常生氣，他説，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這麼一個堂堂的文明古國，怎麼建了這麼一個像監獄一樣的庫房？他説他要到人大講講。這説明楊老不僅是自然科學的學者，而且對人文科學以及文物也是非常愛惜。我聽完了以後，對楊老也是更加崇敬。

　　賈老並不是專業的，但是他能夠把一生獻給了周口店，而且他從算賬先生、會計開始，最後能夠成為科學家，我覺得這種精神，絕對值得我們後輩學習。賈老特別平易近人，所以我們這些學生都跟他比較親近。後來在賈老90歲誕辰的時候，我跟我老伴徐自強（他跟我是同班同學，也是1958年一起在這兒實習過的），還有黃萬波，我們一同來到賈老家，給他過90歲的生日。賈老還曾經告訴我，當時到房山周口店的這條公路，科學院是掏了錢的，也説明那時候國家對周口店很重視。另外，在第1地點和鴿子堂前頭有萊陽梨樹，賈老告訴我為了周口店的綠化，那是從萊陽取的樹種，現在我就不知道萊陽梨還有沒有了，要是有的話，我希望能把它傳承下去。因為咱們考古界有好幾位先生包括賈老都是河北人，後來我記得在河北省開考古學會年會的時候，河北省也覺得很榮耀。

　　裴老我們接觸得少，他也是北大的，雖然是搞自然科學，但是他對考古這個學科的研究也是非常精的，裴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的，實在是讓人心酸。

　　我記得吳汝康先生和周明鎮先生給我的印像是非常洋氣，據説他每天吃的和穿的都很講究的。所以，我們都有點不敢接近。因為總覺得人家都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但是他們來給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講課，我們覺得心裏頭非常高興。

　　另外我還記得吳新智，他當時因為政治上的原因，也跟我們在一起勞動，他一天悶悶不樂的樣子，給我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當然現在吳新智老師已經聘成院士了，説明他那時候已經是很有學問了。我們1959年到華縣實習的時候，好像還聽過顏老師的課，他是講人類，研究人類的歷史，在這方面很有造詣。

　　舊石器時代考古，是不在考古專業裏的，是屬於自然科學，歸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新石器時代以後的考古，就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了。所以要是沒有與周口店的那點聯繫的話，我們也對自然科學不會太了解。但是因為周口店對我的影響，所以後來我也參加了在三峽的巫山人的發掘。猿人洞第3層又有頭蓋骨的發現，記得顧玉珉大姐還帶我到過周口店，今日仍懷念她。我個人對於這些方面的報道還是比較關心的，我喜歡舊石器時代的研究。

　　在周口店生活的兩個月裏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我們跟賈老一起發掘的時候，我們的老師呂遵諤先生也住在那兒。賈師母對我們幾個女同學都分外地關注，有時候讓我們晚上到她家吃零食，所以我們經常到賈老的那個很簡陋的屋子裏去。呂遵諤先生也幾乎每天都去賈老那兒。周口店的杏熟了，呂老師囑咐不讓我們摘杏。結果有一天，他去賈老屋子裏的時候從兜裏掉出來了杏。後來我們説，老師可以摘杏，不讓我們摘杏？我現在還十分懷念那段時光。

　　我對周口店未來發展的一點設想

　　我也一直在關心周口店的工作，《北京人》雜誌原來是聘我老伴做顧問，一直給我們寄雜誌，我期期都要看。後來他故去了以後，我又給周口店寫了信，希望這個雜誌還能繼續給我寄來，我還挺願意跟周口店有着聯繫。

　　我自己覺得，按規劃來説，要把周口店龍骨山變成一個遺址，而且要恢復到原始人類的那個環境，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想法，所以我想如果在可能的情況之下，能不能把他們幾位科學家的墓地，一直到魚化石産地，都變成一個大的建設控制地帶。爪哇人是徵集的，元謀人也是徵集的，哪有像周口店這樣一個豐富的遺址？我覺得政府不應該吝惜那些地方，而應該擴大它的保護範圍，將這裡真正變成既是科研基地又是教育基地的一個地方。

　　另外我覺得像有些在周口店工作過的人，他們有些科學成果的，像顧玉珉，我是很懷念這位大姐的，她是南開大學生物系的，像袁振新這些人，應該把他們的事跡記錄整理下來，豐富周口店遺址的歷史紀實。讓這個遺址不但讓有文物遺存，也有人文的東西在裏邊，在講解中可適當增加原當事人的口述。

　　另外，我還是希望把兵馬司變成周口店的一部分，讓更多的人了解它，要讓人們看完兵馬司，再來看周口店，或者看完周口店再到城裏看看兵馬司，不能讓出了那麼多科學人才的地方，就這樣變成一個機關的宿舍。地質圖書館的張爾平，她為調查兵馬司，下了不少功夫。清華大學有個張複合老師，他寫的北京近代建築，那裏頭就把兵馬司寫進去了。我覺得兵馬司絕對不能就這麼被淹沒。

　　我們中國讓孩子們去的博物館很多方面不如外國，缺少互動性。我到芝加哥博物館看過，孩子就在博物館裏生活，在裏面玩和學。我想周口店應該成為寓教於樂的大樂園，不要再建別的了。再蓋房子什麼的，跟周口店的價值比，那就是微不足道了。

　　我覺得周口店在宣傳工作方面，能不能有知名的學者來當名譽館長或者是名譽所長，還應該建立一個學術委員會。這樣我們在跟世界遺産的一些機構對話的時候或者做學術交流的時候，才能對應和同步。這樣我們周口店的知名度可能會更高。另外，周口店應該在國家文物系統的報刊或者其他媒介，要經常有文章問世。這是我個人一點粗淺的想法，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