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奇：走近周口店

衛奇

　　衛奇，1941年4月19日出生於山西省五台縣。1960—1965年在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專修地貌學專業，1965—1969年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做研究生，在賈蘭坡先生名下學習舊石器時代考古。1967年留所工作。1995年晉陞為研究員，主要從事舊石器時代考古。

　　科學生涯主要在泥河灣盆地和三峽地區。發表文章100余篇，發現並報道了泥河灣盆地可確認目前已知最早的黑土溝遺址，創立了泥河灣盆地考古地質框架，提出了泥河灣文化（Nihewanian Culture）的正式建名。帶領泥河灣的農民業餘考古調查專家，在三峽工程淹沒區找到了許多舊石器遺址和新石器早期遺址，填補了有關地域史前空白，也發現了“三峽第一片”（陶片）。

　　他認為，舊石器時代考古必須依賴於調查發現。專業人員的調查發掘，本身就是積極的最有效的文物保護，因為記錄在案總比無聲無息消失強，但發掘盡可能以搶救為原則，因為古文化遺址是不可再生的資源，大規模考古發掘是不明智的，實屬掠奪性的人為破壞。必須考慮千百年後研究的可持續性，保護古遺址是當代人的神聖使命。

　　他給周口店遺址博物館的留言是：“舉世矚目的周口店遺址是全人類寶貴遺産，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須大力保護，特別謹防以科學名義合法性破壞。”

　　衛奇：走近周口店

　　結緣古人類

　　周口店，我最早是1952年從高級小學歷史課本上知道的。那時的小學分初級小學和高級小學，初小上完四年後經過考試合格才能被錄取上高小。高小裏開歷史課，歷史課第一節講原始社會的舊石器時代，第一頁就是“北京人”（當時稱中國猿人），還有畫像，即猿人站立着打石器的樣子，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而難以磨滅的印象。

　　我自幼就對神奇的自然抱有求知的濃厚慾望，尤其是北京地質學院馬杏垣組織的五台山地質考察隊在我家隔壁住過，他們的生活和工作使我十分嚮往，因此，我對地理課的興趣更加濃厚了，學習也一向優秀。1960年高考，我填報的第一志願是北京大學地質地理學系地貌學專業。

　　如願以償，1960-1965年的地質地理修業為我實現探索自然的願望奠定了基礎。就是在大學學習期間，我與周口店開始有了直接接觸，普通地質學、第四紀地質學和構造地質學等的野外實習地點就在周口店。從“北京人”遺址演繹出來的周口店期、周口店動物群和“北京人”及其文化，是更新世中期必須掌握的主要學習內容。當時第四紀地質學中的古人類與舊石器是北大考古專業呂遵諤先生給我們講的，他拿着一個現代人的頭骨很直觀形象地給我們講授“北京人”的特徵，還給我們講解周口店舊石器的性質，還有周口店沉積物和動物群的組合，由此我們才真正了解到了周口店的實質內容。我多次在周口店野外實習，住在龍骨山山後的大院。在猿人洞和山頂洞西側的山坡上山神廟旁有一個“中國猿人化石陳列室”，內容豐富，免費參觀，一進門還給一份印製精美的彩色説明書，有個老先生在陳列室作講解，他是不是姓刁，我不記得了。

　　周口店發現的人類化石，裴文中先生一直稱中國猿人，而賈蘭坡先生稱“北京人”，吳汝康先生叫北京猿人。老前輩們的觀點不一致，對後來的研究有影響，有的文章，一會兒説中國猿人，一會兒説“北京人”，同一篇文章裏面竟然出現同一化石人的不同術語，如同名字號，很有中國人的風格。

　　大約是在1962年，裴文中在中國人民大學作古人類專題講座，我和其他同學從北大步行到人民大學聽報告（當時從北京大學南校門到人民大學乘32路汽車是5分錢）。那時學術界，裴老與賈老爭論“北京人”是不是最古老的人。裴老主張“北京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報告會上有人提問，“為什麼説中國猿人是最早的人？”裴老詼諧地回答説：“因為是我發現的。”顯然，後來由於非洲和中國的考古新發現，裴老已經意識到了“北京人”“最古論”的問題，所以1981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再版他的《中國石器時代》科普小冊子的時候，他就專門寫了後記。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沒有，我是看到了，他説：“我原想改正一些錯誤，但我個人的偏見，因多年堅持慣了，很難改正。”其實，科學研究就是填補空白和修正錯誤。科學是永遠摸不到頂的山峰，只有更好，沒有最好。科學研究中，不犯錯誤幾乎是不可能的，有錯誤改正就好，最好是自己能及時改正。賈蘭坡説過：後面的文章是修正前面的。這是偉大科學家的誠摯箴言。我想裴老如果能再多活幾年，他或許會明確放棄他的“北京人”“最古論”。這裡我想順便説一下，賈老挑戰裴老的“北京人”“最古論”，雖然裴老的觀點現在看來已經完全不能成立，但這是一個學術問題，包括西侯度石製品的人工性質爭論也是一樣。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界，實有裴賈派系之分，但根本就沒有産生過學派，所謂的派系實際上是後來人的政治強化，我知道賈老對裴老一直是十分敬重的。我是1965年考入賈老門下的學生，但1981年裴老卻指定我協助他考察泥河灣盆地的小長梁遺址，同時調查發現了東谷坨遺址。由此看來裴老思想上並不存在派系。裴老有幾個弟子和名下的學生都相當低調，看不出有什麼派系色彩，我也從來不認為自己就是那個派系的人馬，儘管裴老的科學名望在國內和國外都非常顯赫。賈老曾經對我説過，裴老的國際聲望比楊老高。

　　楊鐘健先生是周口店發掘和研究的重要人物，他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是中國古脊椎動物學和古人類學第一掌門人，也是北京自然博物館建設的倡導者，“文化大革命”時有人批判他有家長作風，其實有這個“家長”稱呼我認為很好！家長喜歡兒女們有出息，能有所作為，楊老就是這樣的人。楊老雖然不是專門搞舊石器的，但1972年我們從泥河灣盆地發掘虎頭梁遺址回來，他親自到我辦公室去了解情況，那時我是一個剛剛開始做科研工作的年輕人。1974年，他專門組織了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水文地質大隊16人對泥河灣盆地上沙嘴舊石器地點和虎頭梁遺址進行考察，回北京還召開了座談會。當時楊老已經81歲了，他站在上沙嘴地點説：“我才18歲，你們回去給我宣傳，我能跑野外。”楊老熟知上沙嘴早更新世地層發現舊石器的重大考古意義，因為這是改寫當時人類100萬年前開始走出非洲理論的重大發現。舊石器考古雖然不是他的研究內容，但他作為一所之長很關心所裏所有的研究工作，他能把部下的功勞視作全所的成績而為之高興。楊老實實在在德高望重！現在，泥河灣盆地發現了177-195萬年前的黑土溝舊石器遺址，這是撼動當下人類180萬年前開始走出非洲理論的重大發現，如果楊老還活着，一定會分享其發現的喜悅。同樣，裴老和賈老如果活着，也會歡欣鼓舞，甚至還會要求到現場看個究竟。

　　北京周口店發現舊石器標本據説有十萬件，我相信。裴老和張森水寫的《中國猿人石器研究》，統計了一兩萬件。據賈老説，在山神廟附近地下埋了很多標本，後來挖出來過，又連筐一起埋了。古脊椎所在北郊祁家豁子的時候，樓下北側有個大平房，我見過裏面確實有過不少裝石器的箱子，聽説後來拿出來研究的時候，統計過數量，沒有那麼多，有一部分始終不知道在哪。關於周口店的標本，一直到了1985年的時候，裴老和張森水才作了較為全面的報道。這麼長時間，而且前後一共經過了兩代人，又多次搬家，標本丟失是可能的。丟失的標本，我想應該都是些斷塊，加工好的器物與典型石核和石片是不會丟失的，因為過去石製品採集是有選擇性的。實際上在周口店第1地點北側溝坡上，鋪滿了猿人洞發掘出來的石灰岩角礫岩塊，我在1971年專門探查過，許多角礫岩塊包含不少石英石，這些石英塊都是石製品，其中加工好的標本也不可能絕對沒有。

　　周口店石製品的整理斷斷續續經歷了半個世紀，為什麼拖拉這麼長時間，有科學制度和人事關係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缺乏科學的研究方法，就是遇到數量龐大的標本無法進行系統處理。1976-1979年在泥河灣盆地許家窯-侯家窯遺址出土的石製品，至今仍然沒有發表完整的研究報告也是這個原因。看來，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前輩們留下的科學遺産是有缺陷的，但這個缺陷目前世人未必人人都能看得清甚至看得到。

　　周口店世界矚目，因為有“北京人”化石的出現。方毅在1979年12月2日的紀念會上形容“北京人”的發現是中國20世紀獲得的一塊科學金牌。周口店發現早期舊石器，無疑將中國乃至世界的舊石器歷史推前到好幾十萬年以前，其科學意義不亞於人的頭骨發現，也是轟動世界的事情。中國的舊石器時代考古，最早是1920年甘肅慶陽發現了三件石製品；1922年又發現了薩拉烏蘇河遺址，都是法國神父桑志華發現的。薩拉烏蘇河（Xarusgol或Sjara-osso-gol）遺址，1923年德日進作為研究者介入參加過發掘。桑志華在中國的科學調查，貢獻很大，雖然他的研究報告沒有德日進多。德日進發表的論文著作，幾乎可以用等身來形容，古脊椎所有一套他的文集，是一個德國出版商送的。德日進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做了很多地質古生物工作，他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的思想方法，現在來看仍然值得讚賞。在泥河灣盆地、薩拉烏蘇河和水洞溝等地的研究報告中，他繪製的地層剖面圖，雖然很粗略，但基本框架準確無誤，地質觀察相當紮實，不僅能看到和看懂，還能看清和看透。德日進是一個天才，是一個科學偉人，他與桑志華和巴爾博是泥河灣盆地的科學開拓者，是他們建樹了泥河灣盆地科學開發的第一個里程碑。

　　“北京人”的來龍去脈

　　誠然，周口店的研究，空間和時間的擴展勢必會把目光轉向泥河灣盆地，因為追蹤“北京人”的祖先和尋找“北京人”的後裔不能不考慮泥河灣。

　　周口店“北京人”展覽館的業務人員到泥河灣盆地考察，我告訴他（她）們：“‘北京人’哪來？從泥河灣來。到哪去了？去了泥河灣。”當然這是一個假説，因為泥河灣盆地發現很多舊石器時代遺址，在時間上與“北京人”相比，既有老的，也有年輕的。

　　周口店的偉大就在於它不僅僅打開了中國幾十萬年以前歷史的大門，而且把“爪哇人”也救活了。“爪哇人”很有意思，發現者是荷蘭軍醫杜布瓦，他是一個有文化有理想的人，雖然服了兵役，但依然有科學抱負和追求。杜布瓦受了德國生物學家施洛賽爾的影響，認為亞洲能找到最早的人類化石。杜布瓦在印度尼西亞服役做軍醫，給他帶來了科學探索的機遇。他調動一幫被管教的犯人為他尋找化石，在爪哇梭羅河邊的特裏尼爾附近，真的就發現了人類化石。其中以1891年發現的一個頭蓋骨和次年發現的一根股骨為最重要。但是，他把發現的化石拿到倫敦國際動物學大會上展示，卻被學術權威們劈頭蓋臉嘲笑一通，説頭蓋骨是猿的，而肢骨是人的。為此，杜布瓦很生氣，把發現的化石鎖到保險櫃裏，一鎖就是26年。一直到了1929年，“北京人”被發現，“爪哇人”才得以確認而重見天日。

　　周口店從1918年開始進入科學視野，1921年開始發現人類化石，直到1929年發現第一個完整頭蓋骨，石器是1931年才發現的。石器發現的開始，裴老收穫得的不是讚譽，而是一片冷嘲熱諷，地質調查所人説這些石頭馬路上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突如其來的重大發現，常常會受到傳統觀念的排斥甚至打壓，這在科學史上屢見不鮮。裴老作為學地質的人，他深知在沒有變質和石英岩脈穿插的石灰岩溶洞裏，怎麼能出現脈石英石塊？顯然不會是自然形成的。不過，據張森水的記述，裴老不是從地質的角度去判斷石製品的，而是從石塊上的人工打擊特徵來判斷的，這不能不説裴老的認知能力確實過人。如果從地質的角度來説，很明顯脈石英一般出自火成岩或變質岩體中的岩脈，周口店東山口以北煉油廠一帶出露大面積花崗岩體，其中有石英岩岩脈，風化後也被水衝散在周口河谷裏形成有一定磨圓度的河流礫石。像周口店的石灰岩洞穴，本身不會自産脈石英，也沒有古老的周口河衝入的可能性，當時的認識是只有人類才會打制石器，所以應該是人搬來的。這本來是很清楚的事情，可也沒有辦法，因為有爭議，定不下來。後來德日進向翁文灝建議，邀請法國史前學家步日耶到中國來鑒定石器。步日耶來看過後，周口店的石器便得到了確認。看來，當時德日進對石製品的認知能力還有限，可能還不如桑志華。1926年，德日進在下沙溝採集到一塊石頭，上面有幾個片疤，步日耶認為這是一件具有粗糙手斧特徵的結晶岩塊。1935年，法國《人類學》雜誌上同時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步日耶寫的，説泥河灣發現了舊石器，還有人打過的鹿角和燒過的骨頭；而另外一篇是德日進寫的，認為其標本不好排除非人工作用的因素，希望能由今後的發現得以證實。令人十分遺憾的是，桑志華沒有繼續在泥河灣投入工作。他們1926年發掘完，桑志華1929年在泥河灣盆地做過一次考察，沒有在泥河灣村的桑幹河對岸進行有效踏勘，如果他們當時找到即使是和周口店石器一樣古老的石器，那也是轟動世界的考古重大發現，因為那是20世紀20年代的事情。他們要是抓住現在發現的黑土溝、仙臺、小長梁和東谷坨等任何一處早更新世的舊石器遺址，當時人類起源地的視線無疑就會聚焦在泥河灣盆地，如此一個科學黃金機遇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錯過了。不久前我偶然從《中國地質學會志》上看到德日進發表的How and were to search the older man in China（《如何在中國找古人類》）文章，裏面有一句話：“桑幹河層因其急流或湖相而非搜尋爐灶甚至石器的適宜場所。”這可能是影響後來不再進行調查的主要原因，我不相信是缺少經費資助，這樣一個很有潛力的古人類遺址，如果德日進不把話説絕，西方財團不可能不給予經費支援。河流急流相的地層，也就是礫石層，在舊石器考古學界常常是不被看好的研究對象。1994年在山西太原丁村遺址發現4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有位很有資質的研究員説過：人怎麼能生活在水裏？顯然這是時間的重疊混淆，就像有人説周口店猿人洞是鬣狗洞一樣，把同一空間不同時間的東西混合在一起看待了。由此，在礫石層中發現的石製品，懷疑是水流撞擊而成也就毫不為奇了。實際上，礫石（粒徑大於2毫米）在水流中是滾動的，彼此互相摩擦，撞擊力是有限的，因為礫石在流動的水中不僅存在浮力作用，而且被撞的（嚴格地説是擠壓）石頭沒有固定支點，況且是在同一方向滾動的。再説，如果説礫石層中存在自然撞擊成的石製品，那麼其石製品必須會存在於同樣水流條件下的所有河段，並且每一地段應該出現不同磨蝕程度的石製品，絕不會有選擇性地只在某一地段形成。顯而易見，過去有關的“曙石器”理論是坐在沙發上呷着咖啡想像出來的，純屬脫離實際的胡謅，但舊石器考古學界卻以訛傳訛，至今經久不衰，尤其是在西方。

　　前輩人有故事。裴文中對步日耶1935年訪華回國後在法國只介紹在泥河灣下沙溝撿到的石塊而不談周口店發現石器是很不滿意的。裴文中1937年説過：步日耶“向法國人類學研究所彙報，中國最早的人工製品，既不是中國猿人製作的石英石器，也不是周口店第13地點的燧石工具，而是德日進從泥河灣盆地下沙溝河湖相堆積中採集到的一件多面體石塊”。確實，下沙溝石塊的人工性質不夠明顯，步日耶發表文章後從未有人採信過。有意思的是，內蒙古薩拉烏蘇河的舊石器是桑志華1922年發現發掘的，但在德日進1923年介入後在報告中用的是“這一年”和“我們”的表述，由此可見德日進的用心良苦，也許正是因為這樣一個誘發因子，使得桑志華和德日進曾經有過一段相處不甚愉快的日子。同樣，據陳蜜和韓琦報道，巴爾博與桑志華也有過泥河灣的發現權之爭。1924年，巴爾博從桑志華和德日進那裏得知泥河灣發現了動物化石，但是他搶在桑志華9月13-15日在泥河灣盆地考察前，於9月9日前往泥河灣盆地進行了一天考察。更有意思的是，巴爾博在報道中説他在1923年進入泥河灣盆地考察，實實在在地在泥河灣盆地的開拓中搶到了頭功，使得桑志華非常不滿。看來，爭奪發現權的沽名釣譽風氣在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界幾乎就是同步興起演化的，至今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更加盛行。這種風氣不僅不利於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健康發展，也無疑更傷害自身。

　　周口店是人類學的一座寶庫，可惜出土的人類化石大多下落不明。裴文中和張森水發表的《中國猿人石器研究》一書，全部是張森水寫的，不過按照張森水的記述，他與裴老商量過有關事宜。據透露，出版時曾要求一人署名，但研究所編委會沒有同意，由於裴老的署名從而使得該書順利獲得了中國科學院研究成果一等獎。其實，“北京人”舊石器再研究的空間很大，以不同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再寫一本書是毫無問題的。同樣的舊石器完全可以做出不同感覺的文章，如同一塊肉可以做出不同味道的菜一樣。可惜我已經老了，如果年輕的話，真想把過去的標本重新整理一下。

　　建立泥河灣文化

　　周口店發現的舊石器是一種獨特的古文化。裴老曾説過：“周口店中國猿人文化是中國境內真正的、最古老的一種文化，它是這個典型地點以外未見報道的一種舊石器文化。”“歐洲史前人類主要工具的形式特徵及其分歧，尚不見於中國……史前文化本身很難用於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對比，因為這兩個地區的石器製造技術有很大區別。……採用不同方式製造他們的石器。”裴老80年前的科學論斷，切中要害，睿智過人，相當了不起。不過也很遺憾，裴老沒有為這個特殊的文化在世界古文化體系中建名，例如：“中國猿人文化”（Sinanthropusian Culture）或“周口店文化”（Zhoukoudianian或Choukoutienian Culture）。

　　中國舊石器文化的研究思想很長時間一直停留在裴老的斷言水準，儘管賈老、蓋培和張森水對中國舊石器文化系統研究有過嘗試，但人們常常願意向西方的古文化模式靠攏，也就是歸於西方舊石器第Ⅰ模式，即奧杜威文化。實際上，中國舊石器文化與奧杜威文化本質上差異很大，相提並論可以，同日而語難以説通，至少目前尚無有理有力的論述。更何況，奧杜威文化的研究中在一些概念和劃分上尚存在一定的邏輯罅隙。我為2016年的《第十五屆中國古脊椎動物學學術年會論文集》撰文《泥河灣盆地黑土溝遺址考古地質勘探》，正式提出了泥河灣文化（Nihewanian Culture）。泥河灣文化是中國乃至東亞地區從早更新世遺址一直到晚更新世的世界上獨立的一個文化體系，其中包括了“北京人”的文化。“北京人”的文化就是泥河灣文化的繼續。雖然先前也考慮過冠名“北京人文化”或“中國猿人文化”，但從發展的時間上看，還是確定泥河灣文化較為穩妥，因為它出現得早，而且延續得很晚。

　　世界上，文化和工業有人混為一談，實際上，不論是在中文語境中還是其他語境中它們的概念是各不相同的。舊石器文化是一個綜合體，在時間上須有一定跨度和在空間裏有較大的分佈範圍。工業應該是文化的下屬，工業可以説成文化，但文化不是工業，就像白馬是馬，馬不是白馬，這是一個概念問題。目前，舊石器區劃，日本做得很細，中國只有張森水做過嘗試，但都沒有捋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規劃系統，如同像生物綱、目、科、屬、種一樣，建立相（或文化）、貌（或工業）、樣（或組合）、式（或特色）等。當然，這樣的研究必須建立在大量發現的基礎上，而且需要各個時代和各個地方的發現。我相信，這項很有科學意義的研究將來會有人做，目前材料很有限，做起來不僅難度大，而且肯定出力不叫好。

　　泥河灣文化，實際是蓋培提議的，儘管我也一直有這樣的想法。蓋培指出，建立泥河灣文化，和奧杜威文化、阿舍利文化屬於同一個等級，這是世界上一個獨特的文化。誠然，泥河灣盆地和周口店發現的石製品，存在很多共同屬性，不僅大小和形態差不多，而且製作技術也如同一轍。泥河灣文化涉及到中國舊石器的基本特徵，中國舊石器從早到晚，在細石器出現之前，沒有一種技術也沒有一種類型可以劃分其時代的。儘管有的研究者提出華北主工業和華南主工業，以及若干小的工業區，雖然不能説毫無道理，但其區劃要領不夠清晰，實際操作仍然是傳統的所謂石片石器和礫石石器的劃分。

　　我説“北京人”從泥河灣來，到泥河灣去，只是按時間的排序而已，舊石器的相似性雖然可以作為一個狡辯説辭，但仍然需要發現猿人化石來證明。泥河灣盆地肯定可以發現比“北京人”早的和晚的猿人化石，只是一個時間、地點、層位和誰發現的問題。這個問題估計不遠的將來就會得到破解。

　　從地理分佈來説，泥河灣盆地和周口店僅以北京西山相隔，泥河灣盆地地勢較高，冬季寒冷，那裏的遠古人類遷移到較為溫暖的北京平原地區過冬，這樣的邏輯推理是合乎情理的。泥河灣盆地在幾百萬年前到幾萬年前是一個面積大約9000平方公里的浩瀚大湖，它被賦名“大同湖”。那個時候的永定河與“大同湖”沒有聯繫是不可能的，但怎麼聯繫確實不清楚，這涉及到原始人類遷徙路線的探索，因為人類生存離不開河流。泥河灣和周口店的關係，就像人類非洲起源發展到亞洲一樣，沒有足夠的路標證據，只是從時間上來推測。周口店“北京人”從泥河灣來，因為泥河灣盆地有很多比“北京人”早的人類活動遺跡；“北京人”去了泥河灣，因為泥河灣盆地發現了比“北京人”晚的人類化石及許多活動遺跡。賈老説過，“許家窯人”的石製品，把進步的標本拿過就像是“北京人”的，把原始的拿過，就像是“峙峪人”的。我覺得賈老的話有道理，確實看到了華北遠古文化的本質現象。現在，在泥河灣盆地發現的黑土溝遺址，在地層剖面上分佈在松山（Matsuyama）反極性時的奧杜威（Olduvai）正極性亞時階段（177—195萬年前）下部，其年齡有一百八九十萬年。遺址中出現了一些似棱柱狀砸擊石核和砸擊長石片，有的長石片按照傳統的石葉定義就是石葉，而且貌似細石葉，還出現了似拇指蓋狀刮削器，舊石器文化傳統觀念中這是舊石器晚期的東西，怎麼出現在舊石器時代早期，而且是在早更新世，這不能不讓我們再次聯想到裴老對小長梁石製品的評價，“已經達到了黃土時期的式樣，當中把周口店時期飛躍過去了”。這就是華北舊石器的特色，正是泥河灣文化的鮮明特徵，它從舊石器時代早期到晚期大體上是一個模樣。

　　中國舊石器資源豐富，在世界上佔有獨特的地理區域優勢，從周口店舊石器研究開始，中國舊石器就展現出令人不解的神秘色彩。1992年，Desmond Clark在發掘東谷坨遺址時對我説過，東谷坨遺址的石器也許50年後會有人能夠解釋。在舊石器研究中，人為的成分幾乎佔據統治地位，Lawrence H Keeley説過：“法國人是從coup-de-poing這個名稱開始命名過程的，這個名稱在英文中就成了手斧。接着，又産生了許多以功能為依據的其他器物：端刮器、邊刮器、石葉、尖狀器、雕刻器等等。雖然一輩又一輩的史前學者都恪守沿用這樣的一些器物名稱，但是幾乎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能説明這些石器實際上是做什麼用的。”遠古人類拿石頭碰石頭打石片，就當時來説也不應該是一個很複雜的製作過程，但現在上綱上線地過度解析委實令人眼花繚亂。舊石器時代考古學以及經濟學原理教導人們石器是勞動工具，似乎很有道理，因為石器可以完成牙齒和指甲難以完成的切割和挖掘。從文化的社會意義考慮，兒童模倣石製品製作行為不能不作研究考慮，因為遠古人類兒童的游戲很難離開石頭，發現的石製品更應該有不少是兒童玩耍的製品。我的幼年（20世紀四五十年代）生活在農耕社會的山區，當時那裏兒童的玩具主要是石頭，男孩子玩“打砣”，女孩子玩“抓子子”，都有套路，還有輸贏。石製品中有不少小巧玲瓏的精美製品，與其把它們看作是“工匠”製作的生産工具，還不如視為做媽媽的女人為孩子製作的處理糞便工具或撓癢癢器具。有的器物作為求愛的定情物或討好“首領”的諂媚賄賂物品也是可以設想的。達爾文主義的精髓是性的選擇，乃為動物演化的動力，人類也不例外，舊石器文化的發展也不可能不與之有關，但有關的研究卻是鳳毛麟角。

　　周口店是“北京人”之家，也應該是泥河灣猿人來躲避寒冷的場所，但這是有時間性的，而且其居留時間應該是或長或短斷斷續續的，因為猿人洞曾經也被鬣狗盤踞過。這個問題，“北京人”之家説沒有明確交代，鬣狗洞之説顯然非常糟糕，把不同時間混合在一起説事了，這是不是偷換論題的邏輯炒作？

　　裴老25歲發現了“北京人”第一個完整頭蓋骨化石，兩年以後又發現了舊石器，少年得志，中國的史前文化泰斗當然非他莫屬！裴老很偉大，但並不是説他事事都看得對。裴老確有大家風範，實實在在，説話直來直去。在泥河灣盆地的重大發現，裴老都很關切，上沙嘴地點、小長梁遺址、許家窯-侯家窯遺址和虎頭梁遺址都是帶着他的弟子安志敏、邱中郎和呂遵諤專程去考察的。

　　小長梁遺址的確很重要，它的名字被銘刻在北京世紀壇中國歷史甬道的第一塊銅牌上。小長梁遺址發現前在泥河灣盆地已經發現了上沙嘴早更新世的石器，但是其地層的判斷卻遭到幾乎所有有關地質學家的質疑，裴老也説“衛奇、蓋培等的發現……是有疑問的問題”，為此，我沒有能夠堅持自己的看法，將其地層錯誤地改為了上更新統，由此，小長梁遺址在很長時間便作為泥河灣盆地最先發現的早更新世遺址看待了。裴老對於小長梁遺址的石製品性質論斷精準，但對地層有顧慮，他不畏年邁坐著擔架親自到遺址觀察，還專門組織隊伍對其地層結構進行野外調查。他説：“這個發現是重要的，如果能證明它確是泥河灣期的産物，這將對舊石器考古學和古人類學有一定的革新作用。”因為，這是改寫當時人類走出非洲理論的重大發現。許家窯-侯家窯遺址是一處晚更新世早期的遺址，它是泥河灣盆地目前既發現許多人類化石，又發現大量舊石器和哺乳動物化石的遺址，而且它代表着猿人向智人過渡階段，也是舊石器中期的代表。裴老考察許家窯-侯家窯遺址的那天，返回大同途中遭遇飛沙走石的沙塵暴。虎頭梁細石器遺址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太原工作站王擇義發現的，他的考古意義是破天荒地從地層裏找到了細石器。過去，在東亞地區曾經先後有過中美、中瑞和中蘇的聯合科學考察，踏遍了中國內蒙古和新疆以及蒙古國的廣大曠野，耗費大量人力和物力，從地表採集到大量細石器，但沒有地層根據，使得細石器研究長期陷入困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梁思永也曾經在研究內蒙古荒漠上的細石器時因缺少地層根據而十分無奈。裴老明白虎頭梁遺址的重大考古意義，所以他對這個遺址做過兩次考察。

　　這裡我不能不進一步再説説上沙嘴早更新世石器的發現。1972年蓋培帶我到泥河灣盆地發掘虎頭梁遺址，當時我還是研究所正在審查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蓋培敢帶我是有一定政治風險的。我們在泥河灣村進行考察時，根據村民提供的線索發現一具完整的納瑪象頭骨化石，但象頭被翻起來的時候，蓋培一把抓住一塊石頭，是一件單臺面多片疤石核，是從早更新世地層中出土的，這是一個重大考古發現。上沙嘴舊石器的發現不僅實現了泥河灣盆地半個世紀尋找早期舊石器的夢想，也是山西西侯度遺址發現後再一次叩響了中國100萬年曆史的大門。賈老對其發現給予高度評價：“泥河灣村附近的上沙嘴，與納瑪象頭骨化石一起發現的那塊石器，不能小看它。目前雖然僅有一件，不能定其文化性質，但肯定它是石器，這就是一大發現。時代可能在一百多萬年以前。過去西方學者都説我國無更古老文化，這是他們的看法。我們的工作，就是尋找可靠的考古證據，探索中國的遠古文化。”上沙嘴早更新世舊石器研究報告發表後，日本全文翻譯刊登在《科學》雜誌上。美國人組織了高規格的科學代表團來考察，當時1975年，泥河灣不開放，沒有讓他們來看，他們很不高興，因為這一件石器是撼動人類走出非洲理論的考古重大發現。

　　泥河灣盆地的考古開發，如果説巴爾博、桑志華和德日進是開路先鋒，那麼王擇義是舊石器時代開場的揭幕者，而蓋培是100萬年曆史的開門人，這是三個重要的里程碑。泥河灣盆地考古的第四個里程碑的創立將是發現泥河灣猿人化石或找到比黑土溝遺址時代更早的舊石器。

　　目前泥河灣盆地的舊石器遺址發現很多，與周口店均分佈在北京大西山範圍，彼此相映生輝，探索華北舊石器文化相輔相成，特別是裴老的話，很值得細細品味。

　　舊石器遺址是不可再生文化資源

　　我在泥河灣猿人觀察站收集了一個黑色木頭櫃子，據吳新智説，這個櫃子是步達生放現代人和周口店“北京人”化石測量數據資料的。這個櫃子放沒放過“北京人”頭蓋骨不知道，其抽屜有大有小，放置猿人頭骨化石是絕對沒有問題的。這個櫃子曾經在吳汝康辦公室放過，研究所在20世紀開頭搞創新工程，過去的老舊辦公桌椅和標本櫃等幾乎全部作為廢品處理，陸慶五收留了它免去滅頂之災，他的臨時用房（食堂二樓）要拆除，這個櫃子就給了我，我把它拉到泥河灣猿人觀察站來暫時保存，準備將來給它找個能永久收藏的地方。我還收集了新生代研究室創辦時定制的一個兩件套菲律賓木櫃子，原來是研究所繪圖室的用品，還有8把豬皮彈簧靠椅，有李傳夔、閆德發、張振標、陳德珍和楊東亞用過的。這些古老東西是古脊椎所的文物，2002年我在台灣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談到研究所的創新工程，台中自然博物館何傳坤聽説後講：你們不要給我們，買都可以。我很想收集裴老和賈老用過的東西，可惜沒有找到。所辦公室主任王世階告訴我可以隨便拉，但實在無能為力，非常遺憾。辦公室扔出來的櫃子和桌子都是被砸爛裝車運走的，我問過車工，是你們給所裏錢還是所裏給你們錢？他們説誰也不給誰。張彌曼院士下班回家聽潘悅容説院裏砸傢具，不忍心看，是從研究所後門離開的。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是從周口店龍骨山起家的，最初屬於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龍骨山歸新生代研究所管，當時範圍也很大，賈老告訴我是他出面劃界的，範圍包括四週好幾個山頭，現在只有龍骨山頭的前後範圍了。賈老在周口店最初是一個練習生，也就是見習員，但實際是一個大管家，賬目呀、人工呀，還有什麼買地呀，他都管。賈老自學成才，榮獲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成為沒有大學文憑卻攀登科學殿堂的傳奇式人物。周口店龍骨山現在歸屬北京市管理，有利於文物保護和知識經濟開發，古脊所是研究單位，搞開發顯然不是強項，就像泥河灣盆地一樣，科研人員發現發掘研究的舊石器遺址很多，但開展保護和發展旅游必須得當地政府來搞才行。遺憾的是，古脊椎所作為存放標本後院的龍骨山移交北京市後，不得不在昌平每年耗費鉅資租用房屋存放標本。當時院所領導如果努力爭取，把研究所旁邊轉給北京市的地皮要回來，或者從其他地方要塊建造標本庫房的用地，我想北京市政府是不可能不會答應的。

　　周口店的古人類化石研究，過去都是洋人搞的。“北京人”化石最早是師丹斯基採掘發現兩枚牙齒，但真正科學定名為中國猿人北京種的是步達生，後來魏敦瑞做了不少詳細研究，並指出了蒙古人種與“北京人”的關係。吳新智從人類化石的性狀特徵判斷，也認為“北京人”與後來的中國人有傳承關係，但基因説卻完全否定其關聯，因為基因説如同新物種出現一樣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科學市場。其實，從科學發展的視角來看，基因研究還算剛起步，不可能是最完善的和最終的研究成果，明顯與人類化石性狀的聯繫有斷裂，而且在地理環境時空隔絕和其他伴隨生物物種變化方面也缺少相互印證。不過，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基因説缺陷會暴露，問題返回原點也不是不可能的。科學發展的規律，就是否定之否定。

　　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後來進行過多次發掘。從目前的科學技術水準來看，周口店的發掘，除了增加一些動物化石和舊石器時代遺物與遺跡外，其他方面的突破是很有難度的，因為周口店的洞穴堆積膠結得相當堅實，目前要取得詳細埋藏學資料是非常不容易的，儘管最近的一次發掘媒體報道説獲得了新進展。周口店的發掘，在中國，時間之長和體積之大以及獲得的材料豐富量大，其他任何遺址都無法比擬，所必須嚴格保護，它的再發掘，需要審查兩個方面：1.必須有明確可實現的目標，也就是要有迫切需要（不可再等待）解決的問題；2.必須保證出土化石和石製品的完整性和空間分佈的準確性。否則，我們這幾代人就不要去動它，因為古人類遺址保存下來的很少，而且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發掘本身就是破壞，挖一點就少一點，更何況我們現在的科學認知還相當原始，發掘技術也相當落後，要考慮到幾百年後，甚至幾千年或幾萬年後的發掘研究。聽袁寶印説，裴老1963年在薩拉烏蘇河考察時説過，舊石器時代考古大面積發掘是斷子絕孫的事情。1976年和1977年我在泥河灣盆地許家窯-侯家窯遺址發掘時，清理的範圍是老百姓挖龍骨嚴重破壞的地方和層位，所以面積較大，對於沒有被破壞的地方和下文化層只做了一些探測，為的是留給後代去研究，所以基本上沒有動。2006年我在泥河灣盆地對186萬年前的黑土溝遺址進行考古地質勘探，考慮到這個遺址是撼動當下人類180萬年前開始走出非洲的理論的，實在不忍心挖，但不得不做探查，僅僅選擇在容易被流水沖刷破壞的溝邊，開始布方長4米寬1米，挖到底是長4米寬近2米，還有另外的兩個1平方米的探坑。這樣做，為的就是留給後人或後代去研究，後人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肯定會比我們的好。

　　科學研究、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是一項系統工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規定，考古發掘要經過國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門審核批准，但是如何科學地合理地把握，國家文物局頒佈的實施細則沒有詳細的明確規定，所以其審核批准的人為性空間很大。還有，有關部門制定的法規存在概念模糊和出現詞語歧義，很不妥當，例如，“具有科學價值的古脊椎動物化石和古人類化石同文物一樣受國家保護”，其科學價值如何界定？與人類有關的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由文物部門管，與人類無關的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歸國土部門管，這又該如何界定？顯然，後者應該改為：在古人類化石地點和舊石器時代遺址的哺乳動物化石由文物部門管。這樣就概念明確了，而且也不應該有第四紀的限定，因為人類化石和舊石器現在已經分別追索到了新近紀的中新世晚期和上新世晚期，超出了第四紀的時間範圍。這些話應該由有關部門領導和學術權威考慮，我們七老八十的人妄議顯得有些指手畫腳很不識時務。

　　目前，古人類和舊石器的保護，只能有效限制一部分專業人員發掘外，很難防止生産建設的人為毀壞和限制圈內人員的肆意挖掘，更難克服自然的破壞。對於舊石器遺址來説，真正的保護，首先是調查清楚其家底，對於正在遭受自然破壞的出露的文化層須搶救，但清理範圍宜小，進深限度以最大2米為宜。專業人員對於即將消失的古人類文化遺跡記錄在案，避免無聲無息地自然消失，這無疑是積極有效的文物保護，需要提倡。寧可自然破壞殆盡，也不允許專業人員發掘，雖然合法也符合中國的國情，但絕對是不可取的文物保護舉措。

　　在泥河灣盆地的109國道上刷有醒目的巨幅標語：“世界看中國，中國看泥河灣。”估計來來往往運煤的司機很難明白其意，就在小長梁遺址我問過正在旅游的當地人：“這兒看到了什麼？”回答説：“這兒風景很好，能看得很遠。”沒有一個人知道腳下就是世界著名的小長梁早更新世舊石器遺址。泥河灣盆地確實具有很大考古潛力，將來也會榜登世界文化遺産，但目前尚未超越周口店，不僅研究力度不及，其聲譽也相差甚遠，現實情況是周口店的國內外游客每天絡繹不絕。最近，作為涉及泥河灣開發建設的官員趙永勝問我：“泥河灣搞了這麼多年，怎麼還沒搞起來？”問題提得有水準，切中要害，很值得認真思考。現在到泥河灣游覽的人都是義務宣傳員，試想他們能怎麼樣口傳推銷泥河灣這個絕佳文化旅游産品？説實在的，泥河灣的基本概念是什麼，別説是一般游客弄不懂，就是大多數研究泥河灣的專家學者們也未必十分清楚。泥河灣的科學概念，時間上是早更新世，地層上是下更新統（泥河灣組），以及泥河灣組中發現的泥河灣動物群以及有關的古人類和舊石器等。泥河灣的科學普及和宣傳中概念不清，眉毛鬍子一把抓，甚至古堡廟宇土特産品等都恨不得全盤托出介紹給大家，實際喧賓奪主，效果適得其反。在小長梁，樹立着世界一流的精美巨幅標語牌，如果主牌打“泥河灣”，做個泥河灣簡介説明牌，肯定會受到游客的歡迎，其産生的後續效果也是不難想像的。

　　我在龍骨山住過

　　周口店的研究工作我沒有專門做過，只在《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上發表過《“北京人”文化的來龍去脈》和在《北京青年周刊》上發過《北京猿人化石失蹤之謎》。

　　我在周口店龍骨山住過。我上大學的時候，國家正處於困難時期，所有地質課程的野外實習都在北京西山，周口店龍骨山是最主要的大本營。周口店龍骨山的猿人洞和山頂洞以及附近的303太平山石炭係泥岩向斜構造和164奧陶係石灰岩背斜構造及其原始美妙的岩溶洞等地質現象至今讓我記憶猶新。1970年我住過較長一段時間，而且是拖家帶口住的。那年，周口店“北京人”展覽館進行整改，原來的那個展覽館用了將近二十年了，原來的佈置已經不能滿足觀眾的需求。我參加了整改，當時就住在龍骨山後面的一個大院裏。那一次賈老也去了，帶了一大批人，除了所裏的人，還有上海自然博物館的和河南省博物館的，有研究人員，也有模型技工和美工人員。領導很重視，所裏把有關“北京人”的圖書也搬過去了。整改期間，郭沫若郭老也去過。當時我正在展覽館前面的柿子樹上摘柿子，看見郭老過來了，我趴着不動，以為郭老路過不會注意，沒想到郭老過來站在樹下看我，我趕快從樹上出溜下來，郭老笑了笑，我很不好意思地與郭老握了握手。整改的時候我的工作是裱糊展板，整張的紙很大，我一次就能裱上去，而且裱得平平整整，當時還受到布展負責人沈文龍的讚揚。那次整改是誰主管設計的，我不清楚，他把突出政治的批判內容單獨放在會議室展示，與表達科學性展館實際分割開來，既符合革命形勢的需要，又保證了展館科學的完整性。

　　龍骨山植樹勞動是少不了參加的。後來研究所成立了周口店研究中心，徐欽琦是主任，我和劉金毅是成員。真正的周口店活動是接待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到周口店參觀。我記得是一個禮拜天，早晨辦公室主任王世階突然打電話通知我去周口店陪同，我特別問王世階，跟徐欽琦説了沒有，他説説了。後來我向徐欽琦彙報，他説不知道，我意識到我辦了壞事，好像我架空主任私下搞活動，因此，原來的展廳裏有一張盧嘉錫的參觀照片，上面有我，但毫無喜悅的感覺。類似的事件我在泥河灣盆地也發生過，2005年秋天河北省省長季永石參觀小長梁，陽原縣文化局局長王宏宇安排我和謝飛局長參加接待，過了二十來天省委書記白克明也到小長梁參觀，王宏宇通知我去參加接待，但沒有謝飛，我馬上意識到我辦壞事了，因為謝飛在岑家灣住着，很顯然我把人家與省委書記見面的機會搶佔了，感覺非常沒意思。其後，我不得不把“叫我幫忙我盡力幫忙”改為“叫我幫忙在不影響他人的情況下我盡力幫忙”。現在我老了，泥河灣的活動確實不宜再露面了。人老了才悟到，做好事也須前思後想和左顧右看，掂量掂量，沒頭沒腦愣幹好事可以變成壞事。那時，我在泥河灣盆地東谷坨村，打算買點批發價的常用藥供村裏人應付小病，有錢的給點本錢，沒錢的白送，但是，有人立馬提醒我做不得，因為村裏有兩個赤腳醫生是靠賣藥養家糊口的。

　　周口店最初展覽的動物石膏模型，如納瑪古菱齒象和腫骨大角鹿等，都是我和趙忠義在上海自然博物館白師傅的指導下翻制的。其雕塑的是由杭州美術學院周鼎鐘教授帶着他的一個弟子先做成泥塑，做得相當精緻。然後，我和趙忠義在白師傅的帶領下往泥塑上抹石膏，石膏凝固後選擇一個合適的地方開鑿一個窟窿，把石膏裏面的泥全部掏出來，再把石膏灌進去，並全方位進行搖晃，最後將外面的石膏殼打掉，出來的就是一個白茬模型。這些模型是很好的藝術品，大約有十來個，估計現在沒有了。我和趙忠義都是第一次做模型，顯得笨手笨腳，操作要領常有失誤，但白師傅只批評趙忠義，我年歲大點兒，給我很大面子，不過我明白是説我們兩個的，而且更主要是指向我的。

　　“北京人”最古論純屬學術爭論

　　我是1965年賈老招收的第一個研究生，但是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學了一年英語，還沒有結業，“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就來臨了，學校領導迅速把所有的學生全部打發回各自研究所裏了。寒假期間，我到賈老家拜訪過一次，回所後“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批判矛頭是指向學術權威，但我對所裏的事情一無所知，就連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這個機構過去也是很不了解的。所裏的第一場批判會上，所辦公室的一個中層領導把賈老説得一無是處，“還招研究生，聽説研究生已經來了”。當時我恰恰就坐在演講臺前面第一排，聽得很不是滋味。不久，研究生制度廢除，我就留在所裏。我從小學直至大學接受了完整系統的黨的教育模式規範，政治修煉絲毫不敢怠慢，儘管未能入黨。“文革”開始，研究所開展批評資産階級反動路線，我認為這不是學術權威的問題，應該是黨委領導的問題，所以就參加了針對黨委領導的大批判小組。事後證明，黨委領導是批判不得的，我作為反革命嫌疑審查幾年是真的不虧情，罪有應得，不過最後沒有帶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實在是萬幸的萬幸了。那時候，我和賈老幾乎沒有接觸，我也沒有説過賈老任何一句不好的話。賈老對美國記者説“文化大革命”他的學生鬥過他，實際上我1968年就發配到天津葛沽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隊進行勞動教育，1970年回所接受審查的時候，賈老已經是連排隊伍裏的革命戰士了。我和賈老真正的接觸應該是從1974年泥河灣盆地許家窯-侯家窯遺址的考察開始的，實際與裴老的接觸也是在泥河灣盆地，是在虎頭梁遺址和許家窯-侯家窯遺址以及後來的小長梁遺址和東谷坨遺址考察時開始的。

　　在20世紀50年代，賈老發表過《中國猿人》《河套人》和《山頂洞人》三本小冊子，這就是當時著名的中國古人類和舊石器時代考古的三部曲。《中國猿人》的前言是裴老寫的，對賈老的工作是予以肯定的，但從字裏行間也不難看出裴老的權威氣概。賈老沒有上過大學，實際是一直受人歧視的，有關微詞來自方方面面。從中國舊石器研究的實際情況來看，人才培養可以大刀闊斧改革，從高中畢業生那裏選拔腦瓜兒靈光的語文寫作好的，培養五年，直接拿到博士學位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對於舊石器時代考古沒有數理化等學科那樣基礎知識的緊密連貫，當然，科學研究的思想方法作為基礎訓練重點是十分必要的。現在，一律走大學本科—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甚至還有博士後，實在是人力和物力的極大浪費，尤其是研究人員青春年華的耗費，實在可惜。事實上，在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領域，沒有大學文憑的研究員並不鮮見。

　　裴老主張“北京人”是最古老的人，賈老根據石製品解析“北京人”不可能是最古老的人，他們的爭論發表在《新建設》雜誌上。誠然，學術研究需要爭論，爭論有益於科學發展。在中國，學術民主和自由爭論是很難得的。當時的學術爭論沒有結果，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東非人的發現表明“北京人”之前還有人類存在，“北京人”“最古論”在事實面前已經不攻自破了。

　　1960年，山西西侯度發現早更新世舊石器，但是在“北京人”“最古論”的思想框架下，並不為世人看好，更何況，發現的石製品均有不同程度的磨蝕。1978年賈老和王建才發表了研究報告，文章的重點論述石製品的人工性質，主要採用的是排除法。西侯度石製品的爭議，我差不多目睹了整個過程，很具有中國人的特色，其表態多數為無傾向的模棱兩可，簡直就是玩文字游戲；贊成者也少有説理舉證；反對者也多停留在口頭上和文章中開天窗，特別有意思的是，裴老沒有留下只言片語的文字記錄，儘管張森水在合作形式的論著中有所暗示。後來張森水在1998年發表《關於西侯度的問題》作了明確徹底否定，現在看來，張森水雖然對於水流滾動中礫石的撞擊存在不正確的理念，以及對於石製品的磨蝕屬性認識有點偏頗，但敢想敢説勇於發表見解的科學精神無不令人欽佩，至少比既表達是又表達不是的油滑腔調有意義得多。西侯度石製品的爭議顯然賈老的看法是可取的。實際上，從Toth石製品動態生産工藝流程（考古學界創新為“操作鏈”）來看，Ⅰ2-3和Ⅰ2-2型石片（人工臺面人工背面和部分人工背面石片）明顯表現出人的創造性思維，絕不可能係自然撞擊所成，也絕非其他靈長類所能為之，更不用説按照埋藏學分析，同樣的礫石在同樣的水動力條件下不可能只會在某一河段産生其石製品。這裡面存在舊石器時代考古學中的一個十分荒唐的科學悖論，我知道外國學者有的在其陷阱裏執迷不悟，但我不知道中國的舊石器考古學家現在是否已經遠離這個陷阱。從泥河灣盆地177萬—195萬年前的黑土溝遺址發現來看，出土的石製品人工性質十分明顯，許多特徵可以説明絕無可能有自然或猿猴的因素。重大發現需要驗證，尤其對於學術研究帶頭人，如果袖手旁觀，無疑不是瀆職，就是科學認知不足。

　　賈老從周口店起家，他的自我修煉是十分成功的。《賈蘭坡舊石器時代考古論文選》的後記，是黃慰文寫的，他把我的名字也挂上了，這個後記對賈老的評價非常中肯而且十分到位。賈老一生勤奮，很能吃苦耐勞，有信念，能堅持自己的意見，很值得後人學習。賈老不畏權威壓制，也不為多數人意見左右，這一點我應該好好向賈老學習。泥河灣發現早更新世舊石器，蓋培寫文章發表，研究地質的人説地層搞錯了，地層是我做的，因為我是學地質的，這個應該由我承擔責任。隨從大家的意見，我把上沙嘴舊石器的地層由“泥河灣層”下更新統改為屬於上更新統的桑幹河河流階地堆積，年齡從一百多萬年前拉到了幾萬年前。這是我在泥河灣盆地研究中犯的最大錯誤，我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當時蓋培不同意我“修正”，我還是改了。現在，重新厘定上沙嘴的地層仍然屬於下更新統泥河灣組，古地磁測年結果是160萬-170萬年，我終於能在有生之年自己把自己的錯誤改正了。

　　裴老和賈老的成長經歷不同，一個是少年得志，一個是老年得志。賈老比裴老小4歲，他們是同一代人，而且都是唐山人。賈老對裴老很尊敬，裴老到他辦公室，賈老馬上站起來讓座。不過，賈老看到《中國猿人石器研究》一書後，到我辦公室拍桌子發過脾氣，説周口店的石錐是他建名的，但一直遭到反對，現在不也承認了。他們學説觀點有分歧，但我不認為他們有學派形成，更不用説是人事派系了。我是賈老招收的學生，自然被歸屬於賈老方面的人，可是裴老檢查小長梁遺址的地層首先點名讓我協助他進行，顯然沒有認為我是賈係的人。1980年，裴老要我制定泥河灣的考察計劃，我知道他的身體不好，所裏不會同意他出差，我就説：“裴老，我説話不如放屁，既沒響聲，又沒臭味”，裴老哈哈一笑説：“那我説，我有臭味！”裴老還幫我制定了泥河灣的考察並向所裏申請。1981年所裏批准泥河灣調查，還配備了一輛北京212吉普車，由王秋原開車，我和河北省文物部門孟浩在陽原縣文化館成勝泉和胡錫奎的協助下展開了對泥河灣盆地的科學考察。考察結果，小長梁遺址的地層確實屬於“泥河灣層”，同時發現了東谷坨遺址。非常遺憾的是，當我們考察結束回到北京，裴老已經住醫院了。我拿了幾十件標本到醫院給裴老看，裴老在床上一件一件摸過，但一句話也沒説。顯然，裴老對泥河灣盆地早更新世的石製品已經認可，這就是裴老的特點，他認為是，就不吭聲，如果不是，他喜歡開玩笑。

　　中國人研究舊石器始於周口店

　　中國的舊石器時代考古是由桑志華和德日進等開創的，中國人進行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帶頭人是裴老以及後來的賈老，他們是從周口店走來的，也就是説中國人研究舊石器是從周口店開始的。中國最早的薩拉烏蘇河遺址發掘，從發表的報告來看，發掘方法和挖馬鈴薯一樣，從地層裏挖出來就算。周口店的發掘，當時在世界上應該是很先進的，打方格，2米見方，以2米為一個發掘層，發掘現場每天定時拍照記錄。周口店的發掘方法，後來人們很少應用，一般都是像薩拉烏蘇河遺址的發掘那樣挖掘的。比較好的發掘就是有地層剖面記述，但標本的水準位置、分佈高度、大小和産狀都不記錄，野外只收集典型石製品，例如石核、石片和修理的器物，以及可以鑒定種類的動物化石。在20世紀70年代，許家窯-侯家窯遺址的發掘是按照周口店的發掘方法進行的，曾經受到了賈老的讚許，裴老和楊老也沒有表示異議。1990—1992年，中美合作東谷坨遺址發掘，Desmond Clark帶來了非洲露天遺址的發掘方法，就是1平方米一個方，每5釐米一個發掘層，標本保留原地，並在出露最高點標記號，還做指北箭頭標記，然後水準儀測量水準經緯坐標和海拔高度，標本出露的長短以及産狀的傾向和傾角都要測量，最後繪圖照相記錄。寫報告畫出圖來，標本的分佈狀況一目了然，從頂面觀可以看出標本的水準分佈狀況，從側面觀可以辨別人類的生活面。這樣的發掘，有利於分析標本的原始埋藏情況。日本的舊石器時代考古發掘是刮地皮法，就是用鋤頭一點一點地刮，一層一層地剝，標本留在原地，不過可以拿起來看，至於放下去會不會改變原樣分佈就不清楚了。實際上，好的舊石器時代考古發掘標準只有一個，就是在室內能夠基本恢復遺物的原始分佈狀態。從中美泥河灣盆地舊石器聯合發掘以後，其野外發掘方法在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得以推廣，但這個方法適用於水準分佈的文化層清理，對於岩層傾斜與不整合等地質構造複雜的文化層則需要按照自然層分層剝離。目前舊石器時代考古發掘，應用全站儀測量，雖然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因為儀器尚不能判斷地層結構，發掘的結果往往會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反而是考古發掘先進的倒退。也許幾年後，全站儀的電子眼能自動識別地層的顏色和粒度，其考古發掘的盲點就可以得到解決。其實，這是一個並不複雜的技術問題，關鍵是應用者有沒有要求改革的意識。

　　科學研究須講究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研究思想就是要探討什麼問題，研究方法就是怎麼樣實現要探討的問題。簡單的問題無須搞得玄妙複雜。我在文章裏也提到過，舊石器考古和刑事破案是一樣的，野外調查如同偵探，發掘就像取證，寫報告類似起訴，最後的結論恰似法院判決，研究報告發表便是結案了。不過，研究歸研究，僅僅是探索，再好的研究，其成果也未必就是真實情況的反映。好在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對像是不可重復實驗的過去，全是紙上談兵，事後發現有冤假錯判修正就行了，這是科學研究的常態，既不存在與人生安危問題，也沒有生産失誤和經濟損失糾葛。

　　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資料非常有限，主要是石頭標本，還有一些骨頭標本，木質標本很少，其他的東西都是輔助性的資料。舊石器時代考古實際就是舉證不足的疑案，如同一件兇殺案，只找到了兇器，兇器上沒有血跡和指紋，更沒有兇手的腳印和遺物，誰是兇手？更何況，受害人的實證也沒有。這是刑事案件不能立案的案件，我們就要憑藉一些石製品解析過去，還要解析更多，並且要不斷創新，難度相當大，其中人為的主觀因素很多和現代意識的干擾很大，也不乏吹牛的成分。在舊石器研究報告裏，有尖狀器、刮削器和砍砸器等，有錘擊、摔擊和砸擊等剝片技術，是不是那麼回事？可以有各種想像，但無不帶有今天文化的色彩。很顯然，吃喝拉撒性幾乎是所有動物的共同特性，現在石製品製作的研究，僅僅是對舊石器時代可見遺物的推斷，生氣蓬勃絢麗多彩的古人類生活畫面，我們除了想像，還是想像。遠古時代，人們逮住動物需要肢解製作食物，在指甲刻不動和牙齒咬不開的情況下，打個石片來切割，問題便迎刃而解。食物被消滅後就萬事大吉，整個過程十分簡單，原始人不可能有過多的考慮，哪怕是一個非常愚鈍的原始人，只是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為他們想了很多很多。舊石器時代考古學是一門無法驗證的邊緣科學，誰研究，誰舉證，鑒賞標準是自己制定的。

　　這幾天開院士大會，很多人都講創新，什麼叫創新，科學研究本身就是創新。什麼叫科學研究，科學研究是彌補空白，修正錯誤。過去沒有發現的，現在發現了；過去搞錯了，把它修正過來。這就是科學研究，這就是創新啊！科學研究哪有不創新的。科學創新工程本身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奇巧騙局，也是國人政治運動思維模式的反映。科學發展，研究思想分裂是核心，科學民主和學術自由是基礎，科研資助是保障。科學研究證明，有作為的科學家與精神病人的基因是一致的，這樣的人往往是怪怪的，十有八九沒有成才就被常規毀掉了，少數成才的也很難就不被排擠或打倒。

　　周口店研究模式

　　在古人類學和舊石器時代考古學上，周口店的地位和聲望世界顯赫，在中國乃至東亞目前都無與倫比。從時間和地理分佈來説，泥河灣盆地的研究實際就是周口店研究的時空拓寬。泥河灣盆地不僅存在周口店的擴展和承前啟後，而且科學研究和文化旅游開發有現成的借鑒作用，因為周口店積累的方方面面的經驗，以及有關學術成果，都是十分寶貴的財富。

　　在研究中，我們現在的思想方法，基本上仍然是裴老那個思想方法，萬變不離其宗，儘管近幾十年來，有形形色色的思想方法被引進。裴老就説過，研究舊石器就是“比娃娃”，就是標本比較，一是形態，二是製作技術。中國古人類和舊石器的研究思想方法，我們一直是跟隨西方，一方面是我們缺乏自信，另一方面人家也確實看不起我們，但又很需要我們提供材料填補地域空白。發表文章，不是看文章品質，而是看在什麼雜誌上發表，分了很多等級，中文的不如洋文的，有的中文雜誌發表的文章不能作為科學論文，甚至連科普文章都不算，所以統計科研成果和獎勵最吃香的洋文研究報告，這是國家科學制度的大政方針，雖然不合理，但不宜妄議。

　　裴老提出，舊石器研究四條腿走路，即古人類、舊石器、哺乳動物、地層一起研究。這一科學路線，顯然得益於周口店的研究，周口店的研究正是四條腿走路的樣板。中國的舊石器遺址，大多伴隨哺乳動物化石，這個讓日本同行羨慕不已，因為日本的地層呈酸性，很難有動物骨骼的保存。

　　中國舊石器遺址的年代過去是根據哺乳動物化石確定的，只能粗略地劃分為早、中和晚期幾個階段。最近幾十年來，大量引進物理化學的測年方法，但都有局限性，而且還存在變數的不確定性或人為的非科學因素。周口店第1地點的年表不難看出，一種測年方法得出一種測年結果，究竟誰的對，不知道。張森水説：“沒有年代盼年代，有了年代怕年代！”新的測年技術為中國古人類遺存的斷代已經産生不小困惑和麻煩。

　　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斷代已經淪為重災區，儘管有關的測年報告仍然會繼續産出。也許，這就是科學研究的信條，“除了它的創始人，誰也不相信假説；除了其實驗者，人人都相信實驗”。不過，我相信，用不了太長時間，人們會找到更好的測年方法，隨便抓把土和拿一塊動物化石，就能很快確定其準確的年齡。到那時候返回來再看我們現在，很可能就像我們現在看“北京人”時期一樣的古老原始。

　　在周口店遺址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範圍裏開闢現代人的陵園，如果猿人洞是“北京人”之家，這樣的景觀是不和諧的；如果猿人洞是保存“北京人”遺體的死人洞，那是喧賓奪主更不協調，尤其設置在遺址保護核心區。另外，陵園的中國特色十分明顯，院士們的墓碑，前有石供桌和石香爐，四週漢白玉雕圍欄環繞，此外還有巍巍顯赫的祭文石碑，而一般工作人員的墓只有一塊小墓碑，反差太大了，人活着的時候有等級待遇，死後也仍然不能平等。

　　我很嚮往周口店，我很喜歡泥河灣。泥河灣是我的第二故鄉，我的科學生涯主要在泥河灣，從1972年開始至今每年都會到泥河灣盆地進行考察研究，研究時間是我在泥河灣盆地的最大資本。2001年退休後，我在陽原縣東谷坨村創辦了一個“泥河灣猿人觀察站”，每年天氣暖和的時候就住在那裏。我的嗜好很少，打牌、抽煙、喝酒、聊天都不會，最大的愛好是跑野外，最大的氣質是不怕孤獨。鋻於與泥河灣的情感，退休以後我就選擇在泥河灣盆地科學養老。泥河灣盆地的地層和舊石器十分誘人，那裏的語言和生活習慣以及文化背景與我少年時期生活的故鄉差不多，尤其是吃糕，這是我最喜歡的食物。原來我想繼續做有意義的事情，來回報泥河灣大地的恩賜和當地民眾的幫助，看來是非常力不從心的。我曾經希望死後埋入“泥河灣層”中，與泥河灣的地層融為一體，幾萬年後變成化石還可以發掘出來供科學研究，現在看來這也是一廂情願，而且國家規定必須火葬，祼體深埋土葬無疑也是不會許可的，那就最後耗費點寶貴的能源併為北京可恨的霧霾增加點煙塵和PM2.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