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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連海,男,1935年6月16日生,山東單縣人。1961年畢業於蘭州大學生物系,博士生導師,古鳥類學家,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
孔子鳥的命名人—侯連海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古鳥類學者,是世界上迄今描述古鳥類最多的科學家,研究成果在國際上産生了廣泛的影響:《世界名人錄》收錄的華人科學家;中國動物學會、鳥類學會、古脊椎動物學會會員;1997年獲第三屆尹讚勳地層古生物學獎;1999年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和2000年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他是一位立志與古鳥類廝守終身的學者。70年代,他對中國的新生代鳥類化石進行了系統總結,名聲遠播,進入80年代,他又揭開了中國中生代鳥類研究的序幕,1984年他研究了中國中生代第一塊鳥類化石標本—甘肅鳥。進入90年代,他首先發現了孔子鳥類群的大量化石,這對鳥類的早期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侯連海:周口店的鳥類化石決定了我的研究方向
我在探索中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我1961年畢業於蘭州大學生物系動物專業,專門研究脊椎動物。畢業以後,我一開始到哺乳動物研究室工作,後來大概在1963年,因為現代骨骼很多標本由我來整理,我又是學脊椎動物的,所以就把我調到標本館裏面專門做現代骨骼鑒定。大概做了兩三年,到“文化大革命”後期,現代標本都鑒定完了。我們所裏建立了一個現代骨骼標本室,有老先生説,這裡有亞洲最全的骨骼,是最好的標本室。後來又把我調到低等脊椎動物研究室,我就研究起爬行動物來了,一開始是研究蜥蜴,後來又研究了安徽的恐龍等。
如果沒有周口店這麼多鳥類化石的話,我可能搞不了鳥類。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研究所就缺兩個專業,一個是搞鳥類的,一個是搞兩棲動物的。這兩個專業沒有人願意搞。這是楊鐘健—我們的老所長一直挂在心上的,要填補這兩個空白。我進到所裏的時候是1961年,又是學生物出身的,而且是脊椎動物業,對鳥類當然有一定的感情。那個時候我們所裏有一個標本館,裏面有一部分周口店的鳥類化石在那裏,我一看真不少,在庫房裏面又找出來很多。後來我決定要研究周口店鳥類的時候,又找出很多鳥類化石。我還從福州標本廠買了一大批鳥類骨骼標本。我們同事都説:“你假公濟私。”我説:“鳥類標本確實最多,他們有,我們就可以進。”
周口店的鳥類化石這麼多,正好趕上北京猿人發掘35周年慶典,要開學術會議。那個時候我們所學術委員會決定,讓我來負責進行周口店的鳥類研究,而且要在會議上做報告。這是在會議前大概一年左右的時間確定的。這個時候我就緊張了,那是在80年代,“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我記得很清楚是在民族飯店開的學術會議。我經過一年的研究,得出了周口店鳥類大概的提綱,鳥類的種類也基本上摸清楚了,在會議上都做了報告。從那以後我研究鳥類的方向才正式確定下來,所以周口店的鳥類決定了我的研究方向。但是,很遺憾,我所有研究鳥類的成果楊老都沒有看到。
我的事業從周口店開始起步
我剛來的時候,我們所裏人還很少,總共大概百十個人。我們這些年輕人一到所裏,老同志們就帶着我們先到各個研究室,然後拉我們到周口店。我記得那兒有一個小洋房,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那個小房子是專門接待蘇聯專家的。我們去都住在那裏,裏面幾個地點我們也去看過,第一次印象很深刻。可以説從我第一次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那裏的地質地貌都沒有多大的變化。前面的周口店沒有水了,但是夏天下大雨決定了我的研究方向的時候還有流水,還有鐵路,但那時鐵路好像不通,現在通着。遺址的北邊是一個佛教的遺址,我們還到那裏去看。後邊山上也很廣闊。在我的印象中這真的是個很好的地方。當時在一起工作的考古界的老同志們現在都各奔東西了,比如説黃慰文,還有尤玉柱、黃萬波,還有邱中郎。邱中郎比我年紀還大,他現在八十多了。吳新智那個時候年紀比較大了。我研究鳥類化石,其他人都不懂。但一看我研究這些東西,他們都對這些骨頭很好奇。因為哺乳類研究牙齒比較多,爬行動物更早的骨骼比鳥類化石大得多,再小的恐龍化石也比鳥類化石要大。所以我研究鳥類化石以後,雖然我沒有講,但是野外工作的同志就注意給我採集化石了。很多我研究的鳥類化石,新生代的基本上都不是我採集的,都是別的同志幫我採集的。比如搞哺乳動物的王伴月在河南給我採了兩批化石,我發表了幾篇關於始新世鳥類的很好的文章。比如説顧玉珉在江蘇給我採集了中新世的化石。後來我還自己去了一趟,挖了一些化石回來。我們那個時候,同事之間的關係非常好。研究室一個月至少要開一次學術研討會。比如説我研究鳥類,可以在研討會上向大家報告我的進展情況,搞恐龍研究的,可以把恐龍的研究情況介紹出來。
2006年周口店陳列館裏面需要重新佈置,有一些新的化石被擺出來了。那個時候是王志苗打電話讓我去的,説你來看看我們新佈置的一些化石,再看看鳥類化石,有沒有我們搞錯的,名字跟化石對不上的。我記得我是跟我老伴一塊去的。我一看,的確有個別種類跟説明牌不一樣,但基本上算可以。
對我本人來講,要沒有周口店那麼多化石的研究,我説不定還不向鳥類去發展。我研究鳥類化石就是從周口店開始起步的。我們國家以前沒有專門研究鳥類化石的,從我開始才有專門的研究人員,我自己搞了二三十年。第二個就是周忠和,他1993年去的美國,他原來是搞魚類的研究生,後來到美國讀的博士,專門搞鳥類了。第一塊遼西鳥類化石是他發現的。當時他不認識,所以拿給我看,我一對,他拿回來的幾塊中有一塊是完整的,就是後來和金帆他們幾個研究的那塊化石。現在所裏搞鳥類化石的還有張福成,是我的博士後。張福成現在也帶博士了。還有周忠和的研究生也有一些留到所裏。他們現在沒有接觸過新生代,包括周忠和也不研究新生代,他主要是研究中生代。因為新生代的難研究,沒有現生鳥類的基礎,沒有鳥類骨骼的基礎是做不了的。
新生代和中生代可以説是連續的、延續的,但是中生代的鳥類骨骼跟新生代的,尤其是跟現在更近的更新世相差很遠。比如説肱骨上面沒有氣孔,有的有兩個氣孔,有的至少一個氣孔,好多近端沒有的,很多關節也很原始,還沒有形成。有一些和恐龍類基本上相近,骨骼構造很原始,包括頭骨也沒有癒合,分成了零散的很多塊。要有新生代鳥類研究的基礎,才能更深入研究中生代鳥類的演化和起源,所以這個不是孤立的。像我出的《中國遼西中生代鳥類》這本書,就把咱們國家中生代鳥類總結了一下,從“甘肅鳥”到內蒙古的,再到遼西的“孔子鳥”。後來又跟周忠和和張福成一塊專門把遼西的中生代鳥類總結了一下,他們兩個研究出了後面一部分。我如果沒有在周口店一二十年研究鳥類的基礎,也不可能很快地把遼西的鳥類都弄完。
華盛頓召開第四屆古鳥類會議的時候,會議結束就確定下一屆在我們國家召開,就是2000年在我們國家召開了一次中生代古鳥類會議。那一次很成功,來的人也特別多,比任何一屆參加的人都多,還到現場去參觀。我們有的同行就跪在孔子鳥類化石邊上吻它,這種感情可以理解。
脊椎動物之間是互相聯繫的。因為人類最早的時候,就是從魚離開水到陸地上來,先經過兩棲類,再到爬行動物,然後可以産卵,這才真正脫離開水了。兩棲類還沒有完全脫離開水,卵還要下到水裏面,比如説青蛙不是都要在水裏面下卵變蝌蚪嘛,還是軟殼的,不是硬殼,只有爬行動物才有硬殼。有一類叫作獸齒類爬行動物,是爬行動物中向哺乳動物發展的一個重要類群。爬行動物中演化成哺乳動物,其中哺乳動物中的靈長類才進化成人類。不管你在研究哪一個門類,彼此之間都是有聯繫的。
我在鳥類化石研究方面的成果
北京猿人已經知道熟食比野生採集的生肉要好吃。為什麼我提出這種説法?因為第1地點發現的鳥類化石50%以上都被火燒過,種類很多,我記得有108種,而且都是單個的骨頭,小的鳥類更多,比如説雀形類的、小型鵪鶉這一類的。鳥類是趨光的,晚上看到洞裏面有光就朝那裏飛,飛到火裏面就燒死了。猿人看到飛的東西,吃起來發現比生吃好吃。所以我説,當時燒過的鳥類是猿人的食物之一,我提出這樣的觀點,大家聽了很感興趣。
我首先是把周口店的鳥類化石研究一遍,原來應該是出一本書的。為了快,文章壓縮以後出在專刊、季刊上,這是一個最明顯的成果,當然世界影響也比較大一些。我鑒定了一共是108種,我鑒定的新的東西比較少,只有四個新物種,其他都是老的,主要在周口店第1地點裏面。像周口店這種有這麼多鳥類化石的遺址並不多。比如法國,它有很多遺址,但有鳥類化石的很少,有的地方乾脆沒有。我至少用了五六年時間進行周口店鳥類的研究工作,文章出來時已將近十年。在這期間我又研究了很多其他地點的化石,像河南、新疆、湖北。尤其是1984年,我研究了甘肅玉門鳥類化石,我給它起名叫“甘肅鳥”,是中生代的鳥類,也是我們國家第一塊中生代鳥類化石。所以中生代鳥類化石出來以後,《中國科學》上一發表,在世界上影響很大。我的同行來了以後説,在美國你研究甘肅鳥化石的報道幾乎是家喻戶曉。“甘肅鳥”是比較進步的鳥類,它是很明顯的涉禽類,像黃昏鳥、魚鳥都是晚白堊世,很特殊的一種鳥類,不是真正鳥類演化主旨的部分。這些周口店鳥類的化石,我們原來的標本館裏面有一部分。還有從我們所的庫房裏,特別是人類室倉庫裏面找出來一些。周口店也有,還有一部分可能我沒有蒐集到。我在推斷一個種類鳥類化石的時候,一是靠資料,二是靠現代骨骼標本,除了這些還依靠各個科的特徵進行鑒定。周口店屬於中更新世,好些屬於晚更新世,像山頂洞人儘管有鴕鳥,但它是很近很新的了。
周口店的研究成果我總結了一下有四點。第一,周口店更新世鳥類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類群之一。這個類群以雀形類為主,小型鳥類,還有隼形目和雞形目,這是重要的一條。第二,周口店地區更新世的鳥類化石早中晚都有,反映了當時的生態環境是不一樣的,可以與研究哺乳動物的相對應。第三,周口店地區的更新世鳥類是北京猿人重要的狩獵對象。第四,周口店的鳥類化石絕大部分都是現生鳥,絕滅的種類很少,這也是這個類群裏面明顯的鳥類進步性特徵。
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我主要專注研究中生代鳥類,特別是甘肅、內蒙古、河北、遼西中生代鳥類化石,我是研究最早也是最多的。前段時間北大舉辦了一個“化石周”,叫我去介紹。我説遼西的中生代鳥類化石的確在世界上影響很大,可以説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也不一定比遼西多。我的“孔子鳥”文章出來以後,美國《發現》雜誌兩次報道,一次是“1996年世界科技發現一百項之一”,大概1998年又報道了一次。
我對未來鳥類化石研究的期待
關注周口店的鳥類化石,應該關注它的鳥類群,甚至整個生物群,收集種類更多的鳥類化石,看看這個群落是不是我鑒定的108種之中的?是不是還有其他種類?比如説雀形類生活在草原陸地這種環境,是不是還有其他生活在潮濕環境中的鳥類,也要給予關注。周口店那個時候下面有一條河。我當時想,周口店環境應該是比較潮濕的。因為真正乾旱的環境,北京猿人生活是比較困難的,只有在潮濕濕潤的,植被比較好又很豐富的,水源也比較充裕的環境下,人才能很好地發育。
比如説山頂洞人離現在一萬多年,那時的氣候跟現在的就不一樣,所以主要是通過鳥類群的研究,來探討當時的生態環境及其演變以及對現在生態環境的影響。鳥類是研究古氣候、古環境很重要的、很具有標誌性的生物群。因為鳥類很敏感,比如説現在研究鳥類遷徙的起源,從什麼時間開始的?春天從北向南飛,一到秋天由南向北飛,這個遷徙的規律是什麼時間形成的?一般來講,都是從更新世開始形成,到底是中更新世,還是早更新世?因為化石沒有那麼豐富,得不出很確切 的結論。我希望我們周口店能夠更進一步地發掘和收集鳥類化石,從生物群的角度來分析整個大的生態環境,這是跟人類直接有關係的。同時還要注意收集新的鳥類化石,看看跟原來我研究的這些,有沒有不一樣的,能不能在生態環境上有所突破,或者有所增進。這樣對我們研究“北京人”的生態環境、演化進化更有幫助。希望現在的研究人員能夠把周口店的鳥類比我研究得更精更深,出現更多的成果。
現在我們研究鳥類的可多了,尤其是遼西中生代鳥類出現以後。比如説我之前提到的所裏的周忠和、張福成,現在是在職的最老的研究人員了。還有遼寧瀋陽師範大學,我幫助他們建立了一個研究所,也有一批研究鳥類的人員現在也很有名了。還有山東臨沂大學地質係有一支研究古生物的隊伍。他們中有一批人跟沂南縣博物館合作,申請了幾次國家基金研究鳥類。還有首師大我一個博士生,現在是教授了,她也研究了一些並且研究得很好,是鄭光美先生的學生。因為鄭先生帶不了古鳥類,就我們兩個一塊帶,所以他把古鳥類和現代鳥類結合起來研究,出了不少成果。
從我開始研究鳥類化石大概有二十多年了。過去研究的人少,現在我們國家研究古鳥類的人員算是不少了,可能比其他國家人員都多,因為我們的鳥類化石發現得很多,而且會越來越多,除了遼寧,湖北甘肅、山東也出現了。隨着化石線索越來越多,研究人員也越來越多。鳥類學科是科學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它既是生物的一部分,也是地質的一部分,全名叫作地質古生物。雖然它是一個邊緣科學,但它既有其,也有其重要性,所以也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財力投入讓它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