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新：我把青春獻給周口店

　　袁振新

　　1937年11月18日出生，1960年10月畢業於四川成都地質學院地質測量與找礦專業（又稱普查係），同年10月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古人類研究室工作。參加過雲南元謀人、陜西藍田猿人發掘並任隊長。1979—1992年參加北京猿人遺址發掘任隊長，1982年起任周口店遺址博物館管理處主任，職稱為副主任館員（即副研究員），1997年退休。

　　1994年被中國科協任命為中國科學探險協會奇異珍稀動物（野人）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野人協會執行主席之一），參加湖北房縣神農架野人考察20多次（現任顧問）；北京市科技委員；九三學社原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主任委員；房山區原政協常委。

　　我在周口店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情

　　打倒“四人幫”以後，科學院立了個項目，在周口店要搞一個綜合研究。當時科學院非常重視，1977年在周口店開會，當時裴文中、賈蘭坡、周明鎮、吳汝康等人，還有院裏的副院長都參加了。當時任命誰來主持這個項目呢？裴老、賈老、吳汝康、周明鎮都同意我去。因為我是學地質的，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主持藍田、元謀遺址的發掘，並擔任隊長。他們覺得我做這個工作比較適合，於是我就參加了周口店綜合研究的發掘工作。周口店綜合研究有13個項目，有4個院校，五六個院士參加。當時集中了全國地質、洞穴、古人類、古氣候、植物、土壤、年代分析等各方面的專家，一共有一百多人。大家就住在周口店，按項目分別去做，最後出了一本書叫《北京猿人遺址綜合研究》。

　　綜合研究工作開始以後，周口店就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重視，因為“文化大革命”以後百廢俱興。我也被周口店留下來了，先叫我當業務負責人，就是當副主任，當時賈蘭坡還是主任。到了1982年的時候，所裏又任命我當管理處主任。從那以後，我就一直在周口店工作，待了14年。我負責周口店工作的時候，還在全國各地搞了好多古文化遺址調查，共有四次列為當年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發現第一名。

　　周口店申請世界文化遺産時，我負責了大量包括測量、收集資料等在內的工作，甚至很多照片的拍攝都是我親自做的。賈老特別支援這個事情，當時很困難，我們盡可能用很少的錢辦大事情。國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也非常負責任，制定了詳細的條例，把周口店列入了國家保護計劃，這樣整個遺址就得到了保護。當時還涉及水泥廠的拆遷問題，我多方協調，幫助他們另建新廠，所以這樣一來我不但解決了周口店遺址的保護問題，而且把周口店水泥廠的問題也妥善解決了。當時我覺得這個工作做得非常完善，也算是我在周口店做的一個貢獻吧。

　　進行綜合研究的工作，我在周口店要協調十幾個單位，一百多個科研人員，難度可想而知，但我還是克服困難，圓滿完成了任務。

　　我在周口店的另一個工作，就是搞了一個內部培訓，所有周口店的員工，都參加咱們國家文物局的培訓，聽專家們講課，讓他們了解周口店在國際上的地位和意義，這是我做的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周口店當時有個特殊的難題，就是每個禮拜有一天閉館學習。參觀者們坐車來了，比如那些大學生畢業之前，到周口店來參觀一下，結果因為我們有學習要關門，把他們拒之門外，這樣反應就非常大。我當時把人民來信一封一封地看，看的結果我覺得這個是個很大的矛盾。周口店遺址代表國家，在北京是代表我們的首都，全國各地來參觀的人，怎麼可以把他們拒之門外？有外賓參觀的時候內賓就停止參觀，觀眾也會有意見。我就繼續採用賈老的做法，設置意見本，我每一天都查看，每個意見都回復。最後我總結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管理處要樹立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但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就組織員工到全國各地去參觀。我説，你們出去參觀以後你們就知道周口店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一提周口店，人家用老大哥來形容，因為我們周口店是世界以及中國考古人員的一個培訓基地。我們1956、1957年參加培訓的人，基本都在全國省級地級博物館、文化廳當負責人。所以我們一去人家説這是老師，我們接受培訓的地方來的呀，對我們非常尊敬。他們出去一感受，思想大提高，然後就同意我的意見—周口店遺址365天天天開放，中午也不休息。這個在博物館系統的影響也很大，很多人説周口店開了一個非常好的先例。我覺得這個事情我做得非常到位，讓每個員工都接受我的意見，讓他們到全國實地考察，親身感受到周口店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文革”以後，1991—1993年，吳汝康院士，當時的副所長，申請了一個20萬元的所重點項目，任命我帶隊在周口店進行發掘。當時裴老説東坡是一個塌下來的洞頂，都是大石頭，所以1958年炸了一下，沒有炸下來。後來我就想了個辦法，就是從東坡的東洞口往西挖。這樣做有兩個目的：一個就是東洞口比較松散，躲過了塌陷層以後容易往裏挖。那個地方出了一個成果，挖出來了一具象骨。這只像是個幼年象，成年象猿人打不了。但是這只像是被解剖了的，應是猿人把它打了以後解剖了，這算是猿人在周口店東洞口狩獵的一個證據。所以我想以後參觀直接從東洞口進入，一進周口店就先進洞參觀，然後爬上來，再回到館裏參觀。整個參觀路線，一進去讓人感覺像是進了猿人生活的環境了，裏頭搞些雕塑，把猿人當時生活的情景復原起來。但後來這個設想沒能實現。

　　我在周口店發掘的時候，有幾個比較重要的事情。一個是周口店猿人遺址的年代問題。後來我就請了貴州的一個搞年代測定的研究人員，我們合作了四年，把周口店所有地層用分析研究鐘乳石的方法—把延伸到洞底下的鐘乳石做了採樣，逐一研究，最終把年代搞清楚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成功，在國際上發表了很多文章。還有一個是用火的問題。當時發掘出來的火很新鮮，就是燒糊了的石英石器，還有燒的發藍的骨頭。周口店科研方面的綜合研究，通過對石器和骨頭的分析，把用火的問題也搞得比較清楚了。當時發掘工作的研究也驗證了裴老、賈老等前輩的工作。

　　周口店那些讓我感動的人和事

　　在周口店有一些人和事情讓我非常感動，一個就是聯合國世界遺産保護處的副主任吧，一個伊斯蘭教的人，到北京來了。因為我知道他是伊斯蘭人，就在周口店附近找了個伊斯蘭的餐館，請他吃了一頓飯。他説，我到北京基本上吃不飽，但是到了周口店我吃得非常飽，非常感謝你，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助的，我可以幫助你們。我説，我們周口店現在的地下洞穴不清楚，能不能找一個單位，把地下洞穴用現代方法來測定一下。結果他説好辦，法國有個公司專門幫中國的核電站測地基的，是世界最權威的一個單位，不要你們出錢。後來 袁振新：我把青春獻給周口店就幫我們請來一個非常負責的工程師，他愛人去世他都沒回家，這個人了不起。我就説這個法國工程師是法國的白求恩，而且他還建議請法國的公司給予支援。這是我們周口店得到的國外資助1600萬法郎的重大項目，把龍骨山地下洞穴群徹底弄清楚了，這讓我非常感動。

　　還有一個事情令我非常感動，就是美國紐約警察總局副局長兼審判廳廳長，叫莫虎，是華人在美國擔任職務最高的警察。這個人非常謙虛，他坐車坐到底下就自己走上來。還有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到周口店參觀過，他下命令讓所有隨行人員下了車步行上周口店。李光耀是福建人，他愛人是上海人，講的一口非常好的普通話，這兩個人給我印象特別深。我們的所長周明鎮講解的時候，他一直非常認真地聽，而且他説他不能用香水，因為接待室不能用香水。這是李光耀對我們周口店遺址的尊重，讓我非常感動。我們接待過很多國際友人，在這些過程中我感受到周口店在世界人民的心目當中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對我教育意義非常之大。所以我這一輩子，把青春獻給了周口店，是一點都不後悔的，而且覺得非常榮幸。我這一輩子在周口店從1979年發掘開始，到1992年離開，這14年是我人生最寶貴的一段時光，也是最值得紀念的一段時光。

　　我在周口店的時候，國家很困難，所以科研機構的經費非常少。我們周口店是咱們北京第一個挂上大理石牌子的花園式單位。我覺得非常光榮，當時在中南海紫光閣開的發佈會。而且我在周口店的這幾年，所有評比周口店都是先進，沒有一次落下的。這與我們周口店全體員工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當時包括我和劉振揚、李蔭芝、邱子峰等在內的這個非常團結，真正是做到為人民服務，沒有考慮個人利益的。我們都是第一個上班，最後一個下班。我在周口店每天只睡4個小時，其他時間都用來學習管理。我收集了所有管理的資料，我有個筆電留在周口店了，記錄的就是關於周口店遺址的管理。

　　我在周口店晚上基本上是兩個小時醒一次，因為每天晚上要出來巡查一遍，防止失火，所以就養成了每兩個小時醒一次的習慣，到現在這個習慣也改不了。但白天我的精力還非常充沛，每天的事情都排得滿滿的。每天的工作都先做列表，先做最重要的工作，即A-1，然後做A-2,A-3，這樣既充實又有序。

　　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曾在周口店開十天會，研究當時評選院士的事情。周光召院長的秘書葛能全是我的同事，他説周光召經常睡不着覺，是個麻煩事，會影響第二天的討論。我説我有辦法。我養了一盆蘭花，長得非常好，人家出二十萬我都沒有賣。我就把蘭花放在接待室的旮旯處。第二天周光召説，我今天晚上怎麼睡得那麼好啊？我問他有什麼感覺，他説他覺得晚上聞到了非常好的香味。我説我給你放了盆蘭花，我把它送給你。他説不行，這是周口店，我怎麼能拿東西呢。在周口店開十天會，居然把周光召的失眠治好了，我感覺很自豪。我給周光召講解的照片現在還在所裏會議室挂着呢。還有當時考古學會理事長，他是考古研究所所長，到周口店參觀以後，給我寫的信我一直留着。這個人就是咱們考古界的大權威—夏鼐，他來了以後我給他講解了四個小時，他一直認認真真聽，他比我大二十歲哪。他説我第一次聽到這麼全面地講解周口店的歷史。我覺得我接待的這些人，都是學問大卻又很謙虛的人，都給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我們周口店有正式編制的講解員加行政管理員不到二十個人，卻管理了一個世界文化遺産，當時這些員工的工資都是所裏發。周口店的綠化是我們北京的園林局局長，我們賈老的好朋友單老來規劃的。原先周口店是荒山禿嶺，所以周口店的綠化賈老、單老，還有劉振揚，他們的功勞非常之大。我去了當然更認真了，開始大家種樹效果不好，成活率不高。後來我採取了辦法，就是挖了土以後，把黃土填進去，栽上樹以後，用塑膠薄膜蓋上。這樣做一是不長草，二是不蒸發。搞綠化老王天天澆水，最終周口店綠樹的成活率達到百分之八十七。後來我還弄了個“錯事”，把野山杏嫁接成甜杏了，這下大家都去採杏吃，只好把嫁接的全扳掉了。我把花房也搞起來了，恐龍展的時候是冬天，我把花房的花拉來佈置。所有參觀的人，包括我們的院長都問，大冬天哪來那麼多花？南方的含笑（又叫香蕉花）、君子蘭等二十多種花很怕冷，我就請一個老工人每天晚上看著，確保室內的溫度。所以我是下了很大功夫才把綠化搞好。

　　在我們所非常困難的時候，我請來了賈蘭坡、裴文中、吳汝康、邱佔祥、祁國琴等專家培訓全國各省市的舊石器考古人員、人類學考古人員以及古脊椎動物專業學員。一共辦了四個訓練班，培養了二百一十個人。這些人回去以後，基本都成了各省的省博物館館長、文化局局長，而且發現了很多世界級的遺址。這二百一十個人，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這個學科撒下的非常優良的種子。在文物考古、人類學、體質測量，還有恐龍的復原、人類頭骨復原面貌等方面，這些人都成了頂級專家了。我們的古猿數量世界第一，好多東西都是曾參加培訓的人發現的。發現以後他們就跟我們合作研究，所以這也是我們所在周口店培養人才上做的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

　　現在為止我們周口店在舊石器時代的研究工作，世界上沒有一個遺址能超越。非洲有很多遺址，但是它們是分散的，非洲大陸前後幾千公里，沒有像我們周口店那麼綜合的。古人類、地層、動物化石、植物化石、部分年代史，所有東西集中在一個遺址。而且延伸多少年呢，要從13層開始，就是七十萬年，到山頂洞人，一萬四千年。所以我覺得周口店這個地位，從發現到現在沒有任何人能動搖。我們可以説是世界第一，所以賈蘭坡曾提過“周口店學”，的確周口店已經形成一門學科。當時我就準備成立一個裴文中基金會，全國各地的我們的學生非常贊成，都紛紛捐款。但是後來這個事情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成形。

　　但周口店也因為管理體制的問題，在遺址保護和開發利用方遇到不少困難，後來由北京市接管周口店，科研發掘仍由古脊椎所負責。現在管理系統理順了，建了非常漂亮的新館，新的班子繼承了周口店的光榮傳統，並將之發揚光大。

　　周口店的館長原先應該是賈蘭坡兼的，在周口店參加培訓班，畢業證書上都是蓋的賈蘭坡的手章。我覺得賈蘭坡這個人非常開明，我被任命主任的時候，所黨委徵求他的意見，他説袁振新接班我放心。因為我把他的那個設意見本的傳統給延續了下來。你們恐怕不知道賈蘭坡設的那意見本多寶貴，朱德、宋慶齡，甚至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都留下了簽名。我接了他的班後就繼續設了這個意見本，參觀者的反饋意見是非常寶貴的資料。

　　我們要樹立這樣一種思想，我們是代表人民管理周口店的，不是代表個人，更不是代表我們這個班子。對於全國人民來講，我們是代表首都來管理周口店。對世界來講，我們代表中國。所以我要擔起責任，把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傳承下去。

　　我記憶中的老先生們

　　把幾位老先生安葬在周口店也是我當館長的時候堅持的。我當時跟科學院打了報告，我説這些世界級的院士，像賈老是中科院院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裴老是中科院院士，吳汝康是中科院院士，他們對我們國家貢獻那麼大，放在周口店是合適的。後來墳墓建在老館的後面，專門修了一條馬路上去，綠化非常好，墓周圍都是柏樹。墳墓都是我和沈文龍一起設計的。我覺得我做了個好事，所以後來大家每年清明節都去掃墓。

　　楊老夫人很謙虛，她説楊老教導我的，你不要對所裏提任何要求。我説那我們全所的意願你不能不考慮嘛。她説這樣那我不跟他去，我將來不跟楊老在一起。我説那不行。我們北京開的新館，你們知道誰呼籲的嗎？就是我寫的稿子，楊老夫人呼籲的。當時北郊的恐龍館要拆遷建亞運村，可是恐龍化石沒地方放。楊老夫人説這些恐龍化石有新疆的、內蒙古的，人家老百姓捐給我們了，現在放在露天怎麼行，那樣做對不起全國老百姓。當時周光召院長，北京古動物專家兩百個教授、四十個院士，兩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致，認為楊老夫人提的好。於是撥款建了現在的新館。

　　楊老腦子非常好，我們在長江中游黃石大冶石龍頭髮現了一個舊石器遺址。楊老知道了就找我過去，他説袁振新，你怎麼不寫稿子？我説我寫給誰。他説寫給《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我説怎麼寫？他説就寫長江中游發現了舊石器遺址。我查了資料以前沒有，我就寫了，楊老給我簽了，後來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登了以後她還鼓勵我申請評國家文物局的十大發現。後來真就評上了當年十大發現。楊老還關心每一個人。我帶老工人們出差，快過春節才回來，買不到票。我排了四天四夜才買到，買完了以後我沒有票，就睡在座位底下送他們回來。後來楊老説你不能這麼幹，你是光棍一條，可老師傅要回家過春節，你怎麼可以到春節前才去排隊啊。

　　裴老有個願望，就是找到元謀人的下頜骨或者頭蓋骨。後來吳汝康副院長申請了經費五萬塊錢，租了推土機推，碰到化石就開始挖掘。後來裴老去了説，這麼幹可不行，元謀盆地那麼大，你應當多點開花。他説他在周口店發現第1地點以後，通過周圍調查一共發現了12個地點，最終是發現了22個地點。所以裴老這個人野外實踐經驗非常豐富，他在元謀給我的一個 啟發就是，不能説這個地方發現了，你就死盯在這兒。所以以後我每次出去，發現一個地點，就要連同周圍一起調查，才會有收穫。1966年他又在周口店發現了半個頭蓋骨，跟解放前那個後半個頭蓋骨一體，正好把一個頭骨的模型完整地做出來。所以裴老是了不起的人。

　　賈老在西侯渡發現了中國最早的舊石器。當時很多人不同意見，我就站出來了。拿出我撿的很多石頭，我説這是水衝的，不是人工打的，事實擺在這兒。後來賈老説小袁，我不知道你還有這一手，到西侯渡去撿那麼多石頭回來，真假石器都撿來了，你還真是粗中有細。

　　對周口店未來工作的期待

　　我希望周口店還要成為全國舊石器和古人類學研究的培訓基地。因為咱們一茬一茬新來的人不知道這方面的工作對國家的重要性。一個國家只有有了高度的文明，才能立足世界民族之林。而這正是我們的優勢，也是我們周口店的優勢。所以我希望他們定期地搞全國的訓練班，這個基礎性工作做好了，是我們國家給子孫萬代留下的非常好的資源。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民，“抗大”培養了我們的幹部，所以我希望周口店成為培養這方面人才的講習所和“抗大”。這是我的觀點。

　　我們周口店遺址留下的東西不多了，以後發現重要材料的機會也不多了，所以對遺址要採取絕對保護。我們周口店就剩這麼一塊了，將來要是都挖完了，剩個空洞，什麼對接就都沒有了。這也是賈老、裴老的意思，也是我們這些老一輩考古工作者的意思。周口店第1地點從頂到底還找得到連續的地層，世界上這樣的遺址幾乎沒有了，我們要把這麼完整的地層保護下來，還要防止雨水侵蝕風蝕。現在的地層，每一粒土都很寶貴，裏頭包含的碎屑非常之多，所以我希望周口店把遺址這一套地層要一粒不漏地保留下來，用高科技方法、噴膠的辦法把它保護下來，留給子孫後代。讓後來人用新的科技手段採集更豐富的資訊加以研究。

　　另外可以做普查，建立和人民群眾的聯繫專欄。全國各地來參觀的人説他們那有什麼什麼東西，要記下來，這樣可以給我們所提供線索。藍田人的發現，好多都是參觀的人提供的消息。館裏要有專門的研究人員關心這個事情，也可以派人出去調查。將來館裏還應該搞一個研究小組，到所裏進修。一個博物館沒有研究部門不行。

　　以前的老專家們有一個特點就是放眼世界。我們這個學科也是世界性的，要放眼世界，跟蹤全世界的最新的研究成果，然後落實到中國，跟上世界水準。我們中國的資源非常豐富，我們發現的東西恐怕不到千分之一，南方的洞穴好幾萬，我們調查的不超過三百個。所以一定要搞科普，要搞培訓，讓更多的普通人對這個學科有所了解，才能為我們提供更多的資訊。同時，我們也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資訊網，做到互通有無，這樣才能做到有上報、有跟蹤、有發掘、有保護。